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地理博物学的志怪化

地理学和博物学在西周春秋已产生。那时的地理博物学还不可能建筑在科学的基地上，受着人们幼稚认识的限制和宗教神秘观念的影响，因而包含许多虚幻怪诞的东西。特别是战国间，巫觋和方士之流利用地理博物知识自神其术和传播迷信，更促使了地理博物学的巫术化、方术化和志怪化。这种关于山川动植、远国异民的传说，同神话传说、宗教迷信故事一起被志怪小说所承继，成为志怪小说的另一块发源地。

清人王谟有云：“盖自上古圣人仰视天文，俯察地理，而地理之书即于是乎作。”这个认识不妥。古代的地理学不是“圣人”所发明，而是在古代人民的生产活动、交通贸易、民族往来的过程中产生的。

夏禹治水的传说，酝酿着地理博物学的最初萌芽。《史记》卷二《夏本纪》曰：

当帝尧之时，鸿水滔天，浩浩怀山襄陵，下民其忧。……禹乃遂与益、后稷奉帝命，命诸侯百姓兴人徒以傅土，行山表木，定高山大川。……陆行乘车，水行乘船，泥行乘橇，山行乘檋。左准绳，右规矩，载四时，以开九州，通九道，陂山泽，度九山。……禹乃行相地宜所有以贡，及山川之便利。……于是九州攸同，四奥既居，九山刊旅，九川涤原，九泽既陂，四海会同。

《论衡·别通篇》曰：

禹、益治洪水，禹主治水，益主记异物。海外山表，无远不至。

《列子·汤问篇》亦称：“大禹行而见之，伯益知而名之，夷坚闻而志之。”这些传说很可能有历史的根据，不管有没有禹、益这些人，古先民的治水斗争是真实的，人们在同洪水斗争中认识了山川动植以及各原始部落，形成了最早的地理博物学知识。

《尚书》有一篇《禹贡》，据云系大禹所作，文中云：“禹别九州，随山浚川，任土作贡。”这当然不可靠。学者多认为《禹贡》系战国人作，主要是根据《禹贡》中的九州制、疆域、贡物等来考证。不过我以为《禹贡》虽可能经战国人整理，但它总结的却主要是西周春秋人们对中国地理的认识，其中的材料是古老的，因而《禹贡》不妨看作是出现于西周春秋的我国第一部地理专著，标志着古地理学的建立。

西周春秋的社会经济有了很大发展。特别是春秋，铁器的使用，牛耕，生产工具和技术的不断改进，由于奴隶制的松弛和逐渐瓦解而出现的劳动力的解放，大大提高了人们改造自然的能力和水平，扩大了生产领域和活动范围。普遍兴修水利，开垦荒地，农业发展很快。手工业生产活跃。水陆交通也得到很大发展。西周时就建起了以宗周为中心的四通八达的交通网，周天子得以接受各国诸侯和外邦的朝贡。春秋水陆交通更见发达，海上交通也发展起来。《孟子·梁惠王下》载，齐景公“欲观于转附、朝儛，遵海而南，放于琅邪”。《说苑·正谏》亦云：“齐景公游于海上而乐之，六月不归。”足见春秋中后期齐国已开辟了长途海上航道。有了生产的发达和交通的便利，商业也很繁荣。周和各诸侯国“开放关市，招徕商贾，以有易无，各得所需，四方来集，远乡都到”。“通四方之珍异以资之”的商旅，奔波在全国各地区之间，如《荀子·王制》云，北方的犬马，南方的羽毛、皮革、铜精、丹砂，东方的麻布、鱼盐，西方的皮革、文旄，都可运到中原地区进行交换。

