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1　产学研合作研究综述

2.1.1　产学研合作相关理论

自从熊彼特在1911年提出“创新理论”，引起学术界广泛关注。各种创新理论不断涌现，例如，国家创新系统理论[99～101]、区域创新系统理论[102]、“模式（Mode）2”知识生产模式[103]、三螺旋创新理论^[33，70]，试图解释现代国家在知识经济时代背景下日益复杂的创新活动，其中包括产学研合作创新活动，这些创新理论也成为本书研究的理论基础。

（一）巴斯德象限理论

美国“二战”结束后很长一段时间，一直奉行“线性创新模式”，即“基础研究→应用研究→技术开发→生产经营”线性创新模式[104]，如图2-1所示。线性创新模式认为基础研究是一种以探索未知世界规律为目的，但不受实践应用目的所束缚的研究。换言之，基础研究是自由探索的，其成果是否有实用价值，能否应用到哪个领域都是未知的。此外，基础研究促进应用研究，再到技术开发，最终商业化，这条路径是单向的。“线性创新模式”认为基础研究是技术创新的源头，是促进技术不断发生的原动力。

然而，自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美国奉行多年的“线性创新模式”饱受社会各界的质疑。因为美国重视自由探索的基础研究并不能促使国家摆脱经济不景气的窘境。每年国家投入大量的钱财到自由探索的基础研究项目上，由于产业化路径不清晰，许多以自由探索为导向的基础研究成果只停留在纸面上，并没有产生经济效益。正如Beesley（2003）所指出，科学家普遍缺乏商业化意识，更缺乏将自由探索得到的研究成果转化成企业所需技术的能力，所以，线性创新模式不足以反映技术创新的真实过程[106]。反观日本经济的快速崛起并挑战美国经济霸主地位的事实，让美国社会各界开始认识到即使基础研究薄弱的国家也完全可以通过技术创新来推动经济的快速发展。这表明了线性创新模式核心思想——科学发现到技术创新单向线性路径存在着较大的缺陷。鉴于此，Stokes（1997）梳理了科学与技术、基础研究与应用研究之间的关系，提出了著名的“巴斯德象限图”^[104]，如图2-2所示。

在图2-2中，第一象限（左上角）所指的是纯粹以自由探索大自然规律，完全忽视实际应用价值的基础研究。由于波尔是一位典型通过自由探索来发现原子结构的科学家，因此以他的名字来命名该象限。实际上，在“二战”结束后的几十年时间里，美国所资助的基础研究大多落在这个象限。第二象限（右上角）所指的是以实践应用为导向的基础研究。由于巴斯德是一位为了解决生物发酵实践问题而开展基础研究的科学家，因此以他的名字进行命名。第三象限所指的是纯粹以实践应用为目的的技术开发活动，并不寻求对技术背后科学原理的探究，该象限是以爱迪生的名字来命名。众所周知，爱迪生是一位为了商业化电照明而进行研究，并不寻求电照明背后科学原理的大发明家。

巴斯德象限给我们的启示：科学与技术，基础研究与应用研究之间的关系并不是决定与被决定的因果线性关系，而是存在着相互影响并呈现出不断融合的趋势，如图2-3所示。柳卸林和何郁冰（2011）指出，巴斯德象限需要学研机构与企业等多方组织之间的互动来开展科研活动，这也是三螺旋创新理论^[33]的核心思想[107]。

由于巴斯德象限上的研究是以实践应用为导向（或称产业驱动）的基础研究，追求的目的是想通过探索并掌握技术背后的科学原理基础上，对技术进行二次创新甚至原始创新，因此巴斯德象限的产业化路径比较清晰，能够吸引那些具有较高科研水平的企业与学研机构在该领域合作来寻求技术的原始突破，从而实现由“逆向反求”到“正面设计”的跨越。由于巴斯德象限领域的研究仍然属于基础研究范畴，是学研机构所擅长的研究领域，学研机构通过与企业互动与合作后，可以获取企业所引进的国外前沿技术信息来开展高水平科学研究以促进学科建设。所以巴斯德象限给予的启示：学研机构可以在巴斯德象限与企业合作，承担起产学研合作的社会职能，在推动企业实现自主创新的同时，也推动自身学科不断发展。

（二）“模式2”的知识生产模式

传统的知识生产模式是学研机构基于某学科领域展开基础研究而得到的知识。Gibbon等（1994）认为除了传统的知识生产模式外，还有一些知识在不同的场合，采取多样的生产方式来创造出来的^[103]。为了区分这两种类型的知识生产模式，将传统的知识生产模式定为“模式1”的知识生产模式，而将后续发现的知识生产模式定为“模式2”的知识生产模式^[103]。这两种类型的知识生产模式在知识创造情景、涉及学科、生产场所和生产自由度等方面均存在明显的差异，见表2-1。

首先，“模式1”知识生产模式是没有明确实践应用目的的知识创造，过去处于“象牙塔”的学研机构大多采用这种类型的知识生产模式；而“模式2”知识生产模式是以应用为导向的知识创造，生产的知识具有明晰的产业化路径。当学研机构与企业之间互动合作过程中创造出具有较大经济效益的知识，那么这种通过产学研合作来创造知识的方式就是典型的“模式2”知识生产模式。

其次，“模式1”知识生产模式是在单一学科下的知识创造，所生产出来的知识可以很明晰地归纳到某一学科群内；而“模式2”知识生产模式往往跨学科，运用多个学科的理论与方法来解决较为复杂的问题，在这过程中新生产的知识难以将其归纳到特定的学科群中^[109]。

再次，“模式1”知识生产模式往往是以学研机构作为知识创造主体，其他机构较少参与；而“模式2”知识生产模式不仅包括学研机构，还包括高科技企业、研究中心、智库等机构。

又次，“模式1”知识生产模式强调自由探索，没有太多强调所创造出来的知识可能给社会带来的后果；而“模式2”知识生产模式由于有明确的应用导向，因此当学研机构与企业等组织从事“模式2”知识生产模式时，会考虑和反思所创造出来的知识是否对社会有益。

最后，“模式1”知识生产模式所创造出来的知识质量高低往往只通过“同行评议”来确认；而“模式2”知识生产模式涉及多学科、跨领域，具有明晰的实践应用价值，因此“模式2”知识生产模式所创造的知识的评议需要考虑应用性、社会道德、经济效应等方面。

“模式2”知识生产模式带来的启示：作为传统知识生产机构——学研机构除了采用“模式1”知识生产模式外，还可以通过参与产学研合作来从事“模式2”知识生产模式，使得所创造的知识具有明晰的实践应用导向，为经济发展注入源源不断的创新动力，从而实现解决经济与科技“两张皮”的目的。

（三）三螺旋创新理论

自从熊彼特创新理论[111]提出大半个世纪以后，相关创新管理理论不断涌现，包括Freeman、Lundvall、Nelson等提出的国家创新系统论^[99～101]，Gibbons提出“模式2”知识生产模式^[103]。然而，这些创新理论尚未解决创新系统中的主体及创新动力机制等问题[112]。20世纪90年代中期，Etzkowitz和Leydesdorff（1995）在上述创新理论基础上，提出了三螺旋创新理论，以寻求解答创新系统中主体间的相互作用机理和持续创新动力机制等问题^[33]。三螺旋创新理论核心思想包括如下几个方面：

第一，强调学研机构在国家创新系统中的重要角色。与过去的国家创新系统理论^[99～101]所提倡以企业为创新领导者的观点不同，三螺旋创新理论认为在知识经济时代，学研机构所从事的研发活动对经济发展的促进作用日益明显，所以在国家创新系统中，应该将学研机构摆在与企业、政府同等重要的位置。

第二，学研机构、企业和政府之间的交叠（overlap）才是创新系统的核心单元，如图2-4所示。其中学研机构是知识创造者，企业是社会财富生产者，政府是政策制定协调者^[70]。它们在创新、合作过程中自身在保持独立角色的同时也要承担着其他方的部分功能，从而确保学研机构，企业和政府三方相互交互和影响，从而推动着创新系统不断发展。

第三，在三螺旋创新系统中，学研机构、企业和政府是三条平行的螺旋线，如图2-5所示。当其中一条螺旋线难以承担起主驱动力时，另一条可以顶替其功能，学研机构、企业与政府均可以成为三螺旋创新系统中的主导者^[112]。

三螺旋创新理论提出以来，学术界对三螺旋创新理论的实证研究日益活跃深入[113～119]。通过对现有研究进行梳理与分析，发现三螺旋创新理论研究存在两个派系：其中一个派系以Henry Etzkowitz为代表，注重于从定性的角度来探究学研机构、企业和政府三方交互与合作的新制度学派；另外一个派系以Loet Leydesdorff为代表，注重于以定量的角度探究官产学研之间的机制协调与交换的新演化学派[120]，该学派借助三螺旋算法（Triple Helix Algorithm）对部分国家官产学研三螺旋创新模式展开了一系列定量研究[121^，122]。

近十年，官产学研三螺旋研究在国内逐渐成为研究热点。国内学者主要从三螺旋创新理论、机制、模式等方面展开丰富的研究。例如，涂俊和吴贵生（2006）、王成军（2006）将国外三螺旋创新理论引进国内，并对我国官产学研三螺旋创新理论与模式进行论述[123^，124]。陈红喜（2009）和邹波等（2013）对官产学研三螺旋创新机制与路径进行分析[125^，126]。除了对我国官产学研进行定性分析外，越来越多的国内学者使用三螺旋算法对官产学研三螺旋关系及模型展开了定量研究。例如，李培凤和马瑞敏（2015）从定量的角度对典型的发达国家与金砖国家的官产学研三螺旋创新机制进行对照分析，发现欧美等发达国家的官产学研三螺旋模式已经形成了较强的自组织能力，而我国的三螺旋模式的自组织能力较弱[127]。许侃和聂鸣（2013）使用三螺旋算法对中韩两国的官产学研三螺旋模式进行对照分析，发现韩国的官产学研结合较为紧密，形成了协同效应，而我国官产学研之间的互动与合作较为松散[128]。

国内学者对我国官产学研三螺旋创新模式展开了一系列的研究，推动了我国创新理论的发展。然而，现有国内研究较多直接照搬国外的三螺旋创新理论来分析中国问题，而忽视了我国创新系统的特殊性，可能导致现有国内三螺旋理论研究存在一定的偏差。

2.1.2　产学研合作的研究现状与知识基础

随着产学研合作国际研究领域的文献日益增多，为总结产学研合作研究领域的发展脉络，近年来有部分学者从一些视角对该领域的成果进行梳理。例如，Perkmann等采用文献综述的方法对产学研合作国际研究领域的文献进行分析以揭示产学研合作和商业化的本质区别[88]。刁丽琳等也采用综述的方法对国外产学研合作研究议题划分成四大类[129]。由于他们所采取的是传统文献综述研究方法，存在主观性较强以及单纯定性研究所带来的不足。为了克服传统文献综述研究方法的局限性，Teixeira和Mota（2012）运用文献计量的方法，基于主题词对产学研合作国际研究领域的文献进行分析[130]。Calvert和Pate（2003）[131]、Abramo等（2009）[132]使用文献计量分析方法，基于某特定国家产学研合作发表的文献来探究该领域自身特点。樊霞等（2013）从文献计量的角度分析和梳理国内产学研合作领域的文献来揭示我国产学研合作研究领域的热点及发展路径[133]。

