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统治阶级中的先觉者

面对三千年未有之变局带来的危机，统治阶级中涌现出一批先觉者。晚清力不从心的皇权统治为他们提供了相对宽松和有利的政治环境，当然他们也是导致皇权趋向衰弱的原因之一。地方重臣以曾国藩、左宗棠、李鸿章、沈葆桢为代表，意识到中国与西方在科学技术上的差距，因而率先开启向西方学习的进程。朝廷中枢以奕和文祥等为首，也包括桂良、宝鋆、沈桂芬等人，他们与地方重臣们共同主持洋务运动。这些先觉者们提出“自强以练兵为要，练兵又以制器为先”，认识到自强唯有师夷长技一途。该共识是得以推进洋务运动最重要的思想观念基础，也是科技转型第二波持续不断的动力所在。

1.力不从心的皇权统治

在明末清初的科技转型第一波时，中国皇权统治的需要是决定传教与传播科学进展的重要因素之一。那段历史的经验和教训证明，西方科学文化的枝芽，难以嫁接入东方以皇权统治为突出特征的体制大树之中。到了清朝中后期，皇权统治呈现力不从心的趋弱之势，世殊事异使得科技转型迎来新的转机。晚清与清初相比的差别，不仅体现为皇权统治整体上渐趋衰弱，而且在于统治阶级内部产生向西方学习的认识。前者表明科学技术进入中国将更为容易，可以摆脱仰皇权之鼻息的状况。后者则是从中央到地方的统治阶层中，都出现了支持师夷长技的主张，并把理论的主张演变为实践的运动。就这样在对引进西学相对宽松和有利的政治环境下，迎来了科技转型第二波。

清代的皇权统治是从何时开始衰弱的？历史学家们对于这个问题的回答多种多样，但他们对晚清皇权渐趋衰弱的基本态势并没有异议。晚明时宫廷内曾发生三大案：梃击案、红丸案和移宫案，被视为末世乱象的重要象征。有些类似的是，1813年（嘉庆十八年）清朝宫廷重地也发生了震惊全国的“癸酉之变”。区区几百人的天理教徒与一些太监里应外合，竟轻而易举地攻至紫禁城内，虽终被剿灭，却如同给嘉庆皇帝打了一记响亮的耳光。事后他不得不颁了一道《遇变罪己诏》：“朕虽未能仰绍爱民之实政，亦无害民之虐事。突遭此变，实不可解。总缘德凉愆积，唯自责耳。然变起一时，祸积有日，当今大弊在因循怠玩四字，实中外之所同。朕虽再三告诫，舌敝唇焦，奈诸臣未能领会，悠忽为政，以致酿成汉唐宋明未有之事，较之明季梃击一案，何啻倍蓰。”^[1]言语之间名为罪己实为推脱，但掩盖不了原本至高无上之皇权在王朝中晚期的式微。

以两次鸦片战争为标志的西方列强入侵也动摇了清朝的皇权统治，其中不得不提的是道光、咸丰和光绪三帝。正是在癸酉之变中，皇子旻宁持火枪毙贼两人，以英勇表现获得嘉庆皇帝的喜爱，后继位为道光皇帝。他在位三十年（1821—1850），有过一些试图振兴的举措，也任命过不少擅长实务的大臣，如前文所述的林则徐、陶澍等。但是第一次鸦片战争的爆发使得中国的积弱暴露无遗，他对战争失败和不平等条约的签订负有责任。道光皇帝驾崩后继承大统的是咸丰皇帝，仅在位十一年（1851—1861）。第二次鸦片战争中，英法联军攻占北京，是1644年大顺军和清军相继占领北京后国都的又一次失守。国都沦陷前夕，咸丰皇帝仓皇逃亡承德避暑山庄，次年即逝于该地。^[2]到了1900年（光绪二十六年）八国联军侵华战争时，出逃的剧情再次上演，光绪皇帝在慈禧太后的带领下逃往西安，直到《辛丑条约》签订后方才回京。^[3]道光皇帝时战败签约只是开始，他的子孙们两度上演“出狩”的戏码。皇帝本人作为最高权力之代表所受屈辱尚且如此，臣民则尤甚之。由此可见西方列强入侵之下，中国皇权统治越来越丧失其威权。

