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古今语怪之祖”《山海经》

《山海经》今存，十八卷，晋人郭璞注。《隋书·经籍志》地理类小序称“汉初，萧何得秦图书，故知天下要害，后又得《山海经》”，则是书出于先秦。然先秦古籍未有提及《山海经》者，其书首见于《史记》卷一二三《大宛列传》：“至《禹本纪》、《山海经》所有怪物，余不敢言之也。”何时何人所作则未言及。

西汉末年刘向子刘歆（后改名秀）在《上山海经表》中首次对《山海经》之成因及作者作了说明：

《山海经》者，出于唐、虞之际。昔洪水洋溢，漫衍中国……禹乘四载，随山刊木，定高山大川。益与伯繄主驱禽兽，命山川，类草木，别水土。四岳佐之，以周四方，逮人迹之所希至，及舟舆之所罕到。内别五方之山，外分八方之海，纪其珍宝奇物，异方之所生，水土、草木、禽兽、昆虫，麟凤之所止，祯祥之所隐，及四海之外，绝域之国，殊类之人。禹别九州，任土作贡，而益等类物善恶，著《山海经》。

他以为《山海经》成于尧、舜之时，作者是益等，据文中“益与伯繄主驱禽兽”云云，这个“等”含伯繄在内。

按《史记》卷五《秦本纪》云大费与禹平水土，佐舜调训鸟兽，是为柏翳。《孟子·滕文公上》云“舜使益掌火，益烈山泽而焚之，禽兽逃匿”。《尚书·舜典》云帝舜使益主草木鸟兽。《国语·郑语》云“伯翳能议百物以佐舜者也”，韦注：“百物，草木鸟兽”。《汉书·地理志》云“伯益知禽兽”。则益、伯益、柏翳、伯繄均系一人，乃掌管山泽禽兽之舜臣，《史记·秦本纪》司马贞《索隐》谓“伯翳与伯益是一人不疑”，是也。刘歆以伯繄、益为二人，误。

刘歆的益作《山海经》之说，影响很大。《论衡·别通》云：“禹主治水，益主记异物……以所闻见作《山海经》。”《吴越春秋·越王无余外传》云：“禹……遂巡行四渎，与益、夔共谋。行到名山大泽，召其神而问之山水脉理，金玉所有，鸟兽昆虫之类，及八方之民俗，殊国异域，土地理数，使益疏而记之，故名之曰《山海经》。”均本刘歆为说。郭璞《注山海经叙》未明言撰者为何人，但云“此书跨世七代，历载三千”，又云“夏后之迹靡刊于将来，八荒之事有闻于后裔”。按由夏至晋恰正七代，盖亦以是书出于禹之世也。由于治水工作禹总其成，故许多人又把著作权归于夏禹。《博物志》卷六云：“太古书今见存，有《神农经》、《山海经》，或云禹所作。”《水经注》卷一〇《浊漳水》云：“禹著《山经》。”卷三九《庐江水》亦称：“《山海经》创之大禹，记录远矣。”《隋书·经籍志》云：“后又得《山海经》，相传以为夏禹所记。”另有人则折中之，《颜氏家训·书证》云：“《山海经》，夏禹及益所记。”

《山海经》之为禹、益作，其说之谬灼然可辨，夏时至今还没有发现有什么文字，更不用说一部洋洋三万余言的书了。再证之本书，其谬更明，前人已作过不少论证。

明人杨升庵又提出一新说：

《左传》曰：“昔夏氏之方有德也，远方图物，贡金九牧，铸鼎象物，物物而为之备，使民知神奸，入山林不逢不若，魑魅魍魉，莫能逢之。”此《山海经》之所由始也。神禹既锡玄圭以成水功……收九牧之金，以铸鼎。鼎之象则取远方之图，山之奇、水之奇、草之奇、木之奇、禽之奇、兽之奇，说其形，著其生，别其性，分其类。其神奇殊汇、骇世惊听者……皆一书焉。盖其经而可守者，具在《禹贡》；奇而不法者，则备在九鼎。……九鼎之图，其传固出于终古、孔甲之流也，谓之《山海图》，其文则谓之《山海经》。至秦而九鼎亡，独图与经存。