总体上，现有研究尝试对产学研合作研究领域的成果进行系统梳理，为该领域的研究提供了丰富的理论基础，但是对如何更好地推进该领域的研究仍然缺乏足够的认识，因此及时总结产学研合作国际研究的知识基础与当前的研究热点，把握该研究领域的未来发展方向已显得非常迫切和重要。基于此，本书采用文献计量的方法，以Web of Science核心合集收录的产学研合作国际研究领域的文献作为研究对象，对该领域的文献展开全方位分析，而且所分析的文献时间区间跨度较长、数量较多、来源广泛，相对于现有相关研究^{[88，129～133]}有明显的不同及改进。这有助于把握产学研合作国际研究领域的历史、现状及发展方向，洞察我国在该领域的研究现状及存在的不足，为更好地推进我国在该领域的研究提供一些建议与对策。

（一）研究分析框架

使用文献计量的方法，以Web of Science所收录的产学研合作国际研究领域的文献作为研究对象，通过图2-6的分析框架，对该研究领域的文献发表数量、主要国家、学科分布、主要期刊、高产学者、主要的研究机构、高被引文献及高频关键词等方面展开研究分析。其中文献的特征主要从时间分布、地区分布、Web of Science类别分布以及期刊分布四个方面展开分析。而领域的特征主要从高产作者、主要机构、高引文献及高频关键词四个方面展开分析。统计数据主要借助Web of Science数据库平台及Bibexcel工具完成。

首先，对文献的特征进行分析。时间分布是指Web of Science所收录的产学研合作国际研究领域每一年所发表的文献数量，通过统计每年文献发表数量的多寡来反映该研究领域的冷热程度。地区分布是指对发表该领域文献的国家，通过分析可以获知哪些国家在本领域的研究较为活跃，影响力较大。在本书中统计一些国家的发文数量时，存在剔除和合并的情况。例如，英国的发文数量是由英格兰、苏格兰、威尔士及北爱尔兰的发文数量合并而成。而我国的发文数量并不包括台湾、香港及澳门的数据，因为港澳台地区与中国内地不属于同一个科教系统，所以分开处理。Web of Science类别分布是指所发表的文献所属的学科类别，通过分析学科可以获知该研究领域的主要研究视角和研究范围等有价值的信息。期刊分布是指产学研合作领域所出现的主要期刊，进行分析可以获知该领域存在哪些具有影响力的期刊，为以后追踪该研究领域的发展方向提供便利。

其次，对领域的特征进行分析。高产作者是指在产学研合作领域发表文献较多的作者，从发文数量、总被引频次、篇均被引频次及H指数等方面进行分析，获知哪些学者在本领域的研究较为活跃，影响力较大。主要机构是指在产学研合作领域发表文献较多的机构，也是从发文数量、总被引频次、篇均被引频次及H指数等方面进行分析，获知哪些机构在本领域的研究较为活跃，影响力较大。对高频被引文献进行统计分析，可以从中透视某学科的研究前沿，获取研究领域具有学术价值与影响力文献的分布情况、研究的热点问题与主题方向。最后对高频关键词进行分析，从中可以捕捉该领域当前的研究热点。

（二）数据来源

本书所需的数据来源于Web of Science核心合集。Web of Science是由美国汤姆森集团开发的被公认为最权威的连续动态更新的大型数据库，其中Web of Science核心合集收录全球最重要的学术期刊。它选刊严格，所收录的刊物质量较高，给用户提供准确、有意义和及时的数据，而且该数据库拥有超过100年的回溯数据，从而确保用户能够对某特定研究领域进行深入和全面的检索^[8，24]。

本书充分参考2013年国外学者Perkmann等发表在Research Policy期刊上的一篇产学研合作综述文章的检索词^[88]，并结合相关领域专家的意见，通过以下5个探索性检索步骤来确定最终的检索关键词。①为了检索涉及官产学合作“三重螺旋”模型的研究领域文献，同时排除生物学领域DNA & RNA相关文献干扰，将检索关键词确定为：TS=（triple helix AND（academi * OR university * OR facult*）AND（industry * OR business * OR company *）NOT（DNA OR RNA））。一共检索出213篇，经过检查分析，这213篇文献都是研究所需的文献。②为了检索与产学研合作相关的文献，将检索关键词确定为：TS=（（university-industry OR university-business OR university-company）AND（collaboration OR technology transfer OR knowledge transfer OR joint research OR contract research OR interact * OR relation * OR link * OR commercial * OR innovation *）），一共检索出849篇，经分析本次所检索的文献符合研究所需。③为了检索产学研合作领域的文献，将检索关键词确定为：TS=（（academi * OR university * OR facult *）AND（industry * OR business * OR company *）AND（collaboration OR technology transfer OR knowledge transfer OR joint research OR contract research OR interact * OR relation * OR link * OR commercial * OR innovation *）），一共检索出7053篇，但是发现绝大部分的文献不是产学研合作领域的文献，表明该次检索不符合要求。为了改进检索，将TS改为TI，即：TI=（（academi * OR university * OR facult *）AND（industry * OR business * OR company *）AND（collaboration OR technology transfer OR knowledge transfer OR joint research OR contract research OR interact * OR relation * OR link * OR commercial * OR innovation *）），一共检索出758篇文献，经分析本次所检索的文献符合研究所需。④为了检索与产学研领域校办企业相关的文献，将检索关键词确定为：TS=（academic entrepreneurship OR academic spin-offs），一共检索出597篇文献，但是发现绝大部分的文献不是产学研领域的文献，表明该次检索不符合要求。为了改进检索，将TS改为TI，即：TI=（academic entrepreneurship OR academic spin-offs），一共检索出72篇文献，经分析所检索的文献符合本次研究所需。⑤为了检索官产学研领域的文献，将检索关键词确定为：TS=（university-industry-government），一共检索出108篇，经分析本次所检索的文献符合研究所需。经过以上5个步骤的探索性检索，最终将产学研合作国际研究领域的文献检索范式确定为：TS=（triple helix AND（academi * OR university * OR facult *）AND（industry * OR business * OR company *）NOT（DNA OR RNA））OR TS=（（university-industry OR university-business OR university-company）AND（collaboration OR technology transfer OR knowledge transfer OR joint research OR contract research OR interact * OR relation * OR link * OR commercial * OR innovation *））OR TI=（（academi * OR university * OR facult *）AND（industry * OR business * OR company *）AND（collaboration OR technology transfer OR knowledge transfer OR joint research OR contract research OR interact * OR relation * OR link * OR commercial * OR innovation *））OR TI=（academic entrepreneurship OR academic spin-offs）OR TS=（university-industry-government）。检索年份：1900—2014年；检索数据库：Web of Science核心合集。检索时间为2014年10月25日下午。一共检索出1662篇文献，然后对所检索的文献进行仔细检查，剔除与产学研合作领域不相关的文献425篇，最终剩下与本书议题密切相关的文献1237篇。

（三）结果与讨论

（1）每年发表文献数量

由于文献是反映某研究领域状况的一个重要“窗口”，文献数量的多寡可以反映某研究领域的冷热程度。通过对Web of Science核心合集所收录的产学研领域发表文献进行分析，发现国际产学研领域文献发表数量处于一种波动性上升的态势，如图2-7所示。尽管产学研合作在20世纪50年代已经在美国出现，但是在其出现的10多年时间里，学术界对这种新出现的创新模式研究的非常少，一个主要原因在于创新理论的研究在学术界并不流行，当时学术界普遍推崇凯恩斯经济理论。通过对Web of Science核心合集检索发现该数据库收录的第1篇产学研领域文献记录是在1966年，比产学研合作模式的出现落后10多年，反映当时学术界对产学研合作领域的漠视。20世纪70年代西方国家出现石油经济危机，西方国家的经济普遍陷入低谷，凯恩斯经济理论无法解答西方经济可持续增长的问题，熊彼特的创新理论这时才引起大家的关注，产学研创新模式也逐渐进入学术界的研究视野。20世纪80年代之前，学术界对该领域的研究还是比较零星，每年产学研合作领域的文献数量都没有超过10篇。进入20世纪80年代，美国经济大国地位日益受到德国、日本等新兴国家的挑战，加上高新技术的大量兴起，产学研协同创新显得非常重要，这时产学研合作领域开始得到系统性研究，每年发表的论文数在10～30篇波动并一直持续到1996年。直到20世纪90年代末期，学术界兴起对产学研领域研究的热潮，这可能与世界很多国家或地区如欧盟各国、美国、中国等国家重视产学研合作密不可分。

1966年1月1日—2014年10月25日，该研究领域一共发表1237篇文献，平均每年25.24篇。所收录产学研合作领域的第1篇文献出现在1966年，是美国学者Lincoln在《环境科学》（Environmental Sciences）上发表的。文献的题目为：产学合作研究中的问题及收益（Problems and Rewards in University-Industry Cooperative Research）^[32]。该文献研究与总结了美国产学研合作存在的问题和优点。该文献发表以后的10多年时间里，一直到1982年之前，每年全球产学研合作研究相关的文献数都没有超过10篇，累加发表文献46篇，而其中有18篇文献来自美国。表明美国不仅是对产学研领域关注最早的国家，还是该研究领域较为活跃的国家。进入20世纪80年代，美国的经济面临着日本、德国等新兴国家的挑战，传统的优势产业如汽车、钢铁等日益衰落，1981年美国总统里根上台后为了扭转经济局面，颁布“营造产业创新氛围”等系列政策，大力推动产学研合作。在1980年美国国会通过拜杜法案（Bay-Dole Act），鼓励高校专利成果产业化及产学研合作。在这种背景下，产学研合作受到学术界的普遍关注。1982年产学研合作国际研究领域的文献突破10篇（其中9篇来自美国），并在随后几年该研究领域的文献数一直处于不断增长状态。到了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科技新兴产业大量兴起，许多国家意识到产学研的必要性及重要性，纷纷通过建立相关法律并完善支持机制，鼓励产学研之间形成更紧密的互动^[21]。学术界也逐渐对产学研合作领域进行系统地研究，该阶段研究的热点主要是官产学模式对新兴产业发展所造成的影响。1996年美国和欧盟等国家在荷兰首都阿姆斯特丹的一次国际研讨会上提出官产学三方应采取“三螺旋”创新模型来加强它们之间的相互合作，在学术界引起积极的反响，并掀起了学术界对产学研合作研究的高潮，导致随后几年该研究领域的每年文献发表量都突破30篇，该阶段研究的热点主要是官产学三螺旋创新模型。进入21世纪后，随着越来越多的国家日益重视产学研合作，产学研领域的研究日益活跃，研究热点呈现多元化。每年文献发表量由2000年的31篇上升到2013年的90篇，增幅将近3倍，表明了该研究领域的文献处于一种波动上升的状态并一直持续至今。这与各国试图通过产学研合作改善知识向市场转移，提升产业的科技创造能力，服务本国经济的国际竞争力的大趋势密不可分。

