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6章 进军罗马

贝尼托·墨索里尼生于普雷达皮奥（Predappio），这个小镇位于罗马涅（Romagna），与阿契尔·拉蒂位于伦巴第大区的家乡相隔不到两百英里，然而他们的童年经历却有着天壤之别。差别并不体现在拉蒂的家境更为优渥，而是这家人保守而又虔诚，另一家人则浸淫在罗马涅暴动的氛围之中。拉蒂家族崇拜圣人和教宗，墨索里尼的家人却崇拜煽动暴民的政客和革命分子。

当墨索里尼于1883年出生时，阿契尔·拉蒂已是一位二十六岁的神父。罗马涅是意大利无政府主义和社会主义运动的中心，而贝尼托的父亲亚历山德罗·墨索里尼（Alessandro Mussolini）则是个话多的铁匠，总是热情地向旁人抒发他的革命信仰。他用贝尼托·胡亚雷斯（Benito Juárez）的名字给自己的孩子命名，出身贫寒的胡亚雷斯是第一位担任墨西哥总统的印第安人，他是欧洲殖民者的梦魇，也是教会的敌人。他还用布雷西亚的阿纳尔多（Arnaldo of Brescia）给贝尼托的弟弟命名，布雷西亚的阿纳尔多是一位神父，1146年，他领导起义将教宗赶出罗马，后来被处以绞刑。两位男孩吃苦耐劳的母亲罗莎（Rosa Mussolini）则没有丈夫那份革命热忱，她是个虔诚的教徒，在当地小学教书育人。每天晚上，当两个孩子躺下睡觉时，她都会在他们的头上划一个十字。[1]

墨索里尼一家住在一栋三层高的住宅里，他们的公寓只有两个房间。贝尼托和阿纳尔多睡在厨房里，父亲给他们打了一张铁床，上面铺了一大袋谷壳。父亲、母亲和姐姐埃德维杰（Edvige Mussolini）则睡在另一个房间。要进入这间公寓，他们必须先穿过母亲的教室，它占据了这层楼的余下空间。

亚历山德罗和罗莎的婚姻争吵不断。亚历山德罗不仅有外遇，晚上还常常在当地酒吧醉酒后回家，同他的妻子斗气打架。不过她总算是吵赢了一次，随后就把十岁的贝尼托送到邻近由慈幼会修士主持的寄宿学校上学，但他没有在那里待上多久。在与同学的一次口角中，贝尼托从口袋里抽出一把刀，捅穿了那个男孩的手掌，慈幼会于是将他驱逐出校。虽然贝尼托依旧痞性不改，不过他是个聪明的孩子，所以还是升上了中学。1901年，他和一位已婚女性有染的丑事曝光，丢掉了第一份工作，之后他又找到一份代课教师的兼职。

由于无法谋得新的岗位，他远赴瑞士求职。在那里，他加入了当地社会党人和无政府主义者的圈子，被他们激昂的革命话语所吸引。瑞士警察很快就撰写了关于他的报告，为我们描述了青年时期的墨索里尼：身高五英尺半，健壮结实，头发和胡须呈棕色，脸庞瘦长苍白，黑色的双眼，一道鹰钩鼻以及一张大嘴巴。[2]

在1904年的洛桑，墨索里尼同意就天主是否存在的问题与当地一位新教牧师进行辩论。为了说服听众，他上引伽利略，下引罗伯斯庇尔，之后又爬到桌子上去掏出一块怀表，大声喊叫，如果天主真的存在，那么祂就应该在接下来的五分钟里将他击毙。贝尼托在同一年发表了第一篇文章《天主并不存在》（“God Does Not Exist”）。他坚持不懈地攻击教会，将神父贬作“黑色的细菌，他们给人类带来的灾难堪比结核杆菌”。[3]

墨索里尼热心于争论和政治，很快就把全部时间投入到这两件事情中去。1910年，他回到靠近罗马涅老家的弗利，在那担任当地社会党周刊的编辑以及该镇社会党的秘书长。同一年，他又在虚构作品方面试手，出版了一本色情小说《枢机的情人》（The Cardinal's Mistress）。[4]

在从政生涯的最初几年，墨索里尼崭露头角、出尽风头，一半因为他是极端左翼分子，一半则犹如唐璜。他脸上的髭须将伴随他度过接下来的十年，他似乎总是知道怎样成为公众关注的焦点。像他这种违法乱纪的斗殴分子和煽动者，你宁愿让他做你的同伙，也不乐意让他做你的对手。此时，他最令人印象深刻的特点已经显现出来：钢铁般坚定的凝视。墨索里尼的凝视能够穿透听众，既令人生畏，又令人着迷。他的双眼仿佛要凸出来。1910年，当地的一位工会组织者谈到自己的体会：“他注视我的时候眉毛挑起，露出了大片眼白，仿佛要捕捉远方一幕短暂的景色，令他的双眼和面容都呈现出使徒正在深思的神色。”[5]

1912年，只有二十多岁的墨索里尼开始担任社会党最重要的职位之一：设在米兰、全国发行的《前进！》党报主编，令他从外省边陲之地弗利（Forli）来到了意大利欣欣向荣的经济和文化之都。

作为主编，墨索里尼带领《前进！》站到了社会党革命派的一边。他坚称，只有革命运动才能带来新的秩序，议会政治在这方面则一无是处。1913年，当罗马南区的警察在一场抗议游行中杀害了七名农场工人时，他号召大家为他们复仇。他在米兰的一场集会上大声疾呼：“屠杀人民之人必死！革命万岁！”在他主管的报纸中，他写道：“人民的声音是战吼。那些屠杀者心里明白，他们也有可能遭到屠杀。”[6]

