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唐代地理学与历史地理学的关系及有关诸家的学说和治学方法

如前所说，唐代有关地理的著述，其所涉及的范围是相当广泛的，几乎包括了地理学的各个方面。其所记载的大多是当时的地理，其中不乏采取前代的故实，其本来的目的也只是对当时的地理多所说明，所以应该说这样一些著述，都是地理学，也就是唐代的地理学。不过其中有些著述，虽然是为了说明当时的地理而采取前代的故实，可是所采取的前代故实，相当繁多，因而前代的地理也可以得到说明。这就相应地伸入历史地理学的范畴。当然，用现代的历史地理学来衡量，其间的差别还是相当大的。从历史地理学的发展过程来观察，以前的历史地理学在相当悠长的岁月里，还稽留在沿革地理学的阶段。沿革地理学本来是历史地理学的组成部分。论唐代的历史地理学，实际上也就是在论沿革地理学。本此而言，唐代的历史地理学也是应该有相当的成就的。再进而言之，唐代的地理学在后世看来，也就成了当时历史地理学的一个部分，至少也可以说是历史地理学的重要资料，也是论唐代历史地理学所不应忽视的。

具体来说，李吉甫的《元和郡县图志》本是论述当代的版图地理的，自是地理学的著作。然其中论述各州县的沿革，却皆追溯建置的渊源，最早追溯到《禹贡》的画土分州，其次则是春秋战国，以至秦汉魏晋，各从其初具规模时说起。这正是沿革地理学应有范畴。就是到现在，论述历史地理学中的历史政治地理时，也是不宜稍有忽视的。准是而言，以《元和郡县图志》作为历史地理学的著作，不能说是不应该的。魏王泰撰《括地志》，是以贞观十三年定簿为准，是论述当代行政区划的地理的，可是他依据《汉书·地理志》和顾野王《舆地志》的成规，对于各州县的历代沿革，莫不缕缕追述，虽亦兼记山岳形胜、河流沟渠以及风俗物产、往古遗迹，也同样细溯既往，未尝或缺。今以之作为沿革地理学的撰著，谁曰不宜。至于贾耽所撰的《古今郡国县道四夷述》，就直以“古今”标名。贾耽在献这部书的表文中还对此做了更为明确的说明。贾耽说：“中国以《禹贡》为首，外夷以班、史发源，郡县纪其增减，蕃落叙其衰盛。前地理书以黔州属酉阳，今则改入巴郡；前西戎志以安国为安息，今则改入康居。凡诸疏舛，悉从厘正。陇西、北地，播弃于永初之中；辽东、乐浪，陷屈于建安之际。曹公弃陉北，晋氏迁江南，缘边累经侵盗，故墟日致堙毁。旧史撰录，十得二三，今书搜补，所获太半。《周礼·职方》，以淄、时为幽州之浸，以华山为荆河之镇，既有乖于《禹贡》，又不出于淹中，多闻阙疑，讵敢编次。其古郡国题以墨，今州县题以朱，今古殊文，执习简易。”（《旧唐书》卷一百三十八《贾耽传》）所说的完全是就沿革地理学立论，与地理学迥然异趣。除此而外，梁载言的《十记》和陆广微的《吴地记》也大都于记述当代地理之外，兼溯既往的沿革。盖一代的风尚如此，不必一一强作区分。

唐代学人撰述地理著作，各有其目的和意图，这是难得一概而论的。其中有些撰人就曾明白指出，他的撰述是为了解决当时某些问题而属笔的。李吉甫就曾说过：“以为成当今之务，树将来之势，则莫若版图地理之为切也。所以前上《元和国计簿》，审户口之丰耗；续撰《元和郡县图志》，辨州域之疆理。”进而“佐明王扼天下之吭，制群生之命，收地保势胜之利，示形束壤制之端”。（《元和郡县图志序》）贾耽的制作《关中陇右及山南九州等图》则是借此可以为巩固边陲提供有利的条件。因为自吐蕃东侵、强据陇右以来，不仅防秋之兵未稍解甲，就是都城长安也时时感受威胁，使有唐君臣为之寝食难安。他曾说过：“伏以洮、湟旧墟，连接监牧；甘、凉右地，控带朔陲。岐路之侦候交通，军镇之备御冲要，莫不匠意就实，依稀像真。如圣恩遣将护边，新书授律，则灵、庆之设险在目，原、会之封略可知。”（《旧唐书》卷一百三十八《贾耽传》）这样以致用为目的，就在现在来说，也是符合地理学和历史地理学的要求的。因为地理学和历史地理学都并非空谈理论、不切实用的学科，尤其是历史地理学的研治者更不能仅以发思古之幽情，就自以为满足。当然，在唐代这些有关地理的著述中，以之作为茶余酒后谈助之资，也是有的，这是不足为奇的。

