序言

什么是纪录片？我又为什么要拍纪录片？

读者可能会想，好歹你也算是职业的纪录片导演了，这些疑问应该早就解决了吧。

但实际上，这种看似最基本的事情，反而往往是最难以捉摸的。比如，诸位读者中有谁是把“什么是人类”“我为什么要活着”这种问题搞得很清楚了再活着的吗？应该没有吧。至少我还没弄明白，但仍然作为一个人类每天活着。

我从1997年开始就以制作纪录片为生。算上给电视台拍的纪录片，迄今为止大概也创作了50余部纪录片了。但对于“什么是纪录片？”“我为什么拍纪录片？”这些问题，我至今仍然还不知道答案。我总是想象着可能直到人生的最后阶段，我都还会一边喃喃自语：“哎，还是没弄明白”，一边步履蹒跚地开着摄影机拍摄，最后从这个世界上消失得干干净净。

但是我不觉得因为想不通这些问题，就要放弃对纪录片的探求。因为即使不知道它的真实模样，也还是有“除了叫作纪录片以外，没有别的叫法的一些东西”确确实实存在着。不管是看到别人拍的好作品，还是在自己创作时，我屡屡会有一种“心醉神迷的体验”，即只能称作为“纪录片式的快乐”。

因此我才会对纪录片入迷，甚至有时把生命都投入到创作里面去。各位读者一定也有过被纪录片散发出的异样的魅力所吸引的体验，所以现在才会拿起这本书的吧。

实际上，纪录片对于它的创作者来说，也真的是有一种说不出所以然的魔力。一种云里雾里、不能预知下一步的感觉，或者一种无意中被牵引着去各种地方的压倒性的无力感，这就是纪录片的核心魅力吧，虽然听起来可能很不可思议。

我的最新作品是《和平》（75分钟，2010年），但当初完全没有创作这部电影的计划。2009年8月，一个韩国的电影节委托我拍摄一部表达“和平与共存”这一主题的短片。最初接受委托之时我一点干劲都没有，所以将其搁置了好长一段时间。

可是那年9月，我妻子的外婆突然病危。我和妻子决定把外婆在世的最后那些日子拍成电影，于是从纽约回日本，（夸张地说）那时候命运的齿轮就突然转动起来了。但当时在亲戚们的反对之下，我又不得不放弃那个计划，那时的我就如同筋疲力尽的矢吹丈一样失意至极，然而当我心不在焉地看着岳父给野猫喂食时，突然就找到了拍摄《和平》的灵感。

本来是计划按照电影节的委托，拍一部“关于猫社会的和平与共存的15分钟短片”，但在拍摄过程中，随着摄影机取景范围的逐渐展开，一回过神来已经形成了75分钟的长片。而且，电影完成后我还被世界各国的电影节邀请去，带着这部电影四处巡礼。在一些电影节上得了观众奖和最佳纪录片奖等奖项，也敲定了在日本全国的影院上映，甚至还写成了这本书。现在这种情况，当初是想都没想过的。

最开始也就是随便做做的心态，甚至在完成的那一瞬间都在想“这部电影真的有趣吗？”就像这样，并没有太大的成就感。但现在这部电影却成了我人生中不可或缺的重要作品。而且，在这些过程中那么多让我难以承受的曲曲折折，竟会让我感到一种被虐的快感，真不知该如何是好。

回过头想想，我最初的纪录片电影，即描写自民党选举活动幕后的《选举》（120分钟，2007年）的开端，也是源于一个偶然。

2005年秋天，我为了拍摄关于精神诊疗所“冈山合唱团”的纪录片《精神》（135分钟，2008年），开始在纽约的家里收拾行李，准备出发去日本。那时突然接到一封来自东京大学读书时代的同学桑田的邮件，说我们的另一个同学“山君”，也就是山内和彦成为了川崎市议会候补选举的候选人，于是我临时决定在回国拍摄“冈山合唱团”的同时，也去拍摄山内的选举战。

这位桑田君也是在假日里带着孩子去平时不怎么去的川崎游玩时，偶然看到街上贴着山内参加选举的海报，才给我发的短信。所以说命运真的很惊人，如果那天他有事去了公司，或者带着孩子去了迪士尼或者别的地方，那我就无从知道山内成为候选人的事，《选举》也就不会诞生了。

2007年《选举》被柏林国际电影节正式邀请，我作为电影导演的生涯就是从那里开始的。也就是说如果那天桑田没有去川崎的话，我现在很有可能过着不是电影导演的生活。纪录片就是这样一种东西，在它成形的过程中偶然发生一连串事情，其中只要少了一样的话，整个就烟消云散了，可以说是一种脆弱的艺术。

一说起电影，一般大家都会觉得是花几年时间准备，经过让人晕厥的资金筹集，在周到的计划之下完成的。事实上也的确如此，不只剧情片，纪录片也大多是计划性地、基于详细的脚本和周密的工作会议制作的。作为“大型事业”的运营方式，这是理所当然的事情，因为拍电影需要大量资金，而且大部分都需要很多人参与进来。

但我却对这种计划性的制作感到不适应，尤其是在纪录片的问题上。我慢慢感到越是做周密的计划以避免失败，往往越会失败。作品兴许也会变得十分无趣，因为纪录片的魅力就在于其存在的不确定性和脆弱性上。与此同时，只有当作者的预想与意图被现实碾压得粉碎、从心底里遭到背叛、既存的世界溶解之时，纪录片才会开始闪耀光芒。

我在拍摄前不做任何关于题材的调查，不写脚本，尽量避免和被拍摄的对象洽谈商议，基本上只是一边观察眼前的事实，一边独自漫无目的地拍摄。我把用这种方式拍出来的电影称作“观察电影”，它脱离了安全的、约定俗成的纪录片创作法，试图回归到纪录片的原点，即无法预见未来的“冒险”。

至今为止的三部作品里面，《和平》尤其没有计划性，甚至我自己都没有什么正在拍片的感觉，大胆地说就是“感觉似乎在拍着什么”的电影。就此来看，这部电影是一部将创作者的自我存在抑制到最低限度、最真实地表现出观察电影理念的作品。

反过来说，现在回味制作过程，会得到一些重要的启发，我很期待能够回答“什么是纪录片？”“我为什么拍纪录片？”这些本不能回答的问题。

当然，就像拍纪录片时不可预知未来一样，我现在也不知道能否成功。即使如此我仍然选择前行，这对我和读者来说，或许都是一种冒险吧。但我还是会义无反顾地冒险，因为这 “看上去很有意思”。这也就是每当我拍摄纪录片时直接而真实的感受。

只愿能同读者们一起怀揣这种“无根据的期待感”，走上没有终点的旅程，那便是无上的幸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