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中国医学的形式与内容——从张仲景与叶天士的学说到中国医学的形式与内容

中国医家主要的有两大派系，其主角一为经方派之张仲景，一为时方派之叶天士。这二人在一般中医心目中，觉得绝对不能调和的，今天我把他们放在一起，好像陶岳谢寇莱公书中所说韩非与老子同传似的，不免引起人家不伦不类之感。

其实他们二人的学说，原则上并无异致，只因有清中叶以来，天士之说盛行南北，又以其方药多取平淡之药，好似与仲景方截然两样，因而存着一种成见，天士之说是不足道的，然事实上却多沿用天士之方。

实际上，他们都不曾研究两家根本学说之故，仲景 《伤寒论》中所用的药，除少数的一二种药外，天士的 《临证指南》中亦莫不用之，而且天士在其方案中，引用仲景的话怕亦不少于自号为经方派的医家。

再说他们两家所用的治法，多合科学的 “逻辑”的。我们知道，一切基本的科学方法，不外 “观察”“实验”“比较”“分类”“演绎”“证实”等六种。这六种方法，简单合并起来，却又仅有两种，即除演绎外，其余的五种，并是归纳法。中国医学缺少的，只有证实这一项，至实验的方法，亦不完全，这都是时代所限的缘故。

中医看病，传统的只有望闻问切，仲景书上这样说，天士书上也这样说。这是属于 “观察”方面的科学方法，其次便是治法了。我们用以治病的是服药、针灸等，但没有像现在用物理及化学等等的方法为人工的尝试。至于 “比较”，即是辨证的方法，中医在这方面，是非常注意的，但在工具方面，却又非常欠缺，他们几乎仅能做到理论上的文章。由这类辨证所得的结果，即分做各类的病候，这恰合于分类法。更由是推断何病，那便是演绎之法了，至于将这 “观察”“实验”“比较”“演绎”四项的工作，反复推敲到千百次，以求其无误，这在中医可说是很少的，就是有的话，也仅是形式的，而缺少科学的内容。因为仅靠目察、耳闻、口诘、指按，是很难推断出绝对无误的实证。但这些在形式上却又不能说它是非科学的。

然而中国的经方家，参考推演、归纳这两种方法，在西汉时已经建立起来，并且还把它应用了，这里可以用到班固 《汉书·艺文志》中的话为证：“经方者本草石之寒温，量疾病之浅深，假药味之滋，因气感之宜，辨五味六辛，致水火之齐，通闭解结，返之于平。”

上面的话是经方家视病处方的大经大法，也是当时医家共守的运用经验方剂的组织纲领。当然他们那时已经习用医经家言为运用这方法之基础了。班氏这话是完全根据刘向及其子歆的 《七略》的，其说与今日逻辑的方法顺序，多所倒置，根据逻辑的解释，我们可以这样说：量疾病的深浅的量，是较量，它的前提已经有了观察、比较、分类三类程序，并含有演绎的形式在内——因其中已有推断何病的意义了。至于 “假药味之滋”以下诸说，则含有实验证实的方法，这可说都是归纳法。（这种归纳演绎法，依今日时代眼光来估计，是不够精密的）

“辨痉湿暍脉证”都本班志中所说的量字，因为有了观察疾病的症状，脉候的浮沉，以辨所病属于哪一型的，《伤寒论》中即用此类方法，分为六经，就是六种大症候群，复以此六种症候群析为三百九十七种小症候群，这三百九十七种的小症候群，每种都有方剂以治之，因疾病有深浅轻重，所以每方多用加减的方法，故 《伤寒论》中亦有同型类的方子，就是一百十三方。

用作为辨证分类的书，有金大定三年（1163年即南宋隆兴元年）宋云公 《伤寒论证》三卷，就是把三百九十七法，归并为五十门。在方剂方面的，则有清乾隆时徐大椿的 《伤寒类方》，他是把 《伤寒论》中的一百一十三方，归为十二类，就是桂枝汤类、麻黄汤类、葛根汤类、柴胡汤类、栀子汤类、承气汤类、泻心汤类、白虎汤类、五苓汤类、四逆汤类、杂方类等（实际仅十一类，各分类方外又不止十二类）。宋徐二人所分类方法，虽然还有问题，但是很科学的。我们读这两部书，很容易能够领悟许许多多的新方法出来，并且可以印证汉志中的话，因为仲景的经方，虽只有十二类，而见证用药，将它演为一百一十三方，又将五十一类的病型，演为三百七十九种，这是全合于归纳与推演工作的。

