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 丰富多彩的人物形象

《三国演义》在艺术上成功的主要标志是写出了四百多个人物，其中较为突出的有几十个。尤其是诸葛亮、关羽、曹操“三绝”已成为家喻户晓、老幼皆知的典型人物。《东西晋演义》小说虽没有塑造出“三绝”的杰出人物形象，但其刻画人物性格，塑造人物形象，也有自身的特色。

作为历史演义来说，其主要事件和主要人物，应当依据史实加以敷衍，这是总的原则。《东西晋演义》把握这个原则较为准确，甚至比《三国演义》更为严格。作者还善于根据作品既定的主题，去剪裁史料，并按照历史事件的发展，去展示人物形象，按照主题的需要去塑造人物形象。其特色有如下几点：

（一）人物众多，均有着落

东西晋历时一百五十六年，经历了十五个君主。西晋时有“八王之乱”、“五胡乱华”，东晋有“十六国分争”。这一段历史，时空的跨度之大，历史事件之复杂，牵涉的人物之多，比《三国演义》《水浒传》所涉及历史史实，要复杂得多。

如每个君主，都有各自的后妃、太子、皇亲国戚，将相名士，没有这些人物就不成为国家，不成为社会。一般小说可以取其一部分，或者从某个侧面，较为集中地去写，而历史演义小说无法回避，历史上的主要人物不能不写，尤其是历史事件的变迁。有些人物虽是昙花一现，但很关键，没有他的出现历史就会断线，所以历史演义小说人物中，跑“龙套”式的人物不少，或者称其为“道具式”的人物。东西晋的时间跨度较大，作品中这样的人物特别多。

另外，人的寿命又是有限的，历史又是那么长，因此，在整部小说中，找不到一个贯串始终的人物。根据这样的实际，《东西晋演义》的作者，写人物时，大部分都是粗线条地勾勒，有的人物只是作个“交代”而已，乃至一些历史上的名人，如陆机、陶侃、王羲之、谢道韫、葛洪等，他们有很多传为佳话的趣事，作者为了敷演历史，都无暇顾及，只能匆匆一带而过。就是像石崇这样的人物，他如何敛财，如何侈奢，都有其丰富的资料，有些资料乃至可以直接搬来，无须加工的。但作者选择这个人物，只是为了揭露晋代官吏贪残的行为，故以极其“经济”的笔墨作了描述。《东西晋演义》中作如此处理的人物也很多，为的是让一些人物有个着落。现以杨骏等人为例。

杨骏是国舅，晋武帝病危时，他掌权，不让司马亮见武帝，也不让司马亮知道武帝要他和杨骏共同辅政。杨骏篡夺了朝政大权，加入了贾后、杨后的夺权之争。杨骏在晋代史上算得上是个重要人物，但作者是把他当作一个过场的“道具式”人物来写的。因为作者以两后之争引出“八王之乱”。塑造一个过场式的人物，花的笔墨不多，但不是简单化的处理，而是把他写得有血有肉。作者概述杨骏“素无美望”，而且自信，听不进别人的意见，篡权时完全是个奸佞之辈的形象。但后来在痛斥贾后垂帘听政时，他却不畏其凶悍，辞色皆厉，很像一位忠臣。当贾后设计谋害于他时，其弟杨济、杨珧都有觉察，杨骏居然不信，怯懦不决，最后被东安王率兵所杀，并灭三族。

作者注重杨骏这个人物性格的复杂性，也就是既注意人物性格特征，又不使人物形象过于简单化。让人物在丰富复杂的生活中，体现其性格所具有的内在的多元性。只在两个回目中，用了部分情节，将杨骏的奸、忠、呆三者兼而有之的性格特征刻画得极为明朗。因为性格刻画深刻，杨骏的形象就不是平面的，而是活灵活现的。《东西晋演义》小说中的人物特多，用如此经济的笔墨去写人物，正是其一大特点。

又如只当了一百八十天皇帝的石遵，他是后赵国三世王。石虎死后，石遵在石闵的支持下登上王位，但石遵即位后见功臣石闵总掌内外军政大权，虑其权重思变，欲杀之。事泄后反被石闵杀之。这位短命君主，在历史的长河中，可以忽略到不足挂齿的地步。然而《东西晋演义》小说的作者，以严谨的尊重史实的态度，寥寥数语，把一位短命的君主形象献给读者，同时也从一个侧面揭示了羯族统治者的残暴凶杀的固有本性。

（二）寥寥几笔，颇有神色

中国画的工笔画，以其细腻、工整、逼真见长，而写意画，则以其粗线条的勾勒，泼墨，追求神似取胜。小说作者常常以中国画手法来刻画人物性格，塑造人物形象。有时兼工带写，相辅相成，人物形象更为丰满。如《东西晋演义》第二十八回中，“姚襄读书擒许敬”就是如此描绘姚襄的。现录如下：