但凡王朝中后期，社会矛盾的激化会使底层民众揭竿而起，民变等内乱与西方列强入侵共同构成严重的内忧外患。19世纪初期白莲教和天理教等的起义是先声，19世纪中叶的太平天国则掀起巨澜。1853年初，太平军只用了两个月就先后攻克重镇武昌和江宁（南京），裂土千里的惊人速度和气势可以媲美1644年初进军北京途中的李自成起义军。建都天京后，太平天国政权又与清廷分庭抗礼十余年。同时期的大规模农民起义还有主要活跃于江淮、中原和华北地区的捻军。捻军持续时间也很长（1853—1868），但是没有统一指挥，而是各自为战。战功赫赫的蒙古族亲王僧格林沁即于1865年（同治四年）被捻军围歼于山东曹州（今山东菏泽），剿灭太平军的主持者曾国藩也未能实现剿灭捻军的目标。此外，同治“回乱”（亦称回变或回民起义）也爆发于19世纪60—70年代的西北地区，使得陕西、甘肃诸省的汉族和回族人口锐减，民生凋敝。^[4]总之，类似于此的大小内乱频频发生，无论其原因和诉求如何，其行为本身就是藐视朝廷和皇权的。

除交错并行的内乱与外患外，导致皇权趋向衰弱的还有地方势力的崛起，地方坐大成为晚清政局的显著特征之一。在嘉庆朝，汉族重臣的比例就有所提升。“这个时期的汉族文人在清代官僚行政中重新得势，可以被看作是太平天国叛乱及其后的同治中兴时期以曾国藩及其门徒之兴起为顶点的这一趋势的开端。”^[5]平定太平天国过程中壮大的湘军、淮军等新兴武装取代绿营兵和八旗兵等旧有常备军，成为维系清朝统治的最精锐军事力量，随之而来的就是权力格局的改变。地方的督抚们虽由朝廷任命，却往往兼领军事、经济、政治等诸方面大权。中央孱弱、地方坐大的突出事例是1900年八国联军侵华战争时的“东南互保”。面对朝廷向列强宣战的诏令，时任两广总督李鸿章敢于说不：“此乱命也，粤不奉诏。”他领衔与京外多位地方大员们合奏：“乱民不可用，邪术不可信，兵衅不可开。”时任山东巡抚袁世凯也上疏：“朝廷纵乱民，至举国以听之，譬若奉骄子，祸不忍言矣。”^[6]暂且不论东南互保的是非对错，至少公然抗命的行为意味着作为中央的朝廷已无绝对权威可言。

朝廷内皇帝自身的大权旁落亦是晚清皇权统治力不从心的另一显著特征。嘉庆、道光二帝尚能稍承乃父祖的权威，没有出现宦官、外戚、权臣等乱政的现象。咸丰皇帝在位仅十一年，先遭遇太平天国起义，捻军又活跃于北方，英法联军接着进占北京，他沦为清朝入关两百多年来首位仓皇出逃的皇帝。驾崩后，两宫太后联合他的异母弟恭亲王奕迅速发动政变，推翻他的遗命。继位的同治皇帝年龄既幼，不能掌权，于是开始了其母慈禧太后近半个世纪的掌权时期。同治皇帝19岁便驾崩，身后无子。两宫太后指定咸丰皇帝另一兄弟醇亲王奕譞之子载湉入继大统，是为光绪皇帝。垂帘听政的戏码再度上演，光绪与慈禧的故事更为后来人所熟知。光绪皇帝在位时间不短（1875—1908），但是他试图夺回君权的努力没有成功过，一直生活在慈禧的权力阴影之下，最后也在慈禧去世前离奇驾崩。奕譞另一子载沣之子溥仪被立为帝，是为宣统皇帝，延续了晚清幼帝继位的现象，也延续了大权旁落的特征。还没有等到宣统皇帝长大，武昌起义的枪炮声就在两年后响起，辛亥革命最终迫使清帝逊位，彻底终结了中国皇权统治的历史。