仲景的 《伤寒论》，固然是这样，而他的 《金匮要略》是专讲杂病的，譬如风病，医书上认为是一种千变万化之证，很繁杂的，但他却把这类原因繁杂的风病，分为三类，就是一为内因，二为外因，三为不内外因。其说曰：“千般灾难，不越三条：一者，经络受邪入脏腑，为内所因也；二者，四肢九窍，血脉相传，壅塞不通，为外皮肤所中也；三者，房室金刃虫兽所伤。”他不但指风病可以用这三因解释之，而且还总结其说有曰：“以此详之，病由都尽。”就是说一切的疾病，都可适用此三种分类法的。到了宋代，陈言的 《三因极一病证方论》便是根据此书而来的（说见 《四库全书》提要），同时采用归纳的方法。

仲景书中最能具体表示经方家的家法的，可以用 《金匮要略》中的治未病说为例：

问曰：上工治未病何也？师曰：夫治未病者，见肝之病，知肝传脾，当先实脾。四季脾王不受邪，即勿补之。中工不晓相传，见肝之病，不解实脾，惟治肝也。夫肝之病，补用酸，助用焦苦，益用甘味之药调之。酸入肝，焦苦入心，甘入脾，脾能伤肾，肾气微弱，则水不行，水不行则心气盛，心火气盛，则伤肺，肺被伤，则金气不行，金气不行，则肝气盛，故实脾则肝愈。此治肝补脾之要妙也……

这是用演绎法，就是推断的方法，仲景所凭借的是当时的法宝——五行生克说，它的内容是虚玄的非科学的，但形式都是近科学的，中国的医学在学理上，只有哲学的内容，科学的形式，但缺少科学的内容，其故在于自然科学之不发达，即只有科学的方法，而没有科学的工具。我们现在已有科学的工具，再去校正它的内容，或扩充它的内容，那么如果要使中医接近科学，未尝不可作为初步的准备。

叶天士之思想，很难有正确的推定。因为他很少有可靠的著述。不过《临证指南医案》和 《种福堂公选良方》两书，虽属后来门弟子所为，但这二书不妨视作叶氏的中心思想。《指南》与 《公选》两书，时时引用仲景的话，当然金元以来的学说，也是他主要的思想来源，因为他也崇拜 《内》《难》诸经，这因为金元以后的经方家，多尊重 《内》《难》诸经之故。

但我们侥幸得很，现在居然得到很正确的文献，证明一般人所怀疑 《温热论》这一书，实出叶氏之手的。因为今年五月间，范君行准在坊间购到日人宇田治 《医学辩害》一书，喜而示余，序后有叶天士的亲笔题跋，今将他的跋语录后：

“余幼从先君学习医术，闻先君子与王晋三先生言，吾祖父紫帆公曾见东人着有 《医学辩害》一书，于心包、三焦之理推阐至微，发中土前人所未发，惜此土抄流传本，予年十四先君子见背，困苦精究，心识弗忘。雍正癸卯八月有朝鲜进士许君德树者，闻予名，踵门求诊，予为之处方十数剂，疗其沈痼，许君略知道，行箧携有此书，因以见贻，予欣得异书，喜而不寝，书中文词芜冗，不无可訾，而理境甚深，非贯彻于周秦古书不能具此心眼，后取心包、三焦诸篇读之，信吾祖所言。予所著 《温热论》实多窃取其义，爰将得书缘起，书付弈章、龙章两儿保存之，香岩老人漫识。”范君说：据香岩此字迹而言，知他平日临习钟繇 《宣示表》的。

