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现代真伪问题概览

自从忒拉叙洛斯（Thrasyllus）在公元1世纪初编定柏拉图著作的“全集”后，这36篇作品，即，35篇对话和书信（共13封，合算作1篇），在古代就很少遭到怀疑（新柏拉图主义者普罗克洛斯除外）。但到近代以后，尤其是19世纪以来，绝大部分柏拉图著作都遭到了不同程度的质疑，学者们以不同的方式从不同的角度纷纷宣称古人笃信不疑的经典名篇其实不过是“伪作”。与此同时，也有不少学者“苦心证明”那些著作乃是柏拉图的“真作”。

由此可见，柏拉图著作的真伪问题与所谓的“荷马问题”、“圣经问题”和“苏格拉底问题”一样，主要不是纯粹的学术考据问题，而是“现代性”的义理问题，只有在一个疑古成风以求证当今之是、打倒偶像以凸现自我之高明的“现代”，才显得如此多姿多彩。这种看似鲜艳的学术花朵背后隐藏着极其破败凋零的思想世界，上述所谓的种种“问题”正是开放在现代性荒原上的“恶之花”。我们并不否认“考订”（athelizing）在学术上的价值，毕竟辨章学术、考镜源流乃是学术的根基。但“考订”蜕化为“怀疑”，并成为虚无主义的帮凶之后，它所取得的有限成就丝毫无法抵消它所造的罪孽，其旨趣和成就也就湮没不闻甚至荡然无存了。

有了这番预备性的考察后，我们在反思这个现代性问题时，也许才不至于重蹈覆辙。我们一方面不能因噎废食而全盘否定现代学术尤其在考订方面的成就，但同时必须时时提醒自己这个“真伪”问题的怪异乃至病态的背景，以使自己不落入现代性的泥沼：我们之所以不得不再次提起这个危险的“真伪”问题，恰恰就是一种为了忘却的纪念，更恰当地说，就是为了摆脱一种思想的梦魇（尽管它恰恰就是邪恶的盛宴），超越一种已经让人误入歧途的思维方式，重新把心灵纳入古人开创出的高明之道中来。当然，这仅仅是一个开始。

就《厄庇诺米斯》（Epinomis，以下简称《厄》）来说，16世纪的意大利人文主义者Francesco Patrizzi（1529-1597）虽然站在柏拉图的立场上来反对亚里士多德，堪称是柏拉图的忠实信徒，但他在其《逍遥论学》（Discussiones Peripateticae，1571）中受到了第欧根尼·拉尔修（Diogenes Laertius，公元3世纪，以下简作“第欧根尼”）和雅典学园最后一任掌门人大马士丘（Damascius，480-550）的影响，也不承认《厄》出自柏拉图手笔（而像第欧根尼一样认为《厄》是柏拉图最亲密的弟子Philip of Opus所著）。如果说这种看法还代表着公元3世纪以来的中古观点的话，古典语文学家Abbé Claude Sallier（1685-1761）在18世纪为否认《厄》的真实性所提出的三个论据就为后来全面质疑柏拉图著作的风潮奠定了基石，同时也为现代学术凭靠“语文学”这个技术性颇强的工具来解决一切问题的“科学”作业提供了一个可资借鉴的榜样。[2]他从风格、品质和柏拉图方式等角度认为《厄》不是柏拉图的真作，他的论据与第欧根尼以来的观点大为不同，已经是颇为成熟的现代方法。Abbé Claude Sallier的影响虽然还不是太大，但毕竟比因提出“荷马问题”而名声大振并影响深远的F.A.Wolf早了好几十年。

这种情况到了19世纪以后，达到了触目惊心的程度：疑来疑去，差不多到了要彻底否定柏拉图的地步——这种现代性“为之反倒害之”的悖论不独柏拉图研究为然。在这场轰轰烈烈的造反运动中，那些声名卓著的“专家”就是当然的急先锋，他们的专业知识受到某种错误思潮的引诱和误导后，会产生比偏见更可怕的力量。