同时，边境地区有不少少数民族，《礼记·王制》云：“东方曰夷，被发文身，有不火食者矣。南方曰蛮，雕题交趾，有不火食者矣。西方曰戎，被发衣皮，有不粒食者矣。北方曰狄，衣羽毛，穴居，有不粒食者矣。”周人与蛮夷戎狄各少数民族长期接触，“达其志，通其欲”，有密切的政治和商业联系，当然也经常发生战争。《尚书大传·殷传·西伯戡耆》云，文王时，散宜生到犬戎取来美马，到西海之滨取来白狐、育翰，到於陵氏取来怪兽驺虞，到有参氏取来美女，到江淮之浦取来大贝，献给纣王。伪《古文尚书·旅獒》载，周克商后，“遂通道于九夷、八蛮”，“四夷咸宾，无有远迩，毕献方物”，西旅（按：即西戎）献来大犬獒。伪《古文尚书·周官》亦称，武王时远在东北的肃慎国也来朝贺。今本《竹书纪年》载，穆王时，北唐、西戎、留昆都曾来宾，北唐还献一骊马；穆王还巡游天下，远涉昆仑，访问了西王母国。《国语·周语上》亦云穆王西征犬戎，“得四白狼、四白鹿以归”。《诗经·大雅·韩奕》云宣王时韩侯总领“百蛮”贡献之事，“百蛮”“献其貔皮，赤豹黄罴”。春秋时期，诸侯争霸，外族或内附，或反叛，与华族接触更为频繁。《管子·小匡》载齐桓公语曰：“余乘车之会三，兵车之会六，九合诸侯，一匡天下。北至于孤竹、山戎、秽貉、泰夏，西至流沙、西虞，南至吴、越、巴、牂柯、不庾、雕题、黑齿。”以上不是追溯民族交通史，属举例性质，记载也不尽可靠，但大体反映了周人与各族频繁来往的真实情况。

周代社会经济的繁荣发展为地理博物学的产生打下了物质基础，而由于国计民生的需要和对地理的重视所设置的一系列专门机构的活动，又直接促成了地理博物学的诞生。据《周礼》，周设天官冢宰、地官司徒、春官宗伯、夏官司马、秋官司寇、冬官司空六卿，各部均有与山川道里、土地物产、外邦异域有关的职司。《隋书·经籍志》地理类序总结道：

周则夏官司险，掌建九州之图，周知山林川泽之阻，达其道路。地官诵训，掌方志以诏观事，以知地俗。春官保章，以星土辨九州之地，所封之域，以观祅祥。夏官职方，掌天下之图地，辨四夷、八蛮、九貉、五戎、六狄之人，与其财用九谷、六畜之数，周知利害；辨九州之国，使同其贯。司徒掌邦之土地之图与其人民之教，以佐王扰邦国，周知九州之域，广轮之数，辨其山林、川泽、丘陵、坟衍、原隰之名物，及土会之法。然则其事分在众职，而冢宰掌建邦之六典，实总其事。太史以典逆冢宰之治，其书盖亦总为史官之职。

《隋志》谈的是大概，实际还要复杂得多，如夏官司马之下除有司险、职方氏外，还有怀方氏掌来远方之民，致方贡远物，合方氏掌达天下之道路，通其财利，形方氏举制邦国之地域而正其封疆，山师、川师、邍师掌山林川泽四方之名，辨其物产利害，使致珍异之物，等等。这些专门机构和官员搜集和积累起有关山川、政区、物产、贡赋、民俗、外国等自然地理、经济地理、政治地理、外国地理的丰富资料，并由史官整理记录下来，于是便出现了地理学。《禹贡》及《周礼·职方氏》、《周书·职方解》都是依据这些原始地理学资料，由后来人写成的。所以清代王谟云：“三代以后，地理始详于史。”地理学也涉及矿藏物产、动物植物等，于是乎又有博物学。

《禹贡》等地学著作虽记录山川物产不一定科学、准确，但都比较实在。《淮南子·要略》云：“坠形者，所以穷南北之修，极东西之广，经山陵之形，区川谷之居，明万物之主，知生类之众，列山渊之数，规远近之路，使人通回周备，不可动以物，不可惊以怪者也。”它们是符合这样的原则的。但另外一些地理博物书如《山海经》、《周书·王会解》以及杂记在其他书中的一些地理博物知识就不这样了，虽亦有平实处，但多含足以使人“动以物，惊以怪”的荒诞内容，特别是《山海经》，几乎满纸荒唐之言。所以《四库全书总目》史部地理类序云：“古之地志，载方域、山川、风俗、物产而已。其书今不可见，然《禹贡》、《周礼·职方氏》其大较矣。……若夫《山海经》、《十洲记》之属，体杂小说。”

