项目的去向

家族成员在我迫不及待要拍“牛窗外婆的电影”这个问题上产生了意见分歧，希望拍和不希望拍的人各占一边，而最关键的本人的意愿又是无法确认的状态。

从道理上讲，我想其实只要我把摄影机镜头避开那些不愿意被拍的家族成员，那么拍摄应该是可以继续的。因为对于家人们“希望拍”和“不希望拍”的这两种心情，我尊重哪一种都意味着不尊重另外一种。事实上，在我跟岳母广子商量“既然有反对意见那还是别拍了吧”的时候，她追问道：“那我和我弟弟、还有规与子希望你拍摄的心情，又该怎么办呢？”当时我觉得她的话非常有道理。

然而持反对意见的亲戚的态度和决心都非常强硬。他们说如果我坚持要拍摄的话，外婆去世了他们也不会参加葬礼。

说实话，这个说辞把我打倒了。如果有亲戚因为摄影机的存在而拒绝参加葬礼，那肯定会在将来留下很深的祸根。

他们的宣言就如同给我的最后通牒：“即使把亲戚关系破坏到不能修复的程度，你也要坚持拍电影吗？”

当然，如果我要做的话，我也做得到对他们说：“随便吧，这是你们自己的选择。”然后在家族成员缺席葬礼的情况下，还毫不在乎地开启摄影机拍摄。但那样的话就没办法描绘出“牛窗外婆周围”的每一个人，电影自身也就很难成立了。再说亲戚关系会变成怎样呢？我能光说一句“这是他们的问题”就了事吗？

如果是拍摄揭发当权者的不正当行为之类的电影倒还好，但是对这种让市井之人成为被拍摄对象的电影，我找不到理由在被强硬拒绝的情况下还打开摄影机。这一类的电影，如果拍摄者和被拍摄者之间不能建立一种“相亲相爱”的关系，那么是不可能成立的。不管怎样，反正很明显我完全没有得到一部分亲戚的信赖。反过来说，问题归根结底其实就在于信赖的有无。

我们放弃了这个项目。

上面也讲过，算上电视节目，我已经拍了大概50部纪录片。但是，不知道是幸还是不幸，我没有一次在中途放弃拍摄的经历。所以这次的失败完全是没预料到的。

这件事情比想象的还要让人难过。我联想到是不是流产的女性也是这种心情，然后自己都惊讶于竟然会这么想。不管怎么说，电影和小孩的流产，在心理和肉体上的伤害也完全不是一个档次的，我的想法或许太夸张了。

我告诉那些反对拍摄的人我对拍电影已经死心的时候，他们高兴地说：“是吗？太对不起了。不过这下子就好了，好了。”连我自己也意外地感到不舒服。我很明白他们没有一点恶意，没能得到他们的信任也有我自己的不足，所以我不想指责他们，但说实话，我真有种他们在为我的“孩子”流产了而高兴的感觉。

电影是没有葬礼的。只有规与子一个人和我一起吊唁夭折的电影。我们感到深深的孤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