（2）主要国家发表文献数及被引数分析

通过对各国发表文献数和被引数进行统计分析，可以了解哪些国家在本研究领域处于领先位置，为我国将来追赶标杆国家提供有价值的信息。通过统计Web of Science核心合集全球产学研领域的文献，获知在1966—2014年（截至2014年10月25日），一共有69个国家（或地区）参与发表产学研合作研究领域的文献，表明产学研合作领域的研究已经在很多国家（或地区）受到关注。表2-2列出了发表文献数量前十五名的国家，其中美国参与发表产学研合作的文献最多，高达432篇，占全球该领域的文献总量的34.923%，表明美国在产学研合作国际研究领域是相对活跃的国家。发表该研究领域文献较多的其他14个国家分别是英国、日本、中国、荷兰、加拿大、意大利、韩国、德国、西班牙、澳大利亚、瑞典、法国、比利时及芬兰。由表2-2得知，除了中国是发展中国家，其余14国全部是发达国家。从侧面反映了目前国际产学研合作研究在发达国家备受关注，而在发展中国家关注较少，这可能与发展中国家知识运用相对落后的特征相关。

由表2-2和图2-8可以获知发表“产学研合作”文献最多的15个国家发表文献量占全球在该领域文献发表总量的90.22%，说明全球产学研合作研究的地理分布主要集中在欧美12国和东亚3国（中、日、韩）。其中美国在产学研合作研究发表文献数量及被引数量遥遥领先，发表文献量占全球该领域发表文献量的1／3以上，而且总引文数量为5186次，H指数为32。这些指标值都是全球最高，表明全球产学研合作研究的重镇及在该研究领域最具有影响力的国家是美国。美国之所以在该研究领域处于“领头羊”的位置，是因为美国是最早对产学研合作进行研究的国家，也是对该研究领域不断探索的国家。纵观1966—2014年，每次在该研究领域的重大理论突破都发生在美国。而排在第二的英国在该领域发表文献数量只是美国的1／4左右，但是其平均引文量比美国高出将近一倍，另外其总引文数量和H指数也仅次于美国，由此可见英国在产学研合作国际研究领域的影响力不言而喻。英国苏塞克斯大学科技政策研究所是全球最有影响力的科技政策研究机构之一，创新领域的顶级期刊Research Policy就是英国苏塞克斯大学科技政策研究所主办的，所以英国在该研究领域树立的影响力仅次于美国也是情理之中。日本在全球发表文献量虽然排在第三位，但是其总引文数、平均引文数及H指数等指标值与美国、英国有较大的差距，甚至比中国还要低，可能与日本在产学研合作研究领域是一个“后起之秀”有关。在20世纪60—80年代日本的经济一路高歌猛进，到了20世纪90年代，日本泡沫经济破灭。为了早日走出经济困境，日本政府出台一系列鼓励产学研合作的政策，如《科学技术基本计划》将产学研合作定为日本国策[134]。在这种背景下，产学研合作领域引起日本学术界的关注，该国的产学研领域第1篇英文文献出现在1994年。相比之下，美国和英国早在20世纪60年代后期已经开始对产学研合作展开研究并在该研究领域树立了影响力。虽然日本在最近10多年来在该研究领域奋力追赶英美国家，但由于日本学术界对产学研合作研究起步比较晚，所以其影响力的建立有待时日。

在这15个国家中，我国是唯一的发展中国家，其发表文献数量为62篇（不包括台湾、香港及澳门的数据）。我国在产学研合作研究领域的第1篇文献是由清华大学两名学者Mu和Wang在1998年参加国际学术会议联合发表的学术会议文献，文献题目：教育改革的一个新进程（A new ad-vance in control education reform），该文研究的内容是：为了迎合产学研合作，教育如何改革。在随后的10多年时间里，我国每年在该领域所发表的文献都有所增长，2013年我国在该研究领域发表的文献数达到11篇，累加文献发表量为62篇，其中来自清华大学的陈劲教授在本研究领域一共发表5篇文献，是该研究领域发表文献最多的中国学者。但是我国的总引文数量、平均引文数量及H指数等指标值在以上15个国家排在下游。经过分析发现我国所发表的62篇文献中，其中有46篇文献的被引率为0，未被引文献所占的比例高达74.2%，表明我国在该研究领域发表的大部分文献成果质量普遍不高，综合影响力不强，最终造成我国在该领域研究的国际影响力存在严重不足，这与产学研合作在我国创新体系中的重要性以及亟待解决的问题不相符。我国应该加大对产学研合作研究领域的研发投入力度，不断提升研究成果的原创性和质量，从而提升在国际上的影响力。

（3）Web of Science类别分布

通过对某个研究领域的Web of Science类别考察可以获知该研究领域的主要研究视角和研究范围等有价值的信息。产学研合作研究的文献在Web of Science类别分布上较为广泛，该领域一共有1237篇文献分布在140个Web of Science类别上，表明产学研合作研究领域涉及较多的学科，是一个外延性较广的综合性研究领域。对产学研合作研究领域的文献分布在最多的15个Web of Science类别进行分析，我们发现产学研合作研究领域的文献在这些Web of Science类别上的分布并不均衡，主要集中在管理学、规划与发展、工业工程等类别上。这表明现有的文献主要从管理学、规划与发展、工业工程等角度来研究产学研合作的问题。

由表2-3可以获知，产学研合作的研究文献集中分布在管理学、规划与发展、工业工程、商学、运筹学、经济学、电子工程、图书馆学等类别上。其中400篇文献分布在管理学类别上，所占比例为32.336%，约占全球该领域研究文献总数的1／3，表明管理学是产学研合作研究文献涉及的最重要类别，也表明现有研究主要是从管理视角探索产学研合作问题。另外有141篇文献发表在规划与发展类别上，占比为11.399%，说明有不少产学研领域的文献从规划与发展的角度研究产学研合作。排名第三的是工业工程类别，产学研合作研究领域有132篇文献发表在工业工程类别上，所占比例为10.671%。另外还有很多文献涉及其余138个学科类别，表明了产学研合作的研究不仅被管理学领域的研究者所关注，也引起了许多跨学科的研究者关注。由于产学研合作文献涉及多学科类别领域，而单个研究者难以在多个学科领域都同时拥有足够的知识储备，这必然促使来自不同领域研究者的合作。而来自跨学科的研究者在研究同一问题时可以得到思想碰撞和学术交流，借鉴其他学科领域的研究技能、思考方式，从而获得研究上的创新[20]。所以产学研合作文献在Web of Science类别上广泛分布有利于促进产学研合作研究领域的不断发展，也表明了该研究领域具有较高的合作广度与深度。

（4）重要期刊分析

期刊是研究领域成果展示的一个重要平台，通过期刊分析可以获知研究领域存在哪些具有影响力的期刊。经分析获知全球一共有688种期刊曾经刊发过产学研合作领域的文献，其中有521种期刊只刊登过1次该领域的文献，占期刊数量的75.73%；有89种期刊刊登过2次该领域的文献，占期刊数量的12.94%；只剩下11.33%的期刊刊登3次及以上的该研究领域的文献。通过分析发表产学研合作文献最多的15种期刊，见表2-4。这15种期刊总体而言具有较高的影响力，其中影响因子超过1.0的期刊就有10种，其中包括Science这样的顶级期刊。产学研合作研究领域的文献主要集中刊登在如Research Policy、Scientometrics、Journal of Techology Transfer、Technovation等期刊上，而这些期刊都是国际创新领域成果主要刊登的权威期刊。这一统计结果侧面反映了产学研合作领域研究成果具有较高的研究价值和地位。

由表2-4可以获知，Research Policy是发表产学研合作研究领域文献最多的期刊，产学研合作研究领域一共有96篇文献发表在该期刊上，占全球在该领域发表文献量的7.761%。众所周知，Research Policy是国际创新研究领域关于科技创新、政策与管理方向的顶级期刊，是由国际权威科技创新与政策的研究机构——英国苏塞克斯大学科技政策研究所主办。该期刊2013年的Impact Factor指数为2.598，在JCR分区中属于Q1区。较多产学研合作的文献在顶级期刊Research Policy上发表，表明产学研合作研究在创新研究领域中备受国际学者关注，成了一个重要的研究议题。发表该研究领域文献量排名第二的期刊是科学计量学领域的著名期刊Scientometrics，它是由匈牙利学者布劳温（Tibor-Blaun）在1978年创办的英文期刊^[21]，主要刊登科学学和科学政策领域的定量研究成果。该期刊2013年的Impact Factor指数为2.274，在JCR分区中属于Q1区。产学研合作领域一共有45篇文献发表在该期刊上，占全球该领域发表文献量的3.638%。经过对发表在Scientometrics上的45篇文献进行挖掘分析，发现它们主要侧重于对产学研合作直接测量分析。发表该研究领域文献量排名第三的期刊是Journal of Techology Transfer，一共有38篇文献发表在该期刊，占全球该领域发表文献量的3.072%。它在JCR分区中属于Q2区，该期刊在2013年的Impact Factor指数为1.305。在这15种期刊中，属于Q1区的期刊一共有5种，其中包括顶级期刊Science，该期刊在2013年的Impact Factor指数为31.477，产学研合作研究领域一共有16篇文献发表在该期刊上，占全球该领域发表文献量的1.293%。另外发表产学研合作研究领域的文献较多的7种期刊，如Journal of Technology Transfer、Higher Education、R & D Management等都属于Q2区的期刊，而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Technology Management、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Engineering Education等3种期刊则属于Q3区或Q4区的期刊。产学研合作研究领域文献在多个领域的期刊上发表，说明该领域的研究视角多样化，也表明该领域是一个广延性较强的研究领域。

（5）作者特征分析

根据洛特卡定律，如果某研究领域发展成熟，那么在该研究领域发表文献只有1篇的低产学者占该领域所有学者总数的比例最多为60%[135]。当对Web of Science数据整理发现，全球一共有2279名学者参与产学研合作研究领域的1237篇文献的发表，平均每篇文献的作者为1.84名。其中2031名学者只参与过1篇文献的发表，占比为89.12%，而剩下10.88%的学者参与过2篇或以上的文献发表。该研究领域低产作者的比例比洛特卡定律参数高出29.12%，表明产学研合作国际研究领域发展尚未成熟。

合著率是指在特定的时域内合著文献数与文献总数之比，一般来说，合著率越高，学科的发展水平就越高[136]。对产学研领域的2279名学者的文献合著率进行统计分析发现独著的文献一共547篇，占该领域文献总量的44.22%；合著的文献一共690篇，文献合著率为55.78%；其中有一篇合著文献拥有23名作者，是该研究领域拥有最多作者的文献。表明产学研领域具有较高的合著率，也表明了该研究领域具有较高的合作广度与深度。