清人毕沅、阮元，近人余嘉锡皆赞此说。毕沅曰：“《山海经》有古图……十三篇中《海外》、《海内经》所说之图，当是禹鼎也。”阮元曰：“《左传》称禹铸鼎象物……今《山海经》或其遗象欤？”余嘉锡曰：“《山海经》本因《九鼎图》而作。”杨升庵所引《左传》语，在宣公三年，乃周大夫王孙满对楚庄王问鼎时说的话。夏禹之时根本就没有青铜冶炼和铸造技术，何来九鼎？既无九鼎，又何来九鼎图？既无九鼎图，又何来终古、孔甲传之？升庵之说，自是臆度。当然《山海经》确实原有古图为本，下文将要谈及，但绝非什么九鼎图。

然则《山海经》究竟出于何时何人呢？简单地说，它是战国书，今天所见之本更是在长时间中积累而成。梁玉绳《史记志疑》云：“似非一时一手所为也。”不是“似”，确乎是如此。战国中期至后期间先后有巫祝方士之流采撷流传的神话传说、地理博物传说，撰集成几种《山海经》的原本。因其性质相近，秦汉人合为一书，定名为《山海经》，最晚在汉武帝时已完成了这一工作。此为《山海经》成书之大概。

《山海经》包括《五藏山经》五篇、《海外经》四篇、《海内经》四篇、《大荒经》四篇，另又有《海内经》一篇，凡五部分。均产生在战国。其中《山经》的风格相对平实一些，含神话较少，以记山为主干，旁及草木禽兽矿产，可确定原是一部独立的书。产生时代大约在战国中期，即公元前四世纪间。有人以为在战国初期或战国之前，似非。理由是：

（一）《山经》言铁之处甚多，如《西山经》“符禺之山，其阳多铜，其阴多铁”等等，凡三十七处。《中次十二经》末又云：“出铜之山四百六十七，出铁之山三千六百九十，此天地之所分壤树谷也，戈矛之所发也，刀铩之所起也。”冶铁业虽始于春秋，铁器已相当普遍，但发达却在战国。春秋时铁称“恶金”，只铸农具，兵器等用铜，铜称“美金”。《国语·齐语》记管仲语曰：“美金以铸剑戟，试诸狗马；恶金以铸锄夷斤，试诸壤土。”《管子·海王》所记铁官负责生产的铁器，也是妇女用的针、刀，耕者用的耒、耜、铫，木工用的斤、锯、锥、凿。战国铁铸兵器渐多，《荀子·议兵》云：“宛钜铁，惨如蜂虿。”宛，楚地，今河南南阳市；，矛也。《山经》谓铜山、铁山是戈矛之所发、刀铩之所起，说明它产生时铁制兵器已极普遍，且所举铁山之数为铜山之八九倍，说明铁矿开采业极为发达。此《山经》出于战国之证。

（二）《山经》有浓厚的巫术迷信色彩。一是它记录了许多查无实据的动植，赋予它们招致吉凶祸福的神秘性能，如《南山经》狐状九尾兽食之不蛊，灌灌鸟佩之不惑，《东次二经》峳峳兽见则国多狡客，絜钩鸟见则其国多疫，《中次八经》草服之媚于人等等，这显然是巫祝借所谓祯祥怪异预测吉凶和玩弄祛灾祈福的巫术的反映。二是每介绍完一组名山后，就说山神是什么，形状如何，如何祠神，如《中次十经》：“凡首阳山之首，自首山至于丙山，凡九山，二百六十七里。其神状皆龙身而人面。其祠之，毛用一雄鸡瘗，精用五种之糈。堵山，冢也，其祠之，少牢具，羞酒祠，婴毛一璧瘗。山，帝也，其祠羞酒，太牢具，合巫祝二人舞，婴一璧。”这又是巫祝事鬼通神的宗教仪式的反映。战国之世，巫风很盛。王逸《楚辞章句·九歌序》云：“昔楚南郢之邑，沅、湘之间，其俗信鬼而好祠，祠必作乐鼓舞以乐诸神。”屈原《九歌》反映的正是当时楚国“俗人祭祀之礼，歌舞之乐”。《庄子·应帝王》云：“郑有神巫曰季咸，知人之生死存亡，祸福夭寿，期以岁月旬日若神。”《九歌》、《庄子》反映的是战国中叶的情况，相较之下，《山经》自当出于此时。