姚襄领兵屯于襄城。次日，入参大将殷浩。浩与谈论时事，襄对答如流，部下诸将皆重之，唯浩见其勇略多能，心甚妒忌。……时襄未寝，在军中燃灯读书，许敬从背后而入，正欲下手，襄抬头看见一人影，持刀近前，乃拍桌大喝一声：“有贼！”帐外诸军抢入，将许敬擒住，押在桌前。襄问曰：“谁人教汝刺吾？好好说来，我便饶你。”敬曰：“大将军殷浩嫉将军之能，使小人刺之。”襄大怒，将许敬杀之。襄以兵退屯历阳。

寥寥几笔，将姚襄料事如神、城府极深、善于应变的形象刻画得清清楚楚，为其以后的行为奠定了基础。白天与殷浩一席谈，已觉察到浩的妒忌之心将会变为杀害之念，因此他早有防范，秉灯夜读只是个幌子，实际上是等待阴谋的出现。姚襄当即处死许敬移兵历阳，也是极高明的。因为驻襄阳的情况殷浩了如指掌，如有干戈，自己完全处于被动地位，移兵后可作重新布置，同时也让殷浩知道，他已有所防备，使殷浩不敢轻举妄动。

又如第三十八回，苻登皇后的形象，前文没有着墨，后文也没有提及，就此几笔而已，其形象跃然纸面：

苻登皇后毛氏，美而勇，善骑射，见后秦兵入其营，犹弯弓跨马，帅壮士力战，杀七百余人，众寡不敌，为后秦所执，苌（后秦王姚苌）将纳之为后，毛氏骂且哭曰：“姚苌逆贼，汝已杀天子，又欲辱皇后，皇天后土，宁汝容乎？”苌怒杀之。

一个忠贞的女性形象，寥寥几笔就得以显示。如此描写手法是值得称赞的。历史演义小说中忠贞的女性屡见不鲜，像毛氏如此集忠、勇、美于一身的还不多见，更难能可贵的，是作者以司马迁写樊哙的笔法，勾勒出一位英勇的美人形象。

（三）一人一事，形象突出

人物的性格、形象，必须在具体的环境中孕育、成长、发展，这个具体的环境越集中，越典型，就越能体现人物的性格特征，越能描绘出鲜明的人物形象，尤其是比较典型的事件，乃至典型情节，刻画人物性格、人物形象的效果更好。有时一个事件或一个情节，就能把一个人物写得令人难忘。

《东西晋演义》中，运用这种手法塑造人物形象的例子较多。如第四回里，陆云经张华推荐补浚义令，到任时就遇上一桩无头案。陆云派员察访，首先从死者邻里处，查出死者姓名。随即拘拿了死者妻子，监禁了十天，也不审问，草草放了。但陆云暗中派人跟踪，并估计不出十里，一定有一男子等候她，要跟踪的将两人一起抓来。果不出陆云所料，抓来一审，是桩奸杀亲夫案。这个典型事例，说明了陆云的敏锐、机智、干练。他采取的行动，绝不是毫无根据的怀疑，也没有用严刑逼供，屈打成招。陆云的决断来自他敏锐的感觉、冷静的分析：你说丈夫被杀，妻子不报案，泰然自若让丈夫暴尸于外，这就可初步断定，男子的死因八成跟妻子有关系。监禁十天，又不审问，这是什么道理？一是无法审，既没有证据，又没有证人，也没有人告发。监禁十天的目的是让杀人犯焦急不安，使其自我暴露，自投罗网。

陆云是个懂得心理学的，尤其是懂得犯罪心理学。案结后，作者用了一句话：“军民百姓，皆称为神明”渲染之。后来陆云离任，作者又以十二字：“百姓追思，图画形象，配食（供奉）县社”，进一步渲染、烘托，陆云的形象就更丰满了。作者以陆云的一个政绩（情节），塑造了一个有血有肉的正面官吏的形象。凡是读过《东西晋演义》小说的人，是不会忘记这个故事的。

又如第三十三回，作者用一个事件刻画了一个很不成熟的君主形象———凉王张天锡。天锡在位，荒于酒色，不务朝政，人情愤怨。其时秦王苻坚欲取凉，先派使者于凉说降，凉王态度强硬，并杀使者，激怒秦王。秦王戍之于重兵，当秦兵压境而来，凉王张天锡惊得面如土色，原先的强硬态度被惊得无影无踪了，随之来了个一百八十度转变，马上立起降旗。