通过对合著文献进行分析，发现美国学者Welsh与Biscotti合作次数最多，他们曾经联合发表过6篇产学研合作研究领域的文献。荷兰著名学者Leydesdorff曾经和韩国学者Park联合发表产学研合作研究领域3篇文献，另外他还和美国著名学者Etzkowitz曾经合作过2次，并联合发表过该研究领域引用率最高的文献。

通过分析产学研合作领域发表文献数量排名在前15位的学者，可以了解该研究领域的主要学术带头人和关键学者的科研成果及影响力。由表2-5和图2-9可以获知来自荷兰阿姆斯特丹大学的著名学者Leydesdorff在本领域发表文献最多，一共发表文献31篇，其总引频次、H指数等指标在产学研合作研究领域都是排在第一，表明该学者在该领域的影响力最大。通过分析Leydesdorff所发表的文献，发现他研究的领域主要是集中在产学研三螺旋创新模型，他曾经和美国学者Etzkowitz联合发表产学研合作研究领域引用率最高的文献——“持续创新的动力：从国家创新系统和‘模式2’到官产学三重螺旋演变”（The dynamics of innovation：from national systems and mode 2 to a triple helix of university-industry-government relations）^[70]。而全球排名第二的学者是来自于美国的Etzkowitz，他和排名第一的学者Leydesdorff一样主要专注产学研三螺旋创新模型的研究，其总引频次以及H指数等指标和Leydesdorff相差不大，平均引用次数指标在上述的15位学者中最高，反映了他的文献具有较高的权威性。通过分析他发表的15篇文献中，其中有5篇是独著，还有6篇他是通信作者兼第一作者，其中包括该领域引用率最高的文献，充分说明他在产学研合作研究领域的科研成果斐然。排名第三的是来自韩国的Park，他的主要研究领域是韩国的产学研创新系统模型，他一共发表11篇产学研领域的文献。通过分析他的文献可以获知，他主要专注于使用三螺旋指标来度量韩国的产学研合作。在排名前15位学者中，有5名学者来自于美国，如Etzkowitz、Kenney、Carayannis、Biscotti等；有2名学者来自于英国，如Perkmann、D'Este；有2名学者来自于日本，如Kobayashi、Wen；剩下的学者基本上来自于欧洲国家（除了全球排名第三的Park来自于韩国）。上述的15名文献高产学者全部来自于发达国家，也从侧面反映了发达国家比较重视产学研合作的研究。而中国学者没有挤入全球产学研合作研究领域发表文献最多的15名学者行列，表明中国学者在该研究领域与国际优秀学者存在一定的差距。

（6）研究机构分析

通过对产学研合作领域的研究机构进行分析可以获知哪些研究机构具有较好的科研产出能力及较强的影响力，哪些研究机构是该研究领域的标杆研究机构等有价值的信息。当对Web of Science分析，发现全球一共有891个研究机构参与发表过产学研合作的文献，其中有619个研究机构只发表过1篇文章，占研究机构总数的64.47%；而发表过2篇以上的研究机构只占35.53%。通过统计发表产学研领域文献最多的15所研究机构，见表2-6，发现它们很多都是全球知名大学，如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哈佛大学、东京大学等，反映了产学研合作研究领域已经受到国际知名高校的广泛关注，这些国际知名高校成为产学研合作研究领域的核心主体。我国研究机构在产学研合作研究领域不仅在发文量上与它们存在较大的差距，而且文献总引频次、平均被引频次以及H指数等指标值与发达国家的研究机构相差非常悬殊，表明我国研究机构在产学研合作国际研究领域缺乏影响力，这与研究机构在我国产学研合作创新体系中的重要性不相符。

由表2-6可以获知，在产学研合作国际研究领域发表文献最多的机构是荷兰的阿姆斯特丹大学，它在该领域一共发表了30篇，而且其总被引频次及H指数排在全球第一位，充分表明阿姆斯特丹大学在产学研合作的研究领域具有很高的影响力。通过对阿姆斯特丹大学在该领域发表的30篇文献进行挖掘，发现其中29篇文献是该校学者Leydesdorff的研究成果。众所周知，Leydesdorff是产学研三螺旋创新模型研究领域的奠基者和领军人物，他曾经与美国学者Etzkowitz联合发表过产学研合作研究领域引用率最高的文献。由于阿姆斯特丹大学拥有Leydesdorff这样的知名学者，奠定了它在该研究领域的重大影响力。日本东京大学虽然在文献发表数量上与阿姆斯特丹大学只相差9篇，但是其在总引频次、平均被引频次以及H指数等指标值与阿姆斯特丹大学有很大的差距，总体影响力在以上15所高校中排在下游水平。日本东京大学在国际产学研领域的影响力之所以建立不起来，除了缺乏像Leydesdorff这样的领军人物，也可能与它不善于参与国际合作有关。因为国际化合作不仅可以增加科研成果的数量，而且能有效提升科研成果的质量[137^，138]。通过分析东京大学在产学研领域发表的21篇文献，发现它们全部出自日本国内机构的合作，与阿姆斯特丹大学的国际化合作形成鲜明的对比。美国宾州州立大学是美国在该研究领域发表文献最多的研究机构，文献发表量为18篇，比日本东京大学少3篇，但是其总引频次、平均被引频次以及H指数等指标值都比东京大学好，表明该高校在产学研合作研究领域比东京大学的影响力要大。在发表文献量最多的前15所高校中，美国高校占了9所，英国高校占了2所，荷兰、日本、西班牙、韩国等国家的高校各占1所，表明全球研究产学研合作的主要研究机构主要分布在欧美日韩等发达国家，特别是美国和英国。

中国在该领域发表文献总量在全球排名第四，由于研究机构较为分散（国内一共有77个研究机构参与发表过1篇及以上的文献），单个研究机构在该研究领域发表文献数较少。其中浙江大学在该领域发表了6篇文献，发文量在全球排28名。武汉理工大学在该领域发表了5篇文献，发文量在全球排43名。这两所高校是我国在该领域发表文献最多的研究机构，但是其总引频次、平均被引频次以及H指数等指标值与国际其他优秀研究机构存在较大差距。国内很多研究机构所发表文献的总引频次、平均被引频次以及H指数等指标值都为0，侧面反映了我国研究机构在该领域的研究成果质量普遍不高，综合影响力不强。在产学研合作已经提升成为国家创新战略的背景下，而我国研究机构在产学研合作国际研究领域的成效却不理想，我国研究机构应找出自身与国外优秀研究机构存在的差距，除了加大研发投入外，还应加强同国外优秀研究机构的合作，通过国际化合作来提升研究成果的质量和原创性，最终提升我国研究机构在产学研合作研究领域的国际影响力。

（7）高被引文献分析

衡量文献质量高低的一个重要标准体现在文献的被引用情况，文献的被引状况可以反映该文献的影响和质量水平，也是同行学者评价文献学术价值的一个重要指标[139]。文献的被引用次数越多，说明该文献的科学知识生产质量越高，含原始创新的成分越多[140]。通过对Web of Science在1966—2014年产学研合作研究领域1237篇文献的被引状况进行分析，发现有634篇文献在总被引频次、平均被引用频次及H指数等指标值为0，未被引文献所占的比例高达51.25%，表明产学研合作研究领域有超过一半的文献目前还没有被引用。对引用率为0的文献进行分析，发现这些文献主要的特点或者没有新的理论突破，原创性较差；或者所提出的理论观念目前还没有引起学术界的关注，而这些低引文献往往发表在影响因子较低的期刊上。

对高频被引文献进行统计分析，可以从中透视某学科的研究前沿，获取研究领域具有学术价值与影响力文献的分布情况、研究的热点问题与主题方向[141]。对全球被引用次数最高的15篇文献进行挖掘，见表2-7，发现它们的研究议题大致划归成三类：一是产学研合作模式的研究，研究的议题主要围绕企业与大学、科研机构通过哪种模式合作，各种合作模式的利弊以及合作过程中的技术（知识）转移问题。二是影响产学研合作的因素研究，研究的议题主要是大学、企业参与产学研合作的动机及影响它们合作的各自的因素。三是产学研合作带来影响的研究，研究的议题主要围绕产学研合作给大学的学术研究及企业的技术创新所带来的影响进行研究。其中被引次数最高的文献是2000年美国学者Etzkowitz和荷兰学者Leydesdorff在Research Policy期刊上发表题名为“持续创新的动力：从国家创新系统和‘模式2’到官产学三重螺旋演变”（The dynamics of innovation：from national systems and mode 2 to a triple helix of university-industry-government relations）的文献，该文的引用次数高达773次（google检索被引用次数为5641次，截至2017年1月1日上午10点），是目前在产学研合作研究领域最具有影响力的文献。该文借助生物学RMA & DNA研究领域的理论模型全面阐述官产学三方之间的相互关系：政府、大学与企业三方的界限模糊化；每个成员应承担其他成员的部分角色；政府、大学与产业界由传统清晰的相关联系发展成为角色及界限模糊的新联系。该文所提出的官产学三重螺旋模型是一种全新的国家创新模式，颠覆了早期产学研线性创新模式，提出一种产学研非线性融合模式，在产学研合作国际研究领域是一个重大理论突破，引起了学术界的强烈反响，同时奠定了美国学者Etzkowitz和荷兰学者Leydesdorff在该研究领域的权威地位。另外从表2-7可以获知，在这引文最高的15篇文献中，其中有11篇发表在Research Policy，充分说明Research Policy是发表产学研领域研究成果的一个非常重要的“窗口”。另外4篇高引文献分别发表于Q1区的6种期刊中，例如，Science、Management Science、Journal of Engineering And Technology Management等期刊，表明高引文献往往发表在影响因子高的期刊上。当然影响因子高的期刊在选文时也注重所刊登的文献是否具有较高的理论价值及原创性。

（8）关键词分析

研究热点指的是某研究领域在某段时间内由许多存在内在联系的一组文献共同关注的某一专题^[8，156]。虽然关键词在一篇文章中所占的比例很小，但是它是该篇文章所研究主题的高度凝练和概括，能代表某研究领域的知识点和研究热点^[8，157]。所以国内外研究^[8，24，158]常常通过搜寻和分析某研究领域的高频关键词来捕获该研究领域的热点问题。鉴于此，本节通过搜寻产学研合作研究领域的高频关键词来探究该领域的研究热点。

为了确定产学研合作研究领域的高频关键词，本节参考Donohue所提出的高低频词模型[159]来计算高频关键词的临界值，如式（2-1）所示。

其中n是某研究领域高频关键词的临界值，I₁是该研究领域出现频次仅为1的低频关键词的数量。

本书通过BibExcel软件对产学研合作研究领域全部文献的所有关键词抽取，将相同含义的关键词进行合并整合，最终得到501个关键词，其中出现频次仅为1的关键词一共有147个。通过式（2-1），可以计算出产学研合作研究领域的高频关键词临界值是16.65，最终确认该研究领域的高频关键词一共有13个，见表2-8。

