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诊断

超声引导针吸活检开始于1972年，是美国Goldberg教授应用B型超声引导进行肾脏活检，所用穿刺器械为注射器^［58］；1973年Holm等报道了超声引导肝脏、甲状腺针吸活检^［59］。1975年美国Hancke教授报道了超声引导细针抽吸细胞学检查胰腺癌^［60］，开始了腹膜后等较深较小病灶的针吸细胞学检查。在我国，1980年董宝玮教授首先开展并推广了实时超声引导细针经皮穿刺针吸活检在肝、胆、胰及腹部其他器官中的应用，引起了我国临床和超声界的广泛重视^［17］。同期，黄燮民、陈敏华、张玉洁、贾译清、罗福成教授等报道了超声引导针吸活检在胸膜腔及肺病灶中的成功应用^［17］。1987年罗福成及李建国教授将该技术应用于胃肠肿瘤的诊断。针吸细胞学活检所用器械由最初使用的注射器，至1978年开始使用21G纤细穿刺针针吸活检^［61］。如今针吸活检针为专用设计，内径19～25G各型号均有配备，但以21G、22G活检针应用较多，虽然针吸活检安全性高、可重复操作，但由于细胞学活检技术取材有限，单次活检诊断阳性率通常仅能达到70%～80%，且细胞学难以满足临床利用组织标本进行病理学检测以外的分析需求，所以随着20世纪80年代超声引导下组织切割活检技术的应用，针吸活检已逐渐被切割活检取代，目前临床中主要应用于不适于切割活检或切割活检风险较高的病变，如部分纵隔、胰腺、腹膜后、甲状腺及甲状旁腺病变［62-71］。

1981年美国Isler教授首先报道了超声引导下应用22G细针组织切割活检肝肾、腹膜后肉瘤、恶性淋巴瘤、胰腺、平滑肌肉瘤，使穿刺活检技术提高到组织诊断水平，这是超声引导穿刺活检的重大革新^［72］。1982年美国Lindgren教授应用自己设计的自动活检枪进行了肝转移癌和肾实质病变的穿刺活检^［73］。1983年丹麦Holm教授设计了22G真空负压抽吸式活检针，具有操作简便、可多次重复取材、取材完整和不易破碎或被血液稀释等优点^［74］。在我国，1985年董宝玮教授率先开展了超声引导下细针穿刺组织学检查，并逐步应用于肝脏、胰腺、腹膜后、肾脏、肺及其他器官，较针吸活检显著提高了病变的诊断准确性^［75］。至20世纪80年代，超声引导切割活检技术已应用于超声探查所能及的几乎所有器官及部位。切割活检设备经历了20余年的不断改进，从手动活检枪逐步研发设计了半自动、全自动活检枪，并为方便穿刺、减少肿瘤种植研发了与活检枪匹配的穿刺套管，为适用于不同器官研发了软组织活检针及骨肿瘤活检针，活检枪的取材长度由不可调节到多档可调，提高了穿刺活检的安全性和病变针对性。目前应用于临床的活检针一般为内径14～20G的细长钢针；活检槽分为半圆柱切割及圆柱形切割两种类型，适用于不同部位病变。圆柱形切割针实现了一次取材质量更高，取材更完整的进步。活检设备的重大改进使超声引导穿刺活检成功率得到明显提高，该技术已经成为国内外临床应用最为广泛的活检技术。以肝肿瘤穿刺活检为例，2012年土耳其的1300例大样本临床研究结果提示超声引导粗针（外径>1.0mm，19G）穿刺活检的诊断正确率为96.9%，明显优于细针（外径≤1.0mm）穿刺活检（85.0%），而相关并发症未见明显差异^［76］。随着2005年人类全基因密码的解开和基因图谱的绘制以及分子生物学检测技术的迅猛发展，赋予穿刺活检组织标本新的历史使命。免疫组织化学技术、流式细胞仪检测、PCR、Western-Blot、蛋白组学、分子杂交、高通量基因测序等技术的应用，使穿刺标本由单一病理学诊断迈入基因与蛋白质表达诊断时代，由宏观进入微观，由结构进入功能，由单纯疾病诊断走向制定化疗及靶向治疗方案、预测预后，并为研究疾病发病机制提供有价值的信息^［7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