当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在欧洲打响时，社会党人出言谴责，直斥这场战争的幕后黑手是好战的帝国主义分子和资本家，他们乐于将无产阶级视作炮灰。全世界的工人要联合起来，不要以天主之名或国家之名相互屠杀。可是在战争爆发两个月后，墨索里尼发表的一篇文章却令他的同仁大吃一惊，他竟然质问意大利保持中立是否明智。党内分子认为意大利应该袖手旁观，任由欧洲战火纷飞，墨索里尼对此非常愤慨，因为和平主义并非他的风格。我们并不清楚墨索里尼是否自觉能够说服社会党同仁跟从他的领导。如果他真的这么认为，那么很快就会发现自己大错特错：不到一个月，他不仅被逐出《前进！》，还被社会党除了名。

在接下来的几年里，这位曾经的社会党领导者摇身一变，成为社会党最大的敌人，这其中的变故在他过去的同仁眼里完全无法解释，简直就是一种背叛。他保留了革命思想中对议会民主的鄙夷，深信暴力运动具有无比强大的潜能，然而他摒弃了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的其他内容。他意识到，第一次世界大战尾声的混乱留出了一大片空白，而他将填补这片空白。他始终都把自己摆在首要的位置，始终相信自己有能力攀上权力的巅峰。如今他开始看到一条新的通衢，能够令他实现这些梦想。

四年前，也就是1910年，墨索里尼同故乡的恋人同时也是未来的妻子雷切尔·圭迪生下了长女埃达。他们当时仍然待在弗利，公寓只有两个房间，而且到处都是跳蚤。贝尼托早年的爱情生活便是如此惨淡，但关于雷切尔并非埃达生母的谣言却流传了几十年。埃达后来恼火地写道，谣言说她真正的母亲应该是安杰莉卡·巴拉巴诺夫（Angelica Balabanoff，一位俄国犹太社会党人，后来担任共产国际的秘书），她当时就在意大利，乃是墨索里尼的情妇和他政治决策的良师益友。“我非常了解我的母亲，”埃达在她的回忆录里写道，“我很清楚如果我是巴拉巴诺夫的女儿的话，那她连五分钟都忍受不了我。”[7]

雷切尔生于一个贫寒的农家，第一次邂逅贝尼托时还只有七岁，而当时的贝尼托代替母亲成了当地的小学老师。雷切尔没有正经读过书，况且她父亲在她八岁时就过世了，因此她很快就被送到弗利，干起了女佣的行当。尽管她后来极具母仪，但年轻时的她金发蓝眼、小巧纤细，具有非常迷人的气质。

雷切尔以为埃达是墨索里尼的第一个孩子，可早在埃达出生的几个月前，一位咖啡馆侍女就替他诞下了一个名叫贝尼托的男婴。这个小贝尼托很小就夭折了，但除此之外墨索里尼还有其他私生子，其中就至少包括另一个小贝尼托。[8]墨索里尼风流韵事缠身，怎么还有时间兼顾他的新闻和政治生涯呢，任何人这么想都不奇怪，而他的那些女人多半也是这么想的。1913年，他和几年前邂逅的另一位俄国犹太人生下一名婴儿，尽管他从来没有承认过那是自己的子嗣。[9]同一年，谁也没想到，他竟然对莱达·拉法内利（Leda Rafanelli）着了迷：拉法内利时年三十二岁，是米兰一位挺出名的无政府主义作家，几年前在埃及住了几个月，因此皈依了伊斯兰教，这令她颇有些与众不同。贝尼托常常溜出办公室，拜访拉法内利那间烟熏雾绕的公寓。他们的幽会一直持续到1914年秋。几十年后，已是一位老妇的拉法内利，把年轻的墨索里尼在那几个热烈的月份里写给她的四十封情书出版成册。[10]

1915年11月，第二位小贝尼托诞生了，生母是墨索里尼的另一位情妇伊达·达尔塞（Ida Dalser），她对墨索里尼怀有深深的崇拜之情。达尔塞越来越坚持自己才是墨索里尼真正的妻子，也许墨索里尼就是为了回绝她，才同雷切尔结婚的。这场世俗婚礼在小贝尼托（Benito Dalser）诞生一个月后就匆匆举行，尽管墨索里尼当时身体不适，还住在伤寒病房里。当他拒绝给达尔塞回信时，她通过法院命令扣押了他的全部家具。她于愤恨中将他为数不多的桌椅收拢在她的酒店房间里，并将它们付之一炬。[11]

早在1914年11月，当刚刚被撤去《前进！》的主编职务时，他宣布要创办自己的报纸《意大利人民报》。[12]这份报纸最先从意大利工业党手中得到资助，这些人想要发意大利的战争财，从此以后的三十年里，它便一直是墨索里尼手中的喉舌。[13]

在他创办报纸的同时，墨索里尼还拉扯出一个名叫“革命运动法西斯”（Fasci d'azione rivoluzionaria）的组织，他称这个组织是“颠覆分子的自由联盟”，他们支持意大利参战，并且呼吁推翻君主制。[14]1915年1月这个组织举行了第一次会议，此时离意大利参战并加入英法阵营还有四个月。很快，墨索里尼就被征召入伍，并被派往意大利东北部的山区前线。1917年2月23日，他的军旅生涯提前结束，因为他试射迫击炮时，引发炮管爆炸，炸死了五位战友，而他自己也被弹片打伤。虽然经过手术，或许正是因为手术，他的伤口发生感染，进而发起了高烧，不过他活了下来，返回米兰，他最重要的情人和从政密友正在那里等候他归来。

1880年，玛格丽塔·萨尔法蒂生于威尼斯一户富裕的犹太家庭，并在家里跟从家庭教师学习知识。十四岁时，她已经掌握了法语、德语和英语。她阅读哲学著作，背诵雪莱的诗歌，研习艺术批评，并且培养出对文学的爱好。她有一双绿色的眼眸，一头赭红色的头发，模样十分迷人；十八岁时，她嫁给了一位大她十四岁的犹太律师。