这位君主是位既没有谋略，也不识时务的君主。不是吗？秦国是个大国，拥兵近百万，小小凉国，在军事上根本不是秦国的对手。凉王张天锡果然有一股顽强不屈的精神，杀了秦国使者，就应当有充分的准备，严阵以待，拼一个你死我活。但实际上他杀了秦国使者，并没有采取有效的战斗措施，似乎他杀了使者就能吓倒秦国。他根本不懂秦国先礼后兵之术，故只能做秦国的阶下囚。如果他是识时务的，就不会杀秦国使者。作为一国之主来说，如此作为，可谓是目光短浅，不知利害，是一个极不成熟的人物，也是一个令人可笑的形象。这跟当了一百八十天君主王遵的形象，相映成趣。一个是凶残不仁，自取灭亡；一个是无知无谋，自食其果。由此可见《东西晋演义》小说作者善于用不同的表现手法，塑造了众多的栩栩如生的次要人物形象。

（四）几个着意刻画的人物

一部五十个回目的《东西晋演义》小说，没有一个人物是经历全过程的。这固然是受历史史实的制约，但反过来也制约着人物形象的塑造。尽管如此，作者还是为读者塑造一批个性较为鲜明的人物。如立志图强的晋元帝司马睿、昏庸无能的惠帝司马衷、嗜酒荒淫的安帝司马德宗、野心勃勃的刘渊、苻坚、“天下暴君”石虎、三朝辅宰王导、关中良相王猛、治国贤相谢安、才干杰出的野心家桓温、英勇善谋的刘裕。还有贾后、石勒、慕容垂、姚苌、刘毅等人物形象的塑造都是比较成功的。

1．王导

王导是东晋的开国宰相，后又辅助明帝司马绍、成帝司马衍，历三世，达四十年之久。东晋初既有外患，又有内忧，怎样来协调和安定内部，以对付北方少数民族政权的军事进攻，是个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王导审时度势，采取了切合时宜的“镇之以静”的政策，并制定了一系列有效措施，身体力行，颇见成效，影响深远。后来桓温、谢安，继承了王导的这个政策，使东晋的经济得到了复苏，政治局面得到了稳定、军队得到了发展。秦晋淝水之战，晋军一举歼灭苻坚浩浩荡荡的百万之师，便是最好的验证。

作者塑造王导这个人物，是把他放在极其复杂的环境之中，特别是置于矛盾冲突的风口浪尖上，来显示其非凡的才能、高尚的品质，体现其固有的性格特征，写得很自然。

王导步入社会，也就是所谓出世，很不显眼，没有像塑造诸葛亮那样“三顾茅庐”的情节和场面。他只是东海王司马越部属东平将军司马睿（琅琊王，后为晋元帝）手下的司马，是中下层官吏。后来晋怀帝令司马睿为安东将军，管辖扬州诸军事，镇守建邺时，王导为其“主谋”。当时司马睿虽身负重任，但没有什么名声，扬州、建邺等地人士不服。王导为其出谋划策，以“燕昭求士”之术，招纳俊杰、忠贤，后得刁协、卞壶、庾亮、周访、陶侃、甘卓等一百余人。王导还及时地为其制定了“谦以接士，俭以足用，以清静为政，抚绥新旧”的自强方针。从此，实力陡增，“江东百姓归附”，为建立东晋王朝奠定了基础。

作者就是这样实实在在地让王导在具体的事件中施展其治世才华的。王导实施“镇之以静”的政策以后，“群情自安”，政局稳定。正如小说中描述的那样，王导任职后，“情好日隆，朝野倾心，号为仲父。睿从容谓导曰：‘卿乃吾之萧何也！’”这时晋怀帝被汉刘聪所掳，消息传至江东，诸臣因感到无力复仇而掩面大哭。此时只有一人未哭，并突然变色曰：“诸公所哭还能哭得胡兵退否？汝等当戮力王室，克复神州，何至作楚囚相对泣邪”，众视之，乃仲父王导。当时，晋国国难当头，众臣无首，沮丧恐慌，唯王导不乱方寸，冷静沉着，充分表现了一个政治家所有的持重风度。

愍帝司马邺在长安迫降于刘聪，身为宰相的司马睿六神无主。王导先让睿“征天下兵”，以便征讨，后见局势难以维系，他还是以他“镇之以静”的方针为指导思想，要求司马睿即位。而睿认为还没有为二帝报仇，称帝不义。王导纵观全局，冷静地分析了称帝的利弊：“今天下分崩，英雄并起，各霸一方，四海有才德之士，同声相应，同气相投，舍死忘生而事其主，非为名，即为利也！今主公苟避嫌疑，守义不举，天下之士，皆无所望，其心不久自散。”“权为晋王，以安百姓。”后王导又设计称疾不出，“逼”司马睿即位。王导这样做，完全是以社稷为重，同时也是王导自信的表现。他让睿即位的目的，是为了安定众心，便于施展其强国富民的政治宏图。

