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7章 命运攸关的结盟

无论是加斯帕里枢机，还是德·拉伊枢机，如果他们以为能轻易摆布新任教宗，那么都将大失所望。庇护十一世绝不是一个孱弱的教宗。他对秩序的热爱以及对服从权威的深刻直觉，很快就为其统治定下了基调。“他连睡觉的时候都戴着三重冕”，梵蒂冈的一位神父这么开他的玩笑。教宗喜欢说，他的指令“不仅要立即得到执行，而且要比立即更立即”。曾有几位教士恳求他能解除教会法规中的一条禁令，然而他拒不同意。“制定法规就是为了让人服从”，他这么告诉他们。早在拉蒂还是米兰的图书馆馆长时，法国高级教士欧仁·蒂斯朗（Eugène Tisserant）便和他结识了，蒂斯朗发现拉蒂前后简直判若两人。他们曾经十分亲密，蒂斯朗见过拉蒂亲切可人的一面。1918年，在法国军队任职的蒂斯朗休假出游，来到梵蒂冈图书馆拜访拉蒂，拉蒂将他带到本笃十五世面前，介绍道：“圣父，这位是我部署在军队的专员。”可如今，他已不再是曾经的他。他“已经被身上全新的使命彻底淹没”，蒂斯朗评论道，“这使得他在我们眼里显得特别遥远”。[1]

当选两周后，新任教宗请来各国驻圣座大使，在这场会谈中，教宗第一次表现出对尊卑礼仪的重视。当大使、代表以及众多助手抵达时，他们发现圣彼得宝座远远地坐落于宽阔大厅的另一头，宝座前只摆放了六张椅子。只有那些具有完全外交身份的大使才被允许落座；其他所有人都只能站着。[2]

拉蒂对教宗宝座的尊严感，甚至强烈到把自己的家庭成员都疏远了。当谦逊的庇护十世在1903年成为教宗时，他将两位未婚的姐姐接到罗马，安置在圣彼得广场一爿商店上方的小公寓里。她们常常拜访他，一同谈天、饮酒，念诵玫瑰经。拉蒂也曾和他的胞亲十分亲密，可如今他已经贵为教宗，他们必须先跟他的秘书预约见面时间，并在接待室里耐心等候，才能见到拉蒂。在这些场合下，他还坚持让哥哥们称呼他为“圣父”或者“教宗陛下”。而且他还明确地告诉他们，自己不想要频繁地接见他们，因为他已是一个更大家庭的圣父，这些人都需要他的关注。多年以后，当教宗身患绝症躺在病榻上，他的姐姐恳求去他的床边陪侍，却被拉蒂拒绝了。[3]

拉蒂信守承诺，将加斯帕里任命为国务卿，令狂热派十分愤怒，然而教会的现代派并不抱持乐观态度。事实上，他选择了一个纪念庇护九世和庇护十世的名号，这本身便是不祥之兆。罗马的一位评论员写道，在一个国际态势如此紧张的年代，教会需要一个能够审时度势的领袖，而不是“一个极端保守，将一生都奉献给古文书，几十年来只知道躲在安波罗修和梵蒂冈阅览室里的人”。英国驻梵蒂冈大使也对拉蒂印象不佳。他写道，新任教宗给人的印象就像一个迂腐的老学究：“只需将他的小瓜帽和教士袍替换成中世纪的四角帽和长袍，马上就会变成维多利亚时代校园故事里的校长。”大使还补充道，教宗为人非常诚恳，此话不假，但他好像把所有的平信徒都当作需要教导的孩子，而不是他也能够虚心向其学习的人。革命正时时威胁着欧洲，而意大利旧日的秩序已岌岌可危，这个人真的有办法应对前路上的挑战吗？[4]

新任教宗为了把自己信任的人布置在周围，于是把他担任米兰大主教时任用的助手都召到了罗马。他还指定泰奥多林达·班菲（Teodolinda Banfi，或者简称作林达）打理他的房间，替他做饭：她已经照顾他三十六年，在此之前还服侍他母亲十四年。[5]他还将年轻的米兰教士卡洛·孔法洛涅里（Carlo Confalonieri）调到罗马，担任他的私人秘书。除他以外还有其他几位米兰时期的助手，包括迭戈·韦尼尼（Diego Venini）以及姓氏特别不相称的乔瓦尼·马尔韦斯蒂蒂（Giovanni Malvestiti，该姓氏的字面意义是“衣衫破烂”），他们负责教宗的衣着仪表。[6]尽管拉蒂吃得很简单，但他偏好林达的厨艺。1926年，当他决定林达退休的时候，他告诉接替她的德国方济会修士：“尽管我不想多说，但我还是得提醒你，可以有德国人的精确、德国人的沉默，但不能有德国人的菜肴。”[7]