地理博物学被志怪化而转变为地理博物传说，原因同巫术方术和阴阳五行学以及社会文化心理分不开。这可从如下几方面来分析：

其一，在交通不便、认识能力有限，人们又普遍迷信的情况下，殊方绝域、远国异民、奇禽异兽这些新鲜的事物，很容易被巫觋方士神秘化，说成是神异之物和神灵的居住地。阴阳五行家侈谈妖祥，也往往借各种奇异事物来编造祸福灾瑞的预言。地理博物学本来就有荒唐成分，到成为巫觋方士的专学就更加虚诞化了。巫觋方士把地理博物学引入巫术和方术，一直为后代所继承。汉代谶纬家、神仙家，六朝方术化了的文人如张华、郭璞，道士如陶弘景等，都有着极丰富的地理博物知识，借以推灾异、说神仙、论道术，信口雌黄，这正是老祖宗的故伎。

其二，古时巫医不分，《论语·子路篇》：“人而无恒，不可以作巫医。”以“巫医”并称。《吕氏春秋·勿躬》：“巫彭作医。”《说文》十四下酉部“医”字注：“古者巫彭初作医。”巫医不分，医术也就是巫术。巫去病消灾，需积累动植矿物知识，自然会编造出奇奇怪怪之物来，或者把本是平平常常的东西说得神乎其神。

其三，春秋战国百家蜂起，士阶层思想敏捷，注意扩大视野，积累丰富的知识，自然也不会放过地理博物。但他们毕竟不是学有专长的地理博物家，因而往往把捕风捉影之谈当作翔实可靠的东西加以传播。或者干脆利用自己的想象才能虚构一些子虚乌有之物来耸人听闻，自炫洽博。而且，好奇是人们的普遍心理，在生活领域狭窄的古代尤其这样。《尸子》载：“徐偃王好怪，没深水而得怪鱼，入深山而得怪兽者，多列于庭。”《庄子·天下篇》也记有这样一个故事：

南方有倚人焉，曰黄缭，问天地所以不坠不陷，风雨雷霆之故。惠施不辞而应，不虑而对，遍为万物说。说而不休，多而无已，犹以为寡，益之以怪。

还有一个例子载于《列子·仲尼篇》：

子舆曰：“公孙龙之为人也，行无师，学无友，佞给而不中，漫衍而无家，好怪而妄言，欲惑人之心，屈人之口，与韩檀等肄之。”公子牟变容曰：“何子状公孙龙之过欤？请闻其实。”子舆曰：“吾笑龙之诒孔穿，言善射者，能令后镞中前括，发发相及，矢矢相属，前矢造准，而无绝落，后矢之括犹衔弦，视之若一焉。孔穿骇之，龙曰：‘此未其妙者。逢蒙之弟子曰鸿超，怒其妻而怖之，引乌号之弓、綦卫之箭，射其目，矢来注眸子，而眶不睫，矢坠地而尘不扬。’是岂智者之言欤？”

徐偃王好看奇异动物，黄缭好听奇异故事，而惠施、公孙龙又都“好怪而妄言”，都出自好奇心理。人们在好奇心理支配下，通过想象和幻想，利用自己的感觉材料和生活经验，有意无意地虚构出奇闻异事，或传播从别人那里听来的怪事，在传播中说者和听者双方都获得某种愉悦感。可见好奇是各种奇闻产生并流传的心理学依据，王充在谈到汉代各种“怪说”产生的原因时说：“世好奇怪，古今同情。”此言甚是。士人们自己有这种心理，也了解别人的心理，自然要像惠施、公孙龙那样在自己的著作和言论中，传播包括地理博物传说在内的奇闻异事。因此，地理博物学的志怪化，又同好奇的社会心理以及诸子竞骋异说以招徕读者和听众的社会风气息息相关。

地理博物的奇闻在春秋中后期就比较流行起来。《管子》云“圣人博闻多见，畜道以待物”，书中记有比目鱼、比翼鸟、马、雕题、黑齿等。《晏子春秋·外篇》载晏子对齐景公说“足游浮云背，凌苍天，尾偃天间，跃啄北海，颈尾咳于天地”，是天下最大的动物；焦冥“巢于蚊睫”，是天下最小的动物，十分荒诞。据记载，虽“不语怪力乱神”，但“多识于鸟兽草木之名”的孔子也可以算作一位博物家，制造和散布了许多奇闻。《国语·鲁语下》载：

季桓子穿井，获如（按：“如”字衍）土缶，其中有羊焉。使问之仲尼曰：“吾穿井而获狗，何也？”对曰：“以丘之所闻，羊也。丘闻之，木石之怪曰夔蝄蜽，水之怪曰龙罔象，土之怪曰羊。”