（三）《山经》有丰富的医疗、药物知识，涉及内、外、妇诸科三四十种疾病，还有兽医知识，药物包括动植矿物。古时巫医不分，医术亦即巫术，所以《山经》中的药物大都无法觅致。但《山经》医药知识之丰富，确也反映着逐渐与巫术分离的医药学进步，而在战国正是医学发达之时，出了名医扁鹊。此《山经》出于战国又一证。

然《山经》不会出在战国初或战国末。铁铸兵器、巫术、医学在战国的发达须有个过程，初期不会一下发达起来，而《山经》反映的情况既已颇为发达，似不会在战国初。又，《管子·地数》曰：“桓公曰：‘地数可得闻乎？’管子对曰：‘地之东西二万八千里，南北二万六千里，其出水者八千里，受水者八千里，出铜之山四百六十七山，出铁之山三千六百九山，此之所以分壤树谷也，戈矛之所发，刀币之所起也……’”此节全抄《中次十二经》，仅个别文字有出入，系传抄之误。按《管子》一书有浓厚的阴阳五行思想，虽部分材料系出管仲时，但书乃战国中期以后人写成，然则《山经》定在《管子》书成前。是否《山经》抄了《管子》呢？不会。《管子·地数》又云：“上有丹沙者下有黄金，上有慈石者下有铜金，上有陵石者下有铅锡赤铜，上有赭者下有铁：此山之见荣者也。”对比《山经》“其上多玉，其下多铜”之类记载，二者颇不同。《山经》只是记某山不同方位的不同矿藏，《地数》则指上下间的因果联系，就是说它实际是在介绍找矿经验，显然是地质学进步的体现，可知《管子》成书定晚于《山经》。但《山经》又不会在战国后期。因为后期盛行神仙不死之说，方术之士活跃，甚至医学也掺合了神仙家言，如《神农本草经》云丹沙“久服通神明不老”，朴消“炼饵服之，轻身神仙”，而《山经》只言巫术而已。

《山经》之外的部分，后人合称《海经》。它们虽不一定本属一书，但却是一时之作。时代较《山经》略晚，大约在战国中期至后期之间。《海经》不同《山经》之专记山川道里物产，主要记远国异民及神话传说，巫术意味淡而方术气味浓，有很明显的神仙不死及服食内容。《海外南经》有“寿不死”的“不死民”。《海外西经》有“不寿者八百岁”的“轩辕之国”，“乘之寿二千岁”的白民国乘黄；又云巫咸国群巫上下于登葆山，郭璞注群巫为“神医”，上下山乃“采药往来”。《离骚》：“巫咸将夕降兮，怀椒糈而要之。”王逸注巫咸为神巫。神巫、神医也者，其实就是仙人之雏形。《海内西经》有“不死树”，又称巫彭等六巫“皆操不死之药”。《海内北经》有“乘之寿千岁”的吉量文马。《大荒南经》有“不死之国”，“帝药”。《大荒西经》云“三面之人不死”，灵山有巫咸等十巫“从此升降，百药爰在”。《海内经》有“不死之山”，又有柏高“上下于肇山，以至于天”，郭璞注称柏高乃仙者。神仙方术是由巫术发展起来的，酝酿于战国中期，大行于战国末叶及秦汉。此可证《海经》书成在中世之后。不过《海经》并未提到神仙，只是神巫，方术也一般是服食长生不死之药，尚无飞举成仙之说，神巫上天得从山上爬，不像燕昭王、秦始皇时的神仙观念，故而似不会出于战国之季，仅比《山经》略晚而已。