唐代有关地理著作的撰人所谓以致用为目的，并非徒托空言，前文以李吉甫的撰《元和郡县图志》和贾耽的制作《关中陇右及山南九州等图》为例证，这里不妨再就李吉甫和贾耽的具体设想和成效略做申论。李吉甫于宪宗元和年间以中书侍郎平章事，居于相位。唐代自安史之乱后，藩镇割据，德宗姑息养奸，益跋扈难制，宪宗有意削除，李吉甫亦嫉恶不懈，元和号称中兴，吉甫与有力焉。当时一些计谋构思，往往散见于《元和郡县图志》之中。唐代都于长安，军将民食却常仰给于东南富庶之区，中叶以后尤为特甚。所恃为运输通途，实为斜贯中原的汴河。汴河两侧藩镇辄图加以控制，借以要挟中枢。千里河运，埇桥实为关键所在。埇桥为今安徽宿县。此地近徐州，易受强藩控制。其后徐州易帅，兼辖濠泗两州。徐州新易之帅虽出自王朝任命，与割据称雄的强藩不同，以后若更代不当，将更难抑制。李吉甫因此对濠、泗改隶颇为不满（《元和郡县图志》卷九《徐州·濠州》）。可是《元和郡县图志》徐州节度使所辖诸州中却增加了一个宿州。据所叙述：“宿州，本徐州苻离县也，元和四年，以其地南临汴河，有埇桥为舳舻之会，运漕所历，防虞是资。又以蕲县北属徐州，疆界阔远，有诏割苻离、蕲县及泗州之虹县置宿州。”这样以埇桥另置新州，显然是为了削缩武宁军节度使辖区做的张本。武宁军节度使就是以徐州为治所的。其后至穆宗长庆元年（821）宿州终于改隶淮南节度使（《新唐书》卷六十五《方镇表》）。这段制置改易不能和李吉甫无关。如前所说，李吉甫对于以濠泗二州改隶徐州曾备致不满。这一改隶与当时宰辅杜黄裳有关。元和二年（807），杜黄裳出镇，李吉甫当揆，故能一反前辙，另出新途。宿州的增置在元和四年（809），而李吉甫已于前一年九月外授淮南节度使，似与其事无关。（《旧唐书》卷十四《宪宗纪》）然当朝决策与颁布诏令，往往并非同时，且继任的裴垍又为吉甫离任前密荐推举（《旧唐书》卷一百四十八《李吉甫传》），吉甫的佳猷密谟，当不至于因其去位而稍有搁置。《元和郡县图志》于此诸州的分合析离，叙述显较详尽，盖有由也。《元和郡县图志》于此等关系重大的制置，多做详尽的叙述，也并非埇桥一处。拙著《方志刍议·李吉甫与〈元和郡县图志〉》已多所论列，这里就不琐琐渎陈了。

贾耽始于德宗贞元九年（793）为右仆射同中书门下平章事。自此以后，先后属相位十有三年（《旧唐书》卷一百三十八《贾耽传》）。自安史乱起，陇右河西防边之兵相继内撤，平定乱事。吐蕃乘虚深入，尽取陇上诸州。德宗建中四年（783），清水会盟后，唐蕃划定疆界，唐虽承认吐蕃侵占土地，边陲却得初告安谧。其后至贞元二年（786），平凉会盟不成，接着陇州（今陕西陇县）城外尽为所据，而泾州（今甘肃泾川）西门不启。（《旧唐书》卷一百九十六下《吐蕃传下》）这就是贾耽入居相位时的西陲敌情。此后吐蕃内侵稍减于往昔，这固然是由于吐蕃分兵西向攻夺北庭，南与南诏争衡，唐人加强西陲防御也有一定的效力。史家评贾耽，谓其“不能以安危大计启沃人主”（《旧唐书》卷一百三十八《贾耽传》），若就其制作《关中陇右及山南九州等图》而言，也并非毫无影响。以当朝宰辅而能注意边事，且亲自制作舆图，应该说疆场形势了然在目，于遣将置吏、军伍调动应该是有成竹在胸的。当然，能够抑制吐蕃在于将帅用命，国力转强，但不能因此而谓贾耽就与安危无关。