2.崛起于实务的地方重臣

晚清以来地方重臣的崛起既是导致皇权趋向衰弱的原因之一，也是推动科技转型进程的初始力量。地方大员们身处两次鸦片战争及其后的通商等活动的第一线，与西方人打交道、处理“洋务”机会最多。同时他们又是平定太平天国起义等内乱的主要组织者，军事经验丰富。在多方面的实践过程中，许多地方大员意识到中国与西方在科学技术上的差距，也率先开启了向西方学习的进程。这一批地方重臣以曾国藩、左宗棠、李鸿章、沈葆桢等人为代表。虽然他们不能代表同时代全部的地方重臣，也称不上完全认清形势，但是他们崛起于实务，成就于实权，为引进西方科学技术做出了不少开创性的贡献。

从曾、左、李、沈的年龄来看，曾国藩（1811年生）与左宗棠（1812年生）是19世纪的“10后”，李鸿章（1823年生）与沈葆桢（1820年生）是较晚的“20后”。其中仅有李鸿章（1901年逝，78岁）最为长寿，左宗棠（1885年逝，73岁）次之，然后是曾国藩（1872年逝，61岁）和沈葆桢（1879年逝，59岁）。再从四人的科举与仕途来看，他们都曾按照传统路径试图以科举做官，只是各自的际遇不同。曾国藩两次会试不中的故事已广为人知，但他1838年（道光十八年）考中进士时也才27岁。两年后以翰林院庶吉士散馆，授翰林院检讨。循着较为顺利的仕途之路，十年后他已官居正二品侍郎。^[7]左宗棠更为失意，三次会试不中后就再也不考了，转而钻研经世致用之学。^[8]李鸿章的经历前文已有介绍，在1840—1850年的十年间完成从秀才到翰林院编修的身份转换。沈葆桢与曾国藩有些相似，也是两试不中，也在27岁时赢来转机，于1847年（道光二十七年）和李鸿章同榜登第。

早期致力于科举的同时，他们都曾受到经世致用学术风气的影响，可以说是其能够从实务中崛起的最初思想源头。比如，四人之中的左宗棠和沈葆桢，都与林则徐有重要交集或密切联系。左宗棠“名在公卿间”，年轻时便为林则徐所知。林路过湖南时想要与他见面，不料左在上船时失足落水，尴尬的出场方式却成就一段佳话。据说两人会面极其成功，对西北边疆问题的看法也高度一致。直到晚年，已功成名就的左宗棠仍以此为荣：“谓一生荣幸，此为第一。”^[9]沈葆桢的身份更为特殊，其母为林则徐的妹妹，其妻为林则徐的女儿，所以是林则徐的外甥兼女婿。^[10]亲上加亲的双重关系使得沈葆桢从小便耳濡目染，深受林则徐的影响，也继承了专注实务的作风。

至于他们崛起于实务的直接原因，均在于参与平定太平天国起义的历练，这也是太平天国冲击中国社会在部分官员个体层面的反映。起义爆发后，丁忧在湖南老家的曾国藩奉命兴办团练。“取明戚继光法，募农民朴实壮健者，朝夕训练之。将领率用诸生，统众数不逾五百，号‘湘勇’。”^[11]不同于已有的八旗军和绿营军，“湘勇”即近代史上赫赫有名的湘军创建之开端。曾国藩之所以能够统率大军，很大程度上依靠招揽人才协助运筹帷幄。许多杰出干才或作为幕僚，发挥智囊作用；或作为将帅，领兵独当一面。“咸、同间，曾文正公国藩督师剿粤寇，幕府人才，一时称盛。于军旅、吏治外，别有二派，曰道学，曰名士。”^[12]李鸿章就做过曾国藩的幕僚，左宗棠和沈葆桢也都在战争中受过曾国藩的举荐。

