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刘知幾论史料学的应用

这里，主要谈谈刘知幾关于史料的搜集、整理和考辨等方面的论述。在史料的搜求上，刘知幾主张博采，即广泛地搜集资料。他说：“盖珍裘以众腋成温，广厦以群材合构。自古探穴藏山之士，怀铅握椠之客，何尝不征求异说，采摭群言，然后能成一家，传诸不朽。”（《史通·采撰》）说明广泛搜集史料是编撰史学巨制的基础工作。众腋成温，群材合构，在从事史学著述时，若不“征求异说，采摭群言”，则内容贫乏，难以“能成一家，传诸不朽”。所以博学多闻，综览群书，广采众说，是刘知幾坚定的主张。如《左传》《史》《汉》等名著，无不博采，这是它们成为史学名著的重要条件。

知幾认为，作为一名学者，必须“博闻旧事，多识其物”，如果“不窥别录，不讨异书，专治周、孔之章句，直守迁、固之纪传”，那断然达不到博闻多识的目的。这就是说，广采博闻，要扩大史料搜求的范围，不但要搜求历代编年、纪传体史书的资料，也要注意搜集偏记、小录等异书的资料。他认为，“偏记小说，自成一家”，在中国历史上，它“能与正史参行”，也有源远流长的历史。大体言之，这些异说“皆记即日当时之事，求诸国史，最为实录”。比如地理之书，因为各地区“物产殊宜，风化异俗，如各志其本国，足以明此一方”。这说明偏记小录之书一有史料真实的长处，二可补正史之不足。虽然其间“得失纷糅，善恶相兼”，“言皆琐碎，事必丛残”，难以和五传、三史比美，还是很有价值的。（《史通·杂述》）知幾在《杂述》篇，曾经分析过杂史十流的各自价值。

偏记、小录，史料价值较高，“最为实录”。因为偏记乃当世人“权记当时，不终一代”之当代小史。如陆贾的《楚汉春秋》，记楚汉之际的历史，虽非全史，但记近事，作者耳闻目睹，有真情实感，故有较高的史料价值，为司马迁《史记》所资取。小录是作者“独举所知，编为短部”的人物传。如戴逵《竹林名士》、王粲《汉末英雄》，对了解这些人物的行事有重大帮助，而且丰富了这段历史的史实。

逸事“皆前史所遗，后人所记，求诸异说，为益实多”，它作为拾遗之书，可补史遗，用资参考，其史料价值，亦不可低估。至于琐言，所载乃“街谈巷议”“小说卮言”，多载当时辩对，流俗嘲谑，如刘义庆《世说》、裴荣期《语林》等，这些书亦可提供史料，不止如刘知幾所谈“俾夫枢机者藉为舌端，谈话者将为口实”。还有郡书，乃“乡人学者，编而记之”，往往“矜其乡贤，美其邦族”，有溢美不实之处。其中如常璩之《华阳国志》等详审、该博之作，也能“传诸不朽，见美来裔”。又有以显扬父母、夸其氏族、炫耀高门的家史之作，“事惟三族，言止一门”，亦有史料价值。别传多“博采前史，聚而成书”，新言、别说，“盖不过十一”，其书系录“贤士贞女”之“百行殊途”的善迹，如刘向《列女传》等。杂记乃搜采怪异之书，如干宝《搜神》，史料价值不大。至于地理书、都邑簿者，实有很高的史料价值。地理书多志一方“物产殊宜，风化异俗”，但良莠不齐，其中有“言皆雅正，事无偏党”者，亦有“竞美所居，谈过其实”者，也有以委巷传闻为故实者。都邑簿主记“帝王桑梓”“经始之制”，如潘岳《关中》、陆机《洛阳》等，对都邑之宫阙、陵庙、街廛、郭邑的营造，能“辨其规模，明其制度”。以上均见《杂述》篇，可知他对史料的搜求是至为广泛的。