在唐代的地理著述中，也显示出有些唐人对于交通的重视。唐代是当代的大国，不仅疆域广大，和域外的往来也极频繁。这就会引起地理著述的撰人重视交通。作为一个王朝，欲求巩固其能统治的基础，也必然会在这方面多所注意。李吉甫所说的“佐明王扼天下之吭，制群生之命”，也不是毫无意义的。在这一方面，贾耽的《皇华四达记》，应为群书的巨擘。惜此书早已失传，未能得窥全豹。幸《新唐书·地理志》略有征引，尚可见其一斑。《新唐书·地理志》说：“天宝中，玄宗问诸蕃国远近，鸿胪卿王忠嗣以《西域图》对，才十数国。其后贞元宰相贾耽考方域道里之数最详，从边州入四夷，通译于鸿胪者，莫不毕纪。其入四夷之路与关戍走集最要者七：一曰营州入安东道，二曰登州海行入高丽渤海道，三曰夏州塞外通大同云中道，四曰中受降城入回鹘道，五曰安西入西域道，六曰安南通天竺道，七曰广州通海夷道。其山川聚落，封略远近，皆概举其目。”由于其所涉及的具体道路，沿途经过的地方，皆历历备举，如网在纲，洵属难能可贵，前所未有。《新唐书·地理志》所征引者，仅为其域外的部分。好在《元和郡县图志》在这方面也多有致力，可以补其阙略。《元和郡县图志》于论述各府州时，特辟“八到”一目。对于每一府州至其四面八方所邻的府州的道路及里数皆详载无遗。这是开创前所未有新绩，也是后来遵循的楷模。这不仅提供辨别当时道路远近的数据，也为探寻古城遗址提供方便的途径，因而也是值得称道的。

《新唐书·艺文志》著录的马敬寔所撰的《诸道行程血脉图》也是一部久佚的著述。就其名称所示，应是一部记载交通道路的作品。这部著述以行程血脉为名，显示全国的道路如人身的血脉一样，贯通各处。这当然是猜度之辞，也许和实际的情形相距不十分远。韦述所撰的《两京道里记》也是一部亡佚的著述。唐代两京之间交通最为发达，能有专书记载，也是当时社会的需求。还有一部亡佚的著述，在宋代却尚流传于世，就是《燕吴行役记》。《直斋书录解题》著录这部书，并说：“大中九年，崔铉镇淮南，诸镇毕贺。为此记者，燕帅所遣僚佐，道中纪所经行郡县道里及事迹也。”奉命远行的僚佐都能沿途记载经行的道里，也可以略觇当时的风尚。

远在唐代以前，对于都城已有较多的记载和著述，尤其是长安和洛阳显得突出。据《隋书·经籍志》的著录，就有不著撰人的《西京记》和陆机的《洛阳记》、杨佺期的《洛阳图》，又有不著撰人的《洛阳记》和《洛阳宫殿簿》。《旧唐书·经籍志》和《新唐书·艺文志》又著录有薛冥的《西京记》、葛洪的《西京杂记》和戴延之的《洛阳记》。薛冥的《西京记》可能就是《隋书·经籍志》所著录的不著撰人的《西京记》。《旧唐书·经籍志》还补了不著撰人的《汉宫阁簿》和阳衔之的《洛阳伽蓝记》。《新唐书·艺文志》也补了不著撰人的《后魏洛阳记》。这都显示出唐代以前对于都城的重视，在地理学和历史地理学上占有一定的地位。就这几位已知的撰人而论，以陆机的时代为最早，也是从西晋以来才陆续积累下这样丰硕的成果。可是在唐代，仅《东都记》就有邓行俨、邓世隆和韦机三家。而韦述的《两京新记》，则兼及长安和洛阳。可以说是超迈前代。邓行俨为贞观时的著作郎。唐代建洛阳为东都，始自高宗显庆二年（657）（《元和郡县图志》卷五《河南府》），则邓行俨所记尚为隋氏旧制。今两邓、韦机的著述皆久已亡佚，不可复得。幸韦述《两京新记》尚有残编，可以略知一二。《两京新记》自是记载唐代新猷，其里坊旧规，犹能追溯隋氏当年，间有上及宇文氏北周的。虽为新纪，以之作为历史地理学的撰著，也并不是不可以的。