湘军出征不久，曾国藩就得以署理湖北巡抚，加兵部侍郎衔。1860年（咸丰十年）他署理两江总督，加兵部尚书衔，并授钦差大臣。至攻克天京后，加太子太傅，封一等毅勇侯。左宗棠在太平天国兴起之初曾先后为两任湖南巡抚张亮基和骆秉章的幕僚，于1856年（咸丰六年）被曾国藩请功，以兵部郎中任用。1860年（咸丰十年）他以四品京堂随从曾国藩治军，效仿湘军成立了楚军。次年即先授太常寺卿，后授浙江巡抚。又一年授闽浙总督，兼巡抚事。攻克天京后他被封一等恪靖伯。李鸿章刚开始以翰林院编修的身份在安徽老家办理团练，因公用为道员，后投入曾国藩幕府。1862年（同治元年）他正式创建淮军，随后领军抵沪，任江苏巡抚，次年署五口通商大臣。他的经历前文已有述及，战争结束论功行赏时他被封为一等肃毅伯。沈葆桢于1855年（咸丰五年）任江西九江知府，次年改广信知府。因抵抗太平军有功，先后升广饶九南道台，加按察使衔。1861年（咸丰十一年）他受曾国藩推荐任江西巡抚。又以擒获幼天王洪天贵福和干王洪仁玕等，被授一等轻车都尉世职。至1864年，曾、左、李、沈都已是名动天下的督抚大员，而且两江总督、闽浙总督、江苏巡抚和江西巡抚辖地足可覆盖东南半壁江山。

起初，地方重臣们对西方的了解极其有限。以1854年（咸丰四年）曾国藩率湘军出师时所颁《讨粤匪檄》为例：“粤匪窃外夷之绪，崇天主之教。”又说：“士不能诵孔子之经，而别有所谓耶稣之说，《新约》之书；举中国数千年礼仪人伦，诗书典则，一旦扫地荡尽。此岂独我大清之变，乃开辟以来名教之奇变。”^[13]这里将太平军指认为信奉天主教者，占据了反抗以“外夷”变华夏的道德制高点。不仅存在对太平军的认识偏差，而且表明对西方的了解甚少和抵制态度。但正如前面所述，冲击导致的改变也正在这时候发生。无论是与李鸿章关系密切的常胜军，还是与左宗棠有所关联的常捷军，都是对西方军事科技了解加深后的产物。湘军、楚军、淮军等新建军队也在与太平军的实战中逐渐装备使用洋枪洋炮。追求坚船利炮以实现自强的洋务运动就是在战争后期开始的。曾、左、李、沈因其对西方的认识加强而改变态度，他们是各地方开展洋务运动、学习西方科技的主要践行者，后面在具体事例中也还会提到他们。

3.中枢主持者奕和文祥

如果仅仅依靠曾、左、李、沈等在地方践行洋务是不够的，恰巧此时的北京朝廷也迎来改革势力上台的契机。同样在19世纪60年代初，中央发生政局变动，以奕和文祥等为首的洋务派进入权力中枢。奕一直以来受到的关注较多，文祥则相对湮没无闻，彰显他们的历史形象是接下来尝试实现的目标。他们也是统治阶级的先觉者代表，与地方重臣们共同主持洋务运动，推动引进了不少西方科学技术。由于此段历程主要发生于同治朝，传统史书认为将其加上平定太平天国等就是“同治中兴”，有时也会加上光绪朝前期而称之为“同光新政”。对于科技转型的进程而言，借助于中央和地方的双重力量，此时已从“开眼看世界”正式进入“开眼学世界”的阶段，对于西方的学习以技术领域为主。