此外还记孔子辨防风氏骨节、辨肃慎楛矢之事。又《左传》哀公十四年记孔子辨麟。《说苑》、《孔子家语》等书亦记上述事，并有孔子辨萍实、商羊故事。这些东西大概有的是实有的，如防风氏之骨一节就装一车（即“骨节专车”），恐怕是史前恐龙之类大动物的化石，麟的原型是鹿类，孔子把它们神秘化了。所以后来胡应麟云：“仲尼，万代博识之宗，乃怪力乱神咸斥弗语，即井羊庭隼，间出绪余，累世靡穷，当年莫究”。又云：“累世不能穷其学，当年不能究其礼，仲尼之博也。而以防风、肃慎、商羊、萍实诸浅事当之，则仲尼索隐之宗，而语怪之首也。”把孔子当成谈异语怪的老祖宗。

战国后此风更盛。庄子、惠施等人都是博物专家。惠施“遍为万物说”；庄子“以卮言为曼衍，以重言为真，以寓言为广”，也颇得力于他那庞驳迂怪的博物知识。和孔子一样，他们的“万物说”都具有语怪性质。特别是濒海的齐国，海上交通颇发达，万里烟波更能引起人们的幻想，故齐国出了一批语怪之徒。《孟子》中的“齐东野人”，《庄子》中的“齐谐”，指的就是这号人物。齐谐虽是寓言人物，但肯定是有事实依据的。齐谐所志之怪乃鲲鹏飞越大海的传说，庄子本人接受齐谐式人物的影响，对海外也心驰神往，颇多幻想。《山木篇》记市南子对鲁侯说“南越有邑焉，名为建德之邦，其民愚而朴，少私而寡欲”，劝他“涉于江而浮于海”去一游，并称大海无边，“望之而不见其崖，愈往而愈不知其所穷”；《秋水篇》亦有对大海的夸饰，并记河伯、北海若的传说；《逍遥游》又称海外藐姑射之山居有神人。这些一方面表明庄子及其门徒对海外世界的神往，一方面说明当时已流传着许多海外奇谈。

比庄子、孟子稍后的齐人邹衍号称“谈天衍”，在地理博物传说长期积累的基础上，运用新的观念和幻想手段，创大九州说，展开一个神秘莫测的海外幻想世界。《史记》卷七四《孟子荀卿列传》介绍邹衍之说云：

其语宏大不经，必先验小物，推而大之，至于无垠。……先列中国名山大川，通谷禽兽，水土所殖，物类所珍，因而推之，及海外人之所不能睹。……以为儒者所谓中国者，于天下乃八十一分居其一分耳。中国名曰赤县神州。赤县神州内自有九州，禹之序九州是也，不得为州数。中国外如赤县神州者九，乃所谓九州也。于是有裨海环之。人民禽兽莫能相通者，如一区中者，乃为一州。如此者九，乃有大瀛海环其外，天地之际焉。

他认为世界由九个大州组成，环绕在外边的是大瀛海；每个大州又各由九个小州组成，小州外边环绕裨海，中国即其中之一，号赤县神州，仅占世界九九八十一分之一。他还开列出中国和海外的种种名山大川、草木禽兽。邹衍大九州说同他的“五德终始”说有关，后者从时间上由古至今把人世变化看作阴阳五行的循环；前者则从空间上由小及大把世界看作山川的有序组合。他设计出一个视野广阔而虚无缥缈的地理模式图，真实地理面貌为诱人的虚幻景象所代替，山川动植全部脱离开现实的土壤。大大扩展了空间观念，极为丰富的想象力，使得地理博物学一变而为“海客谈瀛洲，烟波微茫信难求”的幻想，于是地理博物学完全志怪化了。诚如王充所说，邹衍之说“此言诡异，闻者惊骇”，“邹子之书，虚妄之言也”。邹衍的书在《汉书·艺文志》列为阴阳家，阴阳家“舍人事而任鬼神”，《史记》也说他“深观阴阳消息，而作怪迂之变”，因此邹衍的大九州说也和方术思想有着密切联系。