由这里也可以看到唐代从事地理学撰著的另一种风尚。地理学自以论述当代地理为主。可是唐人论述地理，却往往追溯前代，甚至是以古证今，说明由古迄今的演变。这在论述疆域、州县及山川、关隘、城池、堡寨时更为习见。这样论述古今的演变，正是现代的历史地理学的一种研究方法，而唐人乃著先鞭。当然，唐人运用这种方法所涉及的范围尚属有限，未能扩大到所有的地理现象，但就是这一狭小的范围，也是值得称道的。现存的梁载言的《十道志》和贾耽的《贞元十道记》两书的辑本，都能稍有显示，而《元和郡县图志》虽有阙卷，大体尚属全书，所显示的就较为众多。当然其中免不了仅追溯州郡县邑肇始及沿革，而未能尽言其间演变的道理，这对于前贤是不应多事责难的。魏王泰的《括地志》至南宋时已全部散佚。诸家所辑，绝大部分取之于张守节《史记正义》所征引的文句，也有取之于《通典》《初学记》《太平御览》《太平寰宇记》《长安志》《大藏音义》诸家所征引的。诸家征引自是各取所需。大体都是用以说明某些古城的今地所在。所谓今地自是魏王泰撰述时地理，诸家征引时往往改易为其时的地理，不论有否改易，现在所见的《括地志》佚文，只能当作地名注释，如果再说得清楚些，就仿佛是一部并非完备的地名辞典。好在这样的地名辞典毕竟是出自唐初人士之手，对于历史地理学还是有一定的重要意义的。

唐代的地理学和历史地理学还有值得重视的一个方面，就是对于域外地理的探索和记载。这在前面已经约略提到。樊绰的《蛮书》和窦滂、徐云虔的著书，书名虽各不相同，但都是记载南诏的。南诏于唐时处于藩属或敌国的地位，引起朝野的重视。直到现在，其原来的辖地绝大部分仍在云南境内，自不应再视之为有关域外的记述。不过作为云南的历史地理，还是值得重视的。对于樊绰的著述，近人向达用力为独多，其所撰的《蛮书校注》，堪称善本。

这里还应该提到玄奘和辩机的《大唐西域记》和王玄策的《中天竺国行记》。《大唐西域记》备载玄奘求法经行内各国的地理、宗教，物产、风俗。不仅可据以了解唐初区域的情况，抑且可以补苴印度的史事，迄至现在，犹能受到国内外各方的重视。今人季羡林等对此书作了校注，为近年来对西域史地研究的一项重要成果。王玄策的《中天竺国行记》也久已亡佚，唯唐高宗总章年间释道世纂集的《法苑珠林》多所征引。总章上去贞观为时非久，道世所见到系全书，故所征引亦弥足珍贵。据所征引的篇章，可知其撰述体例略同于《大唐西域记》。只是其足迹仅限于中天竺，未能如玄奘之遍历印度各地。法国烈维曾撰有《王玄策使印度记》，刊于1900年出版的《亚洲报》，足见其为近代学者重视的一斑。