大名鼎鼎的神学家、古典语文学家施莱尔马赫堪称现代解释学的鼻祖，而他在为其所翻译的柏拉图著作所加的评注或导论，既是现代柏拉图研究的重镇，同时也是拒斥柏拉图著作真实性的始作俑者之一。施莱尔马赫的古典语文学功夫自然相当深厚，其译文当然也堪称大家手笔（尽管也总会有不同的意见），但他受到当时思想的影响而把柏拉图打扮成了“浪漫派诗人”，尤是受康德所谓“能比作者更好地理解作者”这一错误现代解释原则毒害不浅，因此他的柏拉图解释需要小心对待。[3]就真伪问题而言，施莱尔马赫从语言、主题和形式等几个方面，把许多名篇排除在柏拉图作品之外。他的《柏拉图对话导论》分为三个部分，只收录了柏拉图31篇作品（而不是35篇，不算书信），柏拉图最重要的政治哲学著作《礼法》（Laws）也只是在该书导论中稍微提及。而且就在这31篇作品中，施莱尔马赫把《苏格拉底的申辩》、《克力同》和《伊翁》等13篇作品放进了前两个部分的“附录”中，也就是怀疑这些作品的真实性。他虽然很委婉地说，把这13篇作品放进附录，远不是意味着马上就要否认或质疑其源自柏拉图，但在讨论《米诺斯》和《阿尔喀比亚德后篇》等大多数放入附录中的著作时，却明确地否认了它们的真实性。[4]

施莱尔马赫这部著作的一个重要特点就是特别看重《王制》（Republic），全书三个部分，前两个部分讨论全部31篇中的30篇对话，而整个第三部分只讨论《王制》。由此可见施莱尔马赫等疑古派的一个基本思路：以《王制》为坐标来判断其他作品的真伪和先后秩序，在他们看来，《王制》是柏拉图最成熟也最可信的作品，因此凡是与之在文风、措辞、结构和主旨方面有所不合的，就是伪作。他们认为柏拉图自早年起就有了成熟的思想体系和自觉的写作意图，毕生都在围绕一个统一的观点在思考和创作，凡是与此有悖者即不可信。[5]

从此以后，否认古代经典——包括柏拉图著作——真实性的做法就成了19世纪西方学术的“显学”，或者用泰勒的话说，“19世纪中叶，特别在德国，‘考订’（athelizing）柏拉图的对话录成为学者们的一种时髦娱乐；《礼法》被阿斯特（Ast）宣布为假的，而且策勒尔（Zeller）也曾经如此，《帕默尼德》、《智术师》和《政治家》则受到宇伯威格（F.Überweg）等人的怀疑；极端主义者想把纯正的对话录限制到9篇”。[6]这位否认《礼法》和《申辩》真实性的阿斯特就是施莱尔马赫的高足。除了古典语文学家而外，哲学家也参与到否认柏拉图著作真实性的大合唱中来。著名的哲学史家、新康德主义者文德尔班就认为柏拉图著作似乎大多有问题，而“在可疑作品中最重要的是《智术师》、《政治家》和《帕默尼德》。这些作品也许不是柏拉图创作的，很可能是他的学派中和爱利亚派的辩证法和论辩术有密切关系的人们写成的”。[7]

实际上，这帮功力深厚的专家连同某些古人一起，最终只给柏拉图留下了5篇从未遭到怀疑的著作。在19世纪，以下著作曾为当时的不同学者拒绝过：《尤提弗伦》、《申辩》、《拉克斯》、《吕西斯》、《卡米德斯》、《希庇阿斯前篇》、《希庇阿斯后篇》、《阿尔喀比亚德前篇》、《墨涅克塞努斯》、《伊翁》、《美诺》、《尤提德谟》、《克拉底鲁》、《帕默尼德》、《智术师》、《政治家》、《菲勒布》、《克里底亚》、《礼法》、《厄庇诺米斯》、《阿尔喀比亚德后篇》、《特阿革》、《希帕库》、《对手》（Rivals，又作“恋爱者”）、《米诺斯》和《克里托丰》。除去这26篇，柏拉图的“真作”就只剩下泰勒所说的那些极端主义能够接受的9篇了。虽然后来的情形随格罗特（G.Grote）拼命扭转下大有好转，但上述26篇中的最后6篇即便在稍微温和一点的疑古派那里，也未能获得一席之地。至于说柏拉图的13封书信，除了极少数外，在当时的风潮下自是不能幸免。

总之，正如格斯里所评价的，“19世纪尽了最大努力从我们手中劫掠（rob）柏拉图著作中最有价值的部分”，而如果我们接受19世纪的这些时髦的考订成果，那我们就几乎只好“放弃对柏拉图的研究”了。[8]因此，学者们主张，“除了极有分量的理由之外，不应该使这一类文献听任‘校订者’处置”，而目前在柏拉图真伪问题上偏差，都是把语文学的地位抬得过高的结果，为此泰勒亦对大名鼎鼎的维兰莫维茨（Wilamowitz）提出了批评。[9]

但就在这种全面的疑古风潮中，也不乏有中流砥柱。正如泰勒所说，“幸亏自从坎贝尔（Lewis Campbell）苦心证明《智术师》和《政治家》是真实的以后，这个趋势转变了。现在有一个普遍一致的意见，即36篇对话录中的每一篇，不论其篇幅和重要性如何，都是柏拉图的；对于若干篇幅较小或趣味较少的伪作也有同样普遍一致的意见，尽管还有一两篇著作大家意见有分歧”。[10]泰勒所说的坎贝尔的“苦心证明”是指坎贝尔1867年出版的Plato，Sophistes andPoliticus（《柏拉图的〈智术师〉和〈政治家〉》，Clarendon版）。

