结语

对于“柏拉图著作真伪”这个既复杂又简单的问题，我们似乎还需要对其核心观念进行界定。一般说来，文献学意义上的“真”本来没有什么好讨论的，出自柏拉图之手的著作就是“真”作。但在文献不足征的情况下，文献学意义上的“真”无法自我证明，而必须与思想上（或哲学意义上）的“真”联系起来的时候，这个本来十分简单的问题就变得复杂起来了。而且当文献与哲理的两种“真”交织在一起的时候，前者似乎就已经不那么重要了，我们此时更加关心的是这样的文献（不管是不是“真”作），究竟能够给我们的“思想之真”带来什么样的意义或内涵，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可以说“这些著作的真伪问题对于研究柏拉图的人来说其实没什么大不了的（of no great importance）”。[90]

就算我们首先必须弄明白文献学意义上的“真伪”（愈来愈多的人怀疑这种问题的必要性），我们也需要分别在这个问题上的“强硬”立场与“温和”立场。换句话说，有人所谓的“真作”乃是一字不差和原封不动出自该作者之手，这就是强硬的立场；而有人主张如果某件作品即便经过后世的编辑加工，甚至有所篡乱，加上了其他的东西在里面，只要与该作者思想契合，那么也算是该作者的“真品”，这种立场就温和多了。[91]

顺着这个方向，我们甚至可以再往后退——既然这个真伪问题对于哲学思考来说“其实没什么大不了的”，即，如果我们暂时找不到《厄》的作者，而它又与柏拉图如此密切，我们不妨有所保留地把它归在柏拉图名下。实际上，到目前为止，《厄》真伪问题的赞成派和反对派都拿不出过硬的证据，或者说现有的证据无法支持任何一派，那我们似乎就只好相信古人（比如说阿里斯托芬和忒拉叙洛斯），愈来愈多的学者认识到，我们没有理由去否认古人的话，更没有必要把现代人出于某种主体性心理需要的想法加在古人头上。[92]

不可否认，《厄》与柏拉图其他著作之间的确存在着许多不一致之处，比如说《厄》更强调天文、数术，而不重视辩证法，《厄》主张“五行”，在“四根”即火、水、气、土之外，还加上了一种后来为柏拉图主义和新柏拉图主义特别青睐的“以太”（981c5-6），而柏拉图的主要思想则只谈到了“四根”。[93]但这似乎并不能说明什么真伪问题，难怪有的学者认为“我觉察不出《厄》与《礼法》的文风之间有什么语言的差异，因此证实《礼法》明显地没有受到编者甚至微不足道的、本来会消除细小的语词上的不精确和矛盾的修订这一事实，使我不能相信柏拉图的及门弟子竟然把他们中某一人的作品当作柏拉图的作品发行。……因此我确信，对这篇对话录流行的怀疑，仅仅是真正应归咎于现在已被驳倒的、19世纪初对《礼法》的纯正性种种抨击的偏见”。[94]这句话无疑是很有见地的，同时也大可用来评价他本人对《米诺斯》等作品的怀疑。

由于年代久远，我们很难去判断古人作品的真伪。比如《论语》，我们基本上无法考证出某条语录是哪个门徒或哪个再传弟子所记，而且这种“记录”是不是多多少少带有创作的成分，也殊难厘清，毕竟《论语》与《朱子语类》大不相同。在这方面，我们无法像弗里德兰德（P.Friedländer）那么乐观，他认为《厄》的某些部分是柏拉图撰写或口授的，甚至过分天真地相信“彻彻底底的分析有可能把柏拉图本人所撰写的部分从那些属于奥普斯的、菲利普的部分中甄别出来”。[95]其实，在《淮南子》中辨析出哪一篇文章出自哪一位宾客之手，这既无可能，也无意义，除非有现成可靠的材料。

《厄》的可靠材料掌握在柏拉图亲传弟子手中，即如前所说，柏拉图学园（尤其早期）是柏拉图著作真伪的最大权威，只可惜这个伟大的思想团体宗奉柏拉图的隐微理论，外人和后人很难窥得柏拉图著作的全貌，既无法领其思想要旨，也无法判断其著作之真伪。因此，真伪问题的最终解决只能寄希望于出土更为全面和直接的早期柏拉图学园的文献。我们对柏拉图早期学园和前面几代弟子的深入研究也有可能帮助我们确定真伪问题，不过我们目前在这方面的研究还较为薄弱。在没有铁证的情况下，我们最好还是先把《厄》视为柏拉图的“真作”——尽管它所主张的理论与正统的柏拉图学说略有不同，但我们还不能因此就判定它是伪作。我们没有充分的证据判定《厄》就是伪作，甚至更宽泛地说，“在故意要冒充柏拉图著作的意义上，它们中的任何一篇都没有理由被看作是‘伪造的’”。[96]