唐代的地理学和历史地理学是有相当成就的，但也有其不足之处。李吉甫在所撰的《元和郡县图志序》中就曾经指出：“古今言地理者凡数十家，尚古远者或搜古而略今，采谣俗者多传疑而失实，饰州邦而叙人物，因丘墓而征鬼神，流于异端，莫切根要。至于丘壤山川，攻守利害，本于地理者，皆略而不书。”李吉甫的指责可以说是切中时弊。这里不妨略举一二例，以资证实。陆广微《吴地记》有《女坟》一条，记夫差之女或阖闾之女死后化形二事，其一为夫差之女葬后化形而歌，另一为阖闾之女死后化为白鹤舞于吴市，千万人随观之。前者出于《越绝书》，后者出于赵晔《吴越春秋》。陆广微不仅引用其事，而且注明出处，以示并非杜撰。一处女坟而有二事，此二事又非常理所习见，不能因有出处而谓可以证实，并非诬妄。吴从政《襄沔记》今虽久佚，《直斋书录解题》却已有著录。据陈振孙说，此书乃是“删宗懔《荆楚岁时记》、盛宏之《荆州记》、邹闳甫《楚国先贤传》、习凿齿《襄阳耆旧传》、郭仲产《襄阳记》、鲍坚《南雍州记》集成此书，其纪襄、汉事迹详矣”（《直斋书录解题》卷八《地理类》）。先贤耆旧传记之作，汉魏以来即已盛行于世。《旧唐书·经籍志》和《新唐书·艺文志》皆以之著录于史部杂传之中。删改此类著述而成为新作，殆难即以之为地理书。李吉甫讥之，是也。煽扬此风者当不仅吴从政一人。唐代以后，方志的修纂日益浸多，甚至荒州僻县亦莫不有其志书。这些方志的修纂者皆“饰州邦而叙人物”，去地理书远矣。

上面琐琐论述，皆试图探索唐人在地理学和历史地理学方面的成就。这里当再申论唐人撰写这些地理学和历史地理学著述的方法和取材。前已言之，地理学和历史地理学远在汉时已粗具规模，班固《汉书·地理志》实开其先河。班固于《汉书·地理志·前序》中说：“先王之迹既远，地名又数改易，是以采获旧闻，考迹《诗》《书》，推表山川，以缀《禹贡》《周官》《春秋》，下及战国秦汉焉。”《隋书·经籍志》也说：“武帝时，计书既上太史，郡国地志，固亦在焉。而史迁所记，但述河渠而已。其后刘向略言地域，丞相张禹使属朱贡条记风俗，班固因之作《地理志》。其州国郡县山川夷险时俗之异，经星之分，风气所生，区域之广，户口之数，各有攸叙，与古《禹贡》《周官》所记相埒。”这两条记载显示出班固撰《汉书·地理志》的取材，大体是两个方面，一是考迹《诗》《书》，再则是郡国地志。班固曾说过“采获旧闻”，因其游履所至不广，所谓旧闻，恐不外《诗》《书》等文献记载。班固既是治此学的前驱者，对后世自必有相当巨大的影响。唐代言地理者也多未能摆脱此种成规。魏王泰撰《括地志》是因苏勖的建议，因“引著作郎萧德言、秘书郎顾胤、记室参军蒋亚卿、功曹参军谢偃等就府修撰”（《旧唐书》卷七十六《濮王泰传》）。所谓“就府修撰”，仍是依据文献记载从事删修考订。就是李吉甫撰《元和郡县图志》时，也博采众家记载，广引前人著作，约略统计，大致有百余种，其中地理著作也有五十种左右（见拙著《方志刍议·李吉甫与〈元和郡县图志〉》）。可见由文献记载汲取材料在当时早已成为通常运用的方法。前面注文中曾经提到，《元和郡县图志》中分别征引过《齐记》《三齐记》《上党记》《钱塘记》《鄱阳记》《南康记》《南岳记》《沅陵记》和《武陵记》。凡此诸书皆未见《隋书·经籍志》著录，亦不著撰人，可能就是唐代著述。李吉甫为当朝宰辅，此诸书撰成之时，当如汉魏旧规，先呈太史，故李吉甫能够就近率先取用。李吉甫既为当朝宰辅，一些改革就出于其手，故得委宛见诸记载。“天德军旧理在西受降城，权置军马于永清栅，元和九年（814）诏移理旧城。”这样的改革是由于李吉甫密陈便宜而实现的。《元和郡县图志》于《丰州天德军》下，全文征引当时的奏文（《元和郡县图志》卷四《丰州》），这应是最好的第一手史料。