由表2-8可以发现，出现频次最多的关键词是“技术转移（Technology Transfer）”，一共出现了117次，这表明产学研合作研究领域最为关注的是大学与企业合作过程中如何实现技术的跨组织转移。出现频次排在第二和第三的关键词是“大学—产业关系（University-Industry Relations）”和“大学—产业合作（University-Industry Collaboration）”。这并不奇怪，这是因为产学研之间的互动与合作一直是许多学者关注的议题，包括产学研合作应该采取的模式，大学、企业等组织在参与产学研合作过程中扮演的角色问题都是产学研合作研究领域关注的热点问题。此外，关键词“三螺旋（Triple Helix）”高频出现在产学研合作研究领域，这是因为政府—企业—大学之间的三螺旋理论自1995年被Etzkowitz和Leydesdorff提出以后，该理论引起了政府政策制定者、产业界和学术界的极大反响。三螺旋创新理论提出了政府—企业—大学之间的非线性互动模式，引领产学研合作研究由早期简单的线性互动研究到当今复杂的非线性融合互动的研究，对产学研合作研究领域，甚至整个创新领域都具有较大的里程碑意义。

使用BibExcel软件对表2-8中的13个高频关键词进行构建共词矩阵，紧接着将共词矩阵输入到网络分析工具Ucinet软件，然后使用Ucinet软件对共词网络中的高频关键词的中心度进行计算分析，并使用内嵌于Ucinet软件的可视化工具NetDraw来实现网络可视化，如图2-10所示。可以发现高频关键词“技术转移（Technology Transfer）”的中心度值很高，而且该关键词与“大学—产业关系（University-Industry Relations）”和“大学—产业合作（University-Industry Collaboration）”等关键词联系非常紧密，这表明当前产学研合作研究领域的一个很重要研究热点是产学研合作过程中技术的跨组织转移问题。常见的研究议题包括：①产学研过程中技术转移的模式与路径；②技术或知识在产学之间转移的动因及潜在影响因素；③企业和大学之间合作促进技术转移对它们带来的影响；④技术在大学和企业之间的跨组织转移对区域和国家创新带来的影响。高频关键词“大学（University）”在网络里的中间中心度值很大，与“三螺旋（Triple Helix）”“校办企业（Academic Entrepreneurship）”“创新（Innovation）”“专利（Patent）”等关键词联系很紧密，这表明在产学研合作研究领域里，涉及三螺旋、校办企业、创新和专利等热点议题和大学存在着千丝万缕的关系，常见的研究议题主要包括：①大学是三螺旋创新系统中的重要成员，它在三螺旋系统中与其他成员的互动关系；②大学所创立校办企业与母体之间的互动关系；③大学与产业技术创新的关系，即大学对产业创新带来哪些影响及产学研合作给大学的知识创新带来哪些影响；④大学重视知识产权保护，通过申请专利的形式对大学的知识发现进行保护，这对大学的知识创造和流动带来的潜在影响。此外，由图2-10可以获知，关键词如“纳米科技（Nanotechnology）”“生物科技（Biotechnology）”与“合作（Collaboration）”“研发（R & D）”“校办企业（Academic Entrepreneurship）”等关键词之间存在着很紧密的联系，这是因为纳米科技和生物科技产业是一个很典型的知识密集型产业，与其他产业相比，这两个产业更需要与大学、研究机构建立产学研合作关系，加强在科研上的合作来支撑产业的发展。此外，早期的纳米科技及生物科技产业是由校办企业孕育发展而成。这些高频关键词的出现意味着知识密集型产业（如纳米和生物科技）的产学研合作引起了学术界的广泛关注。总之，对产学研合作研究领域的高频关键词进行研究后发现，该领域的研究热点包括：①对官产学研三螺旋互动模式的研究；②对知识密集型行业如纳米科技、生物科技的产学研合作的研究；③以“大学”为主要议题的研究，如大学参与产学研合作的角色问题及对其科研带来的影响；④产学研合作如何促进技术的跨组织转移及路径分析。

2.1.3　产学研合作的研究演进

（一）研究方法

为了充分把握产学研合作研究领域的研究演进，本书采取科学知识图谱来对产学研合作研究领域文献进行梳理和分析。科学知识图谱是情报学中的一个新兴分支学科，它越来越受到学术界研究者的关注^[130]。科学知识图谱将某研究领域的零散知识整合在一起来揭示某研究领域的知识结构[160^，161]，定量地揭示某研究领域的知识发展概况从而获取该领域的研究主题、发展趋势以及重要学者之间的合作网络关系[162]。可视化是科学知识图谱最主要的特征，从而很形象地向人们展示一张通俗易懂的知识地图[163]。由于科学知识图谱能够很形象地展示某领域的研究主题如何随着时间而演化，使得研究者能够捕捉研究前沿信息，这方法目前已被广泛运用于诸多学科领域^[130]。如Swar和Khan（2014）运用“SNA”可视化工具基于共引作者、共引国家等方面分析南亚国家通信技术领域文献并得出南亚国家在该研究领域存在的问题与对策^[160]；Chen和Guan（2011）运用可视化工具Pajek、“Ucinet+NetDraw”和CiteSpaceⅡ建立共词与共引网络来揭示生物纳米制药新兴研究领域的发展路径及研究前沿^[161]；张晓鹏等（2011）基于文献计量的方法，运用CiteSpaceⅡ可视化工具对国际公共危机管理领域所发表的文献进行计量分析并得出该研究领域的现状及前沿态势^[162]。

虽然在其他很多研究领域已经发现国内外学者基于科学知识图谱的视角对某研究领域进行研究并取得相应的成果，但是基于科学知识图谱的视角对产学研合作研究领域的文献进行计量分析的文献并不多见，目前尚未发现国外学者从科学知识图谱的视角对产学研合作研究领域的文献进行研究，而国内基于该角度对我国产学研合作研究领域的文献进行研究也较为零星，例如，万晶晶基于科学知识图谱的分析视角，运用可视化工具CiteSpace Ⅱ对我国产学研合作的文献进行分析并得到该研究领域的知识结构及研究热点[164]。闫杰等也是基于科学知识图谱的分析视角，运用可视化工具CiteSpace Ⅱ对我国产学研合作的文献进行分析并获取该研究领域的前沿演进趋势[165]。为了全面地对产学研合作研究领域的文献进行梳理，为本书后续的研究奠定坚实的理论基础，本书采取科学知识图谱来研究产学研合作研究的演进过程。

（二）数据来源

在参考过去相关研究^{[8，24，88]}的基础上，本书对Web of Science核心合集数据库收录的产学研合作研究领域所有文献（截至2016年初）进行检索和分析。Web of Science数据库收录的文章较为广泛，除了收录国际主流期刊上刊登的文章外，还收录部分国内权威期刊上发表的国内文章。该大型数据库不仅连续动态更新而且具有更高权威性，在学术界得到广泛使用［8，24，26，35，166］。

首先，本书将参考过去研究^{[8，24，88]}所采用的检索关键词基础上，将产学研合作研究领域文献的检索范式最终确定为：TS=（“triple helix”AND（facult * OR university * OR academi *）AND（company * OR business * OR industry * ）NOT（RNA OR DNA））OR TS=（（university-company OR university-business OR university-industry）AND（innovation * OR commercial * OR link * OR relation * OR interact * OR contract research OR joint research OR knowledge transfer OR technology transfer OR collaboration））OR TI=（（facult * OR university * OR academi * ）AND（company * OR business * OR industry * ）AND（innovation * OR commercial * OR link * OR relation * OR interact * OR contract research OR joint research OR knowledge transfer OR technology transfer OR collaboration））OR TI=（academic spin-offs OR academic entrepreneurship）OR TS=（university-industry-government），检索时间区间：1966—2015年。检索出一共有1572篇文献，将其中的“会议论文”“会议摘要”及其他与产学研合作议题不相关的论文做一一排查后，最终剩下文献1523篇。

（三）产学研合作研究领域的三个发展阶段

本书在参考文献计量学奠基人Price（1963）的“科技文献增长理论”基础[167]上，依照产学研合作研究领域每年发表论文数据的多寡，将产学研合作研究领域的历史演进过程划分成3个阶段，如图2-11所示。

（1）萌芽期（1966—1982年）。虽然早在20世纪40—50年代美国已经出现了产学研合作活动，但是产学研合作这种创新模式并没有引起学术界的足够重视，这可能与当时学术界推崇凯恩斯经济学理论，较少重视创新理论研究存在一定的关系。直到1966年，著名学者Lincoln（1966）对美国所出现的产学研合作行为进行分析与研究，开创了产学研合作创新研究领域的先河。20世纪70年代，很多西方国家爆发石油危机，很多国家普遍陷入经济不断下滑的窘境。如何走出经济困境成为当时许多国家的议题，这时熊彼特创新理论开始引起广泛的关注。在此背景下，产学研合作创新模式也成为许多学者关注的问题。即使如此，1982年之前，学术界对产学研合作的研究仍然较少，每年该研究领域的论文发表量均在10篇以下。

（2）探索期（1983—1999年）。20世纪80年代，美国钢铁、汽车等传统优势产业日益衰落，而德国、日本等国经济迅速崛起，挑战美国“二战”结束以来维持的经济大国地位。当时美国时任总统里根为了振兴本国经济以应对德、日等国所带来的经济挑战，出台了一系列政策来推动产学研合作，以营造一种良好的产业创新氛围。其中尤为出名的是“拜杜法案”的颁布，以推动大学与企业结合，加速大学专利成果转化。与此同时，日本为了应对全球经济化所带来的挑战，以进一步巩固所取得的经济大国地位，颁布了“官产学三位一体”创新政策来推动产学研合作创新。此外，信息通信、生物技术等技术知识密集型产业在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逐渐兴起。与其他行业相比，信息通信、生物技术等新兴产业的发展更需要产学研互动与合作来支撑。在此时代背景下，与新兴产业相关的技术转移办公室、产学研合作模式成为当时学术界关注的焦点，学者在产学研合作研究领域开展了系列研究，论文发表的数量每年保持在10～30篇。

（3）发展期（2000—2015年）。随着科技全球化不断升温，技术更新周期不断加快，尤其进入21世纪以后这种趋势愈演愈烈。在此背景下，企业面临的创新压力日益加剧，很多企业已经意识到单靠自身的研发力量来加快创新已经难以维系，为此，产学研合作成为许多企业寻求组织外部知识源来应对创新挑战的一条重要的路径，也成为许多国家建设成创新型国家的重要举措。许多国家通过颁布相关政策和立法等手段来为产学研合作创造良好环境，以推动知识加快转移和转化来提升国家的创新核心竞争力。例如，中国政府颁布的“国家中长期科技发展规划纲要（2006—2020年）”明确提出了建立起产学研合作的技术创新体系，还有德国政府颁布的“中小企业创新技能计划”以推动企业加强与学研机构的合作。在这些政策当中，可以充分体现出政府、企业、学研机构三方在国家创新系统中扮演的角色，它们之间的互动与合作引起了学术界的广泛关注，尤其“官产学研”三螺旋创新理论提出后，创新研究领域出现了一股对官产学研合作研究热潮。在本阶段产学研合作研究领域论文发表量由最初（2000年）的30篇迅速上升到2015年的137篇，增幅高达4倍。

