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沉沦下僚（1336-1352）

至正十六年（1356），刘基在《季山甫文集序》中说：“予自丙子之岁宦游他方。”[13]丙子为顺帝至元二年（1336），这年刘基正式踏上仕途，至江西瑞州路高安县任县丞。元自世祖至元二十年起，定江淮以南三万户以上的县为上县，设县丞。《元史·地理志》记高安县为上县，故知刘基任县丞时，高安当有户三万以上。县丞相当于今天的副县长。依制，名列第三甲的进士授正八品，所以刘基的仕途就从正八品开始。

元朝统治中国的时间，如果从忽必烈登汗位（1260）算起，到顺帝被赶出大都（1368），总共一百零八年。这一百零八年，大致可以分为前、中、后三个时期，前期为忽必烈时期（1260-1294），他一人统治了三十五年。中期从忽必烈孙子成宗铁穆耳即位（1295）算起，中经武宗、仁宗、英宗、泰定帝四个皇帝，到文宗去世（1332），共是六个皇帝（不算两个短命皇帝），他们合起来统治了三十八年。后期即元顺帝统治时期，从1333年到1368年，又是一人统治三十五年。我们已经讲过，刘基举进士这年正是顺帝即位之年，此后刘基在顺帝朝当了二十年小官，直到投入朱元璋领导的造反队伍。

为了节省篇幅，本书不想追溯元朝前、中期的历史和分析元代社会的各种矛盾，对那些问题有兴趣的读者可以另找书看。这里只想提醒读者，刘基是南人，属于元代蒙古、色目、北人、南人四等人户中最低的一等；刘基家族是右族，即在地方上有钱有地位的一族；刘基家庭为儒户，即读书有文化的家庭。记住这三条，有助于理解刘基进入仕途后的基本政治立场。

当刘基进入仕途时，社会正处于怎样的状态呢？请看监察御史苏天爵在顺帝即位当年（也就是刘基举进士这年）给朝廷上的《建白时政五事》中说的话：

爰自近岁以来，云南土人作乱，海南黎蛮为梗，有司视为故常，不加安辑。迩者徭贼大肆猖獗，攻陷道州，杀虏官吏民庶。夫道州湖南一郡也，先此广西之民已被其害，今复转入内地，此其为患不细。方今天下虽号治平，然山东实股肱郡，去年河水为灾，五谷不登，黎民流冗者众，朝廷间尝振给，犹未克赡。江淮之南，民复告饥。河北诸郡，盗贼已未获者三千余起。夫民穷为盗，盖岂得已，为民父母，顾将何如！岂可优游宴安，视若无事。伏惟朝廷宜急讲求弭安盗贼方略，振救饥民长策，使海宇清谧，黎民富足，实为宗社之至计也。[14]

苏天爵讲了云南、海南、湖南、广西、山东、江淮、河北等地的情况，灾民、流民、饥民遍地，民穷被迫为盗。不用多讲，读者也能想到，造成这种状况的原因无非是朝廷腐败、官吏贪婪以及阶级压迫、民族压迫的存在。而刘基一上任，遇到的是同样问题。《行状》写道：

〔基〕之官，以廉节著名，发奸擿伏，不避强御。为政严而有惠爱，小民自以为得慈父，而豪右数欲陷之。时上下咸知其廉平，卒莫能害也。新昌州有人命狱，府委公复检，案核得其故杀状。初检官得罢职罪，其家众倚蒙古根脚，欲害公以复仇。江西行省大臣素知公，遂辟为职官掾史，以谠直闻。后与幕官议事不合，遂投劾去。

刘基这个年青小官因为严正廉洁而遭陷害，害他的既有豪右，还有“倚蒙古根脚”[15]的家庭。县丞当不下去，换个地方给较高的职官当助手，又因言语直率，与幕官不合，只好自投劾状离去。

刘基游宦江西五年，总的感受是有志难申，有才难施，满腹委屈。后来他在《送葛元哲归江西》诗中说：“我昔筮仕筠阳初，官事窘束情事疏。风尘奔走仅五稔，满怀荆棘无人锄。”[16]筠阳是高安旧名。刘基宦游途中刚踏进第一站就感到官事难办了。那时元人笔下多有写官场黑暗、吏治腐败的。刘基后来写《送月忽难明德江浙府总管谢病去官序》，也讲到高安邻县临江（今江西樟树市）吏卒的狠恶情形：

余昔宦游高安。高安与临江邻，临江故多虎狼之卒，凡居城郭者素非良家，咸执鞭以为业。根据蔓附，累数百千辈，以鹰犬于府县。民有忤其一，必中以奇祸。官斥弗任，则群构而排去之。狱讼兴灭，一自其喜怒。有诉于官，非其徒为之所，虽直必曲；获其助者，反是。百姓侧足畏避，号曰“笳鼓”。人莫解其意，或曰：“谓其部党众而心力齐也。”余每闻而切齿焉，无能如之何也。[17]

月忽难是色目人，刘基说：“会朝议以蒙古、色目氏参佐簿书曹官，于是江浙行省掾史月忽难公获选为临江路经历。”月忽难到任后对吏卒做了一番整顿，有所见效。大概因为他是色目人，“笳鼓”之徒不容易把他挤走。但是，在官吏普遍腐败的情况下，少数几个清官能有多大作为？