每天早上6点，闹钟会将他叫醒。在做完最早的祷告之后，他会在私人的礼拜堂里做弥撒，然后吃一顿清淡的早餐。他位于四楼[8]的公寓一共有三个房间，位于U型使徒宫的左翼，整栋楼包裹着圣达马索庭院。居于贝尼尼设计的柱廊之上，这座公寓可以将圣彼得广场纳入眼底。拉蒂的卧室十分简洁，和普通乡村神父的卧室无甚区别，只有一张黄铜床、一个老式五斗柜，上面盖着白色的桌布，墙上挂着他父母、他哥哥的照片以及一些宗教画。

早餐之后，教宗会下一层楼来到他的办公室（或者用他的话来说，是他的“书房”），开始阅读每天的书信，以及意大利、德国、法国、英国和美国的报纸。这间办公室十分宽敞，家具倒是很少，地板上只铺了一张不大的地毯，压在他的办公桌下面。墙上挂着几幅古老的画作。教宗坐在一张路易十五风格的华丽座椅上，书桌上摆放着成堆的图书和一个大十字架，还有指南针和气压计，诉说着他对阿尔卑斯登山往事的怀念。他背后的三扇窗户对着圣彼得广场，白天时会把窗帘拉开，好让阳光进来。拜访者进来时，会在书桌后面看到一个背靠阳光的白色身影。他的书桌前摆着三张座椅。办公室里具有教宗个人风格的东西并不多，其中一件便是阅览架，上面总是打开着一本他喜欢的书。[9]

庇护十一世每天上午9点开始例行的会面，通常先会见他的国务卿。拜访者进入办公室时，总会屈膝跪地，其实很多人进来的时候，膝盖已经开始颤抖了，既因为教宗威权的本质，他庄严的举止，也因为教宗坚持要求自己的命令得到百分之百的服从，所以他的访客很少能感到轻松自在。这些访客站起身，向前走几步，再次行礼，向前再走最后两步，然后第三次行跪拜礼。由于办公室的狭窄以及访客的紧张程度，他们有时候会弄错礼节。名列最高等级枢机的路易吉·辛塞罗（Luigi Sincero）评论道，准备晋见教宗就好比学生准备考试。其他高级教士也承认自己在穿过教宗的办公室房门时，会因为紧张而念诵一段祷文。当访客离开时，他们会再度屈膝跪地，将进来时行的三次跪拜礼反着再做一遍。[10]

直到最后一个访客离开（常常要持续到下午2点），教宗才会去吃午餐。他喜欢吃米兰风味的调味饭，搭配上藏红花，或者是熟菜肉排，搭配上一碗浓稠的意大利蔬菜汤，然后再吃点水果。除了几杯水之外，他还会再喝半杯葡萄酒。他总是坚持一个人吃饭，大概没有什么别的事情比这更能反映出教宗对于自身威严的重视程度了。无论是庇护十世还是本笃十五世，都会跟助手一起吃饭，或者邀请贵宾同他们一起进餐，然而庇护十一世不允许别人在他面前吃饭，尽管他吃饭的时候总会有助手站在他的身边，为他诵读报告，并记下他的命令。在他当选几周后的一天，疲惫的助手不想要在未来的几年里都只能站着看他吃饭，却又不敢开口请求，于是就偷偷地把小凳子带了进来，放到墙边。当读完报告后，他们就会坐在小凳子上。从餐盘前抬起头的教宗尽管面露惊讶的神色，却没说什么，于是这些凳子就保留了下来。[11]

短暂的午觉后，教宗会在下午4点来到外面的庭院，瑞士侍卫队正在那里等候着他，见到他时，他们会屈膝跪地，右手放在贝雷帽上，左手攥着他们的瑞士长戟。[12]最开始的几周里，有一位马车夫右手举着长鞭，高高地坐在两匹神气的黑马上方。几个月后，马车就换成了教宗的第一辆汽车。短短一程之后，教宗会在梵蒂冈花园里散一个多小时的步，他的双手反握在身后，头顶的小瓜帽上还要再扣上一顶黑色软呢帽。当天气更为凉爽时，他会穿上一件白色的双排扣外套，长度一直盖到他的双足。教宗会一直环绕着公园行走，这种散步可一点都不闲情逸致，它具有很强的目的性，强度正适合这位“登山家教宗”。一位身穿褐色长袍、脖颈处露出硬白领的助手会努力跟住他，通常落在几步之后。

散步结束之后，教宗会花一个小时进行个人祷告，然后才会返回办公室。晚上6点或者7点，他又要开始新一轮的会面，对象主要是教廷（即圣座的中央政府）成员。会见完最后一位后，他会同秘书一起念诵玫瑰经，然后在晚上10点吃晚餐。他每晚最后一项事务便是返回办公室，取出一本带封皮的巨大登记册。他会把当天收到的所有礼物以及当天产生的所有开销都登记在上面。直到午夜时分，他才上床睡觉。[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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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新生事物的周围仍然遍布古代、中世纪和早期现代的建筑，所以那些年月的罗马犹如一锅大杂烩。自从意大利军队在1870年攻占这座城市，整个社会景观已经彻底改变。修道院被改造成政府大楼和学校。北方人蜂拥而至，在新首都谋求政府职务，而贫穷的农民则把全部家当装上牛车，从中部和南部赶来。欣欣向荣的建筑行业以及膨胀的公务员人口，创造了许多工作机会。