我们似乎没有理由怀疑古人的品质（如果可以把“伪造”看成是一种蓄意的“恶”的话），他们无论是对神话传说还是对待客观的史实，似乎都不会故意说谎和伪造。我们毋宁把那些与历史的真实有一定出入的记载当成一种神圣的记忆，而记忆是容许出错的。但即便是模糊的记忆，也必定传达着一些美妙的东西：记忆女神毕竟是缪斯女神的母亲。因此我们可以在更为深刻的层面上理解古人各种各样的记忆，包括关于《厄》的种种传说，也包括那些更靠不住的宗教传说，一如库朗热的评价：“确实，这种记忆对我们来说意义非凡。没有它们，希腊人与罗马人的传说就不足为凭。那些传说故事，因离我们今人的习惯及思想与行为的方式太远，使人很难相信它们是真的，或且认为只是些古人不切实际的幻想罢了。但由古代的史记给我们留下的记忆，却使我们确信，古人对他们的历史怀有一颗诚恐诚惶的心……无意的错误、轻信和夸张是可能的，但有意的说谎则是不可理解的，因为这是一种恶，是对神圣史记的侵犯和对宗教的歪曲……对于欲弄清古代的历史学家来说，他们有理由相信，虽然史记中存在着可商榷的错误，但绝无胡编乱造的事实。”[97]这种说法完全可以用来概括柏拉图著作的真伪问题。

我们目前没有理由证明《厄》等著作是伪篇，并不表明我们对它所表达的思想就毫无警觉，而且我们并不是要忽略甚至抹杀《厄》与柏拉图其他著作之间的区别，恰恰相反，我们越注意其间的区别，我们越怀疑它与柏拉图有关，越觉得这中间可能隐藏着某种更深刻的东西。这种感觉有如格罗特对那些反对派的批评：我们越了解现代人对《厄》等著作真实性的怀疑，就越觉得与这帮学者分道扬镳乃是非常明智的。[98]而实际上，学界的确也越来越接受格罗特的看法——至少在风格学证明越来越不怎么样的今天。[99]人们现在对这些“伪作”的最低纲领是：先不要急于给它们判死刑，正如泰勒所说：“不管关于《厄庇诺米斯》的真相可能是什么，我至少确信，要假定认为它不是柏拉图的作品，尚言之过早。”[100]

在这种“言之过早”的情况下，我们应该充分认识到《厄》等作品的价值，这或许才是我们应该干的正事。越来越多的学者认识到，包括《厄》在内的所谓“伪篇”，都包含了大量柏拉图及其早期学园的学说，对后世产生了巨大的影响，[101]配得上“柏拉图著作”之名，在柏拉图全集中应该占有一席之地。[102]这些伪篇在古代不仅被视为“真作”，而且还往往被视为“柏拉图思想”的入门指南，比如阿尔法拉比（870-950）就把《阿尔喀比亚德前篇》和《厄》当作了柏拉图思想的门径。[103]就《厄》来说，泰勒甚至认为，“如果《厄庇诺米斯》是伪造的，那么，在整个《柏拉图全集》里发现的对算术哲学的最重要的见解，其纯真性我们必须不予置信”。[104]也就是说，如果我们怀疑《厄》的真实性，那么整个柏拉图思想体系似乎就会摇摇欲坠。至少，拒绝《厄》等“伪篇”，我们对柏拉图思想的理解必然会狭窄很多，甚至还会产生一定的偏差。[105]

柏拉图研究事业还有很长的路要走，西方也是如此（迄今似乎还没有一个权威的“研究版”或“评注版”全集——柏拉图《礼法》的详注本至今还未完成），我们应该借鉴公元1世纪到公元6世纪柏拉图经学史发展的经验，把我们的工作重点转移到柏拉图著作的研读上来，直接受益于柏拉图及其亲炙弟子，而首要的任务就是对柏拉图著作逐一进行评注和疏解，真正拜领古人恩赐。须知，“吾生也有涯，而知也无涯”（庄子），信矣乎！