就现存的地理博物著作来看，地理博物学志怪化的轨迹亦清晰可见。这表现在由《禹贡》、《职方氏》以及类似旅行记的杂传小说《穆天子传》到《王会解》、《山海经》的转变中。《禹贡》、《职方氏》材料取自西周春秋的史料，且书成于儒者手，故记载平实。《穆天子传》记穆王游行天下的历史传说，文字古朴，故事产生时代当亦在西周春秋，书中有一些春秋时代的事物，如“宗周”、“铁山”等，因此可能产生于春秋末战国初之际。即便如此，也是编辑旧史料和旧传说而成，其中会保留不少西周史料。书中山川道里、外邦异国、动植物产的记述比较平实，如胡应麟云：“《穆天子传》所记山川草木鸟兽，皆耳目所有，如《山海经》怪诞之文，百无一二也。”基本不带志怪色彩。战国之前“学在官府”，地理博物学掌握在史官手中，史官虽采异闻，但更重实录，特别是地理山川等，因而地理博物学尚未志怪化。战国文化下移，诸子百家竞骋奇说，并且民间巫风正炽，方士初兴，巫觋参考古神话传说资料大力编造远国异民、神山灵水、奇花异木、珍禽怪兽、灵物瑰宝，方士向海外寻求异境，结果是地理博物学向虚幻方向发展。地理博物学成为巫觋和方士的专学，便和神话、巫术、方术混合起来。东汉王逸注屈原《天问》云：“屈原……见楚有先王之庙及公卿祠堂，图画天地山川神灵，琦玮僪佹，及古圣贤怪物行事。”把天地山川和圣灵怪物画在一起，正是表现了在巫风颇盛的楚国地理博物和巫术混合的现象。《山海经》、《王会解》等正是带着这时期那种抉异探怪的时代特征问世的。特别是《山海经》熔地理博物、神话传说、巫术于一炉，地理博物被神异化和巫术化了。

总之，由《禹贡》到《山海经》明显表现出地理博物学从实录到语怪的演化，即以《山海经》本身而言，《山经》较实，《海经》幻甚，《山经》早出，《海经》晚成，也说明了这一点。有人以为《禹贡》晚出于《山海经》，理由是“《山海经》之离奇怪诞，正可以窥见初民意识形态之真面目，而《禹贡》之平正切实者，乃为后世地理知识进步之结果”，未必见其为然。当然我们说的巫术化、方术化、志怪化是指当时的一种趋势，并非说所有地理博物著作或知识都被志怪化了，一点也没有平实之作。这是需要加以说明的。

地理博物传说的内容，大致是殊方绝域、远国异民、草木飞走之类。《周书·王会解》记王城（雒邑）既成，成王大会诸侯四夷，其中备载贡物之盛，奇谲诡幻，以至于极，胡应麟谓“《王会》杂以怪诞之文”，鲁迅谓其“记述颇多夸饰，类于传说”，即指此。其后又记禹时四海异物、汤时四方贡品，则较平实。兹将四夷贡物一段照录如下：

西面者：正北方稷慎大麈；秽人前儿，前儿若弥猴，立行，声似小儿；良夷在子，在子币身人首，脂其腹，炙之藿，则鸣曰“在子”；扬州禺禺；解隃冠；发人鹿人，鹿人者若鹿迅走；俞人虽马；青丘狐，九尾；周头羝，羝者羊也；黑齿白鹿、白马；白民乘黄，乘黄者似骐，背有两角；东越海蛤；瓯人蝉蛇，蝉蛇顺，食之美；於越纳；姑妹珍；且瓯文蜃；若人玄贝；海阳大蟹；目深桂；会稽以鼍：皆面西向。

正北方义渠以兹白，兹白者若白马，锯牙，食虎豹；央林酉耳，酉耳者身若虎豹，尾长参其身，食虎豹；北唐以闾，闾似隃冠；渠叟以鼩犬，鼩犬者露犬也，能飞，食虎豹；楼烦以星施，星施者珥旄；卜卢以牛，牛者牛之小者也；区阳以鳖封，鳖封者若彘，前后有首；规规以麟，麟者仁兽也；西申以凤鸟，凤鸟者戴仁、抱义、掖信，归有德；氐羌以鸾鸟；巴人以比翼鸟；方扬以皇鸟；蜀人以文翰，文翰者若皋鸡；方人以孔鸟；卜人以丹砂；夷用木；康人以桴苡，桴苡者其实如李，食之宜子；州靡费费，其形人身，反踵，自笑，笑则上唇翕其目，食人，北方谓之吐喽；都郭狌狌，欺羽，狌狌若黄狗，人面，能言；奇幹善芳，善芳者头若雄鸡，佩之令人不昧：皆东向。

