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唐代地理学和历史地理学论述的范围及其有关诸书的存佚

作为地理学和历史地理学，其中包涵都是相当广泛的。《旧唐书·经籍志》和《新唐书·艺文志》所著录各书，就是具体的例证。论述有关地理学和历史地理学的著作，最先提到的应属于总志的方面。所谓总志乃是涉及全国性的著作，唐代学人在这方面的成就是相当丰富的。《旧唐书·经籍志》和《新唐书·艺文志》所著录的就前后络绎不绝，殆不下十余种。魏王泰所撰的《括地志》、李吉甫所撰的《元和郡县图志》、贾耽所撰的《古今郡国县道四夷述》皆其著者。而诸家所撰的《十道图》或《十道志》《十道录》皆当属于此类。其次，有关都城的著述也殊不少。邓行俨、邓世隆、韦机皆撰有《东都记》，韦述也撰有《两京新记》。都城之外，有名的都会也皆在著述之列，卢求所撰的《成都记》、马温所撰的《邺都故事》、刘公锐所撰的《邺城新记》、李璋所撰的《太原事迹记》、余知古所撰的《渚宫故事》皆其著者。都会之外，有关州郡的著述亦殊不少，李仁实所撰的《戎州记》、吴从政所撰的《襄沔记》、韦宙所撰的《零陵录》、林谞所撰的《闽中记》，应为其中的佼佼者。两《唐书》的《经籍》《艺文》两志中著录有关河流水道的著述，仅有《吐蕃黄河录》一种。此书列于贾耽所撰唐书之后，当为贾耽所撰。《旧唐书·贾耽传》：“自吐蕃陷陇右积年，国家守于内地，旧时镇戍，不可复知。耽乃画陇右、山南图，兼黄河经界远近，聚其说为书十卷。”今按，《新唐书·艺文志》有《关中陇右山南九州别录》六卷，合《吐蕃黄河录》四卷，正符所谓十卷之数。由于著录的有关河流水道的著述仅此一种，所以弥足珍贵。唐代黄河长期安澜，其他水道亦少泛滥，未能引起当世人士注意，也不是没有来由的。唐代论述河流水道的著述不多，记载名山的却非稀少。《新唐书·艺文志》所著录的就有卢鸺所撰的《嵩山记》、张密所撰的《庐山杂记》和王方庆所撰的《九嵕山志》。他如论述交通的，则有贾耽的《皇华四达记》、马敬寔的《诸道行程血脉图》、张氏的《燕吴行役记》；论述物产的，则有房千里的《南方异物志》、孟琯的《岭南异物志》、刘恂的《岭表录异》；论述风土的，则有莫休符的《桂林风土记》、段公路的《北户杂录》、张周封的《华阳风俗录》。唐代自初期以来，国力强威，对于域外多所经营，中叶以后，由于中原多故，未遑从事远略，周围诸族却渐次内侵，戎马仍未能稍息，故有关边陲及域外的著述，先后皆不见。高少逸撰的《四夷朝贡录》和戴斗撰的《诸蕃记》，就是综论各方的著述。论述西域的则有许敬宗领衔所上的《西域国志》、王玄策所撰的《中天竺国行记》；论述东北的则有顾愔所撰的《新罗国记》、张建章所撰的《渤海国记》；论述北陲的则有李繁所撰的《北荒君长录》、吕述所撰的《黠戛斯朝贡图传》；论述南海诸国的则有达奚通所撰的《海南诸蕃行记》。据《新唐书·艺文志》所著录，论述云南一方者为独多，共有袁滋《云南记》、窦滂《云南别录》和《云南行记》、樊绰《蛮书》、徐云虔《南诏录》等五种。总起来说，唐代关于地理的著述是相当丰富的，也是值得称道的。

可是这些著述的遭遇却令人深为惋惜，因为在流传过程中，许多都已散佚了。现存的仅有十余种，有些还是经过辑佚工作才获得保存的。这里首先提到的当为《括地志》。这部书早在南宋时即已佚失，到了清代，王谟、孙星衍、黄奭、王仁俊、曹元忠都有辑本。最近贺次君亦有辑校本。其次是李吉甫的《元和郡县图志》。《元和郡县图志》虽早有传世之本，唯多有残缺，经过一些学者校补，始得略复原貌。今传世通行数本，而孙星衍、缪荃孙皆曾搜辑佚文，张驹贤且为之撰有考证。近贺次君更加以校点。李吉甫尚撰有《十道图》，亦有残本传世。梁载言的《十道志》则有王谟和王仁俊的辑本。贾耽的《古今郡国县道四夷述》和《贞元十道录》也有辑本传世。王谟和王仁俊都有《郡国县道记》的辑本，所辑的当是《古今郡国县道四夷述》。《贞元十道志》也有两种辑本：王谟所辑的仍称《贞元十道录》，王仁俊辑本则改称《十道记》。贾耽另一部称为《地图》的著述，在敦煌石窟中发现，得以残本重见于世，也是难得的奇迹。同时发现的还有韦澳撰的《诸道山河地名要略》。

流传于世的唐人有关地理著述尚有玄奘的《大唐西域记》、刘恂撰的《岭表录异》、莫休符撰的《桂林风土记》、段公路撰的《北户杂录》。就是余知古撰的《渚宫故事》和韦述撰的《两京新记》也都有残本或辑本传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