刘基在江西五年，从他的诗文看，官事虽然不顺，还是交了一些朋友。《行状》说，刘基任高安县丞时见到揭傒斯（字曼硕，1274-1344），“揭文安公曼硕见公，谓人曰：‘此魏徵之流，而英特过之，将来济时器也。’”查揭傒斯从元统元年（1333）起一直在大都当官，至元元年（1335）任翰林待制兼国史院编修官，四年拜集贤院直学士。至元五年，可能是因为对秦王伯颜当政不满，他托病回江西丰城故里。次年伯颜被逐，揭傒斯复应召进京。[18]从时间上看，刘基在行省掾史任上见过揭傒斯是有可能的。但说揭傒斯把刘基比作魏徵，称赞刘基为将来济时器，我总是不相信。试问一句，当时是个怎样的政治环境？在那样的政治环境里，一个正不得意（正托病回家）的南人文士（集贤院直学士为从三品）把一个更不得意的八品南人掾史许为未来的济时器、魏徵，是独具慧眼呢，还是想入非非呢？莫非揭傒斯已经觉察到未来将发生朝代鼎革了？

至元六年（1340），刘基离开江西，回到青田。其后几年刘基做了什么，我们不清楚。《行状》只说刘基“隐居力学”，但未说隐居的起迄年。至正六年（1346），刘基曾赴大都，有《丙戌岁赴京师途中送徐明德归镇江》等诗为证。此次入京，《行状》只字未提，研究者以为刘基旨在托人谋官，称为“干谒”。近阅周松芳《刘基至正六年干谒事迹考论》，[19]对刘基此次北上的往返行程、结果、心态作了细致的考辨，读后获益不少。干谒一词虽含贬意，但干谒的行为在元代儒林并非丑事，因为大家都理解觅官升官不易，尤其是江南学子。《行状》不提，很可能是因为提了有损于它有意塑造的刘基在元时的形象。《行状》刻意写基不求元亦不负元，但实际上刘基对元朝的功名是很在乎的。北上干谒收效甚微，仅得江浙儒学副提举，从七品而已，比几年前的高安县丞只高一等。而且，我们目前还弄不清儒学副提举任命于何时。周松芳的文章主张在至正六年底或七年初，虽不失为一说，但证据尚嫌不足。

至正八年（1348），刘基以儒学副提举职移居杭州。那时的政府教育部门同样是不干不净的，刘基在给一个朋友写的墓志铭中讲到这方面的情况：

至正八年，予初寓临安，交友未尽识也。求士于天台陶中立，得四明刘显仁焉，与之交，侃侃如也。时杭学教导职废，不择有学行，辄介有权力者，或以贿营为之。既弗称，皆惶惧自退。郡因令教官选文学之士不奔竞者，具礼往致聘，显仁与焉。显仁曰：“吾心实不乐为此。今郡守以礼招予，予当为斯文一出，然不能久也。”[20]

可见当时的教育部门也存在权钱交易，所幸还有文学之士如刘基、刘显仁这样的人。

刘基在杭州住到至正十二年（1352）春天，大约在十一年八月他因病辞去了儒学副提举职务。他对长期待在从七品职务上当然是不满意的，十一年十月他在《送钱士能至建昌知州序》中说：

往时予与钱君士能同日辟掾江西行省，故其交为最厚。岁余，士能与幕官论事不合，拂衣去。未几，余亦以朽钝辞归，不得见者九年矣。乃今年十月，遇于杭。予以从仕郎为儒学副提举，又以疾谢事；而士能以奉议大夫为建昌知州，方之官。大夫士之工词章者，咸赋诗以为饯，俾予序焉。夫士能与予同以职官充簿书役，又同以事辞，其出处甚类，而九年之间相去越五等，何县绝耶！今既见而喜，喜而思语故旧，则凄以悲，又自庆其相逢于未老而俱无恙也。夫物之生，患不得其所性。射干处于曾崖而藏莨茂于陂池，不以所不愿易其所愿。今士能以长才方为世用，而余之朽且钝愈加于昔日，天将全之，俾各获其志，则一进而一止，岂不俱洋洋也哉？勉哉士能！知者劳之，愚者安之，予亦有赖于君矣。[21]

从仕郎是从七品，奉议大夫是正五品，所以刘基感叹他与钱士能“九年之间相去越五等”。刘基说自己“以疾谢事”，应该是真的。他在《送常山县达鲁花赤乐九成之官序》中说：“至正辛卯秋八月，予卧病浙江之滨。”[22]又在《杭州实庵和尚福严寺记》中说：“至正辛卯寺成，……予时卧病江浒。”[23]两段话都证明刘基当时的确染病在床。这次辞职的原因，《行状》说：

后为江浙儒学副提举，为行省考试官。顷之，建言监察御史失职事，为台宪所沮，遂移文决去。

与刘基自言“以疾谢事”相比，《行状》所言显然失实。刘基与钱士能当初在江西“其交为最厚”，这篇送行的序文又是应大家的要求写的，他不会谎言自己辞职的原因。说谎的是《行状》，《行状》要制造刘基言事受沮的悲情。在本书下一章中，读者还可看到《行状》如何制造了刘基被“羁管”绍兴的悲情。

就在刘基卧病江浒的时候，一支反元起义队伍在今天的湖北地区兴起。十月，这支队伍在蕲水（今浠水）建国天完，其军称红巾军。至正十二年三月，天完红巾军将领项普略率众连克饶州（治今江西波阳）、信州（治今江西上饶）两路。此前刘基尚未离开杭州，后来他自己说“予时已具舟将归，……会饶、信告急声汹汹，予狼狈上道。”[24]四个月后，七月十七日，杭州也被红巾军攻占。二十六日，元军复杭州，“举火焚城，残荡殆尽”。[25]次年刘基因事返杭，目睹杭州破败状，因作《悲杭城》，[26]这里就不引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