睿即位后，王导采取一系列改革措施，使初建的东晋有了生机，出现了晋代少有的平稳的政治局面和经济复兴的景象。正如《晋书·食货志》记载的那样：“天下无事，时和年丰，百姓乐业，谷帛殷阜，几乎家给人足。”元帝崩，重托于王导。王导又辅助明帝司马绍，后王导从兄王敦作乱，王导以国家为重，忠于晋室，大义灭亲，确保了东晋的平静。明帝在位三年而崩，成帝司马衍五岁称帝，不久苏峻叛乱，入宫掠夺财物，峻与军士闯入太极殿前，王导怒不可遏地大喝一声：“圣上在此，不得无礼！”喝得苏峻不敢轻举妄动，只好呼皇上万岁！这不是王导有什么法术，而是辅助三朝德高望重的威力。连苏峻也不得不承认王导“德望于民”。

苏峻作乱时，将宫廷建筑破坏得很严重，平乱后大臣们有的要重新修造，有的要迁都。王导以安定为宗旨，力排众议，再一次提出了治国安邦之策，他说：“建康，古之金陵，旧为帝里，孙仲谋、刘玄德俱言王者之宅，古之帝王，不必以丰俭移都，苟务本节用，何忧拘弊？若农事不修，则乐土为墟矣！且北寇游魂，伺我之隙，一旦示弱，窜于蛮越，实非良计。今宜镇之以静，群情自安。”群臣赞服曰：“司徒见者是也！”作者让王导在矛盾冲突最尖锐的时刻，反复地渲染其卓越的非凡才智，使人物性格向更深层次推进，人物形象逐步升高，逐步完善。

王导在成帝时为相，庾亮为司空。庾亮以王导用人不当为由，率众入朝欲罢免王导。有人密告王导，他泰然自若地说：我与庾亮没有利害冲突，如果真像你说的那样，庾亮来了，我马上就可以布衣还乡。真可谓是“宰相肚里能撑船”。由此可见，王导将名利视为草芥。作者紧接着还在作品中安排了这样一个很风趣的细节：遇西风尘起，（王导）举扇自蔽，徐曰：“元规（庾亮的字）尘污人。”显示其对外来毁誉损利的干扰不值得计较的博大胸怀，从而把人物形象推向了顶峰。

作者塑造人物形象时，并没有以形象树立起来为满足，随着情节的发展，还要继续不断地为人物形象进一步丰满而努力。如王导病故后，有这样的描绘：“导简素寡欲，善因事就功，虽无日用之益，而岁计有余。辅相三世，仓无储谷，衣不重帛。”王导呕心沥血一辈子，到头来只落得个两袖清风。这与以贪残为本色的晋代官吏相比，王导是何等的高尚！

综上所述，王导是一位辅相三世的忠贤之臣，他就任于危难之时，顺应时世而治，他锐意改革，运筹自如。“镇之以静”之策深得人心，“宽众息役，惠益百姓”（《晋书·元帝纪》），“导虽不武，情在宁国”（《晋书·王敦传》），连晋国的劲敌苻坚都认为王导治国有术，“君臣和睦，上下同心”（《晋书·苻坚传》）。取得如此政绩的确是非同寻常。他宽以待人，严以律己，廉洁奉公，德高望重，可称历代楷模。尤其他的治国安邦之策对东晋复兴，乃至以后朝代都起着深远的影响。一千六百多年过去了，就是在今天，仍然有其宣传的价值。

2．王猛

王猛是历史上的名相，史称“关中良相唯王猛”。苻坚之所以能统一北方，其主要功绩在于王猛。

作者塑造王猛这个人物形象手法不同于王导，王导主要以其治国安邦政策的英明、为人宽厚大度为特色。而塑造王猛时自有特色。

首先王猛出世，颇有传奇色彩。王猛未入世之前就受到嵩岳之神的点化，一经点化他就成为“丰姿隽伟，谨重严毅，器度雄远，尤好兵书，倜傥有大志，不屑细务”的非凡之才。这就给读者一个预感：王猛不是等闲之辈，将有一番轰轰烈烈的事业待他去作为。

秦王苻坚派尚书吕婆楼备礼聘请王猛出仕，甚是隆重。苻坚与王猛一席议政兴业之谈，苻坚佩服得五体投地，颇似诸葛亮的“隆中对”。苻坚得王猛辅助犹如刘玄德遇孔明，自此“食则同几，卧则同榻”，言听计从。