尽管教会不再管理这座城市，罗马的每一个街区似乎仍然有一座教堂。身穿黑色教士服的神父，身穿修女服的修女，头顶削发、身穿白袍的道明会修士，身穿深栗色袍的方济会修士，身穿蓝色教士服、腰缠红色腰带的希腊正教神学院学生，以及各色其他修士和神学院学生，在街头熙熙攘攘。教宗宪兵（Papal Gendarmes）头戴“拿破仑”帽，下穿红边纹裤子，混在士兵和警察之间。而奶妈（雇佣她们的都是中产阶级）则怀抱小孩，尽其所能地在拥挤的大街上穿梭。

尽管许多罗马人对新生事物感到好奇（尤其是电车，其轨道在卵石街道上交错往来，还有越来越多的汽车，虽然只能行驶在狭窄、蜿蜒、颠簸的道路上），但是这里遍布的迹象表明，这个国家的国民多半是半文盲的农民。马拉的运酒车从农村驶来，将货物运往城市里繁多的旅店和客栈。较为豪华的食肆外悬挂着广告牌，承诺店里供应高级葡萄酒和高档菜肴。在它们周边，更为普通的店铺则仅仅宣传它们供应面包和面条。果蔬小店遍布路边，被店里摆放的水果和蔬菜渲染出缤纷的色彩，而这种小店同时也是店主的住处。早春时，葡萄般大小的圣女果会从南方运达罗马。果蔬商人巧妙地将胡萝卜、大白萝卜和西兰花摆在门市上。罗马人还习惯在这座城市每天清晨涌现的小市场上采购食品。食品商用橙子、苹果和无花果垒出壮观的金字塔。面条商则将刚做出来的通心粉和细面条成堆地摆放出来。脱了毛的鸡，双爪倒挂在货摊的遮雨棚下。一排排满满当当、闪闪发光的鱼则吸引着那些买得起的顾客。

更庞大的露天市场（他们的货摊靠宽大的伞来遮阳挡雨）则吸引着更多样的顾客。亲王府的管家穿着毛皮大衣，从披着编织围巾的贫苦农妇身边挤过。经过讨价还价之后，妇女将买到的便宜货包进宽大的方格手帕里。花贩将巨大的篮子顶在头上，里面装满了水仙花、含羞草、康乃馨以及紫罗兰。其他商贩则大声吹嘘着他们贩卖的衣物、折叠刀和洋葱，他们把携带的器皿扛在肩头，或者把商品放在托盘上再挂在脖子下面。

小市场中央的桌子边上，时而会出现一名与众不同、衣着精致的人物。他四周的板凳上坐着顾客（主要是些老汉和老妇），等着什么时候轮到自己。他的桌上摆着墨水瓶、几张书写纸以及一张吸墨纸。他帮文盲撰写书信、填写表格。神父们知道哪条街上有商店贩卖教士服饰。神学院学生知道哪里有二手书报摊。游客们倚仗旅行手册，寻找贩卖古董和珠宝的商铺，也不是每一家都卖假货。时而有老妇人在街旁朴素的神龛前停步，对着灰泥墙上褪色的圣母玛利亚像和幼年耶稣像吐露一番祷告。

骡子和驴载着砖块和木桶，头上的挽具挂下红缨，背上则搭着红布。洗好的衣物挂在晾衣绳上，穿过狭窄的街道上空。补鞋匠敲打着鞋子，石匠在狭小阴暗的店铺里凿着石块。窗户里的女人高声叫喊，和下方的商贩讨价还价。她们把钱款装在篮子里，并用绳索放下去。商贩把钱款换成货物，女人们再把篮子收回去。当灼人的烈日被雨和云遮蔽，罗马就激荡出雨伞的海洋，从清道夫破烂的绿色雨伞到身穿制服的仆人们撑在城市精英头上闪亮的黑色雨伞，不一而足。汽车自是不需要雨伞，除它们之外，几乎所有交通工具上也都撑起一把伞。“马车车夫，疲惫而又颈部塌陷的马匹，还有摇摇晃晃的马车，就像老蘑菇一样缩在雨伞下面，”20世纪初的一位评论员写道，“整个罗马也找不出几处比这更怪的景象了。”[14]

教宗完全看不到这些生活场景，因为他拒绝踏出梵蒂冈的城墙。几十年来，每一任教宗都只能忍辱负重，活在这片狭小的天地里，而包裹住它的正是那个当年抢夺教会领土、极大缩减教宗国政治力量的国度。梵蒂冈城外邻近的区域是一条条破败拥挤的小街小巷，夹在梵蒂冈宫殿和台伯河之间，仍然保留着旧政权的气味、声音和感觉。只有当游客绕过售卖宗教纪念品的成群小贩，向西穿过拥挤的街道，圣彼得大教堂和贝尼尼柱廊的宏伟景象才会突然显现在眼前。[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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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宗考虑要支持墨索里尼，这一决定令许多教会人士感到吃惊。最难堪的莫过于《公教文明》的主编恩里科·罗萨神父，直到墨索里尼上台的时候，他还在用这份刊物谴责法西斯主义，认为它是教会最可怕的敌人之一。“进军罗马事件”的几天前，罗萨曾发出警告，表示法西斯运动“是一场与教会作对的暴力事件，领导人都是恶徒……是老自由党、共济会、农村地主、富有工厂主、记者和徒有虚名的政客，这场运动是他们失败后试图卷土重来的阴谋诡计”。[16]