北方台正东高夷嗛羊，嗛羊者羊而四角；独鹿邛邛；孤竹距虚；不令支玄獏；不屠何青熊；东胡黄罴；山戎戎菽。其西般吾白虎；屠州黑豹；禺氏；大夏兹白牛；犬戎文马，而赤鬣缟身，目若黄金，名吉皇之乘；数楚每牛，每牛者牛之小者也；匈奴狡犬，狡犬者巨身四足果：皆南向。

权扶玉目；白州比闾，比闾者其华若羽，伐其木以为车，终行不败；禽人菅；路人大竹；长沙鳖。其西鱼复鼓钟、钟牛；蛮扬之翟；仓吾翡翠，翡翠者所以取羽：南人致众者皆北向。其余皆可知自古之政。

文中所记四方诸夷，多达六十国（或地区），所贡方物光怪陆离，《少室山房笔丛·三坟补逸下》云：“《王会》怪鸟奇兽，多出入《山海经》。”其中有些是实有之物，如大麈、白鹿、青熊、翡翠等等，有些是实有其物但作了神秘性的涂饰，如费费、狌狌，乃今之猿猴类。有些若九尾狐、乘皇、兹白、鼩犬、鳖封、凤鸟等，其为虚构，一望可知。

这类幻想性的奇禽怪兽，从《尔雅》中也能看到一些，如：

东方有比目鱼焉，不比不行，其名谓之鲽。南方有比翼鸟，不比不飞，其名谓之鹣鹣。西方有比肩兽焉，与邛邛距虚比，为邛邛距虚啮甘草，即有难，邛邛距虚负而走，其名谓之蹷。北方有比肩民焉，迭食而迭望。中有枳首蛇焉：此四方中国之异气也。

鳖三足，能。龟三足，贲。

麟，麇身，牛尾，一角。

此外诸子书中尚有许多。如《尸子》：“地中有犬，名曰地狼。”《鲁连子》：“南方鸟名邽，生而食其翼。”“北方有鸟，名为，生而角当心，俯厉其角，溃心而死。”等等。这些不着边际的怪禽兽，被郑重地记录下来，看来战国诸子都有着惠施那样的“遍为万物说”的嗜好。

《王会解》记六十个异邦及其物产，所附《汤四方献令》又有狗国、鬼亲、耳、贯胸、雕题、漆齿等等怪名目。《墨子·节葬》所记则为诸国之习俗：

昔者越之东有沭之国者，其长子生则解而食之，谓之宜弟；其大父死，负其大母而弃之，曰鬼妻不可与居处。……楚之南有炎人国者，其亲戚死，朽其肉而弃之，然后埋其骨，乃成为孝子。秦之西有仪渠之国者，其亲戚死，聚柴薪而焚之，熏上，谓之登遐，然后成为孝子。

此外《尸子》、《吕氏春秋·慎行论·求人》、今本《竹书纪年》也提到黑齿、羽人、裸民、不死、一臂、三面、贯胸、深目、长肱、焦侥、长股等国。流传的这些异邦外族不全是虚构。比如肃慎在先秦史籍中经常提到，又作息慎、稷慎，即在今东北境内。雕题、黑齿（又称漆齿）是南方两个部族，前者以文面为俗，后者以漆齿为俗。被说得神乎其神的西王母，也是西方一部族。但也有许多稀奇古怪的国家纯系虚无，它们和稀奇古怪的动植物一样，大都是地理博物学在巫术化、志怪化的过程中被人们创造出来的。

地理博物传说的集大成者是《山海经》，其怪异诡观可谓登峰造极。首先，它大量记载了四方八荒、海内海外的名山大川、动植物产。以山水而论，大都虚而不实，幻而无征；即便实有者，地理方位亦往往出于想当然。而像《海外东经》中的“上有扶桑，十日所浴”的汤谷，《海内西经》中的“方八百里，高万仞，上有木禾，长五寻，大五围，面有九井，以玉为槛，面有九门，门有开明兽守之，百神之所在”的昆仑之虚，则近于神话之诙诡。至于禽兽虫鱼、花果草木，更是离奇古怪，荒诞不经。我们不妨略举数则，以窥全豹：

又东三百里曰基山，其阳多玉，其阴多怪木。有兽焉，其状如羊，九尾四目，其耳在背，其名曰猼，佩之不畏。

西南三百六十里曰崦嵫之山，其上多丹木，其叶如榖，其实大如瓜，赤符而黑理，食之已瘅，可以御火。其阳多龟，其阴多玉。苕水出焉，向西流注于海，其中多砥砺。有兽焉，其状马身而鸟翼，人面蛇尾，是好举人，名曰孰湖。有鸟焉，其状如鸮，而人面蜼身犬尾，其名自号也，见则其邑大旱。

