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佑的史学思想

陈光崇

杜佑（735—812）是唐代杰出的史学家。字君卿，京兆万年人，出身于累世仕宦的地主家庭，少以父荫为州县佐贰官，历仕玄宗、肃宗、代宗、德宗、宪宗五朝，官至检校司徒同平章事，封岐国公。著有《通典》二百卷，是流传至今的一部古典历史名著。

杜佑少时亲眼看到过开元、天宝的盛世，但他一生的重要活动，是在安史之乱以后唐帝国迅速走向衰落的时期。面对帝国统治的危机，统治阶级中不少有识之士，为此苦思焦虑，力图加以挽救。处在这种情势下的杜佑，也就极意讲求经世致用之学、富国安民之术。《通典》一书的编纂，就是企图通过对于历代典章制度的研究，总结其中的经验教训，以为施政的张本。权德舆说他“博极书术，详观古今，作为《通典》，以究理道，上下数千百年间，损益讨论而折衷之，佐王之业，尽在是矣”（《唐文粹》卷五十四《权德舆岐公淮南遗爱碑铭并序》）。他自己在《通典序》中也说：“所纂《通典》，实采群言，征诸人事，将施有政。”显然可见，杜佑是以史学为政治服务的，他著书的目的，就在于“致治”。所以他论田制则深慨兼并之弊，论军事则力主强干弱枝，论边防则极诫穷兵黩武，凡此之类，无一不反映出他素所究心的政治主张。后来司马光编纂《资治通鉴》，取材虽异，用意正同，不能不说是受了杜佑的影响。

《通典》专叙历代典章制度的沿革变迁，从远古时代的黄帝起，到唐玄宗天宝末年止（肃宗、代宗以后的变革，间或附载于注文中），分为八类，以食货为首，次为选举、职官、礼、乐、兵、刑法、州郡、边防，每类又各分子目，条理明晰，记载赅备。《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说它“详而不烦，简而有要，元元本本，皆为有用之实学，非徒资记问者可比”（《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卷八十一《史部·政书类·通典》）。这个评价是很中肯的。但是《通典》的价值并不限于这一点，它在创立史书编纂的新体制、发展史书自注方法，以及保存古代史料等方面，都做出了重要的贡献，特别值得注意的是，在《通典》中还反映了杜佑出色的史学思想。

《通典》是一部属于文化史性质的专书，在处理文化与经济的关系时，杜佑着重阐述了物质生活条件对于文化发展的决定性作用。他在《通典序》里说：

夫理道之先在乎行教化，教化之本在乎足衣食。《易》称聚人曰财。《洪范》八政，一曰食，二曰货。管子曰：“仓廪实知礼节，衣食足知荣辱。”夫子曰：“既富而教。”斯之谓矣。

基于这一认识，他在《通典》中，特别把关于叙述财政经济的《食货典》，放在首要的地位。历代史书中，不少立有食货志，但从未有把食货放在这样重要地位的，这就不能不说是杜佑卓越的见解了。

杜佑从“教化之本在乎足衣食”这一观点出发，特别注重农业生产的发展。他一则说：“农者，有国之本也”（《通典》卷十二《食货典》评议）；再则说：“谷者，人之司命也。”（《通典》卷一《食货典·田制上》）他认为只有使“天下之田尽辟，天下之仓尽盈，然后行其轨数，度其轻重，化以王道，扇之和风，率循礼义之方，皆登仁寿之域，斯不为难矣”（《通典》卷十二《食货典》评议）。十分明显，杜佑是以农业生产的发展，作为封建社会政治与文化发展的基础。他在《州郡典》评议中，即从生产的角度来论述秦汉与唐朝的兴衰。认为秦以关中一隅，而灭六国，是由于“商鞅佐秦，……诱三晋人发秦地利，……而使秦人应敌于外，非农与战，不得入官。大率百人则五十人为衣，五十人习战，兵强国富，职此之由。……又秦开郑渠，溉田四万顷。汉开白渠，复溉田四千五百余顷，关中沃衍，实在于斯”。唐自安史之乱以后，虽有“万方财力”，而兵革不宁，则是由于“仕宦之途猥多，道释之教渐起，浮华浸盛，末业日滋。今大率百人方十人为农，无十人习战，其余皆务他业。……永徽中，两渠所溉，唯万许顷。洎大历初，又减至六千二百余顷，比于汉代，减三万八九千顷。……地利损耗既如此，人力散分又如彼，欲求强富，其可得乎”！（《通典》卷一百七十四《州郡典》评议）杜佑于此指出“地利损耗”及“人力散分”与否，是秦汉与唐朝兴衰的根本原因，这就表现了与天命论、圣君贤相论等唯心主义观点截然不同的思想倾向。

在杜佑的著作中，还表现出反对是古非今，主张历史进化的观点。正统史家大多是古非今，称扬二帝三王，把他们的时代美化为历史上仅有的黄金时代。杜佑认为上古朴质少事，固然很好，但多鄙风弊俗，不如后世文明。他指出上古之世，“有祭立尸焉，有以人殉葬焉，有茹毛饮血焉，有巢居穴处焉，有不封不树焉，有手抟食焉，有同姓婚娶焉”（《通典》卷四十八《礼典·立尸义》），这些只有到后世才被革除。如穴居野处，易之以宫室；不封不树，易之以棺椁；以手抟食，祭必立尸等习俗，也不存在了。（《通典》卷一百八十五《边防典序》）这就说明，在杜佑看来，不是世风日下，而是古不如今。

