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52．呜呼中国之党人

天仇

世界各国，无论其政府如何专制，法律如何野蛮，贵族如何专横，君主如何残暴，其民间必有绝大之政党，以诱导国民，以监督政治，而其政治之活动必在本国，其手段必为事实，非仅远居外国徒以一纸空言相搏击也，亦非徒冒党人之名义，而毫无政纲无机关无团结力，如今日吾国党人也。夫政党之目的，在政治文明之时则以维持为主旨，在政治野蛮之时则以改革为天职。吾国今日之所谓党人者，既无冒险之勇气，亦无实行之魄力，且并不敢露头角于社会而施运动。吾尝谓外国之政党见之于社会之事业，而吾国所谓党人者，除文字之外不见其行迹，其稍知名者又皆远遁，于其国而不顾焉。呜呼，欲革新政治，改倡政府，提倡国民，而乃不敢以实际能力手段对付之提倡之，惟深蛰远扬，逍遥海外，不一顾祖国以尽党人之天职，是何有于党人也？彼何不日留得好身手，以挽既倒之狂澜乎？虽然，诸志士试观外国之所谓党人者，愈杀戮而愈激烈，愈压制而愈强毅。其运动也，不于上等社会之贵绅淑女，而在田野之平民；不以哭泣哀号之请求，天花乱坠之议论，而在实际之反抗；有赴汤蹈火之志士，无远逃不蹄之党人。而吾国之诸党人，则正坐是弊。虽言辞恳切，议论风生，然于本国并无半点实益，实足以启政府轻视人民之心，收揽政权之路而已。故吾谓今日不欲革新政治、改造政府则已耳，如欲之，必不能不有伟大之政党，且不能不人人存不胜则死之心，以改革政府，以排斥民贼。而其机关又必皆在中国，然后可以达结党之目的也。若政府一施禁止杀伐之手段，则逃遁其国，徘徊观望，虽日事鼓吹而人民终不能□，伏〈蛰〉待时而时势永不可至，不亦至可哀耶？夫人民之程度退一日，则政府之手段进一步，至诸志士老死之时，而国民已永入奴隶之圈不能出。其时虽再有热诚如诸君者起，然而大势已去，无可挽回矣。且今日吾国之民气，较之十年前消沉多矣。诸志士以十年前即从事鼓吹民气，即伏〈蛰〉待时，民气耶，时势耶，皆销磨于专制政策之下，诸志士未有不知者也。且时势云者，人力所造成者也。苟拿破仑而静候时势，则法之王权今益甚矣。他列而静候时势，法之国土已为俄、普、奥、英瓜分矣。华盛顿而静候时势，今之北美合众国之名词必不能现于世界矣。苟诸志士而甘以奴隶国之奴隶自居，则又何言哉！

抑更有论者，政党中惟有两派可以存立：一为绝对反对政府者，一为绝对压制人民者。历观外国历史，在政治敏捷法律及国家组织野蛮专制之时，则民党胜而政府终必改造；在政治法律国家组织皆日增完备而独社会腐败之时，则政府党胜而反对党无立足地。然各国现状，其于政治上得最后胜利者，必为民党，而政治法律国家组织皆能增于美善，合乎人民主幸福、社会之秩序者，其政府必为民党政府无疑。盖凡组织政党者，则为国民中之先觉，其党之善与否，以其党人对于国民之良心为断。

康有为、梁启超辈既无明确之政纲，亦无正大之宗旨。利己者则行，否则极力反对。其他党附之者，亦不过以己身之利害关系而寄托之耳。且政党不反对政府，则必附和政府。康有为、梁启超辈急思得政府之用，故竭其心思以为政府谋，而又恐人民指摘，更饰其词，以惑人民之视听。杨度亦其党中之铮铮者，而今则自命为政府之大辩护士。其他更指不胜数矣。所谓政党者若是耶，所谓国民先觉者又若是耶？故吾国之党人可哀，而康梁辈仅不过以私人之罪见逐于政府耳。此党人之中之私者，又非吾之所愿与言也。呜呼！

（本篇选自《天铎报》,1911年1月4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