（作者单位：四川外语学院中文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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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正如泰勒所说：“我们在较后的古代，没有在任何地方发现提到过一部我们至今还没有掌握的柏拉图著作”（《柏拉图——生平及其著作》，谢随知等译，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21页）。另参W.K.C.Guthrie.A History of Greek Philosophy.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75，V.4，p.39。

[2]Leonardo Tarán.Academica：Plato，Philip of Opus，and the Pseudo-Platonic Epinomis.Philadelphia：American Philosophical Society，1975，p.13。该书是第一部《厄庇诺米斯》的考订评注本，其结论虽有大可商量的地方，但其材料却非常翔实：《厄》译成中文也就两三万字，Tarán这部书却有四百多页，由此可见我们的西学还有很长的路要走，就算入个门恐怕也还要好几十年。

[3]参刘小枫译注：《柏拉图的〈会饮〉》，“译者弁言”，北京：华夏出版社2003年，第5页。

[4]F.Schleiermacher.Introduction to the Dialogues of Plato，translated by William Dobson，Bristol：Thoemmes Press，1992，“判断标准”，参p.32，“附录问题”，参p.134。由此我们大体可以明白“解释学”产生的时代背景及其历史使命，而不幸的是国朝名士似乎还没有完全认识到现代解释学理论的这种“先天”（a priori）不足。我们在这里不讨论“现代解释学”的时代上限及其与施莱尔马赫所谓的“古典解释学”的关系，而只是从其思想实质把它们都看作广义的“现代”解释学。其实，与古典学相比，解释学不过是现代人特别痴迷的空洞理论游戏而已。

[5]参Charles H.Kahn.Plato and the Socratic Dialogue.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96，pp.38-39。

[6]泰勒：《柏拉图——生平及其著作》，同前，第23页。

[7]文德尔班：《哲学史教程》，罗达仁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3年，上卷，第142-143页。

[8]W.K.C.Guthrie.A History of Greek Philosophy，V.4，p.40.

[9]泰勒：《柏拉图——生平及其著作》，同前，第27、30页。

[10]泰勒：《柏拉图——生平及其著作》，同前，第23页。

[11]尤其第四章“Platonic Canon，as Recognised by Thrasyllus”和第五章“Platonic Canon，as Appreciated and Modified by Modern Critics”。

[12]参George Grote.A History of Greece：From the Earliest Period to the Close of the Generation Contemporary with Alexander the Great.London，1872（这个版本把原先的12卷编成了10卷），见Thoemmes出版社2000年重印本，第7卷，第82-174页。

[13]Thomas L.Pangle.Editor's Introduction.The Roots of Political Philosophy.Ithaca：Cornell University Press，1987，p.6。Tarán认为泽勒尔对格罗特的批评就已经把格罗特的假设“撇到一边去了”（Tarán.Academica：Plato，Philip of Opus，and the Pseudo-Platonic Epinomis，p.5），但Pangle认为远不是这么回事，并逐一为格罗特辩护（参The Roots of Political Philosophy，pp.8-11）。Pangle对Tarán这部功夫之作似乎很不以为然（pp.15-16）。也许，小学功夫再好，但如果思路不对，其成果也颇为有限。

[14]关于格罗特的巨大影响（大名鼎鼎的John Stuart Mill称其为“前无古人”），参Kyriakos N.Demetriou[ed.]，Classics in the Nineteenth Century：Responses to George Grote，Bristol：Thoemmes Continuum，2003（四卷本）。关于格罗特的相关影响，还值得特别指出的是，他在维多利亚时代同样以充分的理由反对Wolf于1795年提出的现代“荷马问题”，其《希腊史》第一卷对上古文明的看法极大地冲击了那些“现代”的观点（参F.M.Turner.The Homeric Question，see Ian Morris and Barry Powell[eds.].A New Companion to Homer.Leiden：Brill，1997，pp.134-136）。

[15]现代人对柏拉图著作编年的看法，参Leonard Brandwood.The Chronology of Plato's Dialogues.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90。该书共23章（含导论和结论），每一章讨论一个专家的意见，其中大多是学界的柏拉图专家（包括W.Dittenberger和C.Riiter等德国重量级人物）。

[16]Ioannes Burnet（ed.）.Platonis Opera.Oxonii：Clarendon，1905-1910.