但是博采并不是“务多为美，聚博为功”，必须“加以研核”，以“练其得失，明其真伪”。（《史通·采撰》）因为史料不但要丰富，而且要真实。而真实，是更为要紧的问题。无论是正史，还是杂品，都有个史料的真伪问题，要求史家能鉴别真伪，慎重去取。刘知幾说：“且夫子有云：‘多闻，择其善者而从之’，‘知之次也’。苟如是，则书有非圣，言多不经，学者博闻，盖在择之而已。”（《史通·杂述》）择善的基本前提是区分史料的虚实真伪。

在《暗惑》篇末，他对史书的材料选择有一段总结性的论述：“盖精五经者，讨群儒之别义；练三史者，征诸子之异闻。加以探赜索隐，然后辨其纰缪。如向之诸史所载则不然，何者？其叙事也，唯记一途，直论一理，而矛盾自显，表里相乖。非复抵牾，直成狂惑者尔！寻兹失所起，良由作者情多忽略，识惟愚滞。或采彼流言，不加铨择；或传诸缪说，即从编次。用使真伪混淆，是非参错。……夫书彼竹帛，事非容易，凡为国史，可不慎诸！”在这里，他讲清楚了严肃认真对待史料的重要性。

知幾在《史通》许多篇中都指出了五经、三史等史书的史料错误。比如他说：“五经立言，千载犹仰，而求其前后，理甚相乖。何者？称周之盛也，则云三分有二，商纣为独夫；语殷之败也，又云纣有臣亿万人，其亡流血漂杵。斯则是非无准，向背不同者焉。又案武王为《泰誓》，数纣过失，亦犹近代之有吕相为晋绝秦，陈琳为袁檄魏，欲加之罪，能无辞乎？而后来诸子，承其伪说，竞列纣罪，有倍五经。”（《史通·疑古》）在《疑古》篇里，他对《尚书》提出了十条怀疑，在《惑经》篇里，列举《春秋》十二未谕，五虚美，都是从材料不实的角度提出来的。他指出，孔子修《春秋》，“多为贤者讳”，“国家事无大小，苟涉嫌疑，动称耻讳，厚诬来世，奚独多乎”！至于对《史》《汉》等正史以及杂史的史料批评实在更多了。比如范晔的《后汉书》，选材猥杂，讹言难信。有所谓“王乔凫履”盖出于《风俗通》，“左慈羊鸣”原传于《抱朴子》，而范氏“朱紫不别”，以荒诞作真实，爰入正史。再如沈约、魏收，“沈氏著书，好诬先代，于晋则故造奇说，在宋则多出谤言”，“魏收党附北朝，尤苦南国，承其诡妄，重以加诸”。至唐初官修晋史，也是广采杂书，不加考辨。若《语林》《世说》《幽明录》《搜神记》等，“所载或恢谐小辩，或神鬼怪物”，多采以为书，其病在“务多为美，聚博为功”。（《史通·采撰》）

刘知幾强调史料的辨伪工作，他说：“郡国之记，谱谍之书，务欲矜其州里，夸其氏族。读之者安可不练其得失，明其真伪者乎？至如‘江东五俊’，始自《会稽典录》，颍川‘八龙’，出于《荀氏家传》，而修晋、汉史者，皆征彼虚誉，定为实录。苟不加以研核，何以详其是非？”更有采街谈巷议、道听途说之词，如“曾参杀人”“不疑盗嫂”者流，“皆得之于行路，传之于众口”，“言之者彼此有殊”，“书之者是非无定”。“而后来穿凿，喜出异同，不凭国史，别讯流俗。”如此传闻失实之记录甚为乖滥。知幾由之得出结论：“故作者恶道听途说之违理，街谈巷议之损实。……异辞疑事，学者宜善思之。”（《采撰》）这就是说，对待史料必须严加鉴别，比较异同，慎思熟考，以决定去取。

那末，如何辨别真伪呢？第一，要区分史料的性质。他认为，《史》《汉》在选择史料时，不仅博征，而且皆“当代雅言，事无邪僻”，所以能够“取信一时，擅名千载”。所谓“当代雅言”，系指政府文件，政府的记录和比较可靠的历史撰述。魏晋著作采用“后来穿凿”的材料，所以记事“乖滥”。所谓“后来穿凿”，指道听途说、传闻失实的记录。史家在选材时必须有这样一个基本估计。