（四）产学研合作研究的历史演化过程

为了从纵向的视角梳理产学研合作研究的历史演化过程，本书对产学研合作研究领域在1966—2015年发表的1523篇文献进行“文献共被引分析”。著名的科学计量学家Small是最早使用“文献共被引分析”方法来研究和分析某学科领域理论演化的学者，他曾经在1973年提出“文献共被引分析”的原理：当某两篇文献同时被第三篇文献所引用时，那么这两篇文献是一种共被引关系[168]。“文献共被引分析”可用于分析某学科领域的知识基础及研究热点与前沿的演化趋势^[8]，以全面把握该研究领域的研究现状及发展态势，而CiteSpace软件是“文献共被引分析”常用的工具。鉴于此，本书使用CiteSpace软件对所搜寻的产学研合作研究领域的文献进行共被引分析，如图2-12所示：

由图2-12可以发现，20世纪80年代之前，产学研合作研究领域基本上没有出现高被引文献和关键节点文献，这表明在早期，产学研合作研究领域活跃程度较低。直到1986年，美国学者Blumenthal教授在《科学》（Science）期刊上发表了一篇在产学研合作研究领域具有一定影响力（中心度较高）的文章“大学与企业在生物科技领域的合作对大学带来的启示”[149]。该篇文献是研究在生物科技产业领域，大学参与产学研合作对其科研研究可能带来的机会与挑战。这篇文献的网络中心度为0.15，在早期研究产学研合作的文章当中具有一定影响力。由图2-7可以发现，在1994年出现一个较大的网络节点，该节点是Gibbons等学者出版了一本书，名为《知识新的生产模式：当代社会科学与研究的动态发展》^[103]。这本书之所以在产学研合作研究领域具有较大的影响，是因为该书认为除了传统由学术机构自由探索来生成知识外，还存在着有其他创新主体如企业参与进来，在以应用为导向的领域生成知识，即是“模式2”生成方式。传统的知识生产方式与“模式2”的生产方式在学科、生产的场所和生产自由度上存在明显的差异。由于“模式2”生产方式突破了过去学术界一直沿用的由基础研究到应用研究再到试验开发的线性创新模式，引起了学术界的广泛反响。这也为1995年荷兰学者Leydesdorff和美国学者Etzkowitz所提出的官产学研“三螺旋（Triple Helix）”思想奠定了理论基础。随着时间的推移，学术界对产学研合作日益关注，该领域的研究也日益活跃。在2000年，Etzkowitz和Leydesdorff在创新研究领域顶级期刊Research Policy发表了一篇在产学研合作研究领域具有很大影响力的文章“持续创新的动力：从国家创新系统和‘模式2’到官产学三重螺旋演变”^[70]。该文的google被引用次数高达5641次（截至2017年1月1日上午10点），是目前产学研合作研究领域被引次数最多的文献。这篇文章对1995年所提出的官产学三螺旋理论^[33]做进一步的阐述，明晰了政府、企业与大学三者的角色、职能及它们的交互动力。该文在学术界引起了极大的反响，成为产学研合作研究文献共被引网络中最为关键的节点。此外，由图2-12可以发现，Cohen等在2002年发表在管理学顶级期刊Management Science上的一篇文章“互动与影响：公共研发对企业研发活动的影响”^[14]成为文献共被引网络中最为重要的网络节点。该文以美国的产学研合作为研究样本，来揭示企业如何加强与大学的互动，利用公共研发来提升自身的创新能力。该文的google被引用次数高达2257次（截至2017年1月1日上午10点），在产学研合作研究领域具有较大的影响力。

为了进一步追溯产学研合作研究领域在三个发展阶段（萌芽期、探索期和发展期）的演化历程，本书使用CiteSpace可视化工具，从时区演进的视角对产学研合作研究领域的文献进行共被引分析，如图2-13所示。首先，依照产学研合作研究领域的三个发展阶段划分成三个相应的知识群，其次，对每个知识群最具有影响力（被引次数较多）的文献、高频出现的关键词及共被引网络中的关键节点进行一一研究，以揭示产学研合作研究领域在过去50年时间的演化趋势，为本书后续研究典型了理论基础。

（1）萌芽期（1966—1982年）的知识群：对产学研合作的模式和互动关系进行初步的研究。

如上文所言，虽然产学研合作活动早在20世纪40—50年代在西方国家出现，但是在很长的一段时间来没有引起学术界的关注。直到1966年，才出现产学研合作研究领域的第一篇文献^[32]。到了20世纪70年代石油经济危机的全面爆发，许多西方国家为了摆脱经济上的窘境，熊彼特创新理论才引起西方国家的关注，产学研互动与合作创新模式或方式也逐渐进入一些学者的研究视野。

通过CiteSpace软件对产学研合作研究领域在萌芽期间（1966—1982年）发表文献的参考文献进行共被引分析研究，发现在本阶段产学研合作知识基础网络中一共出现3篇关键节点文献，见表2-9。这3篇文献是早期产学研合作研究领域的奠基之作。熊彼特（Schumpter）在1912年出版的《经济发展理论》^[111]，首次提出创新是推动经济不断发展的新动力，是创新理论的奠基之作。该书在知识基础网络中的中心度值为0.08，是产学研合作研究领域在萌芽期主要知识基础文献之一。这表明了产学研合作研究领域在早期的一个主要理论源头来自熊彼特创新理论。美国著名学者罗格斯（Rogers）在1962年出版了一本奠定创新扩散理论的书——《创新的扩散》[169]。该书在分析508个知识或技术扩散案例后，首次提出了知识（技术）扩散S曲线创新理论。同样地，这本书出现在产学研合作知识基础网络中，中心度值为0.05。这表明罗格斯的创新扩散理论也对产学研合作的早期研究产生深刻影响。此外，英国学者Burns在1961年所著的一本书——《创新管理》[170]也成为产学研合作的早期研究基础网络中的一个主要节点，其中心度为0.01。这本书从产业社会学理论及社会组织理论的视角来阐释商业及产业创新活动。总之，对出现在产学研合作研究领域萌芽期知识基础网络中的关键节点文献进行研究，发现早期产学研合作研究的知识基础源于熊彼特所提出的创新理论和罗格斯所奠定的创新扩散理论，这些创新理论对产学研合作的早期研究带来了较为深刻的影响。

为了进一步探究产学研合作研究领域在萌芽期主要的研究议题，对该研究领域在本阶段的64篇文献，尤其那些最具有重要影响力的文献进行梳理与研究，发现有3篇文献高被引，见表2-10。第一篇文献是Rager和Omenn两位美国学者在1980年刊登在《科学》（Science）期刊上的一篇文章：“研究、创新和产学合作的关系”[171]。该文是以美国卡特总统上台后所推动的产学研合作为研究背景，对大学与企业的科研合作现状及趋势进行分析，并研究大学与企业之间合作的模式及政府所扮演的角色。该文对政府、大学与企业三方的互动与合作如何对经济发展起到促进作用进行系统研究，是本阶段产学研合作研究领域有较大影响力的文献之一。第二篇文献是美国学者Roy在1972年刊登在《科学》（Science）期刊上的一篇文章：“大学与企业之间的互动模式”[172]。该文主要研究在公共财政对科研支出不变的调节下，如何通过产学研合作来提升科研转化效率。第三篇文献是日本学者Azcmff在1972年发表在《研究管理》（Research Management）期刊上的一篇文献：“企业与大学的合作：如何使其运转起来”[173]。该篇文章主要对企业与大学之间有效的技术合作模式和双方如何有效地维系合作进行了分析。该文在早期产学研合作研究领域也具有一定的影响力。此外，本文对产学研合作研究领域在本阶段的其他文献也做了分析与梳理，发现该研究领域在本阶段的研究议题主要包括对大学与企业之间如何维系有效地合作，相互关系的协同及各种产学研合作模式的研究。

高频关键词能够反映某领域的研究热点，过去的研究^[8，24，174]通过剖析某研究领域的高频关键词来分析该领域的研究热点。鉴于此，本书在参考过去研究的基础上，对产学研合作研究领域在本阶段的高频关键词展开搜寻与分析，见表2-11。可以发现本阶段的高频关键词主要有：大学与企业（University-Industry）、关系（Relationship）、合作（Collaboration）和互动（Interaction）等词汇。这表明了研究的议题包括：大学与企业怎么才能有效地合作，它们之间的合作模式及互动关系。此外，“创新（Innovation）”与“研究（Research）”也是本阶段的高频关键词，这反映了在本阶段学者对产学研合作进行研究的一个议题是产学研合作如何有效地推动研究成果的转化达到创新目标的实现。还发现一个较为重要的关键词“航天航空研究（Aerospace Research）”出现在产学研合作研究领域的早期文献中，这表明航天航空领域的产学研合作引起了学术界的关注。这可能与航天航空行业性质存在一定的关系，因为该行业是知识（技术）密集型行业，比其他行业更为迫切需要产学研合作来支撑发展，航天航空行业的产学研合作成为当时学术界关注的焦点。

本节通过对产学研合作研究领域在萌芽期（1966—1982年）知识基础关键节点文献、发表的重要文献及出现的高频关键词进行筛选与分析，发现产学研合作研究的理论基础主要源于熊彼特所奠定的创新理论和罗格斯所提出的创新扩散理论，研究的议题较为零星，主要包括企业与大学之间的互动与合作关系、模式。其中，产学研合作的线性模型（模式）成为早期学术界的主流思想。

（2）探索期（1983—1999年）的知识群：研究议题主要包括新兴产业如生物制药领域（知识）跨组织转移路径分析，以“技术转移办公室”为议题的研究，产学研互动与合作的模式、动因及效应研究。

自20世纪80年代起，新兴产业开始得到发展，国际竞争日益加剧，企业面临着难以依靠自身科研力量来实现持续创新，许多国家通过颁布政策和法律的手段来推动产学研合作。在此背景下，企业与大学之间的互动与合作开始引起了学术界的广泛关注，产学研合作研究领域的文献发表数量比“萌芽期（1966—1982年）”明显有所增长。