这对新婚夫妇很快迁至米兰，玛格丽塔被社会党理念所吸引，开始为该党报纸撰写文化文章。当墨索里尼于1912年末抵达米兰时，他邂逅了玛格丽塔。她立即被他的双眼摄住心魂。那双大大的眼睛非常明亮，在他演说时似乎更显热忱。当她后来有机会观摩他组织社会党集会时，他凭借精炼辩才吸引听众的才能更令她叹为观止。在她心里，墨索里尼就是一位旧时的传奇英雄，身穿锈迹斑斑、凹凸不平的铠甲，一次又一次将宫廷里衣着光鲜的骑士刺翻于马下。他还令她联想起15世纪的道明会修士萨伏那洛拉（Savonarola）。墨索里尼和这位昂扬的修士一样，“眼睛里闪烁着奇异、狂热的光彩，鼻子划出一道孤傲的曲线”。[15]

他们在1913年开始交往。当墨索里尼在1917年卸下戎装、返回米兰时，他们变得如胶似漆，不肯分离。[16]1918年11月，贝尼托的姐姐埃德维杰来到米兰参加停战庆祝仪式，惊讶地发现弟弟已经将髭须给剃掉了。他身穿高档西装，翻着洁白无瑕的高领，甚至在西装的翻领上别了一朵鲜花。她思忖，他这样衣冠楚楚，肯定是陷入爱河了。[17]

不过墨索里尼爱情生活的大背景，却是意大利战后残酷的动荡年代。在几个北方城市，工人们占领了工厂。近来的俄国革命牵动人心，向全世界倡议推翻“资本主义”民主政权，到处都在讨论要建立工人阶级的国家。在意大利乡村，左翼农民社团发起罢工。那些习惯对农民颐指气使的地主，发现自己只能负隅顽抗。数十万退伍军人没法找到工作。政府财政危急，并且因为政治争端和个人不和而陷入了瘫痪。社会党人正在这个国家广大的北部地区组建国中国，取代地方市政府，建立工人合作社，从西北部阿尔卑斯山脚一直延伸到东边的亚得里亚海。

墨索里尼在返乡的退伍军人里找到了天然的拥趸，他们有激昂的民族主义情绪，觉得国家亏欠自己，不愿意抛弃从军队里收获的战友情谊，墨索里尼将这些特性统统利用起来。他把矛头指向了发战争财的人、鼓吹失败主义的人、无能的将军以及腐败的政客，这一罪人的名单令人醍醐灌顶。1919年3月23日，他召集了法西斯运动的第一场会议、罗马教会跟其他机构一样，是法西斯党早期的攻击目标。墨索里尼呼吁没收教会财产，呼吁国家停止给教会发放补贴。1919年11月，他在《意大利人民报》上发表文章，戏邀教宗离开罗马，一个月后，他又表达了对各类基督教的厌恶之情。[18]

同一个月，法西斯党人第一次获得了竞选国会议员的机会，结果却是自取其辱。[19]在米兰，他们只争取了不到2%的选票，没能让任何党员当选。在全国范围，他们最终只选上了一位议员。[20]

尽管运动暂时还没有得到很多选票，但墨索里尼吸引到了警方的极大关注。在选举不久前，官方为他准备了一份机密档案，将其描绘作一个仪表堂堂却患有梅毒的人。梅毒在当时是一种常见疾病，考虑到他为数众多的性伴侣，这一描述并不令我们感到奇怪。直到他去世，人们一直都对此窃窃私语，有的人认为正是梅毒导致他后期智力下降。不过他的尸检报告显示他没有染上过这种疾病。

墨索里尼每天很晚起床，临近中午才出发前往报社，但每天要直到午夜之后才会回家。警察还描述道，墨索里尼情感丰富、性格冲动，他感性的一面解释了为什么那么多人都觉得他魅力非凡。他天资聪颖、足智多谋，看人的眼光非常独到，能够利用他人的弱点。他是一个良好的组织者，能够迅速做出决定，忠于盟友，对那些轻视自己的人怀恨在心。他并不遵奉任何信念，随时准备抛弃过时的想法，拥抱时新的观念。最重要的是，他极具野心，深信自己命中注定要改变意大利的未来。[21]

到1920年初，墨索里尼已经基本上将他过去大力鼓吹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摒弃掉了。他意识到，要想走上成功的道路，必须把握时机，利用好这个国家目前混乱的状况，于是他改头换面，转而支持法律、秩序以及民族自豪感。

1920年春，社会党联会在波河河谷举行了一次农业罢工。当政府完全不作为也不出手调停的时候，地主转向了法西斯党。秋天，武装法西斯团伙穿着标志性的黑衫袭击了社会党劳工会以及其他左翼目标。现代意大利从未耳闻目睹过此等事件。墨索里尼对这些法西斯暴徒组织的管理方式非常松散，他并不直接出手组织行动，而是让地方法西斯头目来替他操办肮脏的事情。11月21日，当新近当选的社会党市政府在博洛尼亚宣誓就职时，法西斯团伙攻入了市政大厅。十人在争斗中丧生，而国家政府也延后了新一届市政府的上台。随着法西斯团伙对左翼市政府、社会党总部以及工会大厅发起进攻，暴力不断地蔓延开来。

墨索里尼名下的这场新运动几乎没有组织结构可言，而且随着地方法西斯头目开始确立各自的大本营，每人控制住一座城市，墨索里尼也在尽力控制这些好斗的徒子徒孙。他面前的战役是要将一系列没有规矩、基于地方的暴力封地转变成一个遍及全国、自上而下、运作良好的政治组织，而这场战役将要耗费他余下几年的时间。[22]

* * * * *

由于政府已经瘫痪，国王解散了旧议会，并且安排在1921年5月15日进行新一轮选举，它离上一轮仅仅隔了一年半。法西斯暴力的狂欢裹挟着竞选活动，吞没了意大利北部和中部区域以及南部零散的几个地区。这些团伙如今配备了农场地主提供给他们的卡车，他们烧毁社会党俱乐部和工会大厅，并且攻击社会党领导人。[23]