奕（1833—1898）的全名是爱新觉罗·奕，是道光皇帝的第六子。^[14]按照年龄来看比曾、左、李、沈都要小一大截，但他以而立之年参与19世纪60年代初的政局变动。这是天潢贵胄靠近最高权力中心的独特优势，反过来说也是奕人生起伏的最大风险所在。纵观其前半生，两次标志性的事件分别是失去继位资格和参与辛酉政变，可以反映权力兼具风险与收益的双刃剑性质。道光年间，奕年纪尚幼，虽口碑颇佳但谈不上有什么政治表现。1850年（道光三十年），道光皇帝弥留之际宣布遗诏，立四子奕为皇帝（即咸丰皇帝），而立奕为亲王。^[15]君臣名分既定，他失去继位的资格而为恭亲王。从历史发展大势观之，即使他真的成为皇帝，恐怕也很难力挽狂澜于既倒，避免类似咸丰帝出走承德的结局。所以说，道光帝的遗诏使其避免成为一位力不从心、背负恶名的皇帝，造就了一位顺应时势、努力改革的王爷。

咸丰朝时奕不断得到任用，以亲王之尊在处理各项事务中渐露锋芒。1853年（咸丰三年），因太平天国的北伐军逼近京畿要地，他“以王署领侍卫内大臣办理巡防，命仍佩白虹刀”^[16]。白虹刀是早年道光皇帝赐予奕的。数月后，他被命在军机大臣上行走，参预机务，后又历任都统、右宗正、宗令等，其间有升有降。1860年（咸丰十年）英法联军攻入北京，咸丰皇帝逃往承德，命奕为钦差便宜行事全权大臣，负责与外国人谈判议和，最终与英、法、俄等国相继签订条约。经历此事的奕意识到清朝必须进行改革，并很快投身其中。随即他与文祥、桂良等人奏请设置总理各国事务衙门。他又上疏训练北京的八旗军，请求在东北的吉林、黑龙江练兵筹饷，加强对俄国的边防。

两次鸦片战争的冲击终于引起奕等清朝上层统治者的反应，奕试图以自上而下的方式拯救统治危机，但是他还没有足够大的权力。机会很快就来了，1861年（咸丰十一年），咸丰帝驾崩，传位于年仅6岁的独子载淳。起初以肃顺、载垣、端华等八位王公大臣辅政，拟定新年号为祺祥。奕与慈禧、慈安两宫太后联手，又争取到僧格林沁等一些文武官员的支持，发动辛酉政变除掉辅政大臣，改新年号为同治。事后他获得了丰厚的政治回报：“授议政王，在军机处行走，命王爵世袭，食亲王双俸，并免召对叩拜、奏事书名。”^[17]除此之外，当年他还被任命为宗人府宗令、总管内务府大臣，管理火器营事务、管理神机营事务等。年轻的奕迎来其政治生涯的黄金时期，事实上得以代替行使部分皇权。他的身边团结了一批人，形成主张改良的洋务派，因而大大有利于推行洋务运动。

与出身高贵又少年得志的奕不同，文祥（1818—1876）从中下层一步步踏进权力中枢。他的全名是瓜尔佳·文祥，出自满洲正红旗，家世并不显赫。1845年（道光二十五年）中进士，此后在工部任职十余年，至1856年（咸丰六年）尚为正五品的工部郎中，虽为京官却长期在低层。这时他开始崭露头角，当年京察后他被记最优一等，原可外放从四品知府或正四品道员，但他以父母年迈请求留京为官，此后历任太仆寺少卿、詹事府詹事、内阁学士、署理刑部侍郎等。1858年（咸丰八年），被命在军机大臣上行走，参与机务。此后又曾任礼部、吏部、户部、工部等侍郎，兼任过副都统、左翼总兵等职。第二次鸦片战争期间，他曾劝阻咸丰皇帝不要逃往承德。随后被留在北京，协助奕与列强谈判签约。议和后他又积极请求咸丰皇帝早日回京，以安定人心。

