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小说的新探索（序）
（一）
鲁迅先生的《中国小说史略》，为中国小说史开疆奠基，一举而定全局，厥功甚伟！继此而进行更深入更细致的探讨，则有待于后贤。我以为编撰中国小说史，最好是群策群力，不必要求完成于一时一人之手，无妨先作分段的论述，专题划界，各就所长来攻其一端，如先秦、两汉、魏晋南北朝、唐、宋、元、明、清，按时代、体裁，作专而深的研究。一俟条件许可，即开局修书，大家共聚一堂，各出所作，来商量编纂，贯串成编，亦为盛事！
凡事之有渊源者，皆应探源析流，以见演变之迹，中国古小说的研究，也是如此。不追溯先秦两汉的神话传说、魏晋南北朝的搜神志怪，就不能了解唐传奇产生的基础和宋平话中烟粉灵怪故事的由来；不分析受魏晋士大夫的清谈之风的影响而出现的《世说新语》式志人小说的社会因素，就无法知道唐人的《隋唐嘉话》、《大唐新语》之类笔记体裁的沿袭和内容的演变。尤其是汉魏六朝的志怪小说，直接继承神话传说的传统而发展，形成一种独立的文学体裁，更应作为中国小说史前列的篇章。可惜的是近人研究古典小说，往往忽略这一段。展开中华书局出版的《中国古典文学研究论文索引》一看，从一九四九年到一九六六年六月间各报刊所载这方面的论文，不过寥寥几篇，而且其中还有的是为了配合当时的高中语文教材而写作，以供中学老师作教学参考的。据说某些大学教师，讲文学史到汉魏六朝一段，于志怪小说往往一字不提，原因不外是：（1）轻视，认为这类粗陈梗概的“丛残小语”，根本不算小说；（2）没有什么研究，恐讲述不得要领，所以干脆避而不谈。实际轻视的根源，还是没有研究。因为志怪小说内容非常复杂，牵涉到多方面的问题，把各种故事理出个头绪，就很不容易，更不要谈研究了。李剑国同志撰《唐前志怪小说史》，说明他重视古小说发展的现实，知道研究这一部分作品的重要性，致力攻坚，作新的探索，其不怕难的精神首先值得钦佩。
（二）
《唐前志怪小说史》，对于志怪小说的叙述，分三个时期，又概括为三个类型。三个时期是：（1）先秦：为志怪的酝酿和初步形成时期，有些“准志怪”小说，表现为史书、地理博物书、卜筮书的形式，尚属幼稚阶段；（2）两汉：为志怪趋于成熟的发展时期，多数作品仍带有杂史、杂传和地理博物的体式特征，题材多为神仙家言；（3）魏晋南北朝：为志怪的完全成熟和鼎盛时期，分魏晋与南北朝两段，此时志怪纷出，作者甚众，题材广泛，无所不包，且有由短幅演为长篇的趋势。
三个类型是：（1）地理博物体志怪小说：由汉人的《括地图》、《神异经》等到晋张华的《博物志》等，属于这一类；（2）杂史杂传体志怪小说：由汉人的《汉武故事》、《列仙传》到晋葛洪的《神仙传》、苻秦王嘉的《拾遗记》等，属于这一类；（3）杂记体志怪小说：由汉人的《异闻记》到晋干宝的《搜神记》、陶潜的《搜神后记》等，属于这一类。
这样分期归类，以两条线纵横交错，提纲挈领，条理分明，既显示了志怪小说形成的过程，合于史实；又使纷纭复杂的作品，各成系统，便于归纳分析。这是作为一部“史”书所应有的纲领。我平日讲魏晋南北朝志怪小说，总叫人着重读《搜神记》、《博物志》和《拾遗记》，就由于它们是三个不同类型志怪的代表作，可从此以概其余，分类与《唐前志怪小说史》是一致的。
