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14．无政党——中国灭亡原因之一

欧美日本之政治家，掉三寸舌，持三寸管，或登演台，或著报纸，似嘲似讽似惋似惜，谓支那人视国家若秦越，兴亡隆替渺不相涉，壹若鸟兽不可与同群者，而天然之团结力遂瓦解冰判，故支那于世界有四万万国之称。呜呼，我国人岂无群哉！谁谓尔无羊，三百为群；谁谓尔无牛，九十其稕。于是亚洲大陆之牧场，已俨成一或降于阿或饮于池之图画矣。无他，惟无政党之故。

我中国自开辟以来无党。如史家所载，三君、八俊、八顾、八及、八厨之属，在一部十七史中，非不党祸迭见也。然即有数千百人，荟萃名流，痛诋时政，究之匿迹门巷，咿咿唔唔，其思想无有出于独裁君主之外而可以进退政府者。故虽以欧阳永叔持论之平，亦不过曰党分君子、小人而已，未见其言党与政府有直接之关系者。张俭何以望门投止，杜根何以忍死须臾，致一颁大赦党人之诏，而团结之力立解，而欲如法之民主党、德之社会党、俄之虚无党，可以与政府相持不下者，已渺不可复得，其宗旨诚不外标榜名称，表吾高尚之迹云耳。故曰我中国自开辟以来无党。

百年以来有所谓白莲、哥老、三合、大刀、小刀、安清道友、义和拳民等野蛮集会，出没于沿江沿海各行省。其数之多无虑数千百万，其势力虽充足至于糜烂六百余名城，若咸同洪杨之乱，尚不能组织一政府，与地球各大国通玉帛往来；遑向今日以亡国之将、败军之师之乞食于敌人者乎！吾尝纵观其间，叩其宗旨，莫不曰吾将反清以复明也。噫嘻！明之弊政何可缕指，与其复一独裁君主之明，何如仍此独裁君主之清，反无杀人流血之惨乎！且不止此也，其宗旨亦不过震震铄铄慷慨谈之，究之所谓反也复也亦并不能践，盖欲借此名以聚众而遂其攻掳劫夺之私愿而已。党且不可，何况于政党。

中国时士，视朝野之趋向，强分守旧、维新等名目，既而于守旧、维新之下，加一党字之称。吾不知守旧者于何年何日，曾于何处布结党之仪式；维新者亦于何年何日，曾于何处宣言结党之宗旨。何竟如青天霹雳，平地风波，而中国忽一跃有两党之称焉。但闻浮名，未见实际，其为守旧者自称欤？维新者自称欤？抑不新不旧所谓中立者误称欤？吾滋惑焉。然则所谓守旧者，亦不过几许聋聩无知顽固昏谬之徒，死守几经劫余之祖宗成法，朝堂龌龊，乡里谩骂，作蚊蚋之污渠一哄而已，非真有党也。所谓维新者，亦不过几许相倾相轧无能无为之辈，误解自由平等之字义，匿迹租界飘篷海岛，作山海经之所谓山膏而已，非真有党也。较哥老、三合秘密结社之团结力，等之此辈之中，反不如彼之能恪遵其十条十款，延其集合于数十百年以至今日。而彼犹胶胶然称之曰新党，不亦恬不知愧耶。

吾居东，又习闻侨寓经商于南洋、日本有所谓革命党者，有所谓保皇党者，蚁集蜂屯，纷纷啧啧，而性犹湍水宗旨无定，朝秦暮楚反复无常，究之无教育无思想。其慕功名者，遂有非后胡戴之思，其不足与功名之人往来者，乃生铤而走险之志，非真能讨论革命、勤王之孰是孰非也。且有不知革命、勤王之为何解者，亦昧然从而叫嚣不绝，如醉如梦，有若病狂。天独生此星罗棋布南洋群岛之英领土，与一字长蛇东海三岛之日本国，为支那人谈革命勤王之地。昔波兰求救英人之文、引英相马坚拓之言曰，吾宁以英伦之岛为天下言独立者之逋逃薮。嗟我同胞，试观波兰其果独立否耶？！己固不振而望于人，虽有万岛以为支那人跼天蹐地之场，其何补哉，其何补哉！且若辈中之首领，非真能如德儒李拔之所言也（德儒李拔所著《政党首领论》，连篇累牍，阅者可检阅之）。其所谓君恩未报者，亦既读书万卷俨然为一代之经师，而又深鉴夫支那四万万同胞之脑气筋，各具一事父事君、家奴走奴之性质，于是以对病下药之名医自居，而求便于我功名之想。究之所行所为，不过书生之见，如梁山泊所谓白衣秀士王伦而已。迨至一经挫折，遂至举平日所视为身心性命者，一扔而不复顾，曰君恩、曰友仇，岂恩仇之已报，而责任之果尽耶？何其前之劲而后之馁也？夭姬侍宴，众仙同日咏霓裳，稚子候门，同作天涯沦落客，吾不知拿破仑流于幽尔巴海岛时，其境迂与彼若何，呜呼，休已！至若以颠复〔覆〕政府自命者，其宗旨非不正也，非不美也。而自吾观之，其人盖老于世故者流，逆知世界民权之动机，或将航太平洋而达于支那大陆，除非由各强国瓜分，终古为等于印度之奴隶，万无有以一人自民间而能为昔日之所谓汉高祖、明太祖者，于是开创君主之念遂绝，乃阳袭民权革命之名号以自便其私图。然吾何故而得其证据哉？盖见夫华盛顿倡美国之独立，不闻以一身而逃至他邦；鸦军阿度与美国开兵端，不闻以一身而匿迹异国。彼岂不曰艰难风雨人尝之，而他日之万古隆名吾将以一人当之乎；此其心究与专制何异耶？及吾细察若辈举动，亦并非有公理公义之不容己而为斯民奔走者，其笼络人才，假仁假义，口是心非，则梁山泊宋江之替人也。天为中国生党人，天并为中国党人生首领，其福我中国哉，抑祸我中国哉？吾不才，不得而论断之矣。借曰政党，则如吾向之所述哥老、三合等会，谁非政党？

且夫世界文明之邦，其民之所以能革独裁专制之乱政，脱压抑羁绊之巨祸，享自由平等之幸福，操代议监政之实权者，岂有他哉，是必先有豪杰之士，其威望及于一部之国民，率彼以化导一国之舆论公议而日进于文明，以结成一公党为彼野蛮政府之劲敌，卒能组织内阁、出入国会以统辖一国人民，而一国骤至昌盛，此一定不拔之原因也。惟自一千八百十五年，有维也纳之会议，欧洲列国遂变当时之政策，而欲复十七纪之旧观，推其意盖欲改正法国革命猛烈之旨，以息人权自由之说，其政权仍归于君主贵族之手。然卒不五十年，得令专制之政扫地无余。盖因革命之旨已播厥种于全欧人之脑质中，而其中之杰出者乃得乘此时组合政党，使维也纳之议终归乌有。呜呼，何其志之坚也！及反而观之于支那，如吾向之所述，其无志者则劫而已、乞而已，即稍有志者，其始既为功名而来，则非有万死不顾之志、岁寒松柏之操，是不过数月一时之成败萦绕于彼灵台，以为无端之喜戚，而欲遽望彼以为国民造福，是何异牵猫以猎鼠仅足饱猫之一腹已哉。呜呼，亡国之一大原因，不诚在此不在彼耶！

（本篇节选自《中国灭亡论》，载《国民报》,1901年7月10日。题目为编者所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