《海经》十三篇极有可能有古图作依据，它是图画的文字说明。从记叙文字看，有些是说明人物当时在做什么或人物鸟兽的位置，如：

头国在其南，其为人人面有翼鸟喙，方捕鱼。

女丑之尸生，而十日炙杀之。在丈夫北。以右手障其面。十日居上，女丑居山之上。

奇肱之国在其北，其人一臂三目，有阴有阳，乘文马。有鸟焉，两头，赤黄色，在其旁。

有人曰王亥，两手操鸟，方食其头。

有些还同时说明人或动物面朝的方向，如：

开明兽身大，类虎而九首，皆人面，东向立昆仑上。

蛇巫之山上，有人操杯，而东向立。

另外，记邻国及相邻鸟兽间相对位置，常常用在其东、其北等字样，这也是按图次第而记的证明，如：

有人曰大行伯，把戈。其东有犬封国。

孟鸟在貊国东北，其鸟文赤黄青，东向。

兕在舜葬东、湘水南，其状如牛，苍黑，一角。

兕条郝懿行注曰：“皆说图画如此。”

此外还可找出其他一些证据。

这种情况宋人早已发现。朱熹云：“予尝读《山海》诸篇记诸异物飞走之类，多云东向，或云东首，皆为一定而不易之形，疑本依图画而为之，非实纪载此处有此物也。古人有图画之学，如《九歌》、《天问》皆其类。”胡应麟后亦曰：“经载叔均方耕，兜方捕鱼，长臂人两手各操一鱼，竖亥右手把算，羿执弓矢，凿齿执盾，此类皆与纪事之词大异。近世坊间，戏取《山海经》怪物为图，意古先有斯图，撰者因而纪之，故其文义应尔。”此言颇得其实。需补充一下的，是所依之图是彩色图，因在描绘异物飞走之状时，常常写出它们的颜色。

早在西周就有了地图。《周礼》有“版图”、“土地之图”、“地图”、“九州之图”、“天下之图”等记。春秋战国时，《管子》书中有《地图篇》，称“凡兵主者必先审知地图”。《战国策·赵策》载苏秦语曰：“臣窃以天下之地图案之，诸侯之地，五倍于秦。”荆轲曾向秦王献督亢地图。看来当时各国都有地图，或为区域性地图，或为天下地理总图。《隋志》云“汉初萧何得秦图书”，《史记·大宛列传》称“天子案古图书，名河所出山曰昆仑”，“秦图书”、“古图书”中当有许多即是春秋战国古图；《后汉书·王景传》载汉明帝赐王景《禹贡图》等，盖此图即为其一。各国史官要绘制地图，以地理博物为专学的巫祝方士一流肯定也要绘制，当然他们的图常是虚无缥缈的东西。王逸《天问序》云：“屈原放逐，见楚有先王之庙，及公卿祠堂，图画天地山川神灵，琦玮僪佹，及古贤圣怪物行事……”王逸的话不会没有根据，他说的图画颇类《山海经》，楚国重巫，这些图画自然是巫祝之作品。由此可以断定《海经》必是巫祝方术之士依据这种“天地山川神灵”图写成的，而且《山经》也极可能有图为本，看它记叙五藏名山有条不紊，次第井然可知，虽然《山经》本身没有明显的痕迹可寻。直到后世，《山海经》仍有图流传，郭璞注文中多有“画似仙人也”一类话，陶潜诗有“流观山海图”之句。当然此时的《山海经图》不会是战国古图，乃汉晋人据《山海经》而绘制。