[17]J.M.Cooper，D.S.Hutchinson（eds.）.Plato：Complete Works.Indianapolis：Hackett Publishing Company，1997.

[18]上引Pangle所编的那本书就是施特劳斯学派慧眼独具的结晶。其中，施特劳斯亲自为《米诺斯》撰写解读文章，不仅丝毫不怀疑其真实性，而且直接把它当作了理解柏拉图《礼法》的桥梁（The Roots of Political Philosophy，pp.67-79）。而其弟子布鲁尔（Christopher Bruell）就把《恋爱者》（又作“对手”或合称“Rival Lovers”）当作了解〔柏拉图〕政治哲学原始意义的重要文本（同一著作，pp.91-110。关于布鲁尔对其他“伪篇”的看法，见氏著On the Socratic Education：An Introduction to the Shorter Platonic Dialogues.Lanham：Rowman ＆ Littlefield Publishers，Inc.，1999）。

[19]参刘小枫译注：《柏拉图的〈会饮〉》，“译者弁言”，同前，第4页。牛津十年前又在编辑新的柏拉图全集本，以代替Burnet的老版。新版据说更简洁、更准确，引证了更多的手稿。另，这些编本的“始祖”是1513年威尼斯的Aldine本，而这个现代出版的本子则是以十到十一世纪的手抄本为底本的。

[20]中译文参见第欧根尼·拉尔修：《名哲言行录》，马永翔等译，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2003年，第171-222页。

[21]参Harold Tarrant.Thrasyllan Platonism.Ithaca：Cornell University Press，1993，p.19.

[22]Harold Tarrant.Thrasyllan Platonism，pp.17-30.

[23]当然，这种夸大也许是后人自己弄出来的。因为材料不足，后人便过分看重了他的记载，因此才会产生这样的错觉，认为忒拉叙洛斯是柏拉图著作“四联剧”编法的创始人以及柏拉图著作副标题的始作俑者之类的错觉，从而产生了“严重的误导”（gravely misleading story of Thrasyllus'role，Harold Tarrant语，见Thrasyllan Platonism，pp.29-30），忽视了忒拉叙洛斯同时代柏拉图主义的影响，尤其忽视了柏拉图学园对于柏拉图文献的基准价值：最可信的记载当然在柏拉图的嫡系传人那里——只不过学园中人都把柏拉图的学说和文本视若珍宝，密不示人，结果让外人大行其道而已。

[24]Harold Tarrant把有关忒拉叙洛斯的材料收集在了一起，见Thrasyllan Platonism，pp.215-249。

[25]J.M.Rist，M.R.Dunn和H.Doerrie等人就把忒拉叙洛斯从柏拉图主义史中排除出去了，参Harold Tarrant.Thrasyllan Platonism，p.11。

[26]参Harold Tarrant.Thrasyllan Platonism，pp.11ff.。J.A.Philip极力主张这个观点，认为老学园时期就有了这种“四联剧”方式。

[27]Harold Tarrant.Thrasyllan Platonism，pp.9-10.

[28]Harold Tarrant在Thrasyllan Platonism中认为忒拉叙洛斯是柏拉图主义者，而数年后他又认为忒拉叙洛斯与其说是柏拉图主义者，不如说是柏拉图式的学者（Platonic scholar），参氏著：Plato's First Interpreters.Ithaca：Cornell University Press，2000，p.77。

[29]关于忒拉叙洛斯的柏拉图主义及其历史影响，参Harold Tarrant.Thrasyllan Platonism，pp.207ff.。

[30]Harold Tarrant.Plato's First Interpreters，p.80.

[31]第欧根尼：《著名哲学家的生平、学说和格言》3.61.7-3.62.4；中文本第203-204页，据希腊文有改动。

[32]Harold Tarrant.Thrasyllan Platonism，p.205.

[33]参Joachim Latacz.Homer，His Art and His World，tr.by J.P.Holoka，University of Michigan Press，1996，p.68.

[34]他们在校勘荷马史诗时，就表现出了非常严谨的态度，参T.W.Allen.Homer：The Origins and the Transmission，Oxford：The Clarendon Press，1924，pp.302ff；cf.G.S.Kirk.The Songs of Homer.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62，pp.304-305；Andrew Lang.The World of Homer.London：Longmans，Green，and Co.，1910，pp.222-245；默雷：《古希腊文学史》，孙席珍等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88年，第16页。虽为旁证，亦可见一斑。

[35]Harold Tarrant.Thrasyllan Platonism，pp.104-106.