在1921年议会选举前的五周里，共有一百人遇害，数百人受伤。然而社会党人保住了他们绝大多数席位，当选一百二十二席，此外还要算上共产党的十六席，他们原先是社会党的一个派系，年初刚刚从社会党分裂出去。法西斯党的另一攻击对象，即天主教人民党，获得了一百零七席。墨索里尼及其法西斯党人则和守旧的精英阶层结成同盟，其中最显赫的莫过于当时的总理乔瓦尼·乔利蒂（Giovanni Giolitti），他把法西斯党人看作是一根大棒，用来控制社会党人，与他们相互制衡。他们赢得了多数席位，一共当选二百七十五席，其中包括法西斯党的三十五席。[24]

新一届议会的第一次会议刚刚开幕，墨索里尼便起身发表演讲，它将被与会众人铭记在心间。他说道，全世界数亿天主教徒都将罗马视为精神家园，这一力量的源泉是意大利所不能忽视的。他的一番宣誓令那些了解他的人大为震惊，他表示法西斯党将会为恢复基督教社会而贡献一份力量。它会建设一个适合天主教民族的天主教国度。[25]

墨索里尼出人意料地转投教会怀抱，可他事先并未同梵蒂冈高层有过任何接触。如果他要将自己塑造成这个国家最有希望扫清社会党的人选，那么天主教人民党就是他面前的主要障碍。想要让教宗抛弃人民党，他必须要向教宗证明，他能给教会提供的帮助是人民党无法匹敌的。11月，法西斯运动正式转变成法西斯政党，并且采取了一套全新的方针。没收教会财产、实行政教分离的口号从此一去不复返。[26]

为了获取梵蒂冈的支持，墨索里尼既准备了胡萝卜（结束自由民主政权，建立天主教专制国家），也准备了大棒。他确确实实有一根大棒，即黑衫军手中飞扬跋扈、令人闻风丧胆的木棍（manganello）。在法西斯党人眼里，人民党是天主教体系的一部分，这一庞大的网络遍布乡村，可以阻碍他们的行动。而在地方层面，教会方面的绊脚石还包括公教进行会团体（这些天主教平信徒团体在教士的监督下进行宗教活动）以及各种天主教福利会。所有这些团体，在残忍的黑衫军眼里都是夜袭的狩猎对象。

1922年3月，意大利北部曼托瓦（Mantua）地区的神父给政府当局发去一封抗议信，谴责法西斯党人殴打当地神父和公教进行会成员。4月，博洛尼亚的法西斯党人袭击了人民党的两位市议员。刚刚担任教宗才几个月的拉蒂，听闻家乡布里安扎的公教进行会总部被法西斯恶棍劫掠，感到尤为震怒。[27]由此在5月，《公教文明》（这份设在罗马的耶稣会刊物刊登过许多披露法西斯暴力的文章）报道了一起法西斯暴力事件：一天晚上，在阿雷佐（Arezzo）的天主教青年会会议结束后，一帮年轻人起身打算离开，一队法西斯分子现身用棍棒和皮鞭对他们施以殴打。在接下来的几个月里，梵蒂冈日报《罗马观察报》将连篇累牍地刊登类似新闻，均是法西斯党人对人民党活动分子、地方天主教会以及神父的肆意攻击。然而所有报道均未提及墨索里尼，深谋远虑的他刻意在公众场合同暴力行动保持距离。[28]

在充当法西斯大棒和威慑教会方面，没有人比罗伯托·法里纳奇（Roberto Farinacci）更称职。他出身中产阶级下层，曾经是一位社会党人，也是一位年轻的退伍军人，现在担任意大利北部城市克雷莫纳（Cremona）的法西斯头目，正是这些人主导了早期的法西斯运动。人们称他是“最法西斯的法西斯党人”，而法里纳奇欣然接受了这一头衔，他随身携带手枪，用皮带绑在裤腿里面。他不仅体现了法西斯运动的躁动、暴力、褊狭和独裁，还表现出它反教会的本质。后来，当墨索里尼需要约束梵蒂冈时，他就倚仗法里纳奇。同时，墨索里尼传达的信息也非常明确：在这个国家，只有他能够将法里纳奇这等反教会暴力分子牢牢控制住。[29]

肆虐的法西斯团体放火烧了社会党的地方总部，殴打其领导人，而警察却坐视不管，于是社会党人决定采取行动。7月29日，他们发起了一场全国性质的罢工，以此要挟政府，如果不阻止暴力的蔓延，他们就不回到工作岗位上去。然而这场罢工却自食其果。法西斯团体烧毁了工会大厅，强迫工人们返回到工作岗位上去。8月3日，黑衫军占领了米兰的市政大厅。墨索里尼宣称，只有法西斯党能够帮助意大利避免重蹈俄国的覆辙。[30]

由于国家骚乱四起、政府陷入瘫痪，警察和军队系统开始向法西斯党人抛出橄榄枝，而新任教宗和他最亲密的顾问开始怀疑，如果他们反对墨索里尼的改革运动，可能并非明智之举。庇护十一世其实从不认可人民党，尽管它在本笃的降福下组建起来，却骄傲地公开宣称自己是个独立政党，并没有受到梵蒂冈的控制。此外，无论是从意识形态还是从性格方面来说，庇护十一世都对议会政府没有任何热情。他相信意大利需要由一个强人来引领，这位强人能够摒除多党议政的杂音。如果墨索里尼能够保证恢复教会在意大利的影响力，那么他就不会揪着墨索里尼反教会的黑历史不放。除了这份审慎的愿景，教宗心中其实还藏着一份恐惧：如果他反对法西斯党，并让教会支持人民党，那么一旦墨索里尼上台，他是否有可能施行恐怖统治，放任法西斯党的反教会分子和教会作对？教宗担心墨索里尼身后还有许许多多法里纳奇。教宗从来不曾抱有幻想，他不认为墨索里尼会认同天主教的价值观，也不认为他会关心任何与他的大权独揽无关的事情，不过只要墨索里尼能够兑现他的承诺，那么教宗就愿意考虑和他签订一项务实的协议。[31]

