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3 研究框架与研究内容

1.3.1 研究框架和分析视角

基于以上研究目标，本书的研究框架如图1.1所示。

本研究从三个维度来定义稻农的水稻生产方式调整。首先，从稻农水稻生产规模逐步扩大的角度，来检验现阶段土地生产率与稻农经营规模的关系；其次，从劳动力持续非农就业的视角，来检验非农就业，以及伴随非农就业而来的土地流转对水稻生产技术效率的影响；最后，从水稻生产社会化服务的视角，先考察稻农水稻种植生产环节外包决策的影响因素，再衡量水稻生产环节外包程度对水稻生产率的影响。

1.3.2 研究内容

本书共10章，章节安排概述如下：

第1章，绪论。在交代研究背景的基础上，阐述本研究的研究目的和研究意义，归纳研究思路和主要使用的研究方法，交代研究可能的创新和存在的不足。同时，重点介绍本研究使用的主要数据来源及相关情况。

第2章，农户模型理论与应用研究进展：一个综述。本章主要介绍单一模型框架下农户模型理论的发展过程、农户模型分离性假设的检验和农户模型理论的具体应用。基于此，为下文具体问题的研究打好理论基础。

第3章，转型时期中国粮食政策变迁与水稻生产变化趋势。本章利用宏观统计数据，分析中国转型时期的特征，包括农村劳动力流转现状、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兴起、土地细碎化现状和农业生产机械化程度变化；综述新千年后中国主要粮食政策的变迁；分析水稻生产现状及变化趋势。

第4章，价值链视角下农村转型与水稻成本竞争力：国际比较。本章从国际比价的视角出发，利用中国、印度、越南、孟加拉国和老挝五个国家八个地区稻米价值链各环节主体的微观调研数据和国家层面经济发展、水稻产业的宏观数据，以全价值链为视角，分别在宏观和微观层面探讨转型时期稻米价值链整体及各环节发生的变化，以及这种变化对各个国家稻米价值链成本竞争力的影响。总的来看，转型时期稻米价值链整体表现出价值链主体环节减少，但地理空间延伸的特征。稻米价值链各环节主体朝着技术创新、机械化和现代化的方向演进。各个国家稻米价值链总成本的排序与国家内部农业劳均增加值较一致，中国稻米价值链总成本最高。将稻米价值链分为农户、工厂、经销和零售四个环节，发现农户和零售商环节成本高是造成中国稻米价值链成本竞争力差的主要原因，而加工和经销环节具有微弱的成本优势。进一步分解各环节成本构成发现，与其他国家相比，劳动力、机械、土地及化肥投入偏高是造成中国水稻生产环节不具成本竞争力的主要原因；劳动力成本、仓库及摊位租赁费用、交通运输工具燃料及维护费偏高是造成经销和零售环节不具竞争力的主要原因。为提高中国稻米生产的成本竞争力，应充分扬长避短，需采取合理的政策措施引导稻米价值链中游的潜在竞争优势。同时，在转型时期，借助机械替代劳动作业以节约成本，培育规范的农村土地流转市场以使土地租金位于合理价格，并充分利用加工设备的产能和零售营销的新变化来增强稻米生产成本竞争力。

第5章，转型时期土地生产率与稻农经营规模关系研究。土地生产率与农户经营规模是否存在相关关系，以及造成这种关系的原因一直是发展经济学家的热点研究问题。在中国农业范畴下实证研究该问题的文献有限且使用的数据陈旧，不能反映农村土地租赁市场发展迅速、劳动力流转频繁、农业机械化率大幅上升背景下土地生产率和农户经营规模关系的新近变化。本书用江西省325户水稻种植农户微观调研数据，特别是一个稻农多个地块、多个水稻种植季节、2011年和2007年的投入产出数据，以单产和亩均利润来衡量土地生产率，从地块层面和农户层面对这个问题进行研究，检验规模种植稻农是否有内在激励追逐土地规模经营，从而验证“大力推进农业规模经营，土地向种田能手集中”和高标准农田建设等政策的有效性。通过控制农村要素市场不完善、土壤质量、土地面积测量误差对土地生产率与农户经营规模关系的影响发现，在地块层面，不管是单季还是全年时间维度，土地生产率都与农户经营规模表现出显著正相关关系，规模种植稻农存在内在激励追逐土地规模经营。农户层面分析时，虽然这种关系不显著，但系数方向为正。此外，增加机械使用会提高土地生产率，这证实机械化的作用不限于扩大农户经营规模。