[36]在Harold Tarrant看来，这也许是受到亚里士多德学园第十一代掌门人安德罗尼柯（Andronicus，鼎盛于公元前1世纪中后期）整理亚里士多德著作的启发（Harold Tarrant.Thrasyllan Platonism，p.106）。

[37]关于“（粗暴地）拖拉”一词的解释，参Tarán.Academica：Plato，Philip of Opus，and the Pseudo-Platonic Epinomis，p.4n.10以及相关文献。

[38]W.K.C.Guthrie.A History of Greek Philosophy，V.4，p.41。泽勒尔也作过类似的研究。

[39]柏拉图的思想在古代的继承和接受可以分为三个时期，柏拉图主义、中期柏拉图主义和新柏拉图主义，这里的“柏拉图主义”是一个专名，指柏拉图去世后一直到公元前130年左右，这段时期的学园较为忠实于柏拉图的思想。中期柏拉图主义从大约公元前130年（Antiochus出生）至公元204年，新柏拉图主义创始人普罗提洛出生，这个时期的柏拉图研究夹杂着大量的新毕达哥拉斯主义、怀疑主义、斯多阿主义和犹太教思想等。新柏拉图主义则持续到雅典学园于公元529年关闭，更为注重神秘主义和形而上学。而第一个阶段的柏拉图主义又可以分为三个更小的时期，即“老学园”（从柏拉图到Crates），“中期学园”（阿尔凯西劳斯发端）和“新学园”（Carneades〔前214-129年？〕）。

[40]参Harold Tarrant.Thrasyllan Platonism，p.203.

[41]参Tarán.Academica：Plato，Philip of Opus，and the Pseudo-Platonic Epinomis，p.5.

[42]G.Grote.Plato and the Other Companions of Socrates.London：John Murray，1867，V.1，pp.132-169；Cf.Thomas L.Pangle.Editor's Introduction.In The Roots of Political Philosophy，pp.6-8.

[43]这方面的文献较多，对于一般读者来说也太过琐碎，这里不一一列举，有心者可参考Leonardo Tarán.Academica：Plato，Philip of Opus，and the Pseudo-Platonic Epinomis，pp.3-19，尤其第14-15页，以及书后相应的参考文献。

[44]Leonardo Tarán.Academica：Plato，Philip of Opus，and the Pseudo-Platonic Epinomis，p.138.

[45]参Thomas L.Pangle.Editor's Introduction.In The Roots of Political Philosophy，pp.15-16。

[46]参J.Harward.The Epinomis of Plato.Oxford：Clarendon Press，1928，pp.29-30。另参泰勒：《柏拉图——生平及其著作》，同前，第704页。泰勒在这里语气温和了许多，只是说：“无论如何，我们必须承认，这部著作亚里士多德是知道的，他在《形而上学》1073b9中，暗中小心地提到它。”

[47]参Leonardo Tarán.Academica：Plato，Philip of Opus，and the Pseudo-Platonic Epinomis，pp.4-5。另参泰勒：《柏拉图——生平及其著作》，同前，第27-28页和第703-704页。

[48]J.Harward.The Epinomis of Plato，pp.30-31；另参泰勒：《柏拉图——生平及其著作》，同前，第27页。西塞罗的《演说家》见王焕生译本（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3年）第517页。

[49]泰勒：《柏拉图——生平及其著作》，同前，第704页注释1。另参J.Harward.The Epinomis of Plato，pp.32-33；Leonardo Tarán.Academica：Plato，Philip of Opus，and the Pseudo-Platonic Epinomis，pp.8-13。

[50]泰勒：《柏拉图——生平及其著作》，同前，第28页。

[51]泰勒：《柏拉图——生平及其著作》，同前，第703页。

[52]Leonardo Tarán分析了《厄》与《蒂迈欧》的关系，并认为“《厄》并不真正与《蒂迈欧》相抵牾”（Academica：Plato，Philip of Opus，and the Pseudo-Platonic Epinomis，p.11）。