1922年10月2日，梵蒂冈国务卿加斯帕里枢机向意大利所有主教发出一份通知，告知他们神职人员不得与任何政党有瓜葛。随着法西斯党一步步铺平通往权力的道路，教宗开始让教会疏远天主教政党。

也就是在10月份，意大利发生了一起重大的历史事件。10月16日，墨索里尼召开会议，同法西斯黑衫军头目进行协商，最终确定了暴动的计划。黑衫军将占领大城市的政府大楼，而其他法西斯部队则会在不同的地点集结起来，分别进军罗马，意在夺取中央政府的各个部门。

作为意大利政府的未来领导人，墨索里尼此时藏在一个安全的地方，不仅能够跟进来自全国各地的报告，还能在罗马沦陷后大张旗鼓地进城。四位法西斯领导人（他们注定要成为法西斯神话的“四人组”）：切萨雷·德·维基、伊塔洛·巴尔博、米凯莱·比昂基（Michele Bianchi）、埃米利奥·德·博诺（Emilio De Bono）负责带领部队进军首都。其他法西斯头领将回到各自的城市，组织暴动，占领当地的政府大楼。

法西斯暴乱四起之时，墨索里尼究竟身在何处，做些什么，这两个问题始终存在争议。在法西斯官方公布的版本中，10月27日当晚，他同妻子在米兰歌剧院观摩演出，给当局造成假象，让他们误以为自身处境尚且安全。在另一个稍许不同的版本里，陪伴墨索里尼现身歌剧院的并非雷切尔，而是萨尔法蒂。在另一个不那么光彩的版本里，墨索里尼躲藏在萨尔法蒂位于科莫湖的避暑别墅里，一旦暴动失败，他就准备穿越邻近的瑞士边境，抵达安全的场所。[32]

如果说墨索里尼在当时有点分心旁骛的话，那么这一状况是可以得到谅解的，因为仅仅在一周前，他又多了一个女儿，名唤埃莱娜（Elena Curti）。他与埃莱娜的母亲安杰拉·库尔蒂·库奇亚蒂（Angela Curti Cucciati）的风流韵事始于一年前，尽管当时他也正和玛格丽塔·萨尔法蒂打得火热。埃莱娜深受墨索里尼的疼爱，这令她在其私生子女中鹤立鸡群。多年以后，当墨索里尼迎来悲惨的结局时，埃莱娜将会陪伴在他的身边。[33]

无论他当时是否担心降生不久的女儿，墨索里尼确实在进军罗马的紧要关头，对这场军事行动产生了疑虑，因为他意识到，一旦意大利军队受命狙击这帮由流氓恶棍组成的乌合之众，那么他们将不堪一击。就在几周前，意大利的一位最高将领就曾自信满满地预测说，只要军队一声枪响，“一切的法西斯都将土崩瓦解”。[34]

有可能是玛格丽塔·萨尔法蒂打消了墨索里尼的疑虑。传言说她曾告诉墨索里尼，“要么进军，要么坐以待毙”。无论如何，现在放弃都已经为时过晚。法西斯部队已经在意大利北部和中部的城市里展开行动。[35]

尽管后来法西斯党煞费苦心地把10月28日的“进军罗马事件”打造成一个神话，然而前一夜里对地方政府的进攻，在局势上其实具有更加重要的地位。佩鲁贾省（Perugia）省督已经向法西斯部队屈膝投降。法里纳奇的部队切断了克雷莫纳的供电线路，占领了警察局、市政府以及其他战略要地。[36]在其他地区，法西斯黑衫军占领阵地，包围了警局总部、火车站以及通讯中心。意大利军人和黑衫军形成对峙，却没有向他们开火，这些军人等候着来自罗马的军令。

抵达罗马外围的法西斯部队不超过两万六千人，他们装备着老式军用步枪，有些人甚至只配备了棍棒，而且此时已经被瓢泼大雨浇得心灰意冷。法西斯党后来宣称他们集结了三十万人。对抗这些法西斯暴徒的是两万八千名意大利军人，他们的机关枪和装甲车都已经准备就绪。

总理路易吉·法克塔（Luigi Facta）意识到只有军事行动才能阻止这群法西斯暴徒，于是他起草了一份紧急状态公告。全国上下的军队将收到指令，驱散黑衫军，逮捕法西斯领导人。28日上午6点，法克塔紧急召开内阁会议，提出了这项军事命令。在得到各位部长的一致通过后，各省省督将在上午7点45分接到通知，国家即将进入紧急状态。上午8点30分，通告紧急状态的海报已经贴上了罗马的城墙。法克塔在接近9点时赶到奎里纳尔宫，将命令呈给国王让他签字。然而维托里奥·埃马努埃莱三世却拒绝签字。法克塔惊呆了。他们刚刚在前一天讨论过应对措施，而国王当时似乎下定决心要保卫罗马，抵御法西斯党的进攻。[37]

国王是个性情古怪的人物。他的祖父维托里奥·埃马努埃莱二世是他名号的源头，这位现代意大利的开国元勋名声卓著。他的撒丁王国部队协助法国人在北方击败了奥地利人，又在意大利半岛中部击溃了保卫教宗国的军队。由于夺走了教宗的领土，这位意大利国父被逐出教会。他的儿子翁贝托一世在1900年遇刺，凶手是来自新泽西的意裔美籍无政府主义者，这使得维托里奥·埃马努埃莱三世年仅三十岁便登上了王座。他矮小的身材总是受人嘲弄，这位一把大胡子的君主身高只有五英尺多一点[38]，他从来都觉得自己的王位并不安稳。博学聪颖的他厌恶同政党和议会打交道。他对教宗和梵蒂冈也没有任何好感可言。他认为神职人员最应该服侍的对象是国王。这座都城明明就是他的，竟然有另一个人宣称罗马为其所有，这番滋味令国王感到深深厌恶。