其实，这样征引文献记载的方法，并不能满足所有撰人的意图。这就不能不使作者亲自访问故老或有关人士。裴矩于隋时撰有《西域图记》，为《隋书·经籍志》所著录，《隋书》亦为裴矩立传。此书不为《旧唐书·经籍志》所著录。《新唐书·艺文志》著录此书，却杂置于唐代诸家之中，殆因裴矩于隋亡之后，复仕于唐的缘故。今兹论述唐人言地理的方法与取材，也不妨一涉及裴矩。史言：隋炀帝时，“西域诸蕃，多至张掖，与中国交市。帝令矩掌其事。矩知帝方勤远略，诸商胡至者，矩诱令言其国俗山川险易，撰《西域图记》三卷”（《隋书》卷六十七《裴矩传》）。西域诸蕃为诗书所不载，其事无文献记载可征，裴矩为了撰成此书，不能不亲自访问。这种方法当然不是裴矩所首创，在当时并非毫无影响。后来贾耽也运用这样的方法从事撰述。史言：“耽好地理学，凡四夷之使及使四夷还者，必与之从容，讯其山川土地之终始。是以九州之夷险，百蛮之土俗，区分指画，备究源流。自吐蕃陷陇右积年，国家守于内地，旧时镇戍，不可复知。耽乃画陇右、山南图，兼黄河经界远近，聚其说为书十卷。”（《旧唐书》卷一百三十八《贾耽传》）其后撰成《海内华夷图》及《古今郡国县道四夷述》时，复对这种方法做了申说：“弱冠之岁，好闻方言，筮仕之辰，注意地理，究观研考，垂三十年。绝域之比邻，异蕃之习俗，梯山献琛之路，乘舶来朝之人，咸究竟其源流，访求其居处。阛阓之行贾，戎貊之遗老，莫不听其言而掇其要。闾阎之琐语，风谣之小说，亦收其是而芟其伪。”（《旧唐书》卷一百三十八《贾耽传》）这仅是亲身的采访，其采访的范围也十分广泛，几乎是无所不包的。最重要的过程，则是所说的“听其言而掇其要”和“收其是而芟其伪”。“听其言而掇其要”还比较容易，“收其是而芟其伪”，却是要具有一定的功力。正是因为能“收其是而芟其伪”，才能够避免李吉甫所说的“采谣俗者多传疑而失实”。这种亲身采访方法的具体运用，在唐代言地诸家中是比较广泛的。

这样的访问固可补苴文献记载的不足，然与实际的地理尚差一间。贾耽从容讯问来往行人，却未远离相府；裴矩悉心接待入境商胡，张掖终非西域。必须亲至其地，实地考察，才能弥补缺陷。唐代东西两京，中间虽隔崤函、潼关，相距并非悬远，仕官往来，视为常事。邓行俨、邓世隆、韦机先后撰著《东都记》，皆当能亲临其地，耳闻目睹，自较真切。其书均告散佚，未能有所证实。韦述身居史职，而又籍隶辇下，所见所闻，当皆确凿。当时言地各家往往广征文献以示渊博，现存的《两京新记》虽已残缺不全，却未见征引他人著作，盖经过实地考察，无须再事征引。正因为其书翔实无讹，宋敏求撰《长安志》时，就以之为蓝本。晁公武曾经指出宋氏之书“因韦氏所记”（衢本《昭德先生郡斋读书志》卷八《长安志》），当非虚誉。韦述长期居住长安，洛阳为东都所在，亦当为常游之所，故其所叙洛阳部分，亦当与长安相若，皆甚翔实。韦述又撰有《两京道里记》。韦述既常来往于长安与洛阳之间，沿途见闻自当真切，故其书亦数为宋敏求《长安志》所引。（见拙著《方志刍议·李吉甫与〈元和郡县图志〉》）

准此而言，撰《北户杂录》的段公路和撰《岭表录异》的刘恂，也是能有一定的成就的。两书所记皆岭南异物，为中原所少有。《新唐书·艺文志》谓段公路为文昌孙，两《唐书·段文昌传》皆未附载公路事迹。《北户杂录·徘绶》载：“公路咸通十年往高凉，程次青山镇。”《峡蝶枝》又言：“公路南行，历悬藤峡。”盖曾亲至岭南各州。刘恂，两《唐书》无传。《岭表录异》一则说：“今广州实从诸郡牧守，初到任皆有油画枹木履”；再则说：“陆卅刺史周遇，不茹荤血，尝语恂云。”颇疑其人为广州从事之流，故能多所闻见。其所记皆岭南异物，后来一些地理书也往往有所记载，前后对勘，可知其所记并非虚妄，若非目见耳闻，曷克臻此。《新唐书·艺文志》又著录有房千里《南方异物志》，孟琯《岭南异物志》。房、孟二人生平身世皆不可知，其书又早佚。此二人当亦曾到岭南去过，不然，不会以所未闻见的异物名书的。