通过CiteSpace软件对产学研合作研究领域在探索期间（1983—1999年）发表的参考文献进行共被引分析研究，发现在本阶段产学研合作知识基础网络中一共出现8篇关键节点文献，见表2-12。第一篇文献是美国学者Feller在1989年发表在创新研究领域顶级期刊Research Policy上的一篇文章：“大学被认为能够成为知识经济增长的引擎”[175]。这篇文章紧扣当时美国国会所通过的“拜杜法案”时代背景下，观察到许多大学将所创造的知识进行专利化和商业化，研究政府所推动的政策和法案给产学研合作和经济发展所带来的影响。该文引起了学术界、企业界和政府的广泛关注，成为产学研合作研究领域在本阶段知识基础的中心度值最高的文献。第二篇文献是Blumenthal等美国学者在1986年刊登在Science期刊上的一篇文章：“大学与企业在生物技术科技领域的科研合作对大学带来的启示”^[149]。该文紧扣着当时新兴产业如生物技术产业兴起的背景，探究大学参与新兴产业的产学研合作给大学的科研及教学活动带来的影响，并给出如何防范或避免产学研合作给学研机构所带来负面影响的一些建议。由于该文紧扣时代背景来研究产学研合作所暴露的问题，成为该研究领域知识基础网络里节点中心度值较高（较为关键）的文献。第三篇文献是著名学者Nelson和Winter在1982年所著的《经济变迁演化理论》[176]。众所周知，该书基于生物演化理论，对产业的演化及技术变异进行分析，提出了演化经济学范式，奠定了演化经济学的理论基础。该书在产学研合作研究领域引起了极大的反响，例如，Etzkowit和Leydesdorff（2000）发表的产学研合作研究领域被引次数最多的文献——“持续创新的动力：从国家创新系统和‘模式2’到官产学三重螺旋演变”^[70]的理论基础就基于Nelson和Winter所著的《经济变迁演化理论》，由此可知这篇文献是产学研合作研究知识基础网络中较为关键的节点文献。

为了进一步探究产学研合作研究领域在探索期主要的研究议题，对该研究领域在本阶段的304篇文献，尤其是那些具有重要影响力的文献进行梳理与研究，表2-13显示了本阶段最具有影响力的10篇文献。第一篇文献是美国学者Etzkowitz在1998年发表在Research Policy期刊上的一篇文献“企业科学的标准：新的大学与大学联系的认知效应”[143]。该文是在美国校办企业蔚然成风的时代背景下，以大学如何通过校办企业将所创造的知识进行商业化为研究议题。该文对大学与企业的角色定位与组织界线给予新的阐释，即双方的角色和组织界线应该模糊化，即企业要扮演大学的部分角色，同时大学也应该要扮演企业的部分角色。这个新思想也就是刚刚出现的三螺旋创新理论的核心思想，在学术界引起了极大的反响，成为产学研合作研究领域在本阶段具有较大影响力的文献之一。第二篇文献是德国学者Meyer—Krahmer和Schmoch在1998年发表在Research Policy期刊上的一篇文献“大学与企业在四个科技领域的互动”[144]。该文对产学研合作在不同行业的差异性进行研究，发现科技（知识）密集型行业如信息、生物技术、制药等产业的发展更需要产学研合作来支撑。此外，该文还发现产学研互动过程中，知识流向的路径不局限于由大学流向企业，也可以由企业流向大学。换言之，知识流向的路径不是单向的，而是双向的。由于该文对知识流动路径及产学研合作行为在不同行业存在差异提出新的见解，在学术界引起了广泛关注，成为本阶段产学研合作研究领域具有较大影响力的文献之一。第三篇文献是Blumenthal等美国学者在1996年发表在New England Journal of Medicine期刊上的一篇文章“生物科技研究领域的大学老师参与企业的工作”[182]。该文以大学和生物技术公司的互动与合作作为研究样本，发现大学学者参与产学研合作可能对其学术研究方向、行为及态度均产生一定的影响。具体而言，参与产学研合作的老师更倾向于选择以应用为导向的研究，更倾向于对研究成果进行保密和产业化。该文对产学研合作如何对学者的学术研究产生影响做了较为详尽的分析，也引起了学术界的广泛关注。通过对本阶段产学研合作研究领域的文献进行梳理与分析，发现在本阶段学术界除了对大学与企业之间的互动模式及关系进行研究外，还对大学参与产学研合作对其带来的影响、产学研合作过程中知识转移的路径、不同产业中的产学研合作行为差异、政府—产业—大学三螺旋互动模型等议题展开一系列的研究。

为了分析产学研合作研究领域在探索期（1983—1999年）的研究热点，对该研究领域在本阶段的高频关键词展开搜寻与分析，见表2-14。与上一阶段相比，本阶段涌现出一些较为新颖的高频关键词，例如，技术转移（Technology Transfer）、生物技术（Biotechnology）。这两个高频关键词组在本阶段出现频次最高，侧面反映了产学研合作过程中的技术转移模式、路径，新兴产业如生物技术领域的产学研合作等成为本阶段的研究热点问题。这可能是因为生物技术产业是典型的知识密集型产业，自从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逐渐兴起后，该产业的发展比传统产业更需要通过产学研合作来推动技术或知识转移来支撑，所以新兴产业的产学研合作模式及技术转移论据等议题逐渐引起了学术界的关注并成为研究的热点。此外，由表2-14可以发现，技术转移办公室（Technology Transfer Offices）、专利（Patent）、知识产权（Intellectual Property）和斯坦福大学（Stanford University）等高频关键词也出现在本阶段。这可能与当时美国出台“拜杜法案”后，导致产学研合作研究议题出现新的变化存在一定的关系。“拜杜法案”的出台，增强了大学的知识产权意识，技术转移办公室在许多著名的大学，如斯坦福大学中广泛成立，负责将大学的科研成果以专利的形式保护起来，再通过市场交易将研究成果进行转换。在此背景下，学术界对大学所成立的技术转移办公室在推进技术转化的效率问题、大学研究成果的知识产权问题及专利申请保护等问题展开了一系列的研究。“动机（Motivation）”“障碍（Obstacle）”成为本阶段的高频关键词，反映了在本阶段学术界对产学研合作研究由原先单纯的产学研互动与合作模式的分析拓展到产学研合作动因及存在的障碍的研究。高频关键词“冲突（Conflict）”的出现表明了产学研合作给学术自由带来冲突等问题已经引起了学术界的关注。“日本（Japan）”成为本阶段的高频关键词，侧面反映了日本的产学研合作成为产学研合作研究领域的关注焦点，可能是因为日本出台相关政策来推动产学研合作以应对日本经济泡沫破裂后带来的经济低迷问题，激发了学者对日本的产学研合作的兴趣。还有高频关键词“三螺旋（Triple Helix）”的出现，反映了政府—大学—企业的三螺旋非线性互动在本阶段已经开始成为学者关注的焦点。

在本节，通过对产学研合作研究领域在探索期（1983—1999年）知识基础关键节点文献、发表的重要文献及出现的高频关键词进行筛选与分析，发现产学研合作研究领域理论基础主要源于Nelson和Winter所奠定的经济变迁演化理论，研究的议题比上一阶段有明显的拓展，主要包括产学研合作的模式、动因及效应的研究，以技术转移办公室、校办企业为议题的研究，产学研合作促使技术（知识）转移路径研究，生物制药等新兴产品的产学研合作研究。此外，政府—大学—企业的三螺旋非线性互动的相关研究在本阶段已经出现。

（3）发展期（2000—2014年）的知识群：研究议题主要包括：官产学研三螺旋互动与理论研究、产学研合作的动因或影响因素及效应研究、技术或知识的跨组织转移研究。

进入21世纪后，为了应对全球化的挑战和提升国家核心竞争力，越来越多的国家如美国、日本、欧盟各国及中国等加强立法或政策力度来推动产学研合作，大力提倡产学研合作创新模式，甚至将产学研合作提升为国家科技创新战略决策。在此背景下，产学研合作引起了许多学者的关注，该研究领域日益活跃，每年的论文发表数量得到大幅提升，由最初（2000年）的30篇逐渐攀升到2015年的137篇，增幅4倍有余。

通过CiteSpace软件对产学研合作研究领域在发展期间（2000—2014年）发表的参考文献进行共被引分析研究，发现在本阶段产学研合作知识基础网络中一共出现10篇关键节点文献，见表2-15。第一篇关键节点文献是美国学者Mansfield在1991年发表在Research Policy上的一篇文章：“学术研究与产业创新”[188]。这篇文献对来自7个不同行业的76个大型制造企业进行研究，分析学术研究给不同行业创新所带来的影响，明晰了哪些产业的创新更依赖产学研合作。此外，该文还对学术研究投资回报率、学术投入到产出的转化效率、时滞等问题都进行了一系列开创性研究，给政府政策制定者、学术界、企业界带来极大的启示，也成为产学研合作研究的知识基础关键文献之一。第二篇关键节点文献是学者Jaffe在1989年发表在The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期刊上的一篇文章：“学术研究所带来的真正影响”[189]。这篇文献对大学的知识溢出给所处的区域创新带来影响进行研究，发现大学的知识溢出对一些知识密集型行业如电子通信、医学、核技术的创新带来较大的正向影响。由于该文突破过去简单地对产学研合作模式进行分析，而进一步分析产学研合作给区域、行业及企业带来的影响效应问题，给产学研合作的研究带来了极大的启示，成为本阶段该研究领域知识基础的关键文献之一。第三篇关键节点文献是美国学者Etzkowitz在1998年发表在Research Policy期刊上的一篇文献：“企业科学的标准：新的大学与大学联系的认知效应”^[143]。这篇文献在上一阶段是产学研合作研究领域的高被引用文献，该文在本阶段成为产学研合作研究的知识基础。该文在对校办企业进行研究时提出了组织间非线性融合互动的思想，这也是官产学研三螺旋理论的核心思想，给创新研究领域带来了极大的影响，成为本阶段知识基础网络中较为重要的核心文献之一。通过对产学研合作研究领域在发展期（2000—2014年）的知识基础网络当中最重要的10篇节点文献进行研究，发现三螺旋创新理论的奠基者Etzkowitz在1998—2013年发表的4篇研究成果对本阶段产学研合作研究带来了较为深远的影响。

为了进一步探究产学研合作研究领域在本阶段的主要研究议题，对本阶段的1159篇文献，尤其那些具有重要影响力的文献进行梳理与研究，见表2-16。第一篇文献是官产学研三螺旋创新理论奠基人Etzkowitz和Leydesdorff在2000年发表在Research Policy上的一篇文献：“持续创新的动力：由国家创新系统和‘模式2’到官产学三重螺旋演变”^[70]。该文在过去国家创新系统和“模式2”的基础上，提出了政府、大学与企业三方的非线性互动新模式，即是三方的组织界线模糊化，每个成员在承担自身功能的同时，也要同时扮演着其他成员应有的部分角色。该文所提出的官产学研组织界线模糊化的新思想，与过去创新理论的组织界线明晰化的思想迥然不同，是产学研合作研究领域的一个重大的思想突破，给该研究领域带来了较为深远的影响。第二篇文献是Etzkowitz等在2000年发表在Research Policy期刊上的一篇文献：“大学的未来及未来的大学：由过去的‘象牙塔’向创业范式的转变”[193]。这篇文章以美、英、德、日等国家的产学研合作为研究样本，发现在知识经济时代，大学是主要的知识创造源头，它除了继续承担教学与科研的传统使命外，要主动地承担起第三个职责：大学创业。通过加强大学与产业界的结合，将研究成果及时产业化和商业化，从而促进经济的发展。该文对大学的职责进行了拓展研究，引起了社会各界的广泛影响，成为本阶段具有较大影响力的文献之一。第三篇文献是Siegel等在2003年发表在Research Policy期刊上的一篇文献：“组织的行为对大学技术转移办公室效率影响的实证研究”[142]。这篇文章主要对设置在大学里面的技术转移办公室运营效率问题及潜在的影响因素进行研究，发现企业与大学之间的文化差异等因素给技术的转移可能带来的潜在负面影响。由于该文对技术或知识转移潜在的影响因素展开了较为深入的剖析，对后续的相关研究带来了极大的启示，成为本阶段产学研合作研究领域具有较大影响力的文献之一。通过对产学研合作研究领域在本阶段发表的1159篇文章进行梳理，尤其对那些具有较大影响力的文献进行分析，发现本阶段该研究领域的议题主要包括：官产学研三螺旋创新理论的研究、产学研合作的动因及效应研究、技术或知识的跨组织转移影响因素分析等。