正如美国记者安妮·麦考密克（Anne McCormick）所言，国王是整个意大利最懂得韬光养晦的人，他回避一切媒体宣传和曝光，不干涉政府的运作，只有在别无选择时才会在公众场合露面。必须有他到场的议会开幕式是少数几个他在罗马露面的场合。麦考密克便是通过这样的契机在1921年见到了他。他乘坐着水晶战车，前头是几匹披挂着珠宝马具的白马，还有一群喇叭手开道。他进入议会大厅落座后，“被巨大的王座衬得特别矮小……而当他踢开红丝绒脚凳时……他简直就像一个闷闷不乐的男孩在一张过于庞大的椅子上晃荡着双腿”。[39]

国王有着很强烈的责任感，可又十分谨慎、忧虑重重。当他在10月28日上午审视自己手头的选项时，他担心同法西斯分子作战会令杀戮愈演愈烈。他心里明白，自己的声望是靠不住的，因为他既没有不可一世的自信，令臣民对他敬畏有加，也没有仁慈温暖的一面，令臣民对他抱有好感。作为一个彻头彻尾的悲观主义者，他还担心军队的忠诚也靠不住。他认为，与其跟墨索里尼在罗马城外鏖战，不如让他进驻政府，恐怕还更为谨慎一些。经历过多年社会动荡的军队高层以及各个产业的领头人物里，已经有很多人开始认为，墨索里尼最有可能终结社会党人的威胁，恢复意大利的社会秩序。[40]

不堪羞辱的法克塔辞去了总理职务。国王先是试图将政府首脑的职务托付给一位保守派前总理，并将几个内阁职务分配给墨索里尼及其法西斯同仁，然而法西斯部队已经占领了意大利中部和北部绝大多数战略要地，况且国王还决定不启用军队，于是墨索里尼毫不犹豫地回绝了这项提议。国王别无选择，只好向墨索里尼屈服。最终他邀请这位法西斯领导人莅临罗马，组建新一届政府。

墨索里尼搭乘火车从米兰南下，于30日的上午步下卧铺车厢，来到了首都。他穿着黑色衬衫来到皇宫，据说他告诉国王：“陛下，我从战场赶来，幸而滴血不沾。”直到领导人抵达罗马，那些又湿又乏的黑衫军才被允许入城。他们昂首阔步地走过街道，一路高歌庆祝，时或洗劫道旁出现的社会党总部。

在接下来的几天里，墨索里尼组建了内阁，将最重要的两个职务（管辖省督和警察系统的内务部部长以及外交部部长）留给了自己。内阁包含两名人民党人士、三名法西斯党人士以及一批老自由党精英分子。自他将内阁方案呈递给国王起，他们两人便开启了一段长达二十多年的复杂关系。温文尔雅的国王看似跟这位暴力的拥趸，这位自称“缺乏社会教养”[41]的法西斯领导人没有多少共同点，况且这位鼓动暴民的铁匠之子多年以来都鼓吹推翻君主制，这也令国王感到极度不安。然而，墨索里尼的魄力、他结束国家混乱无序的能力、绝不收受贿赂以及复兴意大利的梦想，却渐渐地令国王对他生出一份敬佩之情。[42]

担任总理后，墨索里尼最先做出的几项举措里，有一项是带领内阁成员到罗马维托里奥纪念碑的无名战士祭坛参加弥撒。在那里，他命令所有人跪下做一分钟的祷告。梵蒂冈国务卿加斯帕里讥讽道，对其中许多人来说，这一分钟“必定无比漫长”。墨索里尼迫切地想要向教宗证明，他将积极地恢复教会的特权。“墨索里尼想要告诉我们，他是一个虔诚的天主教徒”，加斯帕里向比利时大使解释道。[43]

11月中旬，墨索里尼在众议院接受了信任投票。尽管当时的众议院只有三十五名法西斯代表，然而却有三百一十六名议员给他投了信任票。前总理乔瓦尼·乔利蒂以及政府其他成员仍旧相信，他们可以一边利用墨索里尼摧毁社会党的势力，一边又将最终的控制权牢牢掌握在自己手里。人民党成员也投了信任票，尽管有许多人是不情不愿的。这便是墨索里尼掌权的经过，自由选举产生的议会用合法的投票程序将他送上了意大利权力的巅峰。

他呈现给众人的形象多少有些古怪，散发出强大的能量。尽管他后来喜欢在相机前显露他厚实的胸膛——要么是站在一个高高的平台上，要么是跨坐在马匹上，要么手里握着一把锄头，不过现在的他胸膛还没有变得那么厚实。他的发际线已经后退，露出了大片额头，他将稀疏的头发都往后梳理；他的髭须早已不见，鬓角剪得干干净净，从太阳穴到耳朵上方修成了一条直线。但是最令旁人印象深刻的，是他超凡的生气和那双锐利的眼睛。

在担任政府首脑的最初几个月里，墨索里尼穿着一件黑色短西服，一条紧身裤，膝盖正下方有一道深深的折痕。“他肯定是个穷鬼，”总理府基吉宫的一位门房评论道，“都没有专人给他熨裤子。”他跟那些自由党精英出身的前政府首脑（这些远为年长、胡须灰白的绅士身穿剪裁讲究的深色西服，过着考究精致的生活）有着鸿沟一般的差距。“墨索里尼是个不同寻常的总理，”他的长期助理昆托·纳瓦拉（Quinto Navarra）回忆道，“你会以为面前站着的是一位流浪汉，一位袖管沾着墨渍、鞋跟已然磨平的记者。”[44]