神话传说，本出想象，古代史传，不乏怪异之谈，先秦诸子，也常以幻设之言，发挥哲理。志怪小说承多方之绪余而形成，实为神话传说寓言的继承和演变、史传的支流，又始终与宗教迷信有着密切的关系。自商代即重视的巫术，秦汉以来的神仙方术和阴阳五行以及汉代的谶纬之说等等，常常错出于志怪故事之中。汉末兴起的道教和由印度传来的佛教，对魏晋南北朝志怪影响尤大。佛道说法，有分有合，且经常与儒家思想融为一体；加上不同时代的作品，又各有其反映时代要求的故事内容，情况至为复杂。所以研究志怪史，必须综括众因，作全面的探讨，才能说得源流清晰，演化详明。《唐前志怪小说史》的作者，没有孤立上述的各个环节，而力求其贯通，把它们当作一个整体来分析，是可取的。以“志怪叙略”为开宗明义的阐述，亦为体例上所必不可少。
读书治学，贵在能通能化，有独到的见解。不动脑筋地拾人牙慧、沿袭旧说，固为笨伯；对前贤研究的成果，视而不见，概加屏弃，亦属妄人。博览兼收，细加辨析，或驳或申，提出自己的看法，才是一种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因为轻视小说的传统观念作祟由来已久，昔人谈及志怪者甚少，片言只语，往往不成系统。明胡应麟《少室山房笔丛》于此时有胜解，但所论也不免自相矛盾。如既谓“汉人驾名东方朔，作《神异经》”，又云《神异经》为六朝赝作，前后两歧；说王嘉的《拾遗记》为给《拾遗记》作“录”的梁萧绮所撰而托之王嘉，亦仅出臆测，并无根据。通行的说法，认为旧题汉人撰的小说，几乎都是伪作，六朝人依托之说，似乎已成定论。《唐前志怪小说史》，于《神异经》参酌清段玉裁、胡玉缙等及近人余嘉锡的考证，据《左传》文公十八年孔颖达疏指出东汉服虔注《左传》，已引用《神异经》的“梼杌，状似虎，毫长二尺，人面虎足猪牙，尾长七八尺，能斗不退”的解释，肯定书出汉人之手。又以《神异经》有不孝鸟的记载，而东汉许慎的《说文解字》也释“枭”为“不孝鸟”，足证“不孝鸟”传说，东汉流行，故补引《说文解字》此条，以为《神异经》确是汉代作品的旁证。可见作者对吸收前人的研究成果，有所抉择，能审慎、谨严地作出论断。
汉魏六朝志怪小说，由于时代久远和其他原因，散佚已多，现存之本，如《博物志》、《搜神记》等，又多出后人辑录，内容参错，一事数出，屡见不鲜，辨伪存真，也是研究这一段小说的重要课题。《唐前志怪小说史》作者，广采诸子史传，以及笔记杂书，荟萃众说，为志怪史的论述，打下了较坚实的基础。在考证作品的真伪、故事的来龙去脉、书籍的版本异同方面，也下了很大的工夫。资料丰富应该算是本书的一个主要特点。
战国志怪，前人甚少道及，两汉作品，又因为大部分被视为六朝依托，置论亦稀。《唐前志怪小说史》补充了这方面的缺欠，作者根据胡应麟的提法，以《琐语》（以出自汲冢，亦称《汲冢琐语》）为“古今纪异之祖”，以《山海经》为“古今语怪之祖”，来考索战国的志怪书。
《琐语》早亡，仅存佚文二十余则，作者按内容分之为记卜筮之灵验、记梦验、记妖祥神鬼、记其他预言吉凶四类，指出此书多载“卜梦妖祥”的宗教故事，体例颇类《国语》。如所引一条云：
初，刑史子臣谓宋景公曰：“从今以往五祀五日，臣死。自臣死后五年，五月丁亥，吴亡。以后五祀，八月辛巳，君薨。”刑史子臣至死日，朝见景公，夕而死。后吴亡，景公惧，思刑史子臣之言，将至死日，乃逃于瓜圃，遂死焉。求得，已虫矣。