第6章，农户耕地经营规模对粮食单产和生产成本的影响——基于跨时期和地区的实证研究。利用2003年到2013年中国农业部全国农村固定观察点八个粮食主产省的农户微观调研数据，运用面板数据固定效应模型在全国层面和省级层面分析农户稻谷、小麦和玉米的耕地经营规模对各粮食作物单产和亩均生产成本的影响，以及这种影响在不同时期、不同地区的差异化表现。总的来看，农户耕地经营规模对粮食单产具有显著的负向影响，但耕地经营规模对粮食单产的这种负向影响力度随着时间的推移持续减弱。这表明“增规不增产”问题随着时间推移得到逐步改善。农户耕地经营规模对粮食生产成本也有显著的负向影响，但粮食生产规模经营的成本优势随着时间推移逐渐降低，应当引起重视。分地区而言，农户耕地经营规模对粮食单产和亩均生产成本的显著负向影响在地形方面以山地和丘陵为主，且机械化耕作程度相对滞后的湖北省和四川省等地区表现最突出。所以，在促进农地承包经营权流转、扩大农户农业生产规模经营的过程中，应重点缓解这些地区的土地细碎化问题，扩大农户地块层面的经营规模，完善当地的机械化社会服务市场。

第7章，转型时期稻农非农就业对水稻生产技术效率的影响。使用一步随机前沿生产函数模型，用具体非农就业机会和土地细碎化数据，考虑土地租赁的内生性问题，用Probit模型模拟稻农土地租赁决策概率，并将模型估计的概率、租入土地概率与地块来源虚拟变量的交叉项放入模型中作为技术效率影响因素的控制变量，来获得不同水稻种植规模稻农不同地块的技术效率值，检验非农就业、土地流转与土地细碎化对技术效率的影响（见图1.2）。研究发现：被调查区域稻农全年籼稻生产的技术效率值在0.613和0.997之间，平均技术效率值为0.973；实际耕种面积在2公顷以上的稻农的平均技术效率显著较高；发生土地流转的稻农的技术效率高于未发生土地流转的稻农的技术效率，但对发生土地流转的稻农而言，其集体分配地块与租入地块的技术效率无显著差异；非农就业机会对稻农技术效率有显著的正向影响；稻农土地细碎化程度越高，其技术效率越低。

第8章，转型时期水稻生产环节外包决策分析。农业生产环境转型情境下，本章首先描述稻农每一个水稻生产环节可能选择的操作方式；然后通过构建经济理论模型确定劳动力非农转移、土地流转与农业农机服务与稻农生产环节外包决策和环节外包数目决策的关系；与此同时，检验稻农各个水稻生产环节外包决策之间是否存在相关性。研究发现：水稻生产环节外包是目前南方籼稻种植区域稻农水稻生产的普遍现象，但不同特征的水稻生产环节间在外包程度上有很大差别；不同种植规模的稻农水稻生产外包的环节存在差别；分析稻农水稻生产环节外包决策问题，应在季节层面而非加总的农户层面进行探索；Mvprobit模型的回归结果表明，稻农水稻生产各个环节的外包决策是相关的，而非完全独立的；对不同特征的水稻生产环节，影响其外包的因素存在差别，总体而言，增加非农就业机会、提高非农收入水平会促进稻农外包，而降低外包价格也有助于外包比例的提高。

第9章，转型时期水稻生产环节外包程度的生产率效应分析。基于第六章对水稻生产环节外包的描述和定义，本章应用稻农个体和时间的双因素固定效应模型，用C-D生产函数研究水稻生产环节外包程度对水稻单产的影响。研究发现：（1）水稻生产环节外包主要集中在以劳动替代为主的水稻生产环节。（2）水稻生产环节外包对水稻单产是否存在显著的正向影响取决于如何处理家庭生产要素投入的机会成本。当考虑家庭生产要素投入的机会成本时，水稻生产整个过程的外包程度与水稻的产出水平存在相互促进的关系；整地环节和插秧环节外包的生产要素投入比重越高，稻农最终的产出水平则越高。当不考虑家庭生产要素投入的机会成本时，水稻生产环节的外包程度不显著影响水稻的产出水平。（3）水稻生产季节变量的有效识别控制有助于取得真实的生产环节外包对水稻单产的影响。

第10章，研究总结和政策启示。本章总结全书的研究内容和相关研究结论，并基于研究结论提出为提高南方籼稻主产区稻农水稻产量、生产效率和技术效率的相关政策启示，并展望未来的研究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