前总理安东尼奥·萨兰德拉（Antonio Salandra）如是评价墨索里尼的神秘形象：亲切与粗俗的怪异混杂；诚挚地表露出高贵情操后，紧跟着便是报复仇杀的卑劣本能；直率而又乖张；坚持己见又善于改变路线；口才惊人，效果斐然，还引经据典，结果又用底层的粗俗话语吐出一番放肆无知的言论。然而最令这位前总理印象深刻的，同时也是在他眼里墨索里尼的首要动机，是后者对个人崇拜全心全意的追求。他展现了超出常人的能量和钢铁般的意志，而且出于直觉地弥补自身在运作政府上的经验不足。他犹如“一股来自大自然的无穷力量”。[45]

成为总理不久后，墨索里尼出席了西班牙皇室的官方接待仪式，他自己其实很讨厌这种场合。像往常一样，他到场时脸上留着两天没刮的胡须，维托里奥·埃马努埃莱的妻子海伦王后（Queen Helen）非常注重仪表，因此对他怒目而视。此后，她还将多次注意到，墨索里尼在很多场合都不修边幅。而墨索里尼本人也从来都适应不了上层阶级每天洗澡的习惯，于是他频繁地喷洒廉价香水，过犹不及地弥补自己差劲的卫生习惯。

任职之初他也参加了许多外交宴会，其中有一场安排在英国大使馆，他赴宴前参考了鲁索男爵（Baron Russo）的意见，这位总理助理乃是上届政府的旧人。

“非常简单，阁下，”男爵解释道，“您只需坐在英国大使夫人边上。留心观察她的每一个举动。跟她使用相同的汤勺、相同的餐刀和相同的叉子。无论她做什么，你照做即可。”

墨索里尼到达大使馆的礼堂时，立即成了众人的焦点，可他感到十分拘束。他的怒容和鼓起的双眼在法西斯集会前具有极佳的效果，可是一对上这些身着燕尾服的外交官，它们的效用就大打折扣。这场晚宴的主人是英国大使罗纳德·格雷厄姆爵士（Sir Ronald Graham），他很早就注意到墨索里尼这人有点装模作样。向伦敦汇报他对这位意大利新任总理的第一印象时，格雷厄姆承认自己一开始有些反感墨索里尼，因为他“在姿态和礼仪方面讲究得太过了，简直老套到拿破仑时代去了”。他还详细说道：“他四处走动时，双手抱在胸前，插在外套的翻领下面；他的目光过分凝重；他从来都不笑，整个人好像包裹在一层浓厚的阴郁之中。”[46]

在格雷厄姆的晚宴上，墨索里尼留心观察大使夫人西比尔（Sybil）女士，小心翼翼地吃完了宴席上的八道菜。夫人很快意识到墨索里尼在干什么，因为他运用刀叉的每一个动作都紧紧跟随着她。喝汤时，她举起了小小的汤杯，没有使用手边不计其数的汤匙，墨索里尼吃了一惊，不过他还是原样照做了。

终于要告辞了，墨索里尼向她表示了谢意，而她也将自己提供的帮助隐含带过。

“我只有一件事情比较困惑。”墨索里尼说道。

“那么是什么事情呢？”她问道。

“我从来都不知道，英国人喝汤竟然跟喝啤酒一样。”[47]

* * * * *

当选国会议员还不满一年，被社会党开除党籍已有八年，这位三十九岁的铁匠之子如今已成为意大利最具权势的人物。在过去的一年里，最具标志性的莫过于令人揪心的暴力事件和令人惊恐的不确定性。对有些人来说，法西斯领导人意味着复归常态的可能性。对其他人来说，他却可能引发另一种社会斗争。在那个时候，谁也无法想象，墨索里尼究竟要将意大利人民带向何方。

注释：

[1] E. Mussolini 1957, p. 135.

[2] 报告最后给出的总结颇令我们感到吃惊：他的面相非常和善。Baima Bollone 2007, p. 22；另参见Ludwig 1933, p. 37。

[3] Bosworth 2002, p. 62.墨索里尼发表的第一篇文章《天主并不存在》的英语译文收于Seldes 1935, pp. 387–390。1908年的文章被下文引用：Gentile 2010, p. 84。

[4] Rhodes 1974, p. 27.

[5] Baima Bollone 2007, pp. 23, 27.

[6] 他因为《前进！》的这篇文章被起诉，后来以煽动暴力的罪名接受审讯。Cannistraro and Sullivan 1993, pp. 96–97.

[7] E. Mussolini 1957, pp. 31–32.

[8] Motti 2003, p. 198.

[9] Cannistraro and Sullivan 1993, p. 97. 很多文献都遗漏了墨索里尼的这个孩子。尽管在某些情况下，绯闻、婚生子和现实之间的分隔线非常模糊，但我没有任何理由怀疑坎尼斯特拉罗和苏利文在这方面出现了判断失误。他们还谈及墨索里尼在1918年同另一个女人生下的儿子。这个女人叫比安卡·韦内齐安娜（Bianca Veneziana），墨索里尼断断续续地跟她私通了好些年（1993, p. 275）。

[10] Rafanelli 1975.

[11] Cannistraro and Sullivan 1993, p. 137. 雷切尔·墨索里尼在她自己的回忆录里（1974, pp. 74–75）写下了自己对这场婚礼的回忆。后来，达尔塞不断公开要求墨索里尼承认她是他的妻子，并且想尽办法要让全世界知道小贝尼托是他的儿子，这些事情令墨索里尼非常难堪。他在位高权重之后，便把伊达送进了疯人院，她一直待在那里，直到1937年去世。小贝尼托的命运则更为惨淡。自从他母亲被带走，他就受到密切监视，后来他实在给墨索里尼带来太多隐患，于是也被送去了疗养院，一直待在那里，直到1942年去世，死时年仅26岁。Rafanelli 1975；Festorazzi 2010, p. 49。

[12] 墨索里尼是怎么找到资金，野心勃勃地创办这份报纸的，这个问题仍然争议不断。部分资金似乎来自墨索里尼的诸位情妇，其中包括伊达·达尔塞，她显然卖掉了自己的美容院，兑换成现金资助墨索里尼。除此之外，尽管墨索里尼宣称自己与金钱不共戴天，宣称要铲除资产阶级，他却从那些想让意大利参战从而发战争财的人手里接受金钱资助。他还秘密地从法国政府以及英国政府处得到资金，这两个国家都迫切想让意大利参战。Bosworth 2002, pp. 105–107.