三珠树在厌火北，生赤水上。其为树如柏，叶皆为珠。一曰其为树若彗。

像这样“殊形诡制，每各异观”的动植物，触目皆是，故毕沅曰：“多识于鸟兽草木之名，多莫多于《山海经》。”

值得注意的是，如猼“佩之不畏”，丹木“食之已癉，可以御火”，孰湖“见则其邑大旱”，分明都是巫术。前两物是用来辟邪治病御灾，后物是用来占验灾害，凡此都是巫觋的功课。这说明地理博物知识是巫觋操作巫术时必不可少的内容。

《山海经》还记载了海内外一百多个国家，其中有一半以上以其居民的形体怪异而引人注目。如：

羽民国在其东南，其为人长头，身生羽。一曰在比翼鸟东，其为人长颊。

一臂国在其北，一臂一目一鼻孔。有黄马，虎文，一目而一手。

氐人国在建木西，其为人人面而鱼身，无足。

如此等等，真所谓“俶诡殊瑰，耳所未尝闻，目所未尝见”。

远国异民表达了对殊方绝域的探求，这并不是纯粹的幻想，应当包含着巫信仰和巫术含义。远国异民的怪诞性和神秘性，与奇异动植一样，都反映出巫觋的异物崇拜。不同的是，后者作为一种巫术原理和知识常常被用来治病禳灾，前者则与神灵观念和神灵崇拜一样，更多的是用来诠释世界，可能会在巫术仪式中发挥作用。

从记录下来的文本看，地理博物传说与神话传说和宗教迷信故事的颇大不同点，是没有什么故事情节，只是一些幻想材料。虽然如此，它还是志怪小说的萌芽和源头之一，因为它为志怪小说提供了极为丰富的幻想素材和幻想形式，并长期对志怪发生巨大影响，成为志怪的重要内容之一。

地理博物传说在内容和形式上的幻想特点，主要表现在如下几方面：（一）运用充分扩大的空间现念来构建幻想空间。《山海经》的地理空间想象，是由大陆出发（包括南、西、北、东、中五个方位的山川），沿平面向四方扩展，其尽头为“极”（又称“隅”、“陬”），四极之外为四海，极边地区叫“海内”，海外还有热闹的世界。海内海外都又称作“荒”。在《山海经》中世界还是有尽头的，《中山经》末称大禹云“天地之东西二万八千里，南北二万六千里”；《海外东经》又称“帝命竖亥步，自东极至于西极，五亿十选（郭璞注：选，万也）九千八百步”。这个世界范围，在当时人们的活动领域十分狭小的情况下，无疑是一个高度扩大了的想象空间。邹衍的大九州说更是无限扩大的空间观念，州外有州，海外有海，可惜具体内容已失传。地理传说中的这种关于大地四极的幻想性空间观念，远远突破了当时人们的认识范围，跳出了实在的拘缚，它像《庄子·逍遥游》所说的接舆的海外奇谈一样，表现出“犹河汉而无极也，大有径庭，不近人情”的意趣。后来的志怪小说若《神异经》、《十洲记》等，都继承了战国地理传说的这种幻想形式，竭力把人们的思路引向海外荒渺的幻想空间，以取得惊心诧骨的愉悦效果。

（二）与第一点相联系，就是利用这种空间观念，编织关于四海八荒远国异民的幻想。外邦异族都被置于殊方绝域，这一方面是因为实际存在的外族当时本来就居住在中原地区之外的四方荒远地区，而远国异民的幻想正是由此生出来的，另一方面这样正好来增加远国异民的诡秘性，诡秘的殊方和奇特的异民相互统一，呈现出绝妙的和谐性。