王猛上任的第一着，是惩治豪强。时氐之豪杰樊世，负气倨傲，当面侮辱王猛，被苻坚斩之。随后王猛对贵戚强豪，按察其过，数十天内，以罪诛死二十余人，于是风化大变，豪族屏息，百姓自安，路不拾遗。苻坚很高兴，他感叹地说：“今日始知治天下之法，有天下之尊也。”王猛惩治豪强横行，表现了他过人的胆识和雄伟的气魄，以及以法治国的指导思想。紧接着又平息了苻廋（苻生之弟）的叛乱，从而秦国上下一致，内外文武官员称职，田畴修辟，仓军充实，国富民强。王猛出任秦相，治理初见成效。

王猛为相后实行的政治措施，是先从整治内部着手。这是一种自强之治。他懂得只有自强，才能使自己立于不败之地，只有自强后才能图外。

当晋桓温率师伐燕，燕国告急，燕王慕容派使者至秦国求援。秦王苻坚见燕国强大，视为他统一北方的劲敌，早有灭燕之心。现闻燕国有危，他乘机讨燕，故不允救援。王猛即刻单独给苻坚献计：当今应先与燕国合兵战退晋桓温之师，桓温战退，燕国势力必然受到削弱，到时再取燕不就更方便了。王猛改讨燕为救援燕国的做法，比苻坚讨燕的决定，显然是棋高一着。因为燕国虽然强大，但还不是桓温的对手，如果苻坚出兵讨燕，燕国很快就会被消灭。桓温北伐燕，灭燕后的目标就是秦国了。现在秦燕联合起来，桓温就无法取得伐燕的胜利，燕国将会受到重挫。秦国可在晋燕之战中，坐山观虎斗。待其相互伤残后，再图之就是轻而易举的事。作者通过这个重大事件，让王猛对晋、秦、燕之间的强弱，相互之间利害关系，作一个全面的辩证的分析，证实其决策的正确，以显示他有卓识远见和善于应变的才能，并使其智谋过人的形象得以树立。

王猛出征第一仗攻打洛阳，主要体现其在军事上具有天赋的才能，同时也让读者看他对燕国的军事布局，各部的战斗力，了如指掌，可见他平日注重收集各国的情报，作战时就指挥自如。洛阳被围，燕王并没有轻敌，他派安乐王臧率精兵二十万救援洛阳，这可是重兵救援了。王猛得知后，随机应变，马上修正了战略战术，改攻坚战为野外战，调遣主要兵力，让两位主将梁成、邓羌，打了一个漂亮的狙击战。这是王猛“出山”第一功。

王猛得胜归来，苻坚委以司徒、尚书之职。同时商讨了灭燕大计。兴师之日，苻坚送至灞上，郑重相托。王猛胸有成竹地说：“依仗着秦国的精干军队，按照皇上战略部署，荡平残胡，如风扫叶，无劳皇上大驾亲临，只望安排好人早日建成燕国降人的住宅。秦燕之战，燕国被猛一举消灭，为绝后燕王慕容之后患，乃迁及其百官并鲜卑四万余户于长安。”

作者写秦燕之战，即没有厮杀得难分难解的决死鏖战，也没有使用锦囊妙计、出奇制胜的惊人之术，只是一场极其普通的歼灭战。把王猛置于这个环境之中，对人物形象的刻画起什么作用，粗看起来，王猛在秦燕决战之中，既没有表现出勇，也没有见到他的谋。但如果从灭燕总体谋略上细细品味一下，就可以看到王猛是个见识非凡、大谋大略之才。因为燕晋之战，燕国受到重挫，秦灭燕的时机已成熟，战争的结果，已是定局。因此作者就没花费心机去制造怵目惊心的战斗场面，而是着重在如何消除后患上做文章。这一点，王猛在未动干戈之前就设计得很周密，并付之于行动。

可见王猛计谋之深远，这种从深层次开拓人物性格，刻画人物形象的写作方法，正是文学艺术家在创作过程中执着追求的。《东西晋演义》小说的作者也在如此追求，他的表现形式，较多地运用寓不平常于平淡的笔墨之中，寓持重深沉于似乎没有什么矛盾冲突的情节之中。而这些正是《东西晋演义》艺术表现手法的独到之处。在塑造王猛这个人物形象时更为突出。秦王苻坚灭燕后，复加王猛总督中外诸军，王猛再三推辞，苻坚坚决不许，并说：我能统一四海，不是你，我可靠谁？你不能辞宰相，就像我不能辞天子一样。王猛任丞相后施政有方，小说中有一段集中的描绘：

猛刚明清肃，善恶著白，放黜尸素，显贤才，拔幽滞，劝课农桑，练习军旅，官必当才，刑必当罪，由是国富兵强，战无不克，秦国大治。又自长安至于诸州，皆夹路树槐柳，二十里一亭，四十里一驿，行者取给于途，工商负贩皆集于道。百姓歌之曰：“长安大街，夹树柳槐，下走朱轮，上有鸾栖，英彦云集，诲我萌黎。”