[53]3.37.7-9，中译本似乎有错（第192页）。

[54]泰勒：《柏拉图——生平及其著作》，同前，第28页。

[55]“抄写”一词在希腊语中另外还有“复制、重写和更正”等含意，如果理解为“更正”之类的含意，那么菲利普在柏拉图《礼法》成书过程中的作用就太大了。但第欧根尼的用法以及此处语境都无法作如此理解。无论如何，该词只能译作“抄写”（参Leonardo Tarán.Academica：Plato，Philip of Opus，and the Pseudo-Platonic Epinomis，p.130n.543）。

[56]亚里士多德在《政治学》1264b27中说《礼法》是柏拉图“比较晚出的著作”（吴寿彭先生的译文，见中文本第61页；英译者Ernst Barker亦译为later，即“后来的”），而这句话也可以理解为《礼法》是柏拉图“最后的著作”。另参Leonardo Tarán.Academica：Plato，Philip of Opus，and the Pseudo-Platonic Epinomis，p.132n.554。

[57]Leonardo Tarán.Academica：Plato，Philip of Opus，and the Pseudo-Platonic Epinomis，p.7 with n.24.

[58]Werner Jaeger.Paideia：the Ideals of Greek Culture.Translated by Gilbert Highet.Oxford：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44，V.III，p.214，cf.pp.242，262，337n.12；cf.V.II，p.297.

[59]J.Harward.The Epinomis of Plato，pp.41-47；另参泰勒：《柏拉图——生平及其著作》，同前，第28-29页。

[60]J.A.Philip，R.Pfeiffer和C.W.Mueller等人就如此认为，参Thomas L.Pangle.Editor's Introduction.In The Roots of Political Philosophy，pp.10-12及相关文献。

[61]Leonardo Tarán.Academica：Plato，Philip of Opus，and the Pseudo-Platonic Epinomis，pp.115-139.

[62]参W.K.C.Guthrie.A History of Greek Philosophy，V.4，p.49。

[63]Gerard R.Ledger.Re-Counting Plato：A Computer Analysis of Plato's Style.Oxford：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89，pp.93，104.

[64]Ibid，pp.148-151.cf.p.197.

[65]Ibid，pp.168-169，cf.pp.199-200.

[66]Ibid，p.125.

[67]Ibid，p.121.

[68]参施特劳斯的文章On a Forgotten Kind of Writing，刊于氏著What is Political Philosophy？Chicago：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1959。

[69]另参Harold Tarrant.Thrasyllan Platonism，p.209.

[70]阿尔法拉比：《柏拉图的哲学》，程志敏译，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6年，第51-52页。另参Leo Strauss，How Farabi Read Plato's Laws，In What is political philosophy？p.153，另参氏著Persecution and the Art of Writing，The Free Press，1952，p.16。另参Gerald Press A.（ed.）.Who Speaks for Plato？Studies in Platonic Anonymity.Lanham：Rowman ＆ Littlefield Publishers，Inc.，2000。

[71]黑格尔：《哲学史讲演录》，贺麟、王太庆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60年，第161-162页。

[72]吴寿彭把“显白”一词译为“院外课程”，Ernest Barker的英译本（The Politics of Aristotle，Oxford：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46）则把它译作“works intended for the general public”（为一般公众所写的著作）。

[73]琉善：《出售哲学》，刊于《罗念生全集》，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4年，第六卷，第411页。

[74]黑格尔并不承认“隐微”和“显白”的区分，他在引用了邓尼曼那段关于隐微与显白的说法后，斥其为“毫无意义的说法”（同前）。

[75]泰勒：《柏拉图——生平及其著作》，同前，第21页。

[76]参Gerard R.Ledger.Re-Counting Plato：A Computer Analysis of Plato's Style，pp.73ff.。

[77]关于雅典学园的建立，可参见柏拉图写给自己的外甥、学园第一任掌门人斯彪西波的信（不过这封未见于史册的信只是由18世纪的一个修士抄下来的，其可靠性还有待进一步证实，不过亦可作为我们了解柏拉图思想及其学园建设的辅助材料，至少可以作为后人对学园建设的思考），见John Bremer.Plato and the Founding of the Academy：Based on a Letter from Plato：newly discovered.Lanham：University Press of America，Inc.，2002.

[78]关于柏拉图学园（尤其后期）的课程设置，参F.E.Peters.The Greek and Syriac background，in Seyyed Hossein Nasr and Oliver Leaman（ed.）.History of Islamic Philosophy，London：Routledge，1996，pp.46-47。

[79]参Harold Tarrant.Thrasyllan Platonism，pp.38-46.