杜佑在评述历史上关于封建制与郡县制的争论时，认为“法古者多封国之制，是今者贤郡县之理，虽备征利病，而终莫究详”。因而提出“在昔制置，事皆相因”的论点，说明封建制是在承认远古氏族首领既有权力的基础上产生的，并非什么古先圣王按照个人意图而创设的一种制度。后来由于诸侯兼并，造成秦朝的一统，于是废封建，行郡县，这是历史发展的必然之“势”，所以他说：“欲行古道，势莫能遵。”他还说：“汉隋大唐，海内一统，人户滋殖，三代莫俦”，肯定郡县制的汉唐，远胜于封建制的三代。杜佑处于藩镇割据、皇权衰落的中唐时代，他要求的自然是一种有利于“君尊臣卑，干强枝弱”（《通典》卷三十一《职官典·王侯总叙》）的郡县制度，但他从历史进化的观点来论证封建制与郡县制的相因相继，而不可以古易今，这种见解，不但远过于曹冏、陆机以来主张封建制的政论家，也比李百药、马周等主张郡县制的政论家前进了一步。后来柳宗元在其所著《封建论》（见《柳河东集》卷三）中，提出“封建非圣人意也，势也”的著名论断，就是对于杜佑这一思想的发展。

杜佑在《通典》中不止一次地批判了是古非今的思想倾向，他在《礼典》中说：

人之常情，非今是古，不详古今之异制，礼数之从宜。……详观三代制度，或沿或革不同，皆贵适时，并无虚事。岂今百王之末，毕循往古之仪？（《通典》卷五十八《礼典》评议）

杜佑这番话虽是就礼仪方面说的，但他的精神却不限于这一方面，他主张凡事应该“酌古之要，适今之宜，既弊而思变”（《通典》卷十二《食货典》评议），反对拘守成规，因循不改。这就可见杜佑从历史的发展变化中，认识到政治的必须随时更新，与“天不变，道亦不变”的传统思想处于对立的地位，在中国史学思想的发展中，闪烁出灿烂的光芒。

杜佑还主张重人轻天，反对各种虚妄的神学史观。他在论述唐朝盛衰的契机安史之乱时，认为这次事变的发生，在于边境多功，赋敛太重，“先之以师旅，因之以荐饥”，安禄山便得乘机起兵，因而指出事变之来，“盖是人事，岂唯天时”？（《通典》卷十二《食货典》评议）他还把安史之乱归结为“地逼则势疑，力侔则乱起”，而认为“禄山称兵内侮，未必素蓄凶谋”，（《通典》卷一百四十八《兵典序》）这就说明国家的治乱，完全取决于人谋的臧否，与“天时”没有一点关系了。

在唐初郡县制与封建制的争论中，李百药虽然批判了封建论者的谬误，但对于封建则祚长、郡县则祚短的说法，不能根据事理予以驳斥，而认为“祚之长短，必在天时”，竟说“宗周卜代三十，卜年七百，虽沦胥之道斯极，而文武之器犹在，斯则龟鼎运祚已悬定于杳冥也”。（《唐会要》卷四十六《封建杂录上》）杜佑批评他说：“李、马、陈谏，乃称冥数素定，不在法度得失，不关政理否臧”（《通典》卷三十一《职官典·王侯总叙》），正是反对用所谓“冥数素定”的神秘主义观点来解释历史现象。

在谈到军事的时候，杜佑认为孟子所谓“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为得兵术之要，反对风鸟日辰之说的神学观点。他在《兵典》中提出前人论兵，“或验之风鸟七曜，或参以阴阳日辰”的问题以后，根据历史事实加以驳难说：“若以风鸟可征，则谢艾枭鸣牙旗而克麻秋，宋武麾折沈水而破卢循；若以日辰可凭，则邓禹因癸亥克捷，后魏乘甲子胜敌。略举一二，不其证欤？”（《通典》卷一百四十八《兵典序》）这就指出了风鸟日辰之说的牵强附会，自相矛盾，不足为信，有力地驳斥了军事史上这种荒谬的神学观点。

杜佑对待历史的这种理性主义的精神，洋溢在他的著作中，并非偶然的。随着中国封建经济在唐初的发展，科学技术也有所发展，特别是天文历数达到了比较精密的程度。对外交通的发达，也使人们扩大了眼界，增加了知识，进一步认识了自然和社会。另一方面，由于唐初史学的发展，不少史家竟以著述相高，特别是刘知幾卓越的史学思想，给予后人以重要的影响，正是在这样的条件下，形成了杜佑的名著和他出色的史学思想。梁启超曾经提到中国古代具有创作之才的史家，只有六个人，那就是司马迁、杜佑、司马光、郑樵、袁枢、黄宗羲。其实，这还是就史书体制的创作来说的，若从史学思想的进步性来衡量，为数恐又更少，这就更加可以看出杜佑在中国史学史上所占有的光辉地位。

（原载《辽宁日报》1962年10月23日）

（1964年7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