[13] Bosworth 2002, pp. 106–107。

[14] 《革命运动法西斯组织向意大利工人发出呼吁》，《意大利人民报》，1916年1月6日，第1版。

[15] Festorazzi 2010, p. 37; Cannistraro and Sullivan 1993, p. 96.

[16] Milza 2000, p. 257. 然而在1918年2月，玛格丽塔遭遇了第一桩人生悲剧，她的第一个孩子罗伯托尽管只有十七岁，却坚持要入伍，并在前线阵亡。当墨索里尼叛出社会党，谴责他们对意大利战事的破坏，以及对意大利士兵的不敬时，玛格丽塔心中也有一条深深的伤口，敦促她与墨索里尼一同前行。Urso 2003, p. 119. 他们会亲密合作，在意大利部队的牺牲和英雄主义上打造一个新的神话。

[17] Cannistraro and Sullivan 1993, p. 178.

[18] Margiotta Broglio 1966, pp. 79–81; Gentile 2010, p. 87.

[19] 墨索里尼成功地说服了米兰的两位文化名人，同他一起代表法西斯党参选，一位是阿尔图罗·托斯卡尼尼（Arturo Toscanini），他是斯卡拉大剧院的总经理，他不久就对这一决定感到后悔；另一位是菲利波·马里内蒂（Filippo Marinetti），他是未来主义运动的领航先锋。

[20] Cannistraro and Sullivan 1993, pp. 215–216.

[21] Galeotti 2000, pp. 20–23.

[22] De Felice 1966, pp. 115–116.

[23] Lyttleton 1987, p. 53; Ebner 2011, pp. 23, 30–31.

[24] De Felice 1966, pp. 87, 92.

[25] De Felice 1966, p. 128; Scoppola 1996, p. 186; Kent 1981, pp. 5–6.

[26] Gentile 2010, p. 92.

[27] Venini 2004, p. 22.

[28] CC 1922 I, p. 558; CC 1922 II, pp. 178, 372. 在这个时期，《罗马观察报》刊登的法西斯分子攻击神父、意大利人民党总部、天主教团体的事例包括：《人民党党员受到法西斯分子棒打》，1922年3月29日，第4版；《一位神父和一位律师被法西斯分子袭击》，1922年4月27日，第4版；《法西斯分子袭击了格雷戈里神父》，1922年6月6日，第4版；《法西斯分子和人民党党员发生冲突》，1922年6月21日，第4版；《仇恨爆发》1922年7月26日，第4版；《天主教团体遭受打击》，1922年8月20日，第4版；《法西斯分子袭击了一位神父》1922年8月22日，第2版；《米兰天主教团体遭法西斯分子纵火》，1922年9月2日，第4版；《卡塔尼亚天主教徒遭法西斯分子攻击》1922年9月12日，第4版；《天主教徒遭法西斯分子袭击》，1922年9月14日，第4版；《法西斯分子和天主教徒在维罗纳发生对峙》，1922年9月23日，第4版；《法西斯分子再度于维罗纳袭击天主教徒》，1922年9月24日，第4版；《下诺切拉人民党总部遭法西斯分子破坏》，1922年10月4日，第4版；《法西斯分子要挟神父，令其在48小时内扔掉教士袍》，1922年10月8日，第4版；《两位神职人员受法西斯党人辱骂》，1922年10月10日，第4版；《佛罗伦萨的法西斯分子集会对G姓教区主教以及当地人民党党员展开敌对行动》，1922年10月14日，第4版；《佛罗伦萨教区青年会发起抗议》，1922年10月17日，第4版；《法西斯分子与天主教团体发生冲突》，1922年10月18日，第4版。

[29] 法里纳奇的传记有很多，包括Fornari 1971，Festorazzi 2004，and Pardini 2007。因诺琴蒂（1992, pp. 147–150）的讲述通俗易懂又面面俱到，很好地把握了法里纳奇的一生。

[30] Milza 2000, p. 326; De Felice 1966, pp. 222–223.

[31] Chiron 2006, pp. 256–257.

[32] 后一个版本，即担惊受怕的墨索里尼和情妇一同藏在瑞士边境，见于Festorazzi (2010, pp. 69–70)。德·费利切所著的多卷本墨索里尼权威传记（1966, pp. 373–374）认为当时他和他的妻子身在米兰的歌剧院。

[33] Cannistraro and Sullivan 1993, p. 276; Festorazzi 2010, p. 78.

[34] 彼得罗·巴多格里奥，转引自Milza 2000, p. 332。

[35] Milza 2000, pp. 332–333.

[36] Lyttleton 1987, p. 89.

[37] De Felice 1966, p. 359.

[38] 五英尺相当于1.524米。

[39] McCormick 1957, pp. 7–9.

[40] CC 1922 IV, pp. 354–355.

[41] Bosworth 2002, p. 172.

[42] De Felice 1966, p. 311.

[43] 他们的谈话发生在1922年11月初。Beyens 1934, pp. 136-137.

[44] Navarra 2004, p. 15.

[45] 出自Salandra，Memorie politiche, 转引自De Felice 1966, p. 462。

[46] Lamb 1997, pp. 59–60.

[47] 这段描述出自Morgan (1941, pp. 81–85)，他也参加了这次晚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