1848年的自由主义革命将庇护九世驱逐出罗马，他复归罗马不久后就于1850年授意创办了《公教文明》。每月两次，主编会带着即将付梓的校样来到梵蒂冈国务院，获取出版的许可。[17]

年高五十二岁的罗萨在十七年前加入了耶稣会的这个编辑委员会，并在1915年被教宗本笃十五世任命为该杂志的主编。尽管他从业经验丰富，却没有察觉教宗已然改变了路线。当耶稣会总会长（此人同法西斯主义臭味相投）读到罗萨最新的反法西斯檄文时，他非常愤怒。他指示罗萨要改变报道方向。[18]更糟糕的是，罗萨后知后觉地发现，庇护十一世竟然也改变了心意。教宗似乎和墨索里尼产生了共鸣。尽管他们有着如此巨大的差异，但似乎在许多重要的价值观问题上达成了共识。他们都不认同议会民主制。他们都不相信言论自由和结社自由。他们都认为共产主义将带来极大的威胁。[19]他们都认为意大利正深陷泥淖之中，而当前的政治制度已经无药可救。

教宗与阿戈斯蒂诺·杰梅利（Agostino Gemelli，教宗心腹，圣心天主教大学创始人）的谈话，为我们披露了新政府成立之初的几周内，庇护十一世对墨索里尼有了怎样的改观。“赞赏肯定不行”，教宗对他说道。但是，“公开组织反对意见也不是个好办法，因为我们有多方利益需要保护”。必须小心谨慎。“睁大眼睛看仔细了！”他告诫道。[20]

在即将付梓的那一期刊物中，教宗命罗萨撤掉那篇批判法西斯的文章，转而刊登一篇更为友好的社论。[21]“当政府以合法的程序建立时，”罗萨改头换面的文章这么写道，“即便它一开始在很多方面存在缺陷，甚至非常可疑……如今我们也有义务去支持它，因为这是公共秩序和公共利益的诉求。任何个人或政党都不可以用非正义的手段，谋划颠覆政权、改朝换代的诡计。”[22]

尽管《公教文明》仍然会继续谴责个别针对天主教组织的法西斯暴行，但它再也不会将矛头直接指向墨索里尼或者法西斯主义了。它实则扮演了完全相反的角色，将代表梵蒂冈帮助法西斯主义在意大利国内外的天主教界取得合法地位。[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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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墨索里尼第一次以总理身份在国会上发表讲话时，他恳求天主的帮助，并以此结束了演讲，这一举动进一步提升了教宗对这位总理新生出来的希冀。自从现代意大利建国以来，从来没有哪位政府首脑让“天主”一词出现在讲话中。国务卿加斯帕里也为这份希冀找到了根据。他告诉比利时大使，“天主利用奇怪的器皿将顺境带给意大利”，而墨索里尼不仅仅是一位“出色的组织者”，还是一位“伟大的人物”。尽管我们得承认，新任总理对宗教一无所知，加斯帕里笑着补充道，墨索里尼以为所有天主教节庆日都定在周日。[24]

1922年12月，庇护十一世在他题为《奥秘何在》（Ubi Arcano）的第一则通谕中为自己的任期制定了目标。[25]这个世界正试图将耶稣基督赶出学校，赶出政府大厅，他对此扼腕叹息。他悲悼妇女的“衣着和谈吐越来越不端庄，参加不体面的舞会”，这是礼仪的崩坏。有观念认为，社会将教会推开，就能取得进步，他警告说这绝对大错特错：“面对广受赞誉的进步时，我们悲伤地发现，这个社会正缓慢但确定地退回到蛮夷状态之中。”他强调了服从恰当权威的重要性，并且搬出庇护十世与“现代主义”作斗争的事业。他轻视新成立的国际联盟[26]，这个组织寄托了许多欧洲人对和平的希望：“在当今世界，没有任何世俗机构能够成功制定国际法，使世界达到和谐；真正的和谐只在中世纪存在过，那个时候的基督教才是主宰世界的国际联盟。”教宗的规划是让基督国降临到这个世界上。这种观念本质上已是中世纪的迂腐思想。[27]

与此同时，墨索里尼也在草拟自己的独裁计划。“我认为革命有理，”他在国会的开幕致辞里说道，“在这里，我要为黑衫军的革命辩护，并允许它扩张到最大的限度……我有三十万具备武装的年轻人，部署在这个国家的每个角落，准备好执行任何行动，以某种近乎神秘的方式准备好执行我的命令，只要有任何人胆敢中伤法西斯之名，我就能予以惩罚。”[28]