宋景公虽属历史人物，但此事却为述异，而非纪实，作者谓其书为杂史体志怪，乃汉魏六朝志怪之先河，其说可信。此外，还举出《禹本纪》、《归藏》、《伊尹说》、《师旷》、《黄帝说》诸书，称之为战国准志怪。这些书，或近史传，或载传说，或谈卜筮，体例不一，但皆炫示怪异，足以表明后出志怪书之多方面的渊源。
在论及汉代地理博物体志怪小说时，《唐前志怪小说史》以不见著录久已失传的《括地图》与《神异经》并列，据《晋书·裴秀传》所引裴秀《禹贡地域图序》，考证《括地图》为汉人作，并因张华《博物志》多采《括地图》说，班固《东都赋》有“范氏施御”语，用《括地图》的范氏御龙事，而推断出书出西汉之末，乃摹仿《山海经》的作品，且屡采《山海经》的材料。作者以现存的佚文分析，指出《括地图》的某些条目，虽和《山海经》有联系，却较《山海经》同类传说内容丰富得多，如“禹平天下，会于会稽之野，诛防风氏”，“奇肱民善为机巧，设百禽，为飞车，从风远扬”，“大人国其民孕三十六年而生儿”诸条，均比《山海经》的贯胸国、奇肱国、大人国等所述详细。别的故事，或亦本《山海经》，而能出以新意，有波谲云委之妙。其中羿的传说，前此不见他书，原文如下：
羿年五岁，父母与入山。其母处之大树下，待蝉鸣，还欲取之。群蝉俱鸣，遂捐弃。羿为山间取养。羿年十二能习弓矢，仰天叹曰：“我将射远方，矢至吾门止。”因捍即射，矢摩地截草，径至羿门，随矢去。
小说故事，是有时代性的，不同时代的人，往往出于各自的时代社会要求和欣赏心理，而赋予旧传说以新内容。这条故事中的羿，由射日的天神演化为射箭寻家的英俊少年，变征服自然的神话传说为富于人情味的故事，显然源出民间，保留着口头创作朴拙的生活气息。《括地图》之类的书，为以往谈志怪者所忽略，《唐前志怪小说史》征引及此，确有见地。发掘隐微，道前人之所未道，应该算它的另一个特点。
（三）
研究志怪，一直缺乏专书，《唐前志怪小说史》是这方面带有“垦荒”性质的第一部著作。现在南开大学出版社将为印行，剑国嘱作弁言，我很高兴，即书数纸。志怪由于多出想象，自较志人作品的小说成分更浓，而且古人把志怪视同写实，原有其思维基础与现实依据，因此，从志怪的历史发展中，寻求其演变进化的规律，增强对故事内容和人物典型的概括，就应成为进一步考虑的核心。于文字训诂的探讨，亦须相辅而行，不能偏废。如《异苑》卷八的“太元中吴兴沈霸”一条：“我本以女与君共事，若不合怀，自可见语，何忽乃见耻杀，可以骨见还。”又一条：“义熙中东海徐氏婢兰，忽患羸黄，而拂拭异常，共伺察之，见扫帚从壁角来趋婢床，乃取而焚之，婢即平复。”上一条内的“共事”，谓共同侍奉父母，指结为夫妇；下一条的“拂拭”，指女性装饰、打扮。各有特殊用法，都不能只照字面解释。不明词义，还容易造成断句的错误。如《古小说钩沉》的标点，即多有误，试看下面一条：“青州有刘憣者，元嘉初射得一獐，剖腹以草塞之，蹶然而起，俄而前走。憣怪而拔其塞草，须臾还卧，如此三焉，憣密录此种以求其类理，创多愈。”（人民文学出版社排印本一四八页末行——一四九页一行）按末二句标点应作“憣密录此种以求其类，理创多愈”。求其类，寻找同样的草；理创，治疗创伤。此句原标点者，就因为不知道“理”是治疗的意思而致误。
业精于勤，学无止境。剑国英年敏锐，读书甚多，今后就此深研，必将日有进诣，会不断提高著述的质量，充实《唐前志怪小说史》的内容，为编撰一部由先秦至明清的完整的志怪史而努力。
一九八三年七月写于北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