《山海经》在秦汉流传过程中，经过了后人增益和窜改。突出表现是《海内经》四篇中有许多秦汉地名，如桂林、番禺、倭、列阳、长州、余暨、汉阳、彭泽、华阴、象郡、下雋、桂阳、辽阳等，单篇《海内经》中亦有长沙、零陵。《颜氏家训·书证》云：“《山海经》……而有长沙、零陵、桂阳、诸暨，如此郡县不少……皆由后人所羼，非本文也。”秦汉地名羼入的原因，一是正文中误入校文和注文，《海内经》长沙、零陵，《海内东经》成都、长州是也。二是误入他书文字。按秦汉地名大都集中在《海内东经》，该篇文字主要是记水道，平实无奇，风格不类《海经》他篇，所以很可能是该篇散佚太多，有人裁取秦汉他书以补之。毕沅以为取自《水经》，但这部分注文中郭璞多次引用《水经》，并指出其所记与《水经》相违错的地方，说难成立。有的学者根据这些地名情况认定《山海经》的成书在西汉，或者认为其中的《海内经》四篇产生于西汉，这未必是一种非常科学的方法，结论值得商榷。

西汉末年，刘向父子校古书，《山海经》其时有三十二篇，刘歆删定为十八篇。《上山海经表》云：“所校《山海经》凡三十二篇，今定为一十八篇，已定。”这十八篇，即《汉书·艺文志》所著录之《山海经》十三篇，也就是《山经》五篇，《海外经》、《海内经》各四篇。刘氏分十八篇者，盖以《山经》为十篇。宋尤袤《山海经跋》曰：“继得《道藏》本，《南山经》、《东山经》各自为一卷，《西山》、《北山》各分为上下两卷，《中山》为上下三卷，别以《中山》东北为一卷。”宋《道藏》本分《山经》为十卷，或许正以刘歆校本为据。《大荒经》、《海内经》五篇，据郭璞注“皆进在外”（一作“皆逸在外”），篇后又无校进款识，记叙次第亦不同其他，且内容多与《海外》、《海内》重复，是则为刘歆删去者。郭璞注《山海经》，复取而补入，共为二十三篇，故《隋书·经籍志》著录郭璞注本为二十三卷（《新唐书·艺文志》、《通志·艺文略》地理类同）。《旧唐书·经籍志》著录为十八卷（《崇文总目》、《郡斋读书志》、《中兴馆阁书目》、《直斋书录解题》地理类同），同今本，盖后人又合《山经》为五卷，以协刘表十八篇之数。南宋尤袤校定《山海经》，仍编订为十八卷，《直斋书录解题》著录本即其校定本，而今本十八卷即出自尤校本。

《山海经》的传本甚多，以淳熙七年（1180）尤袤刻本为最古。明清时多有校注本，如杨慎、王崇庆、毛扆、王念孙、何焯、吴任臣、毕沅、郝懿行等都校勘过《山海经》或作注。其中较重要的校注本有清王念孙校注本，何焯校本，毕沅《山海经新校正》（《经训堂丛书》、《二十二子》、《二十五子汇函》、《丛书集成初编》等收入），吴任臣《山海经广注》（《四库全书》收入），黄丕烈校本（《四部丛刊》收入），汪绂《山海经存》（《汪双池先生丛书》收入），郝懿行《山海经笺疏》（《郝氏遗书》、《龙溪精舍丛书》、《四部备要》收入），诸校本注本中郝本最善。今人袁珂有《山海经校注》（以郝本为底本），集诸家之长而又多有发明，1980年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收入丛书者还有《道藏》、《古今逸史》、《格致丛书》、《四库全书》、《百子全书》、《秘书廿一种》等等。

《山海经》全书三万一千余字。它的内容，我们在第一章已经多次谈到，本节前边亦有涉及，主要是上古和晚出的神话传说以及博物地理传说，二者又互相渗透、融合。关于神话传说，不妨再举几条记载：

羿与凿齿战于寿华之野，羿射杀之。在昆仑虚东。羿持弓矢，凿齿持盾。

出《海外南经》。按《海内经》又记“帝俊赐羿彤弓素矰，以扶下国”，盖羿为天神。《淮南子·本经训》记尧使羿诛凿齿于畴华之野，可为补充。凿齿，据郭璞注：“亦人也，齿如凿，长五六尺”。乃半人半兽之恶神。