12月下旬，墨索里尼召开了第一届法西斯大议会，这一会议负责商讨政策，处理政党组织最重要的议题。1月，大议会通过决议，将各色法西斯民兵组织改编为国家安全志愿民兵（Milizia Volontaria per la Sicurezza Nazionale）。这些民兵部队原先是各地法西斯头目的武装力量，如今的墨索里尼急于从他们手中夺取这些部队的控制权。他们不像常规部队那样宣誓向国王效忠，志愿民兵的效忠对象是墨索里尼。[29]

他迅速地行动起来，兑现他对梵蒂冈的承诺，迫切地想要表明，很多人民党做不到的事情，他全都能办妥。他能够帮助教会，重获意大利统一前所享有的特权。他命令将十字架挂在意大利所有教室的墙上，然后又把它挂进了法庭和医院病房。他将辱骂神父和诋毁天主教定为犯罪。他重新给军队配备了随军神父，提高了发给神父和主教的国家津贴。最令梵蒂冈高兴的是，他要求小学必须包含天主教课程。他给教会划拨了大量经费，三百万里拉用于修复因战争而受损的教堂，还给教堂设在国外的意大利人学校发放补贴。当墨索里尼以胜利的姿态巡视全国上下的城市和乡镇时，他鼓励各地主教和教区神父积极申请经费，用于修复教堂。为了进一步凸显对天主教的支持，他还同雷切尔以及三个孩子（埃达、维托里奥和布鲁诺）于1923年正式受洗。比起丈夫，雷切尔的反教会信念更为坚定，但在此等形势之下，她也只能不情不愿地受洗。她生长于罗马涅中部的乡村，年幼时就对教会的神父、财富和权力投去鄙夷的目光。[30]

由于当时意大利国内外的许多媒体评论员还不确定该怎么评价意大利这位新任领袖以及他暴力的法西斯运动，所以梵蒂冈的认可举足轻重，能帮助新政权取得合法地位。枢机团团长温琴佐·万努泰利（Vincenzo Vannutelli）对墨索里尼的评语传布甚广，他夸奖墨索里尼“已是意大利人人喝彩的人物，因为他根据意大利的宗教和民间传统，重塑了这个国家的命运”。[31]

墨索里尼想要快马加鞭，进一步巩固与梵蒂冈的关系，于是他会见了梵蒂冈国务卿加斯帕里枢机。加斯帕里和他一样出身贫寒。“我在1852年5月生于乌西塔镇（Ussita）的一个小村卡波瓦拉萨（Capovallazza），”加斯帕里在回忆录里写道，“村子位于锡比利尼山（Sibillini）中，海拔约七百五十米。清新的空气，迷人的景色，人民健壮、勤奋、诚实，都生在大家族里，而加斯帕里家族人丁最为兴旺。”他的父母育有十个孩子，最年幼的他自然也就成了最受人疼爱的孩子。他的九个哥哥姐姐都“特别健康活泼”，他回忆道，“我却很虚弱，病怏怏的，所以有人预测，也可能是做了占卜，说我会短命，令妈妈特别难过”。他的父亲常常要跟随羊群在牧场过夜，小彼得罗则给家族带来了欢乐。当他们都挤在温暖的壁炉旁取暖时，他便给大家朗读圣徒的故事。当他讲到教会的殉道者面临可怕的磨难时，他们一起痛苦。“母亲是个爱哭鬼，这种性格传给了所有子女，尤其是我。”[32]

加斯帕里必须谨慎安排与墨索里尼的会面，因为梵蒂冈国务卿和政府首脑进行会面的事情还不能曝光——圣座尚未承认意大利的合法性。这一秘密会面由加斯帕里的老朋友卡洛·圣图奇（Carlo Santucci）出面安排。圣图奇乃是贵族出身，家族同历任教宗来往密切，他也是人民党中最先审时度势的人，很快就转而支持法西斯党。他的寓所是一座街角楼，朝两条不同的街道开有两扇不同的门，特别适合这种秘密会面。

1月19日，墨索里尼和他的首席幕僚乘坐汽车抵达会面地点，总理进屋会面时，幕僚便在寓所外面等候。墨索里尼从一扇门进屋后，迎接他的是圣图奇的父亲；枢机则从另一扇门进屋，圣图奇的母亲正恭候他的光临。

那一天，萦绕在加斯帕里枢机心头的关键问题，并非梵蒂冈愿不愿意帮助墨索里尼结束意大利的民主体制，因为梵蒂冈本身便对民主政府无甚好感，而是墨索里尼是否值得信任，是否会兑现他的承诺，帮助教会恢复在意大利的影响力，以及如果教会予以他支持，他有多大的可能坐稳政权。[33]

虽然早年的墨索里尼曾是个出名的“食神父者”（mangiaprete），但是对于现在的他来说，和教会合作将带来极为丰厚的回报。如果他能够重建教会和政府之间的和谐关系，为政府赢得教宗的降福，结束双方之间的冲突，那么他就能在所有前任倒下的地方成功突围。他就会成为整个天主教界的英雄。