泰勒把柏拉图著作真伪问题的转折点放在古典学家坎贝尔（1830-1908）对《智术师》和《政治家》的辩护上，这似乎不太恰当，因为坎贝尔的工作无论在时间、数量、质量和影响上都无法与他的同胞格罗特（1794-1871）相提并论。格罗特不仅仅是为柏拉图的某一两部著作进行辩护，他是为整个“柏拉图全集”的真实性辩护的中流砥柱。他那部三卷本的著作（Plato and the Other Companions of Socrates，London，1865）不仅早于坎贝尔，而且对坎贝尔产生了直接的影响：在坎贝尔著作出版的前一年，坎贝尔就写过一篇书评讨论格罗特的著作（Quarterly Review，119[1866]108-53）。格罗特思考荷马、柏拉图、苏格拉底、亚里士多德以及整个希腊历史方面的问题比坎贝尔早了许多，他毕竟比坎贝尔年长得多。格罗特的主要兴趣在于历史，而坎贝尔的兴趣则主要在于悲剧，尤其是索福克勒斯和埃斯库罗斯。

格罗特其实早在1856年就开始着手准备他那部讨论柏拉图著作真伪的书，[11]而这一年他已完成对古希腊历史文化的深入研究，其12卷本巨著《希腊史》（A History of Greece）历时十年后陆续出齐。格罗特在这套书中就开始涉及到类似的问题了，他在《希腊史》中专门辟了一章来讨论苏格拉底，而这一章差不多长达一百页。[12]尽管格罗特在柏拉图真伪问题上把自己的结论建立在许多“不确定的命题”（泽勒尔语）上，但他的观点并没有过时或被其他人所推翻，后来者毋宁是对他的限定和补充，正如Thomas L.Pangle所评价的，“格罗特用一种严格史学的论证方法捍卫了整部〔柏拉图〕经典的真实性，这种论证似乎值得我们予以最严肃的关注——即便它需要一些大动作的限定和补充”。[13]

事实上，格罗特的影响逐渐扩大，[14]到19世纪末20世纪初，人们已慢慢放弃了极端的怀疑态度，开始认识到疑古派的弊病，已不那么自以为是，并逐渐把兴趣从“真伪问题”转移到柏拉图作品的编年上，各家各派虽还在不同程度上对归在柏拉图名下的某些作品持保留意见，但如果怀疑得过分了，编年问题自身也就不存在了：既然差不多都是“伪作”，还有什么必要为其排顺序呢？[15]在著名的牛津版柏拉图全集中，编者就收录了所有真作和伪作。[16]而晚近出版的英文版柏拉图全集，则走得更远，其编者厌倦了在真伪问题上无法避免的主观判断后，认为现代人没有资格去决定哪些著作应该收入柏拉图全集中，因为这样做是“不合适的”，因此该版本在尊重古人的前提下甚至收入了被忒拉叙洛斯认为绝对是伪作的《通释》（Definitions）、《论正义》和《西绪福斯》等，共收录了45篇作品（含格言语录一篇）。[17]

不过，即便Cooper编本收录了柏拉图的“所有”著作，包括古人已认定为伪篇的作品，但这并不意味着编者及其译者就认为这些著作都是柏拉图的，而是仍然按照现代传统的看法为那些有疑问的著作打上了剑号（↑）和星号（∗），并在每一部伪篇的译文前所加的简短导言中明确地对这些“柏拉图著作”表示怀疑。

在20世纪的学者中，真正相信这些作品真实性的差不多只有施特劳斯及其门徒。柏拉图的著作按照其“真伪”的程度不同而分成了“真作”、“可能”、“可疑”和“伪作”，经过格罗特等人据理力争后，大多数学者能够接受那些“可能”出自柏拉图之手的著作，也勉强承认某些“可疑”的著作。但施特劳斯及其弟子们却把“真作”的范围扩大到了一般认为“可疑”的作品上，他们不仅认可现代学者慢慢认同的《希庇阿斯后篇》和《伊翁》，还把大家“公认”的伪篇《希帕库》和《恋爱者》等视为“真作”，尤其与众不同的是，他们还把这些伪篇看作是了解柏拉图思想的重要窗口。[18]这种看法虽然在古人那里也能够找得到同盟军，但对于满脑子现代观念的人来说，的确有些突兀。

看来，要弄明白这个棘手的“真伪”问题，我们还得从柏拉图著作的文本史谈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