为了分析产学研合作研究领域在发展期（2000—2014年）的研究热点，对该研究领域在本阶段的高频关键词展开搜寻与分析，见表2-17。发现一些关键词如“产学合作（University-Industry Collaboration）”“产学关系（University-Industry Relations）”“创新（Innovation）”“技术转移（Technology Transfer）”都是传统的高频词汇，这表明本阶段的研究热点仍然关注产学研合作如何促使技术跨组织转移来达到创新的目的。在本阶段，关键词“三螺旋（Triple Helix）”出现的频次尤为突出，超过了“产学合作（University-Industry Collaboration）”“生物技术（Biotechnology）”这些传统高频关键词，排在第三位，这表明官产学三螺旋创新理论引起了广泛的关注，越来越多的学者对官产学的三螺旋互动关系展开了研究。如上文所言，早在1995年，Etzkowitz和Leydesdorff提出了三螺旋创新理论模型^[33]，在学术界、企业界和政界引起极大的反响。自从三螺旋创新理论提出后，学者纷纷从三螺旋的视角对官产学研非线性互动展开一系列研究，所以三螺旋创新模式成为本阶段的一个研究热点。高频关键词“创业型大学（Entrepreneurial University）”的出现，这与许多国家鼓励大学走出“象牙塔”，创立校办企业来转化大学所创造的知识和技术存在一定的关系。学术界对大学的创业模式、动因、影响要素等方面展开了较为深入的研究，创业型大学成为本阶段的一个研究热点。此外，关键词“纳米技术（Nanotechnology）”“生物技术（Biotechnology）”的高频出现，这是因为纳米科技和生物科技是典型的技术密集型行业，与其他传统行业相比，该行业更迫切与大学和研究机构的合作来获取相关的技术或知识。所以高科技行业的产学研合作更为普遍，并引起学术界的关注。关键词如“日本（Japan）”和“中国（China）”的高频出现，这表明学术界基于这两个国家为背景对产学研合作展开了广泛的研究。这可能是因为自从20世纪90年代以来，日本和中国两国政府颁布相关政策来推动产学研合作，并将产学研合作视为国家创新战略决策的一部分。在此背景下，中、日两国的产学研合作激发了学者的研究兴趣。此外，高频关键词“专利（Patent）”“研究合作（Research Collaboration）”的出现，这可能是因为学术界为了刻画产学研合作时常常使用合著专利这个指标，该方法论在现有研究当中较为普遍。通过对本阶段创新的高频关键词进行分析，发现产学研合作领域的研究非常活跃，而且研究热点多元程度较高。

本节通过对产学研合作研究领域在发展期（2000—2014年）知识基础关键节点文献、发表的重要文献及出现的高频关键词进行筛选与分析，发现产学研合作研究领域在本阶段的理论基础主要受到Etzkowitz与Leydesdorff所奠定的官产学三螺旋创新理论的影响。研究的议题包括官产学三螺旋互动关系的研究、技术或知识的跨组织转移路径及影响因素研究、产学研带来的效应影响研究及基于某特定国家（如中国、日本）情景下的官产学研互动与合作研究。

（五）研究小结

本节从一个科学知识图谱的视角对Web of Science核心合集所收录的产学研合作研究领域的1370篇文献进行分析，追踪1966—2014年该领域研究议题的演变过程，以期更加全面地了解产学研合作研究的发展脉络和演化进程，把握该领域的知识基础、研究热点与发展方向提供了新的参考及依据。

2.1.4　产学研合作对绩效影响的相关研究

政府推动产学研合作的初衷是促使学研机构所创造的知识由科学场域顺利地向经济场域转化^[28]，从而实现知识资本化和提升企业创新能力以推动社会经济发展的目的。相应地，现有的研究在探讨产学研合作这个议题时，大多聚焦于产学研合作如何影响企业的经济绩效。研究议题包括学研机构与企业之间的合作如何影响企业从组织外部获取知识与其他创新资源^[41]，从而促使企业提升创新能力，并将学研机构的科技成果转化成商业产品^{[14，39，40]}，最终使企业拥有良好的经济绩效，成为具有创新活力的企业^[42，43]。

实际上，产学研合作并不纯粹是一种由学术型组织（团队或个人）单向辅助产业界来推动技术创新和实现良好绩效的关系，还是一种知识逆向流动的关系，即学研机构与产业界互动过程中获得更多组织学习的机会，有助于学研机构参与产学研合作过程中加深对工程技术问题和行业发展的理解，将有意义的现实问题带入科研团队进一步凝练成科学与理论问题，实现知识重组并激发新的思想火花和研究方向^[30]。鉴于此，Hussler等（2010）意识到产学研合作不仅对企业创新绩效产生影响，还对学研机构学术绩效产生影响，并将产学研合作对创新主体绩效的影响划分成三个环节[196]，如图2-14所示。首要环节是，产学研合作促进企业与学研机构之间知识或信息沟通与转移，使得参与者获得对方的科学知识或市场信息；然后，一方面，企业利用学研机构所创造的科学知识来提升自身的技术创新能力；另一方面，学研机构利用产业界相关市场信息及资源来创造更多的科学知识^[196]。

（一）产学研合作对企业创新绩效影响的相关研究

纵观现有的文献，发现较少有学者同时关注产学研合作对企业和学研机构的创新绩效带来的影响，目前仅发现一篇文章Mindruta（2013）以美国东海岸的大学与企业的产学研合作为例，研究发现大学与企业之间有效耦合才能够促进双方实现共赢[197]。总体上，现有研究更多聚集于产学研合作如何对企业的创新绩效带来影响，即更多关注图2-14中的①和②。例如，Ponds等（2010）以荷兰的生物技术与光学领域的产学研合作为例，来研究企业参与产学研合作来获取学研机构的知识溢出对其创新绩效的影响[198]。George等（2002）以美国生物技术领域的产学研合作为对象进行研究，发现企业参与产学研合作对其创新绩效产生正向的影响^[39]。Kafouros等（2015）以中国各个区域的产学研合作为研究对象，发现企业与学研机构的合作对企业绩效的影响受到各个区域所固有的体制因素如开放程度、知识产权保护执行力度的调节影响^[40]。近年来，国内的学者也开始关注产学研合作如何对企业的绩效带来影响。例如，樊霞等（2013）以广东省产学研合作为例进行研究，发现企业参与产学研合作对其创新绩效产生正向影响[199]。李成龙和刘智跃（2013）以处于长三角区域的58家参与产学研合作的企业和学研机构进行研究，发现它们之间有效耦合对创新绩效产生间接影响[200]。这些研究认为学研机构拥有众多科学人才和强大的研发实力，它们所从事的基础性或探索性科研活动有助于获得更多的前沿科学知识和技术。此外，学研机构所从事的研发活动对于很多企业而言都显得非常昂贵而难以承担^[40]。如果企业与学研机构合作，不仅有利于企业接触到学研机构丰富的创新资源，有助于它将学研机构的创新资源转移到企业内部为它所用来提升其创新能力^[41]，而且通过与学研机构交流来获取最前沿的知识和技术，为应用研究与试验开发利用打下了基础^[39]。

现有研究之所以较多地从企业的角度关注产学研合作如何对经济型组织的创新绩效产生影响，而较少地从学研机构的角度关注产学研合作对学术型组织的学术绩效反向推动作用，可能原因是受到发达国家（尤其美国）长期推崇的一次创新过程思想“基础研究→应用研究→技术开发利用（试验发展）”的单向线性思路影响，忽视发展中国家通过反求工程（即：技术引进、开发利用（试验发展）→应用研究→基础研究）实现二次创新的情形，即市场信息和技术信息对基础研究的反馈影响。

（二）产学研合作对学研机构学术绩效影响的相关研究

虽然Hussler等（2010）所提及的产学研合作对创新绩效影响的三个环节中产学研合作给学研机构的学术绩效也会带来影响，即是图2-14中的①和③，但是学术界对该议题的研究仍然存在较大的不足，而且对该议题仍然存在着较大争议。

一部分研究认为学研机构与企业加强合作对学术研究起到正向促进作用[148^，153^，196，201^，202]。例如，Azoulay等（2009）研究发现科学家在参与产学研合作过程，由于他们同时参与学术科学研究和以产业为导向的技术研究过程，造就了他们敏锐的洞察力和获得更多发展学习的机会^[201]。Gulbrandsen和Smeby（2005）对挪威学者进行调研，发现积极参与产学研合作的学者获得更好的绩效^[153]。为什么这些研究发现学研机构参与产学研合作对其学术绩效带来正向影响？这是因为学研机构与企业加强合作有助于学者把握市场最新的技术需求和机会，反推相关学科和科学研究的发展^[196]。此外，学研机构与企业建立紧密的合作关系，那么学研机构可以充分利用企业作为实践场所去检验一些新理论发现，促进理论的不断发展^[57]。最后，学研机构与企业建立合作关系，那么学研机构可以从企业获取研发经费用于支持研发活动的开展，有助于提升研发绩效^[148，202]。

另外一部分研究则认为学研机构与企业加强合作对其学术研究起到负面影响^[91，92，203]。这是因为时间精力和研发资源的有限性，假如与企业建立合作关系，需要迎合企业的要求来从事各种技术开发与商业化活动，会分散学研机构从事学术研究的精力^[91，92]，即存在“挤出效应”，这会损害到学研机构的学术绩效^[203]。此外，学研机构与企业建立合作关系，很容易受到企业商业化激励机制的影响，那么学研机构可能会改变一贯遵循的科学研究的优先性、公开性、科学自由等原则，转向对科研成果采取保密、延迟或回避发布等措施[204]。这意味着产学研合作导致学术界“科学共和国”属性的坍塌，使得具有“公有品”属性的科学研究变得更加商业化和私有化[205]，这造成一个不良的局面：基础研究的一些关键的数据和隐性知识没有得到及时公开[206]，给知识链上游探索性研究和实验的开展带来不利的影响，从而对学研机构的学术研究带来负面影响[207^，208]。

此外，还有一些研究发现学研机构与企业加强合作对其学术绩效没有带来负面影响^[153，182]或“倒U型”影响[209]。这表明了现有研究对于产学研合作对学术绩效的影响关系仍然存在着较大的争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