锺山之神，名曰烛阴。视为昼，瞑为夜，吹为冬，呼为夏。不饮，不食，不息，息为风。身长千里。在无之东。其为物，人面，蛇身，赤色，居锺山下。

出《海外北经》。《大荒北经》亦有记，名烛龙。《天问》：“日安不到？烛龙何耀？”即此也。烛龙是位开辟神，同盘古然。《西次三经》云锺山神之子名鼓，人面龙身，为帝所戮，似鼓之父即烛龙。烛龙的“人面蛇身”，是蛇图腾崇拜的反映。

下有汤谷。汤谷上有扶桑，十日所浴，在黑齿北。居水中，有大木，九日居下枝，一日居上枝。

出《海外东经》。汤谷或作旸谷、阳谷，乃日之所止处，其名汤者，郭注“谷中水热也”。中之十日，当为羲和所生者，羿射十日，盖亦此也。

西南海之外，赤水之南，流沙之西，有人珥两青蛇，乘两龙，名曰夏后开。开上三嫔于天，得《九辩》与《九歌》以下。此天穆之野，高二千仞，开焉得始歌《九招》。

出《大荒西经》。开即启，汉人避景帝刘启讳改。“嫔”同“宾”，郭璞注：“嫔，妇也，言献美女于天帝”，误。郝懿行云：“《离骚》云：‘启《九辩》与《九歌》。’《天问》云：‘启棘宾商，《九辩》、《九歌》。’是‘宾’、‘嫔’古字通。‘棘’与‘亟’同。盖谓启三度宾于天帝，而得九奏之乐也。”袁珂又谓“商”乃“帝”之形讹。又《海外西经》记夏后启左手操翳，右手操环，于大乐之野舞《九代》。此夏后启神话已近传说，乃后出者，表现启之歌舞淫娱。《墨子·非乐上》谓启“淫溢康乐，野于饮食”，所据大约就是上述神话传说。

《山海经》还有西王母的神话传说颇为出色。《西次三经》云：

……玉山，是西王母所居也。西王母其状如人，豹尾虎齿而善啸，蓬发戴胜，是司天之厉及五残。

郭璞注：“胜，玉胜也。”是一种头饰。《大荒西经》亦记西王母而稍简：“有人戴胜，虎齿豹尾，穴处，名曰西王母”。《海内北经》又称有三青鸟为西王母取食，据《大荒西经》，三青鸟赤首黑目，一曰大、一曰少、一曰青鸟。《山海经》中的西王母是一位瘟神和杀神，关于他（或她）的来历及演化我们以后还要专门讨论。

《山海经》出自巫祝方士之手，神话传说和地理博物传说大都被巫术化和方术化了。《汉书·艺文志》列《山海经》为数术略形法家之首。所谓数术即巫卜方术、阴阳五行之总称，而形法者，即《汉志》云“大举九州之势以立城郭室舍，形人及六畜骨法之度数，器物之形容，以求其声气贵贱吉凶”，就是说《山海经》是部讲鬼神天命、吉凶妖祥的数术书。《汉志》依据刘歆《七略》而作，因此以《山海经》为形法书是刘歆的看法。刘歆在《上山海经表》中说《山海经》“可以考祯祥变怪之物，见远国异人之谣俗”，把它看作察验吉凶的著作，所以要归入形法一类。虽定性不很确切，但也揭示出《山海经》具有巫术性质。后来《宋史·艺文志》列入五行类，也接近刘歆的看法。鲁迅则非常明确地说：“《山海经》……记海内外山川神祇异物及祭祀所宜……所载祠神之物多用糈（精米），与巫术合，盖古之巫书也。”这一看法十分精辟，今人亦有持巫书和方士书之说的。

《山海经》作为一种战国巫祝文化，也有着地域文化特征。蒙文通根据《山海经》对古帝王世系及方位、地理的记载，认为《山海经》不属于中原文化系统，属于南方文化系统，产生于巴蜀荆楚地区，袁珂则认为战国楚国巫风最盛，因此是楚国或楚地作品。虽有不同，但其属南方文化是一致的，而战国南方文化恰正有突出的巫文化特征。