远国异民的幻想方式，主要是表现其形体、特性和习俗的怪异，特征十分鲜明。关于形体，一是突出其身体的某一部分或若干部分异乎常人的特征，并常常把这种怪异特征体现在国名上，如结胸、贯胸、交胫、歧舌、一目、三首、三身、焦侥、长臂、长股、白民、毛民、无肠、聂耳、跂踵、大人、小人、玄股等等，都是突出身体某一部分或某一方面的奇特；有的则突出其多方面的怪异之处，如一臂三目的奇肱，一手一足的柔利等。二是采用上古神话人兽焊接的联合体幻想形式，把远国异民的形体搞成四不相。如长头生羽的羽民，人面鸟喙能飞的头，是人和鸟的嵌合；人面蛇身的轩辕民是人和蛇的嵌合；人面鱼身无足的氐人是人和鱼的嵌合；人首三角的戎，是人和兽的嵌合。有些甚至干脆是兽类的形体，如犬封是“状如犬”的狗国；“兽身黑色”的厌火，据郭璞注“似猕猴而黑色”，是猴国；“人面长唇，黑色有毛，反踵，见人笑亦笑”的枭阳，是猩猩国。三是突出服饰的奇异，如博父、巫咸、雨师妾以蛇为饰，玄股服鱼皮等。关于特性和习俗，或夸张其神异，如“寿不死”的不死民，“不寿者八百岁”的轩辕民；或渲染其古怪，如厌火吐火，卵民卵生；或张皇其野蛮，如黑齿啖蛇，蜮民食蜮。有些异民的特性习俗又同其形体特征相联系，如头有翼，长臂臂长，故皆善捕鱼。

（三）为了点缀渲染名山大川、远国异域的神奇，虚构极为丰富的关于奇异动植物的幻想内容，而且为了同绝域异民相协调，草木飞走亦多用嵌合法，杂取诸物，嵌合为一，非驴非马，不可识辨。譬如化蛇“人面而豺身”，“翼而蛇行”，旋龟“鸟兽而鳖尾”，跂踵鸟“状如鸮而一足彘尾”，彘“其状如虎而牛尾，其音如吠犬”，建木“其状如牛，引之有皮，若缨黄蛇，其叶如罗，其实如栾，其木若蓲”，等等。

地理博物传说常被人与神话传说混为一谈，其实二者有所不同。神话传说最早产生于原始社会，其基本特征是借用神灵的幻象来反映原始人对自然和社会的幼稚认识。神话中虽亦涉及山川，但无独立意义，只是神活动的附属性背景，且极简单。虽亦多有动物，但都具有神性，实际上也是神，如应龙、天吴、夔等。地理博物传说虽说在神话中已露端倪，不过大量出现却是后来的事，晚到春秋战国间，它是幼稚的地理博物观念和巫术迷信、神仙家言混合的产物，是在巫觋、方士手里发达起来的。鸟兽虫鱼虽殊形怪状，但一般怪而不神，充其量能起一些招致灾祸或给人某些好处的作用，加旋龟佩之不聋，颙出大旱等，表达的都是巫术观念。有些如乘黄乘之寿二千岁，似乎颇有神通，其实也仅是一种祥物而已，表达的是战国长生不死观念，与应龙等不一样。远国异民的传说也是如此，一是大抵产生较晚，主要是春秋中后期后海上交通发达之后的产物，西周春秋间极少有这种传说。而像“寿不死”的不死民，“不寿者八百岁”的轩辕民，明显带有战国不死之说的痕迹。二是怪则怪矣，亦无神性。

这样说，并不排斥神话传说对于地理博物传说的影响和渗透。首先，某些神话材料进入地理博物传说领域，如三苗、兜（即头）等国系古神话的改造，白民、黑齿、三身等被说成是天神帝俊的子孙，头、苗民、淑士等被说成是另一位天神颛顼的子孙，毛民出自禹，犬戎出自黄帝。远国异民中还会有一些应当本来是商周时期某些原始部族的神话，人兽嵌合正是原始图腾崇拜的反映，但被巫觋所改造，纳入远国异民系统。其次，地理博物传说往往模仿神话质朴荒怪的表现方式，使之在形式上颇类神话。著名的西王母传说就是这样，以致人们大都把它看作是古神话。巫觋之流的职业需要，使他们成为原始神话材料的重要搜集者、保存者和传播者，他们十分熟悉神话传说，当然在编织虚构他们自己的“巫话”时就要接受神话的影响，使地理博物传说同古神话发生了紧密联系。反过来说，地理博物传说对后起的神话传说也产生影响作用，主要是它的许多材料进入了后起的神话传说，如昆仑、西王母等等。

地理博物传说的产生和流传，直接导致了地理博物体志怪的产生。不仅在先秦有《山海经》问世，以后亦不断有人造作。清代著名小说《镜花缘》前半部大量取材于此等传说。总之，地理博物传说中的殊方绝域、珍禽怪兽、奇花异木、远国异民，这些都成为后世志怪小说创作中的诡异意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