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 富有传奇的故事情节

小说之所以能吸引读者,主要依靠小说生动的情节,感人的人物形象(人物形象的塑造,恕后一节叙述),让读者得到美的享受、心灵的净化,从而产生强烈的共鸣,或使读者感到厌恶、憎恨,乃至唾骂。为此,情节对于小说来说是极其重要的,情节设置得如何,关系到小说艺术性的高低,小说的成功与失败。

演义小说情节设置要尊重史实,但并不是说演义小说里的情节,就要原封不动地使用历史资料,因为写入作品的事件、情况,再也不是历史资料了,而是经过铺衍繁化,或浓缩简化。有的还可以用移花接木、张冠李戴、时空转移等手段进行艺术加工,已经大有改变,大有发展,“有时变动和发展得连作者也说不清它的来源”。这是小说情节的审美特点所决定的,因为小说作者的审美感受,特别是审美感受中的想象功能的极大自由,把生活及历史资料,制作、转化为一幅幅具有艺术美的图画。故小说中的情节,比生活、史料中的事件、情况,更美,更完善,内涵更丰富。《东西晋演义》小说中的情节,具备了小说情节的要求,同时它还有自身的特色———传奇性。这正是中国广大读者所喜爱的。

如《东西晋演义》第三十五回中的“八公山草木皆兵”,这时秦晋淝水之战已经拉开帷幕,秦王坚率百万之师,压境而来,并取得了首战寿相告捷。其势锐不可当。此时会稽王道子,领旨到钟南山土地庙焚香祈祷说;“今有胡虏苻坚率兵百万,来侵晋境,君有倒悬之急,民有涂炭之忧,特奉圣旨来封大神为相国之尊,伏望尊神,大显神通,施灵施威,为国为民,早灭胡酋,万民沾惠。”之后,土地神果然鼎力“相助”。小说中安排了这样一个传奇味道极浓的情节:

其土神既受相国之号,乃大显法力,经将八公山上草木皆化为人形,望着时,像披坚执锐,勇猛威雄,坚(秦王)与(苻)融等诸将佐登寿阳城,遥望晋军,见八公山列有雄军百余万,人人勇猛,个个威雄,部列整齐,队伍不混。坚一见始有惧色。

这个情节,是个颇有迷信色彩的传奇式情节,也是一个极为重要的情节。因为淝水之战是秦晋之间的决死之战,秦王苻坚野心勃勃,欲以淝水之战,打败晋军,鲸吞华夏;晋王朝也竭尽全力,要夺取淝水之战的胜利,将被动变为主动。故淝水之战是关键性的一仗。《东西晋演义》是部战争情节纷繁的小说,作者在具体安排众多的战争情节时,对形成情节的各种政治、军事、经济因素都作了充分的叙述,并依此为基础设置情节。因此,诸情节详略各不相等,有的情节为了连续故事的完整性,只是一带而过,有的情节是极其重要的,在小说中起着枢纽作用,有的情节在小说中还起作预示作用。如作者以“八公山草本皆兵”的情节,暗示了貌似强大的秦军在淝水之战中将会惨遭败北。不是吗?连神都来助晋军,晋军能不胜利吗?其实晋军的胜利,是由于东晋实行了王导、桓温、谢安的一系列经济、政治上改革政策,使经济、生产得到复苏,国力大大增强的缘故。

再从整体艺术角度来审视这个情节,它还起了很好的调节气氛的作用。淝水之战前夕,两方皆处于异常紧张的气氛之中,小说作者突然如此自然地插入神话般的化草木为雄师的情节,尤如横云断岭,峰回路转,故事进入了另一个较为轻松的境界,使紧张的气氛得到缓解,也使小说的情节掀起波澜。