当时也确有不少撰人亲自到过许多地方，虽其目的并非有意了解地理，究竟是亲自到过，足迹所至，俱属目验，自与耳食者有所不同。前文曾经提到玄奘的《大唐西域记》和王玄策的《中天竺国行记》。《中天竺国行记》如前所说，散佚已久，不易知其全貌。《大唐西域记》原书具在，玄奘所撰的《进〈西域记〉表》即附于书内。玄奘于《大唐西域记》行将终篇时，陈述其西行途中所注意的事项及撰述的经过，因说：“推说山川，考采境壤，详国俗之刚柔，系水土之风气，动静无常，取舍不同，事难穷验，非可仰说，随所游至，略书梗概，举其闻见，记诸慕化。”又在《进〈西域记〉表》中更做详细的追溯：“玄奘幸属天地贞观，华夷静谧，冥心梵境，敢符好事，命均朝露，力譬秋螽。徒以凭假皇灵，飘身进影，展转膜拜之乡，流离重驿之外，条支巨㲉，方验前闻，罽宾孤鸾，还稽曩实。时移岁积，人愿天从，遂得下雪岫而泛提河，窥鹤林而观鹫岭，祇园之路仿像犹存，王城之基坡陀尚在。寻求历览，时序推迁，言返帝京，淹逾一纪，所闻所履，百有二十八国。”玄奘的西行只是向慕佛法，并非考究地理，由于能够因地探索，终于了若指掌。故其所撰述不仅能著录于地理类中，而且远迈前修，是和裴矩、贾耽等人只图耳闻、未求目验不相同的。

《新唐书·艺文志》所著录诸书以行记为名的，尚有《云南行记》，此书著录于窦滂《云南别录》之后，似可作为窦滂的著述。窦滂，两《唐书》无传，唯觅于《新唐书·南诏传》中。懿宗咸通八年（867）为定边军节度使，以定边为南诏所攻陷，有诏斥徙，似未一至南诏。所谓《云南行记》似与窦滂无关。穆宗长庆三年（823），韦审规使云南，韦齐休从行，纪其往来道里及其见闻，撰《云南行纪》三卷（晁公武《昭德先生郡斋读书志后志》卷一）。《新艺书·唐文志》所著录的疑即此书，惜已亡佚，既是记见闻之作，当亦相当确切。

这种征之于目验的亲临其地从事考察的方法，虽非唐人所首创，其效果还是可见的，只是未能多事推广，成为普遍的治学风气而已。

言地理之学者，素以图文并茂为主。这在有唐一代也是见重于世的。李吉甫叙元和疆域，于文字之外兼附舆图。正如李吉甫所说：“《元和郡县图志》，起京兆府，尽陇右道，凡四十七镇，成四十卷。每镇皆图在篇首，冠于叙事之前。”（《元和郡县图志序》）今本《元和郡县图志》的图已久亡佚，由于书名尚有“图”字，可以略知本来面貌。李吉甫更撰有《十道图》，惜亦已久佚。既以《十道图》为名，就是以图为主。今流传于世的有宛委山房本《说郛》，已改称《十道志》，则当时于舆图尚附有说，故图失而说存。

贾耽论述地理，亦图文并重。其所撰《关中陇右及山南九州等图》就是只有一轴。其后更撰《海内华夷图》一轴。贾耽自己说：“（此图）广三丈，纵三丈三尺，率以一寸折成百里，别章甫左衽，奠高山大川，缩四极于纤缟，分百郡于作缋。宇宙虽广，舒之不盈庭；舟车所通，览之咸在目。”（《旧唐书》卷一百三十八《贾耽传》）盖远师西晋裴秀的遗意，而又加细致焉。

《旧唐书·经籍志》及《新唐书·艺文志》皆著录有《长安四年十道图》《开元三年十道图》《剑南地图》，均不著撰人。《新唐书·艺文志》别著录李播的《方志图》皆已亡佚，难于稽考。唯由此可知，唐代地理学及历史地理学中的舆图也是相当重要的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