如果说秦灭燕的典型事例是从一个点向纵深方面刻画人物，那么这段描绘就是面上拓宽，这样塑造出来的人物基础就较为厚实。不是吗？小说情节推进至此，王猛不仅是一位卓越的军事家，而且是一位杰出的政治家，还是个懂得发展生产的经济学家。

王猛不仅通晓当今时世，事事自如，而且还是一个高瞻远瞩、能准确把握未来的预言家。当晋文帝驾崩、桓温死的消息传来，苻坚想趁机攻取晋国，王猛则认为“江南未可攻，宜先取汉中”。占汉中后，王猛病危，苻坚问以后事。王猛再次告诫“勿以晋为图”，鲜卑、西羌是患，应除之。然而，苻坚被胜利冲昏了头脑，在王猛去世不久，便毅然发动了淝水之战，其结果是自取灭亡。这固然是苻坚的错误，但反过来证实了王猛预言的准确。如果用“得王猛则得天下，失王猛则失天下”这样的话，评述王猛对于秦国的重要，是一点不过誉的。

王猛虽死，但塑造其形象的笔墨还在增添。《东西晋演义》小说的作者，取《三国演义》塑造诸葛亮形象之妙，并有所发展。诸葛亮死后，安排了利用其威的情节，而《东西晋演义》是在王猛死后，继续不断地完善其形象。

小说中有两处补笔：一处是在淝水之战前夜，苻融坚决反对苻坚攻打晋国，重申了王猛“勿以晋为图”的主张，他对苻坚说：“臣智识愚浅，诚不足采；王景略（王猛字）一时奇士，陛下每拟之孔明，其临终之言，不可忘也。”这是对人物的基本特色，反复加以渲染，让王猛决策英明的形象更为完善，更为突出。

一处是淝水之战打响后，晋主将谢玄与桓伊商讨破秦之计时的一席对话：

玄大喜曰：“破秦必矣！今夜即行。”桓伊等曰，“秦兵势大，何以破之？”玄曰：“此计但瞒不过王猛，今天幸此人已死，使吾成大功耳！彼兵一百余万，连下百余营，今（移营）却阵必然混乱，吾乘其乱而攻之，可擒苻坚也。”

这里用“敌人”的话，道出了王猛精通兵法，善于谋略，指挥有素，别人是难以制胜他的。这是王猛在前两次战争中没有完全体现的特色，此处一补，王猛的形象进一步升高了，作者此时才完成这个人物形象的塑造工作。这也是《东西晋演义》塑造人物形象的成功之处。

3．石虎

石虎是后赵王石勒的堂弟，历史上著名的暴君。作者塑造这个人物时是用起笔“定性”的手法来写的。石勒很早就跟母亲失散，其母收养侄子石虎，并相依为命，抚养成人。后刘琨使他们相聚。此时有这样一段叙述：

石虎年十七，残忍无度，勒入内白知母王氏，欲诛之。母曰：“快牛为犊，多能破车，汝小忍之！”及长，便弓马，勇冠当时，每屠城邑，鲜有遗类；然御众严而不烦，莫敢犯者；指授攻讨，所向无前，勒宠用之。

石勒是个杀人不眨眼的残暴者，他都感到石虎“残忍无度”，可见石虎可称残暴之最了。等到虎带兵打仗时，“每屠城邑，鲜有遗类”，杀人如同拉韭，斩将似若撮葱，也就不足为奇了，因为他自幼就很残忍，乃本性。

石虎与赵南阳王刘胤交战，胤战败，虎乘胜追击，“枕尸千里”。追至上邽，入城又杀刘胤等三千余人。

攻取青州后坑杀降军三万余人，城中百姓石虎也要全部杀尽，后经人求情为了支撑这个城镇，留下了男女七百口不杀。

石虎为了夺取皇位，将石勒家族杀绝了种。他诛大臣，杀皇后、太子，“不留一人，果然勒种无遗”。

在石虎残暴统治下，对百姓的苛索，超过了任何一个朝代。如在邺都建台四十余所，又营长安、洛阳二宫，劳民四十万人；为南伐西讨东征之计，“皆三五发卒，造舟者五十余万人，船夫十七万人”。百姓劳役之苦，就可想而知了。“征士五人出车一乘，牛二头，米十五斛（约五百斤），绢十匹，调不办者斩”。百姓皆卖儿卖女，以供军资。