攻讦叶氏 《温热病》最丑恶的，要算陆九芝了。他在 《世补斋医书》中，根据唐大烈 《吴医汇讲》中的 《温证论治》小引中说，确信其门人顾景文，随叶氏在洞庭湖船中所语的笔录，便以为是顾氏所伪托，这真是厚诬古人。近来研究叶天士学说的人，都不相信这话，但研究叶学的仅看到唐大烈修改易题的 《温证论治》，都不去检阅载在华南田 《种福堂公选良方》的第一卷的 《温热论》；《温证论治》的题目是唐大烈所僭改的（案自陆九芝以下诸人虽皆提到 《种福堂公选良方》，却没有一人注意到这便是叶氏的原文），于是章虚谷之流皆据 《汇讲》之文随易题目，或称为 《外感温热》，王孟英改为 《外感温热病篇》等，惟周学海仍其旧名。徐灵胎却以为叶氏此文洁净明达，时文家不能望其万一，这或是讥责批尾家当如唐大烈之流，师心自用而谓。其实徐氏这话，是很公平的。总之，我们根据叶氏所手跋 《医学辩害》的文词，已确可证明叶氏的 《温热论》是他自己做的，唐大烈的话，或出于传闻。

叶氏跋文中所说窃取其义，是指 《辩害》卷四 “心包”“三焦”两篇文字而言。这两篇文字，多据 《内》《难》及元明以来医家的话的。叶氏的《临证指南》中没有伤寒这一门，大概他和他的门人是谋以温热之说夺仲景的 《伤寒论》之席的。《温热论》中的开宗明义便说：

“温邪上受，首先犯肺，逆传心胞，肺主气属卫，心主血属营，辨营卫气血虽与伤寒同，论治法，则与伤寒大异。盖伤寒之邪，留恋在表，然后化热入里，温热则热势最速，未传心胞，邪尚在肺，肺主气，其合皮毛……”（《公选良方》卷一）。

这话是天士中心思想，但确从 《医学辩害》中的三焦、心胞诸篇中悟出的。叶氏此说，其义重在辨温热与伤寒两病的病原之异，本此精神，所以接下文说：

“在表初用辛凉轻剂，夹风则加入薄荷、牛蒡之属，夹湿加芦根、滑石之流……其病有类伤寒；验之之法，伤寒多有变症，温热虽久在一经不移，以此为辨。”

又云：“前言辛凉散风，甘淡驱湿，若病仍不解，是渐欲入营也，营分受热则血液受劫，心神不安，其夜甚无寐，或斑点隐隐，即撤去气药……”（同上）

好了，我们不必多举例案，在今天知道法定传染病的人，都知叶氏所推测的病原是可笑的，但在旧说却有根据，他是据 《内》《难》诸经及金元以来诸家之说的，如营卫气血、三焦等都出于 《内》《难》诸经，三焦之说，叶氏自云出于刘河间，其实是从 《辩害》三焦说中引河间的话而有所顿悟的。其辨证用药的形式，又与仲景辨析六经证象，以为损益离合汤药的方法全是相同的，这又可证明中医学说的内容是哲学的而不科学的，但他们推演却是合于逻辑的，就是近于科学的。在西洋医学传染病中，如其没有知道病菌时，或虽知病原菌而尚没有特效药治疗之前，他们也仅能对症疗法，他们对症疗法的标准，也全持推演，所以他们的结果也往往与中医同样不能奏效。过去如天痘、伤寒等是，其故即仅有科学的形式而没有科学的内容——不知病原或无特效疗法。如西医的推测天花为滤过菌作祟，与中医之由先天胎毒而来，是同一不准确。要之他们在诊断病情，如其出于现代科学所能达到的范围以外的话，其谬误的结果是与中医相同的，但他们能继续去研究，敢于推翻旧说，而中医却无此精神，因为中医死守本经，经方上或医经中没有的话，他们是不敢说的，他们仅能用生克之说以自圆。

我们知道由仲景的六经转入金元四大家的主火、主水、主脾胃及明人之重三焦，清代之重视营卫气血的话，其推演的形式虽同，但以为推演的主旨，却都已随时代的风气而不同了，独有他们所说虚玄的色彩却是相同的。

吾人应当努力学习科学的医学方法，以改变中医的形式，充实中医的内容，即以中医历世相承的积验方药如本草、针、灸等加以科学方法的研究和应用，使其渐渐溶解于中国独立的科学医学中，这样中医的血液可以永远在新的医学中流传。

（原载于 《新华医药》1950年第1卷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