第二，确定真伪的原则。《史通·载文》篇论文史关系，指出远古文辞不虚美不隐恶，“文之将史，其流一焉”。秦汉以降，文体大变，“务以淫丽为宗”，“喻过其体，词没其义”，繁华失实，记事虚伪。他指出有五失，一曰虚设，二曰厚颜，三曰假手，四曰自戾，五曰一概。他说：“考兹五失，以寻文义，虽事皆形似，而言必凭虚。……行之于世，则上下相蒙；传之于后，则示人不信。而世之作者，恒不之察，聚彼虚说，编而次之，创自起居，成于国史。”认为取材应该像王劭撰齐、隋二史，“文皆诣实，理多可信，至于悠悠饰词，皆不之取。此实得去邪从正之理，捐华摭实之义也”。可见，确定真伪的基本原则乃是“拨浮华，采真实”，也就是“去邪从正，捐华摭实”。凡“违理”“捐实”者当弃之不采。

要做到去伪存真、捐华摭实并非易事，需要史家有高度的见识方可。诚如知幾所言：“夫人识有不烛，神有不明，则真伪莫分，邪正靡别。”他列举昔人有以发绕炙误其国君，置毒于胙诬其太子的记载，然“发经炎炭，必致焚灼；毒味经时，无复杀害”。结果“行之者伪成其事，受之者信以为然”。其实都是无稽之言。史传记载亦是这样。“其有道理难凭，欺诬可见。”（《史通·暗惑》）这里所说的“道理”，即指事理、情理，是据理以推渐其真伪。

此外，考察记事是否符合于自然规律，即“理”，违犯自然规律的记事必然是伪造的。如《史记·五帝本纪》云重华入于井中，匿空旁出。刘知幾认为：“时不可移，祸有必至，虽大圣所不能免，若姬伯拘于羑里，孔父厄于陈、蔡是也。然俗之愚者，皆谓彼幻化，是为圣人。岂知圣人智周万物，才兼百行，若斯而已，与夫方内之士，有何异哉！”（《史通·暗惑》）重华匿空旁出不符合自然规律，定然是伪造无疑。

考察记事是否符合于社会实际情况。如《东观汉记》载郭伋事：郭伋为并州牧，行经西河美稷，有儿童数百骑竹马相迎，并且约定归还日期。郭伋归还时早到一日，于是“止于野亭，须期乃入”。刘知幾批评此事不可信有三。汉代州牧出行，“前驱竟野，后乘塞路，鼓吹沸喧，旌旗填咽”，儿童们“非惟羞赧不见，亦自惊惶失据”，怎能去欢迎？这是一。又州牧出行，举州振肃，必然是群臣颙然伫候迎送，“行李有程，严备供具，憩息有所”，“安得轻赴数童之期，坐失百城之望”。这是二。又，“晋阳无竹”，“访诸商贾，不可多得”，“群戏而乘，如何克办”？这是三。（《史通·暗惑》）此等虚伪记事，经不起分析，了无一实，不过是夸张郭伋是个好官而已。

考察记事是否自相矛盾。如果据实而书则必然前后连贯，因果灿然；如果伪造故事，那就容易矛盾百出，前言不搭后语。比如司马迁在《史记·吕不韦列传》里说：吕不韦为秦相国，使门客撰《吕氏春秋》。而在《报任安书》中则说“不韦迁蜀，世传《吕览》”。两相矛盾，说明《报任安书》叙事不可信，“识有不该，思之未审”。（《杂说上》）

知幾考察记事之真实虚伪，充满《史通》。他看到已往史籍“取采彼流言，不加铨择，或传诸缪说，即从编次。用使真伪混淆，是非参错”。所以他告诫人们：“书彼竹帛，事非容易，凡为国史，可不慎诸！”（《暗惑》），我们可以这样说，刘知幾对史书史料的考证辨伪工作有着深刻的认识和扎实的贡献，不愧为我国古代一位考据辨伪学的先驱。

（1990年第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