石虎用酷刑，也可称历史之最。因宗室之争，石虎处死太子石宣，用如下酷刑：

以铁环穿其额而锁之，作数斗木槽，和羹饭以猪狗法食之，取害韬（石韬，石虎次子，被宣暗杀）刀箭砥其血，哀号震动宫殿。积柴邺北，树标于其上，标末置辘轳，穿之以绳，倚梯柴积。送宣于标所，使韬所亲宦者郝稚、刘霸拔其发，抽其舌，牵之登梯，上于柴积，郝稚以绳贯其额，辘轳绞上；刘霸断其手足，斫眼溃腹如韬之伤。四面纵火，烟焰际天。虎从昭仪以下数千人，登中台而观之。火灭取灰，分置诸门交道中。

事后又石宣宦者等三百五十余人，皆车裂节解，弃之漳水，潦其东宫养猪牛。

从以上列举的内容来看，石虎性同禽兽，是一个典型的暴君形象。作者塑造石虎这个形象的手法不同于一般，他只抓住石虎“残忍无度”一个方面，进行反反复复的描绘，把石虎的形象刻画得淋漓尽致，读来令人发指，以达到充分揭露的艺术效果。

写这样残暴的人物形象，往往伴随着奸刁、阴险、毒辣，如写石勒就是如此，但写石虎没有沿用前法，而是又辟一径。这样的写法，可以集中精力，突出个性，跟《东西晋演义》用经济的笔墨敷衍情节故事的特色是相吻合的。

同时，也是作者努力追求塑造人物形象手法多样化的具体表现。

4．刘裕

刘裕在历史上，是个承上启下的人物。作者对他的出生作了传奇式的神化描述，但他不像诸葛亮、王猛那样，一出山就肩负重任，而是从一个下级军官，逐步显示才能，历尽艰辛，登上皇帝的宝座的。作者对这个人物的刻画，是从全方面进行的。刘裕本是晋代士族的成员，后因东晋偏安江东，随晋氏东迁京口，其时已沦为贫民。二十岁之前，过着穷苦百姓的生活，为了糊口什么都干，卖草鞋的情节，颇似他的本家前辈刘玄德。东晋孙恩、卢循农民起义，给他提供了发迹的机会。

在镇压孙恩起义中，表现了刘裕武艺高强，有万夫不当之勇，而且胆量过人，机谋出众。自此刘裕有了名声。时桓玄野心勃勃，欲取皇位，四处网罗人才。他很赏识刘裕，并有所任命。但刘裕是个识时务的非凡之辈，哪能为人驱使，他见桓玄有异志，来了覆舟山起兵之举，打入建康。刘裕“以身范物，以威禁内外，百官皆肃然奉职。不旬日间，风俗顿美”，大家赞刘裕“天资英迈，赏罚无私，仁德著闻，真不世出之杰”，在战场上他身先士卒，大大增强了军队的战斗力，不久就歼灭桓玄。从此，刘裕在朝中已成为显赫人物，群臣皆赞其“功盖天下，忠闻九州”。帝拜裕为侍中车骑将军，都督中外诸军，录尚书事。刘裕掌握了东晋军政大权。

作者通过以上几个方面，从正面揭示了刘裕这个人物在政治上仁德著闻、整治有方，在军事上勇猛异常、熟谙韬略等基本素质特征，为人物性格的进一步深化，奠定了较为坚实的基础。

在讨伐燕国时，姚兴的种种狡诈的计谋，均蒙蔽不过刘裕智慧的眼睛，他处处一着不让、一着不失，左右皆称“神料”。燕军损伤惨重，只能困守。讨伐燕国虽不能速胜，但充分显示刘裕是一位善谋善战、料事如神的将帅。他的神机妙算还表现在预料卢循起义军会攻打建康，以及与起义军的作战之中。

卢循进军建康，给东晋王朝带来严重的威胁。当时，卢循“兵近建康”，“朝野震惊，帝欲北走”。此时，刘裕赶回建康，面对如此严峻的情况，他沉着谋划，不乱方寸。首先他稳定住京城秩序，打消了北走的想法。从兵力上看，卢循起义军兵力，占绝对优势，加之刘毅鲁莽，首战失利。紧接着又是骄横的徐赤特丢失咽喉要寨查浦。形势已发展到危在旦夕的地步。刘裕也感到：“今重镇外倾，强寇内逼，人情危骇，莫有固志。若一旦迁动，便自崩瓦解，江北亦岂可得至？设令得至，不过延日月矣！今兵士虽少，自足一战，若其克济，则臣主同休，苟厄运必至，我当横尸庙门，遂其自来以身许国之志，不能草间求活也！”如此清醒的认识，冷静的分析，是何等坚强的毅力。作者通过其临危不惧、临危不乱情景，充分地表现了一个统帅的胆识和气度。由于刘裕有如此胆识，他镇定自若，以固守的办法来寻找战机。终于在卢循让徐道覆领兵二万，去攻江陵、荆州，筹集粮草，以供三军时，刘裕与之决战的时机已经来到。