两人的单独会面持续了一个半小时。加斯帕里离开时，告诉圣图奇他对这场会面十分满意，并称赞墨索里尼是“第一等的人物”。墨索里尼快步出门时则一言不发。回到车里后，他的幕僚很想知道会面的经过。“我们必须非常谨慎，”墨索里尼告诉他说，“因为这些教会高层都非常精明。他们先要确定我们政府的稳定性，才肯在初步探讨中进一步推进下去。”[34]

当天两人确实达成了一项决议：他们选定了一位秘密的中间人，一个教宗和墨索里尼都能信任的人，两人都能够把各自关于最敏感事宜的意见嘱托给他。

我们现在还不完全清楚，为什么他们会把这个人选定为六十一岁的耶稣会士彼得罗·塔基·文图里。[35]他在1861年生于意大利中部一个兴盛的家庭；他的父亲是一位律师，拥有一件令他自己感到骄傲的收藏品，那是一把他在1849年用过的步枪，当时他拿着这把枪帮助教宗击败了朱塞佩·加里巴尔迪（Giuseppe Garibaldi）的部队，最终收复了罗马。彼得罗年幼时就开始在罗马研习司铎之道，当时这个城市刚刚被纳入意大利王国的版图。1896年，他开始为耶稣会撰史，在接下来的二十年间，他把绝大多数时间都花在调研上，走遍了欧洲各地的图书馆、档案馆和修道院。他在1910年出版了第一卷。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出生于奥匈帝国的波兰裔耶稣会总会长沃齐米日·莱多霍夫斯基被当作敌国子嗣赶出了意大利。塔基·文图里在1914年被任命为耶稣会秘书长，莱多霍夫斯基走后便由他来负责耶稣会在罗马的各项活动和事宜。[36]

“瘦削且严肃”，塔基·文图里的一位同仁这么形容他的外貌。他长着一副简朴的耶稣会士的面容。谢顶给他造成了圆脸的效果，尖尖的耳朵兜起头部两侧的白发。他身穿黑色教士袍，脖颈处露出硬白领，浑身散发出严厉肃穆的气息。[37]

阿契尔·拉蒂和这位耶稣会学者相识于1899年，当时塔基·文图里的一趟调研之旅将他带到了安波罗修图书馆。[38]墨索里尼显然是从弟弟阿纳尔多那里听说了此人，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阿纳尔多曾在罗马逗留过几个月，他正是在那时和这位耶稣会士成为朋友的。[39]在这场秘密会面之前，墨索里尼还亲自见过塔基·文图里。掌权几周后，墨索里尼意识到他通过一件简单的事情就可讨好教宗，这件事便是把基吉图书馆送给梵蒂冈。政府在1918年买下了基吉宫，作为总理府一直沿用至今。随基吉宫买下的还有里面的私人图书馆，收藏始于17世纪教宗亚历山大七世，包含三千部古旧手稿和三万本藏书。当阿契尔·拉蒂还在担任梵蒂冈图书馆馆长的时候，他听说政府要买下基吉宫，就试图通过图书馆的力量强买，却没能成功。墨索里尼把这个图书馆捐给教会，拉蒂便派出塔基·文图里来评估藏书的价值。有一天，墨索里尼听说这位耶稣会士正好也在基吉宫，大概是想起了他弟弟对塔基·文图里的美誉，便派人传话，让塔基·文图里前来见他。此后的历史表明，1922年末的初次会面后，这位耶稣会士还将在余下的二十年间同墨索里尼进行许多次会面。[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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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初期的探讨没能阻止法西斯分子继续使用暴力对付神职人员以及被怀疑和人民党有瓜葛的天主教活动分子。墨索里尼当选总理三周后，意大利东北部城市维琴察（Vicenza）的主教公开谴责他们对当地神父的袭击，并声称行凶者将被驱逐出教会。[41]在罗马以东的阿斯科利皮切诺省（Ascoli Piceno）山区，一群法西斯分子对负责编辑一份当地报纸的神父进行拷问，并强迫他喝下一升蓖麻油。[42]

12月，在西北部的奥斯塔镇（Aosta），四十名挥舞棍棒的法西斯分子冲入教会场所，打断了正在进行的天主教青年会会议。他们砸坏了门窗，损毁了台球桌，用棍棒破坏了墙上的十字架和圣像。当一个愤怒的旁观者试图出手阻止时，他们殴打了他。[43]同一周，帕多瓦（Padua）的几名法西斯暴徒命令一位年轻人摘下身上的天主教青年会徽章，当他勇敢地拒绝时，一名暴徒拿枪顶着他的头，而另一名则扯下了那枚徽章。[44]此外，12月的一个夜晚，在维琴察附近，一辆汽车停在当地天主教青年会总部门外。七名黑衫军拿着步枪从车上下来。三人冲入屋内，而其他同党则守在外面。这些人以步枪威胁屋内二十名受惊的青年，并命令他们保持安静，然后他们把枪指向了主持会议的两位神父，强迫他们喝下了几瓶蓖麻油。[45]这样的暴行持续不断，贯穿了整个1923年，天主教日报予以充分的报道，并表达了惋惜之情。然而，尽管此后暴行依然时有发生，天主教媒体却开始对批评尺度有所克制：这些暴行是个别极端分子的行为，并没有得到墨索里尼的授意。[46]