[80]参W.K.C.Guthrie.A History of Greek Philosophy，V.4，pp.48-52。

[81]H.Thesleff.Studies in the Styles of Plato.Helsinki：Suomalaisen Kirjallisuuden Kirjapaino，1967，pp.7，33.cf.Thomas L.Pangle.Editor's Introduction.In The Roots of Political Philosophy，pp.6-8.

[82]Leonardo Tarán就判定《厄》978c1-2和981b3-986a7等处与《蒂迈欧》不合（穆勒认为980d3非柏拉图风格），因而不是柏拉图式的，参氏著Academica：Plato，Philip of Opus，and the Pseudo-Platonic Epinomis，pp.245，262等处。

[83]T.Gomperz语，参Thomas L.Pangle.Editor's Introduction.In The Roots of Political Philosophy，p.15。

[84]Thomas L.Pangle.Editor's Introduction.In The Roots of Political Philosophy，p.14.

[85]Leonardo Tarán.Academica：Plato，Philip of Opus，and the Pseudo-Platonic Epinomis，pp.15-16.

[86]U.von Wilamowitz-Mollendorff语，参Thomas L.Pangle.Editor's Introduction.In The Roots of Political Philosophy，p.14。

[87]关于现代语文学对古典思想的解构或破坏，参F.M.Turner.The Homeric Question，see Ian Morris and Barry Powell（eds.）.A New Companion to Homer.Leiden：Brill，1997，pp.123-145。关于现代某些古典学者对古典学的负面贡献，参Hanson，V.D.and John Heath.Who Killed Homer？The Demise of Classical Education and the Recovery of Greek Wisdom.New York：The Free Press，1998，passim.

[88]黑格尔：《哲学史讲演录》，同前，第二卷，第160-161页。

[89]黑格尔：《精神现象学》，贺麟、王玖兴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6年，上卷，第21-22页。在黑格尔那里，现代人（主要是他自己）研究的是“更深的原理，更难的对象和范围更广的材料”（黑格尔：《逻辑学》，杨一之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66年，第21页）。

[90]参W.K.C.Guthrie.A History of Greek Philosophy，V.4，p.41。

[91]C.W.Mueller的观点，参Thomas L.Pangle.Editor's Introduction.In The Roots of Political Philosophy，pp.13-14。

[92]参W.K.C.Guthrie.A History of Greek Philosophy，V.4，p.39，格斯里说：“我们没有理由怀疑古人的定论（verdict），也没有理由把这些著作【按指《论正义》之类的伪作】强加（saddle）给柏拉图”。

[93]参W.K.C.Guthrie.A History of Greek Philosophy.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78，V.5，pp.385-386。格斯里在这里采纳了Leonardo Tarán在Academica：Plato，Philip of Opus，and the Pseudo-Platonic Epinomis中的观点。

[94]泰勒：《柏拉图——生平及其著作》，同前，第703-704页。

[95]Leonardo Tarán.Academica：Plato，Philip of Opus，and the Pseudo-Platonic Epinomis，p.132n.553.

[96]泰勒：《柏拉图——生平及其著作》，同前，第24页。

[97]库朗热：《古代城邦——古希腊罗马祭祀、权利和政制研究》，谭立铸等译，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6年，第160页。

[98]格罗特的话参W.K.C.Guthrie.A History of Greek Philosophy，V.5，p.383n.3。

[99]参Gerard R.Ledger.Re-Counting Plato：A Computer Analysis of Plato's Style，p.82。

[100]泰勒：《柏拉图——生平及其著作》，同前，第29页。

[101]关于《厄》在柏拉图主义形成过程中的影响，参Leonardo Tarán.Academica：Plato，Philip of Opus，and the Pseudo-Platonic Epinomis，pp.155-167。

[102]参W.K.C.Guthrie.A History of Greek Philosophy，V.5，p.383；另参Thomas L.Pangle.Editor's Introduction.In The Roots of Political Philosophy，p.13。

[103]阿尔法拉比：《柏拉图的哲学》，同前，第39-40，51页。

[104]泰勒：《柏拉图——生平及其著作》，同前，第27页。

[105]F.J.E.Woodbridge.The Son of Apollo：Themes of Plato.New York：Biblo and Tannen，1971，pp.38-3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