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一

在世界医学发展的历史长河中，超声医学已流过了“古稀之年”。1941年，维也纳大学33岁的神经病学家Karl Theo Dussik发表了“超声波作为诊断技术的可能性”的论文，介绍了他研制的A型超声波技术原理和探测人体组织的初步发现，1947年他首先报告了人体脑室的A型超声波图像，并将此技术命名为“增强声像图（hyperphonography）”，这些发现使他成为利用超声波诊断疾病的全球第一人。1958年，上海市第六人民医院的安适医师首先采用江南造船厂生产的超声波探伤仪探测人体疾病，这标志着中国超声诊断医学的诞生。60年来，我国超声医学经历了从无到有、从小到大、从弱到强的发展过程，尤其令人瞩目的是，改革开放40年来，我国超声医学从学习和引进国外技术的“me too”阶段逐渐发展为独立创新和领跑世界的“towards me”阶段。1985年王新房、王加恩等的《双氧水心脏声学造影的研究》获国家科技进步三等奖，1988年程敬之、陈思平等的《非伪随机码超声多普勒血流测量仪》获国家科技进步二等奖，1992年陈思平、徐航等的《ASU- 01C彩色超声血流成像系统》获国家科技进步二等奖，1993年张运、葛志明等的《应用多普勒超声心动图对心血管疾病血流动力学的定量研究》获国家科技进步三等奖，1997年张运、张薇等的《多平面经食管超声心动图的临床研究》获国家科技进步三等奖，1998年张运、葛志明等的《无创性测定心腔和大血管压力的方法学研究》获国家科技进步三等奖，1998年王新房、李治安等的《经食管超声心动图临床应用研究》获国家科技进步三等奖，1998年王智彪、王芷龙等的《JC型聚焦超声肿瘤治疗系统》获国家技术发明二等奖，2004年董宝玮、梁萍等的《可控球形热场介入式微波治疗肿瘤技术及肝癌治疗疗效》获国家科技进步二等奖，2005年王新房、张梅等的《三维超声成像的方法学和临床应用研究》获国家科技进步二等奖，2006年葛均波、张运等的《血管内超声和多普勒技术在冠状动脉疾病诊治中的应用研究》获国家科技进步二等奖，2009年张运获何梁何利基金科学与技术进步奖，2010年王智彪、陈文直等的《三种妇科常见疾病超声治疗技术的研发及临床推广应用》获国家科技进步二等奖，2014年梁萍、于晓玲等的《微波消融设备的研发与临床应用》获国家技术发明二等奖，2017年郑海荣、蔡飞燕等的《超声剪切波弹性成像关键技术及应用》获国家技术发明二等奖，2012年和2014年，美国超声心动图学会分别授予王新房教授和张运院士荣誉Fellow，这是该学会授予非美籍超声心动图学者的最高国际荣誉。这些国际和全国科技大奖，是我国超声医学工作者顽强拼搏、敢为人先的标志性成果。

从超声医学诞生之日起，超声诊断学和超声治疗学的发展一直是并驾齐驱、比翼双飞。然而，超声引导下的介入治疗即介入超声医学的起步较晚，这是一门新兴的超声医学亚专科，也是中华医学会超声医学分会最年轻的学组。由于超声引导下的介入治疗患者创伤小、精准定位佳、长期疗效好、可床旁操作、可重复进行，获得了广大临床医师和患者的广泛好评。近30年来，我国的介入超声医师锲而不舍地钻研各种介入技术、孜孜不倦地开拓疾病的诊治领域，使介入超声诊疗几乎覆盖了超声可视的任一脏器，实现了介入超声技术的“无孔不入”。我国介入超声技术的研究成果不断刊登在国际著名期刊，我国专家在国际学术会议上多次进行大会报告，使我国自主研究的成果产生了重要的国际影响并被多个国际指南所引用。

“满招损，谦受益”，虽然我国介入超声医学获得了令人目不暇接的快速发展，但仍存在着诸多问题，其中介入超声医学的规范化乃当务之急。为了解决这一问题，中华医学会超声医学分会候任主任委员兼介入超声学组组长、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医院介入超声科主任梁萍教授带领全国介入超声医学及其相关领域中的著名专家，呕心沥血、奋战数年，编写了这本《介入超声学科建设与规范》。在本书中，作者们介绍了介入超声作为新兴学科的角色和定位，详述了介入超声的学科、人才、教学、科研的平台建设规范和各种介入技术的临床应用规范，展望了介入超声医学将来的发展方向，使本书内容具有较高的科学性、创新性和实用性。我认为，此书的出版，将极大地促进我国介入超声医学这门新兴学科的科学化和规范化发展，加强介入超声学科的平台和团队建设，最终使接受介入超声诊断和治疗的广大患者显著获益。有感于此，特为作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