各个地方的公教进行会团体（由庇护十世在1905年组建，旨在为组织天主教平信徒提供平台）是这些破坏行动最频繁的目标。[47]它是庇护十一世最为珍视的团体，他因此也被称作“公教进行会教宗”。成年男女以及男孩女孩都有各自的团体。大学生也有团体，在各所大学设有分会。公教进行会的活动本是出于宗教和教育的目的，然而实际上远远不止这些，因为其成员在教宗眼里是天主教的地面部队，负责重新教化意大利社会，而这种目的要求他们更加激进，不只是祷告和上课那么简单。为了密切关注这个组织，教宗委任加斯帕里的两位副国务卿之一兼替补国务卿朱塞佩·皮扎尔多蒙席，担任其国家司铎。组织受到了教会高层的掌控。“你只需听从来自上层的建议和指令即可”，教宗曾这么向公教进行会领导人解释过。[48]

那些针对地方教区神父以及公教进行会的暴行，令教宗非常不满、愤怒，但墨索里尼非常善于利用这些暴行，他令教宗相信，他是意大利唯一能够约束这些暴徒的人。《罗马观察报》尽管常常报道法西斯暴徒挥舞大棒以及强灌蓖麻油的恶行，结尾处却总是毕恭毕敬地恳求墨索里尼，希望他确保这些罪人受到惩罚。有时候，地方情绪会特别高涨，墨索里尼便逮捕几个人，但是罪犯很少会接受审讯，被判刑的更是少之又少。

及至1923年初，墨索里尼完全有理由相信，他的策略已经取得成功。他和教宗的协议正在酝酿之中。然而他绝不会放弃自己的暴力手段，因为它能够行之有效地震慑敌人，不过他也不想过分激怒教宗。他将继续帮助教会，恢复失却了几十年的特权；而作为交换，教宗须铲除教会内部反对墨索里尼的势力，为领袖的统治扫清障碍。

注释：

[1] Tisserant 1939, pp. 389, 397; Chiron 2006, p. 151.

[2] Beyens 1934, p. 102.

[3] Confalonieri 1957, pp. 116–117. 关于庇护十世，参见Pollard 1999, p. 78。

[4] 转引自Rhodes 1974, p. 19; Biffi 1997, p. 74。

[5] Aradi 1958, pp. 65–66; Venini 2004, p. 23.

[6] Chiron 2006, p. 126.

[7] Chiron 2006, p. 141。

[8] 意大利人把四楼叫作三楼，把一楼叫作底楼。

[9] 但丁和曼佐尼是这个阅览架上的常客。Confalonieri 1957, pp. 173, 270–271.

[10] Confalonieri 1969, p. 36; Charles- Roux 1947, p. 10.

[11] Aradi 1958, p. 138.

[12] Lazzarini 1937, p. 319.

[13] Confalonieri 1957, pp. 71–72; Chiron 2006, pp. 141–146. 还有几张教宗在公园里散步，旁边停着座驾马车的照片，收于《意大利画报》，1922年10月8日，第2–3版。

[14] Potter 1925, pp. 9, 242–247, 254–255; MacKinnon 1927, pp. 44–45, 189–190.

[15] Potter 1925, p. 164.

[16] 恩里科·罗萨，《意大利的统一与意大利人的分裂》，CC 1922 IV, p. 106。

[17] De Rosa 1999.

[18] Sale 2007, p. 26. 莱多霍夫斯基在1922年10月31日写给罗萨的信，收于《公教文明》档案，而作为编辑委员会成员的萨莱可以查阅这份档案。

[19] 英国驻梵蒂冈大使在他的年度报告（写于1922年10月25日）中写道：“教宗对俄国共产主义的恐惧似乎主宰了梵蒂冈的一切。”Rhodes 1974, p. 18.

[20] 转引自Sale 2007, p. 25。

[21] 萨莱在《公教文明》总部查看过罗萨的档案，然后总结道，教宗似乎就是那个命令罗萨刊登那篇更为友好的社论的人，尽管他没有提供文字细节。Sale 2007, p. 27。

[22] 恩里科·罗萨，《政府危机与权威危机》，CC 1922 IV, p. 204。

[23] Sale 2007, pp. 27–28用充分的证据得出这一结论。

[24] Beyens 1934, pp. 136–139. “进军罗马事件”几天后，国务卿加斯帕里向法国大使解释道，国王拒绝动用军队是一个正确的决策。他说，法西斯主义“已经成为一种必需品”。Sale 2007, p. 10.

[25] 通谕是教宗对重要事项的高调声明，通常写给一个特定国家的主教，而这一篇通谕则写给全世界所有主教。

[26] League of Nations，《凡尔赛条约》签订后组成的国际组织，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被联合国所取代。

[27] 《奥秘何在》的英语译文刊登在梵蒂冈的官方网站：

[28] Milza 2000, p. 343.