小说作者往往还把情节因素作为塑造人物形象的基础,离开情节的人物,将是苍白的,平面的,没有生命力的。只有让人物在故事情节中摔打、磨炼,人物才能得以成长,形象才能饱满。情节与人物性格要相应设置,像花前月下的情节,是才子佳人活动的地方;叱咤风云的情节,是英雄、武士们大显身手的处所。传奇式的情节,为传奇式人物提供了驰骋的场所。如《东西晋演义》第三十四回,“筑新城韩氏建功”,就是一个传奇式的情节。其时秦王坚派将军邓羌率五万人马,攻打晋敦煌郡,月余不下,城内危急万分,守城将土欲与敦煌郡共存亡。此时小说出人意外地安排了素有勇略、善于弓箭的韩夫人,她以忠义激劝城中妇女参战,见旧城将破,又筑一台城,并在台城上设有石、滚木、箭垛,打得攻城的秦兵无不破额伤身,折臂坏腿,奔溃践踏,十损其七。敦煌亦赖以保全。

攻打敦煌的秦兵,只好无可奈何地败退下来,其主将也无能为力。请看邓羌对韩夫人的赞叹:

秦将邓羌叹曰:“闺阃(指妇人)之中,有如此人物,其城未易拔也!”乃解围而去。

这个情节生动而感人,它以跌宕腾挪的形式出现。在情节的转移中,虽称不上奇幻莫测,却产生了曲折多变的艺术效果。作者就是这样运用传奇式的情节,将一位传奇式的巾帼英雄形象奉献给读者,同时在整部小说的人物画廊里,也增添了一位女英雄。

由此可见,小说作者设置好一个情节不仅可以使小说生动可读,而且还能写好一个人物,所以小说的情节和人物形象、性格有着密切的关系。一般小说的情节因人物性格而设置,而情节的展开又反过来塑造了人物。这是一个问题的两个紧密联系的方面。如韩夫人形象就是如此。邓羌五万大军围攻小小的敦煌城,作为秦军来说,重兵名将攻打哪有不克之理,而婴城居然固守月余,就在这“攻”与“守”的矛盾越来越激化之际,韩夫人带领全城妇女守住了敦煌城,退了秦兵,其忠勇善谋的人物形象脱颖而出,五万秦兵围城只是作为突出韩夫人的陪衬。韩夫人的出现,还为以后情节的展开作了很好的铺垫。

《东西晋演义》小说总体结构是锁链式结构,其内容的安排,事件的发生、发展,是以时序为线索向前推移的。但情节之间的关联极为密切,关联有大关联与小关联。大关联是作者着意制作,往往把重大事件的结果,提前设置情节,然后随着时空的推移,情节的发展,事件、情况犹如预言所述那样出现。如第三十三回,秦相王猛临终时安排了秦王苻坚问策的情节。王猛说了这样的话:“晋室虽僻处江南,然正朔相承,上下安和,臣殁之后,愿勿以晋为图。鲜卑,西羌,我之仇敌,终为大患,宜渐除之。”苻坚也哭着对太子苻宏说:老天不想使我统一华夏,夺走了我的贤相。到第三十五回,安排了一系列秦军攻打晋军,被晋兵杀得一败涂地的情节。如火攻乱秦营的情节;秦王苻坚中箭受伤的情节;主将苻融饮箭身亡的情节;秦兵尸体漫山塞野,淝水为之不流的情节。第三十七回,安排了秦王苻坚被羌将姚苌(后自号后秦王)缢死的情节。这些情节都是王猛临终告诫中的预言所致。不是吗?王猛分析了东晋的实力,苻坚不听,还是去攻打东晋,结果失败了,差一点送命;王猛说鲜卑、西羌是患,苻坚不听,最后终于被西羌所杀。

这种大关联,是小说作者在描写情节时,是在通盘的艺术全局中具体展开情节,对造成情节的社会因素、环境原因、人物条件都有了全面的了解和把握。可谓是胸有全局,高屋建瓴。

小关联则是前一个情节关照后一个情节,它们之间不一定有明显的形式上的联系,但它们往往有着密切的、内在的逻辑联系。这样使后一个情节增加了深度,扩大了内涵,而这深度和内涵有根有源,小说整体的连贯性得到增强。同时,也符合我国广大读者的审美习惯,即有头有尾,从头说来。