《山海经》确有巫书性质，但也有地理博物书性质，而且是以地理博物书形式出现的，书名体例都反映出这一点。《山海经》之“经”，乃经界、界域之意。章学诚《文史通义·解经中》曰：“孟子曰：‘行仁政必自经界始。’地界言经，取经纪之意也。是以地理书多以经名，《汉志》有《山海经》，《隋志》乃有《水经》。后代州郡地理多称图经，义皆本于经界。”故而从《隋志》始，《山海经》一直被列在史部地理类。有人甚至相信它是可靠的地理著作，如毕沅即云《山海经》是“古者土地之图”，“经云东西道里，信而有徵”。然其书之地理博物，乃巫祝之学，因而可以说此书是巫书和地理博物书的混合。

不过从小说史角度看，《山海经》“宏诞迂夸，多奇怪俶傥之言”，神话和各种传说材料极为丰富，无疑又具有志怪小说的一定性质。最先注意到这一点的是胡应麟。他虽一方面以为它是“周末都邑簿也”，同时又注意到“偏好语怪”，“其用意一根于怪”的内容特征，因而又称其为“古今语怪之祖”。后来，《四库全书总目提要》指出《山海经》“体杂小说”，将它改入小说家类，并云：“书中序述山水，多参以神怪，故《道藏》收入太元（玄）部竞字号中，究其本旨，实非黄老之言。然道里山川，率难考据，案以耳目所及，百不一真，诸家并以为地理书之冠，亦为未允。核实定名，实则小说之最古者尔。”《四库全书简明目录》亦云：“侈谈神怪，百无一真，是直小说之祖耳。”陆心源在《夷坚志序》中也有相似的说法：“自来志怪之书，莫古于《山海经》，按之理势，率多荒唐。”皆为抉髓之论。

当然，《山海经》作者们的著作本意是以古老神话材料和地理博物知识及传说反映巫观念和巫术，并无小说创作的意识。而且它很少有情节完整的故事，内容支离破碎，因而不是严格意义上的古小说，只能称为准志怪小说。梁启超在《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中说《山海经》“应认为我族最古之半小说体的地理书”，称作“半小说体”，也是比较准确的。本来古小说就是无意识的产物，当我们说它是小说或者是准小说时纯粹是从其实际表现出的小说特征上说的。从小说文体的特征来衡量，《山海经》确实具备了许多小说的特性，主要是极为丰富的幻想和比较明显的叙事性。瑰丽的幻想是《山海经》最为引人注目的特色，而从叙事性来看虽记述简略，但许多也略具规模，尤其是人所熟知的黄帝战蚩尤、精卫填海等神话，叙事都比较完整。只不过这些神话传说都是被纳入地理记叙的框架中，粘着于山水主体之上，缺乏独立的叙事品格，这不仅不同于《琐语》的记事，甚至也不及后来的《神异经》等书，虽也记殊方绝域之异，但体制和叙事都要纯正得多。因此有的学者否认它是小说。不过这可以理解为作为小说《山海经》还很幼稚，只能看作是体制不纯的准小说。这样说一点都不能降低它作为“语怪之祖”的地位。它的作用首先是扩大了语怪的风气。其次，开辟了地理博物体志怪。以它为起点，到汉代《神异经》、《玄黄经》、《括地图》、《十洲记》、《洞冥记》，晋《外国图》、《博物志》、《玄中记》，南朝《述异记》等，构成了一个以记虚幻的地理博物传说为内容的志怪系统。同时，又演化出一个内容比较实在但又含异闻的地理博物学杂著系统，如《异物志》、《广志》、《南方草木状》、《禽经》、《北户录》、《岭表录异》等等，它们不断为各代志怪小说提供素材。再次，它多采神话传说，这不仅影响着后世志怪家留意于神话，而且还直接为他们提供了表现题材和素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