草根商人

利物浦背後的主持人，由賀定這個啤酒商人起，便與草根商人結下一段段的不解之緣。之後半世紀，由於承襲賀定寫下來的一個規定，即每三年要換一次主席，以至主席之位，一直輪流更替。

至1973年，賣啤酒（又是啤酒！難怪舊世界的足球壇，酒鬼特別多）和開電子廠的商人約翰史密夫(John Smith)，^[8]繼承他老爸作為紅軍的股東及球迷，強勢上位成為新主席。不像其他指手劃腳的新晉土豪，他對當時的領隊辛奇利在球場上的領導，毫不懷疑，而且對之多加保護，紅軍著名的「球靴密室」(The Boot Room)的傳統——由領隊帶頭，與其心腹包括助教、軍醫或隊長，在更衣室隔壁、曾用來存放球靴而改為臨場指揮的小密室，便是由他而起。自辛奇利開始，經皮士利、霍瑾(Joe Fagan)及杜格利殊(Kenny Dalglish)4人共長達40年的密室接捧，此小密室隱隱然成為紅軍的總司令部。史密夫不居功，不愛出風頭，卻有先見之明，他率先打破主席每三年一換的傳統，同時謹慎理財，反對讓紅軍上市，避免股權分散，讓利物浦在70-80年代有超穩定的後台。^[9]不過，在其保守經營之下，球隊戰績雖獨步天下，但卻沒有花錢擴建球場，未有讓紅軍乘着王朝鼎盛之際，吸納更多的球迷及觀眾。

史密夫這主席，一做便是18年，至1991年9月才年退位，這18年，無疑是紅軍最輝煌的年代，雖然期末紅軍得承受1985和1989年兩次球場騷動導致近百幾人死亡，讓紅軍被禁歐洲賽達6年之久，但起碼在英國本土賽事上，紅軍依然屢獲殊榮。到91-92舊英甲的最後一個球季結束時，球會雖然沒有保得住聯賽冠軍，但仍然奪得足總盃。球會由桑拿士(Graeme Souness)當領隊，一隊正選還有以下獨當一面的人物：津巴布韋門神、「小丑」哥布拿(Bruce Grobbelaar)、隊長長人胡禮(Mark Wright)、英國的南美腳班尼斯(John Barnes)、丹麥中場指揮官莫比(Jan Molby)、中場鐵人麥馬漢(Steve McMahon)、入球機器魯殊(Ian Rush)，以及當時身價最高的前鋒桑達斯(Dean Saunders)。

1991年9月，主席之位由同樣是家族承傳的股東大衛摩爾斯(David Moores)接棒，在此之前，摩爾家族已經持股逾半世紀。^[10]摩爾斯家族，在利市是著名的生意人，大衛的叔叔約翰摩爾斯(John Moores)是Littlewoods的大股東兼主席，該公司是以賭波及郵購生意發跡的集團，高峰時僱有2萬人，是歐洲最大的私人公司之一，1986-90年曾冠名贊助足聯主辦的聯賽盃（86年之前稱牛奶盃）。1992年約翰家以7.5億鎊把零售業務出售，之後輾轉成為今日的零售集團Primark的一部分。^[11]約翰曾經是愛華頓足球會的主席，其家族持股愛華頓達40%至90年代末。^[12]礙於這重身份，約翰很早便把他家族在紅軍的控制，轉讓予大衛家，^[13]而大衛家亦不斷增資，自1995年起便持股達57%，總成本約1020萬鎊（2015現值：1768萬），^[14]成為過半數的大股東，媲美上市之前紅魔鬼的馬田愛德華士家族，同時，這也意味球會總估值1780萬鎊（2015現值：3087萬）。然而，由於球靴密室的承繼剛剛在此時給打破，加上兩場球場災難似乎對球會及利市下了咒語，使利物浦陷入一個黑暗而令人沮喪的旋渦之中。

大衛摩爾斯接手的第一件辣手之事，是處理因不勝球場災難的壓力，及不甘一世打工、向球會爭取股份不果而中途離任的杜格利殊的離職，^[15]結果，大衛打破傳統，由非密室中人的桑拿士於1991年4月匆忙接替，桑拿士接任之日便略帶邪門的把那球靴密室拆掉，改裝為新聞發佈室，這甚有象徵意義之舉當時卻不為人所注意。桑拿士最終也只執教3年，便給「炒魷魚」，由當年密室中人、助教伊雲斯(Peter Evans)於1994年初走馬上任至1997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