《东西晋演义》的作者跟其他作者一样,都比较熟练地运用此法去设置情节,都收到了较好的艺术效果。如晋将朱序守襄阳失利,迫降于秦,在苻融手下为将。尽管苻融对他非常信任,但他仍然“人在曹营心在汉”。在淝水之战激战的关键时刻,作者安排了他巧妙地与东晋主将谢安联系,献策献计的情节。这是《东西晋演义》小说中极其重要的情节。其时谢安、谢玄父子因秦前锋将梁成驻兵洛涧,而不敢近前。朱序至晋营,鼓励将士。请看这样一段对话:

朱序对谢安说:“明公(指谢安)休要见疑,吾必不负大晋。观秦兵虽众,易于破之。明公以兵外战,吾为内应,未知明公意下如何?”安曰:“吾知汝之忠义,有何疑焉?秦兵势大,难以力争。”序曰:“今梁成凭血气之勇为前锋,以兵五万屯住洛涧,何不乘诸军未集,速往击之。若败其前锋,则彼已夺气,可遂破矣!”后晋军果挫秦军前锋,斩了梁成,淝水决战时朱序作了内应,一举歼灭了秦军。

读者读到这些情节时,自然而然会联想到“夫人城”里的韩夫人守城的情节,也会感到朱序此举与其母韩夫人的为人是一脉相承的。

传奇式的情节哺育着传奇式的人物形象,而传奇式情节与传奇式人物形象,正是我国广大人民群众所喜闻乐见的。《东西晋演义》作者运用传奇式情节塑造人物形象的方法,是较为成功的。

情节是人物性格的外壳,又是组成小说故事的基础。因此,什么样的情节就会产生什么样的人物,什么样的情节就会出现什么样的故事。同时,情节也是反映作者创作意图的重要环节,它直接地、具体地、本质地反映作者所设计的主题思想。

《东西晋演义》小说作者的创作意图在情节的设置中表现得极为明显。总的来说,趋向有二,一是对司马氏统治集团,采取贬的态度,揭露多于肯定,与此相应是美化刘(裕)氏;一是对汉族与少数民族的态度,对少数民族是以揭其凶残为主,与此相应的是广大人民心向大晋,但又恨之无能。

因此,作者一起笔就从晋武帝开始堕落着墨,晋平吴之后,渲染了两件事:一件是主将王浑、王浚争功,晋武帝显得无可奈何;一件是诏吴宫五千美女入宫。尤其是“晋武帝羊车行幸”这个情节,写得绘声绘色。这时的晋武帝司马炎,已到了以淫乐为事、不理政务的地步。人们不禁要问,作者为什么不从司马炎恢复晋初经济、稳定政治局势、加速人口增长等方面去设置情节,而是选择其阴暗面来写呢?这正是作者创作意图的体现。因为作者要否定司马氏统治集团,在情节的设置上与取材同一步伐,即扬短避长的手法。这样的意图和手法制约着整部《东西晋演义》小说情节的设置和安排。如继“晋武帝羊车行幸”情节之后,又安排了“石季伦击碎珊瑚”、“小吏私通贾南风”,紧接着是“八王之乱”的情节,乃至东晋三位颇有作为的大臣宰相王导、桓温、谢安的有关情节,皆是运用这样方法设置的。这些情节,揭露了司马氏统治集团最高层的堕落与腐朽。

作者为了让上述这些情节能取得更好的艺术效果,还运用了情节对比的手法,设置安排了“秋风起张翰思归”、“忠良祖逖忧愤死”两个生动而又令人深思的情节。张翰、祖逖是晋代的贤能之士,忠良之臣,结果他们无法为国尽职,张翰避专制骄奢而去,祖逖怀着满腔忧愤而死。这就从另一个角度揭露了司马氏统治集团朝纲不振、奸逆当道、荒淫奢骄等极度腐朽的本质。如此处理情节,既具体地体现作者的创作意图,又不违背历史史实,本质地再现历史,让历史按照作者的意图为现实服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