小说作了如下具体而细致的描绘：

裕大喜曰：“道覆去远，吾计成矣。”随唤辅国将军王仲德曰：“你引一千精兵，多张旌旗，待他（卢循退西岸）退，你后追，他屯住，你亦要屯住，不可与战，使彼心疑，不敢还浔阳，只屯西岸，吾自有计破他。”又唤建威将军孙处曰：“你可引五千兵，阴从海道去袭番禺（卢循老家），攻其家也。”处临行，裕诫之曰：“我这里十二月必破妖寇，卿亦足至番禺（寓），急宜紧攻，先倾其巢窟，使嘁知虑主恩归耳！”处领诺，从海道去讫。又唤偏将军王干曰：“你星夜领五千兵抄小路去贼兵之前，砍伐近山树木，结大棚数百浮河上，横塞河路，准备完讫，屯西河港内，朝夕擂鼓，使贼疑不敢归。”又唤监军孟怀玉曰：“你可引兵二千，准备船只一千，带硫磺焰硝引火之物，装入船内；待吾进兵，贼人必然来占西岸，待他泊住西岸，你可将船浮河上流，待风起放火，顺下西岸，纵兵击之。”又唤诸葛长民谓曰：“你领五千兵，看河内放火为号，引兵进击贼人旱寨，贼走放火焚之。”计排已定，自带兵登舟，至南塘屯扎，等待风起。

后事，均按刘裕设计的发生，卢循被漫天大火烧得一败涂地，回不得家乡，乃投飞云寺，被斩首。

在与卢循的交战中，刘裕的正面形象塑造得相当完美，他足智多谋，随机应变，有转危为安、化险为夷的本领，在某些方面可以和孔明媲美。如火攻前的具体部署，周密稳妥，虚实有致，连卢循的葬身之地都作了选择安排。这里没有“穷寇莫追”而留下什么后患之虑，也没有“华容道”留个人情给关公的玄妙，而是一个完整无误，稳准狠打击、全歼敌人的作战方案。

刘裕破卢循后权威盖世。此时，在他的“日程”表上，已经到了清除异己的时候了。如对“不相推服”的刘毅，清除的手法是很巧妙的。首先，他利用刘毅的性格弱点，让其走向反面，然后再以伪许重任等麻痹之，暗中调兵遣将围歼之，后毅自缢而死。随之又诛剪帝宗室有才望者，司马楚之叔兄皆死。由此可推测刘裕欲夺皇位之心早生，但夺位之言绝无。就是在夺位条件完全成熟时，他还故作一番姿态，还在搞什么“酒会宴文武，议谋外略”。深知刘裕的太史令骆达出席宴会，直言不讳地说：“臣常观天文符应，晋该禅于宋，不可远征。”刘裕随即制止曰：“何如直言？”好一个“何如直言”，道出了刘裕内心深处的“天机”。顿时，一个虚伪狡诈者的形象跃然纸面，人们也顿时感到“上当受骗”。因此，给读者留下的印象，比逐步展开的艺术效果要强烈得多。

作者接着就着重刘裕这个人物性格的另一面充分展开。有的史书上或有关论著，称刘裕是靠镇压农民起义起家，这是有道理的。然而小说却是把他当作“英雄”来塑造的。当刘裕消灭卢循后，朝野都认为他“累立大功，布恩天下，民心归之久矣”！他自己也清楚，晋国的大权早已在他手中，然而使他迟迟不夺位的原因，就是怕“难逃篡逆之名”。当他的心腹毒死晋安帝，群臣皆说：晋室几似绝后了，现在只有靠宋公刘裕，宋受晋禅理所当然，“刘将军，是汉家苗裔，当受天命”。可刘裕坚持不从。说什么：“今皇帝尸肉未冷，琅琊王德文还在，吾必不从！”还亲扶琅琊王司马德文上龙座，称恭帝。恭帝封其爵位，裕还不受。两年后，他夺位之心更切。骆达等要恭帝禅位，恭帝无奈作了允诺，刘裕还不受，直逼到恭帝“亲捧玺绶，以禅天下于大宋”，以绝群谤之言，刘裕才登上皇帝的宝座。

作者对刘裕的虚伪狡诈的一面刻画得较为婉转细致。这样做既遵照史实来写，又体现作者对司马氏统治集团的否定，故能美化刘裕的地方就美化一下，这也不影响真实地再现刘裕这个历史人物。

刘裕的形象是塑造得较为成功的。他是一位足智多谋、英勇善战、指挥有素的军事家，同时也是有雄才大略、能安邦治国、懂得权术的政治家。是作者着意刻画的正面人物。

至于司马氏十五个皇帝的形象，在有关部分已作了一些剖析，这里就不作具体分析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