[29] Milza 2000, pp. 345–346。

[30] Motti 2003; Falconi 1967, p. 185; Sale 2007, p. 37; Milza 2000, pp. 354, 401. 关于宗教课本需要得到教会许可的规定，参见DDI, series 7, vol. 2, n.155, 1 agosto 1923。关于墨索里尼的巡视以及给地方神职人员发放经费，参见Morgan 1941, p. 239。

[31] 转引自Molony 1977, p. 152。枢机在参加一场婚礼时说出了这句评语，而墨索里尼当时在场。墨索里尼特别中意这些话，于是将其发送给意大利所有外国大使馆。第二天意大利驻英国大使传来电报，报告说英国的许多报纸都报道了万努泰利的评语。伦敦的《泰晤士报》宣称枢机的评语绝不仅仅是他的个人观点，而是忠实地传达了圣座的意见。DDI, series 7, vol. 1, n. 535, 22 febbraio1923; DDI, series 7, vol. 1, n. 544, 23 febbraio 1923.

[32] ASV, AESS, pos. 515, fasc. 523, 6. 8r–9r.

[33] Molony 1977, pp. 190–191; Falconi 1967, p. 187.

[34] 圣图奇和阿切尔博的描述转载于Pirri 1960。

[35] 萨莱（2007, pp. 36, 54–55）指出，尽管许多历史学家决定将塔基·文图里被指定为双方的秘密中间人的时间认定为墨索里尼和加斯帕里在1月举行的这次秘密会面，然而并没有档案证据证明这种观点。不过2月初时，塔基·文图里确实已经开始行使这项职责。

[36] Scaduto 1956, p. 47; Maryks 2012, pp. 302–305; Martina 2003, pp. 234–235; Tramontin1982, p. 631. 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塔基·文图里时常和警方接触，以获取前往瑞士的许可，而莱多霍夫斯基的办公室便设在瑞士。战争刚刚结束，他就反复在意大利政府当局走动，试图为莱多霍夫斯基以及其他被放逐的耶稣会士获取返回罗马的许可。塔基·文图里在战时和战后同警方的联络信息收于ACS, MI, PS,1919, b. 1, “Curia Generalizia della Compagnia di Gesù”。

[37] 一份由法西斯警方安插在梵蒂冈内部的线人撰写的简报认为他是一个反改革分子，不过他的主要目标在于为耶稣会谋求利益。ACS, MI, DAGR, b. 1320, informatore, Città del Vaticano, 23 aprile 1930.

[38] 在塔基·文图里身后留下的浩瀚材料里有一张小小的明信片。正面是圣母玛利亚和幼年耶稣的画像。另一面的钢笔字迹显示出这张明信片来自当时出使华沙的拉蒂，内容是感谢塔基·文图里在他晋牧时发来了恭贺的消息，日期是1919年10月28日。ARSI, TV, b. 29.关于1899年的相逢，参见Maryks 2012, p. 305。

[39] 据贝尼托·墨索里尼所言，阿纳尔多的妻子曾经向塔基·文图里告解。DeBegnac 1990, p. 591.

[40] Tisserant 1939, pp. 398–399; Martina 2003, p. 236.

[41] 《维琴察主教就针对神职人员的暴力行为发表声明》，OR, 21 novembre 1922,p. 4。然而似乎从未有任何法西斯分子因为对教会人士施暴而被驱逐出教会。

[42] 《针对神职编辑人员的暴行》，OR, 24 novembre 1922, p. 4。

[43] 《奥斯塔天主教团体遭遇破坏行动》，OR, 13 dicembre 1922, p. 4。

[44] 《青年天主教徒惨遭暴力》，OR, 15 dicembre 1922, p. 4。

[45] 《针对维琴察附近神职人员的暴行》，OR, 20 dicembre 1922, p. 4.

[46] 几则例子：《法布里亚诺的法西斯暴行》，OR, 10 aprile 1923, p. 4；《皮亚琴蒂诺宗教节日受法西斯分子干扰》，OR, 19 aprile 1923, p. 2；《皮亚琴察教区委员会出言抗议》，OR, 20 aprile 1923, p. 2；《法西斯党要挟破坏圣体大会》，OR, 16 maggio 1923, p. 4；《塞孔迪利亚诺天主教团体遭法西斯党破坏》，OR, 26 maggio 1923, p. 4。在佩林（2011, p. 183）对韦内托教区每周新闻的分析中，她发现这些报纸都不认为墨索里尼应当对这些暴行负责。在梵蒂冈认可墨索里尼政府的合法地位之后，这种报道形式变得越来越明显。

[47] Sale 2007, pp. 92–94; Pollard 1985, p. 24.

[48] Poggi 1967, p. 21; Casella 1996, pp. 606–607, 620. 教宗说出这句话的时间是1922年9月。而公教进行会新任国家主席路易吉·科隆博（Luigi Colombo）也非常清楚他的职责，“我不会遵从自己的意见，我会服从圣父威严的指令”，Zambarbieri 1982b, p. 11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