在军机大臣上行走意味着靠近权力中心，但这样一来文祥与奕相类似，都背负着非常高的政治风险。一则有趣的故事可以说明：“文宗大渐，时尚驻跸热河，内外汹汹，讹言蜂起。显皇后进曰：‘圣驾脱有不讳，枢府中畴则可倚？’帝引后手，书‘文祥’二字示之。”^[18]这么看来文祥颇受咸丰皇帝的重视，似有临终托孤之意。但其实咸丰北走承德时在军机大臣之中只留了文祥在北京议和，驾崩前所封的八位顾命大臣，文祥作为军机大臣不在其列。可以推测，遭受排挤的不利状况至少构成他参与奕与两宫太后等发动的辛酉政变的动机之一。政变成功后享受政治回报的同时，文祥积极投入创立总理衙门、同文馆等事务中。另外，他还曾推荐时任广饶九南道台的沈葆桢，认为沈才堪大用，帮助沈脱颖而出。

德才兼备的文祥与奕一起构成洋务运动事实上的主要领导者。通过一些后人对他的评价，可知其卓越之贡献。《清史稿·文祥传》说他接受奕的领导，出力最多。“偕恭亲王等通筹全局，疏上善后事宜，于是设立总理各国事务衙门，恭亲王领之，满、汉大臣数人，文祥任事最专。”后又对文祥的一生给予高度评价：“文祥忠勤，为中兴枢臣之冠。清操绝人，家如寒素。谋国深远。”^[19]更早些，洋务派大佬张之洞在著名的《劝学篇·益智》中梳理出晚清以来林则徐—曾国藩—文祥的序列：“林文忠尝译《四洲志》、《万国史略》矣，然任事而不终。曾文正尝遣学生出洋矣，然造端而不寿。文文忠创同文馆、遣驻使、编西学各书矣，然孤立而无助。迂谬之论，苟简之谋，充塞于朝野，不惟不信不学，且诟病焉。”^[20]可惜的是，文祥仍属凤毛麟角，未能摆脱主流“迂谬”观念和反面“苟简”舆论盛行的不利处境。“任事而不终”“造端而不寿”“孤立而无助”等等，都是引进西方科学技术过程中常见的消极因素。

4.自强唯有师夷长技一途

面对内忧外患的双重冲击，加之保守势力等消极因素的阻碍，统治阶级的先觉者们如何打开局面？这可以从他们取得的共识说起。无论是地方之曾、左、李、沈等人，还是中枢之奕与文祥等人，虽然他们的经历、立场、观点等并不相同，但是仍有共识。即在与太平军和西方人或战或和的各种接触中，他们都对清王朝的严重危机深有感触，因而多多少少认识到自强唯有师夷长技一途。该共识是得以开展洋务运动最重要的思想观念基础，也是整个科技转型第二波持续不断的动力所在。所谓自强唯有师夷长技一途，即在“器物”层面学习西方以解决危机，大体上便是指科学技术尤其是技术的引进。至于究竟学习了什么，引进了什么，下一章将会详述。这里仍集中于师夷长技的共识，包括其他持此共识的关键人物以及共识对于发起洋务运动从而打开局面的意义。

洋务运动也被称为自强运动，所谓“自强”正是出现于彼时的时代呼声。1861年冯桂芬撰写《校邠庐抗议》时就把自强作为中国知耻而后勇的目标。“天赋人以不如，可耻也，可耻而无可为也；人自不如，尤可耻也，然可耻而有可为也。如耻之，莫如自强。”^[21]他认为中国人在天赋上并不比西方人差，所以中西的实力对比不是既“可耻”又“无可为”的差距。中国人比西方人差的是尤为可耻的“人自不如”，是后天的差距。“人自不如”换而言之就是技不如人，在冯桂芬看来还存在知耻而后勇的希望，即寻求自强。他还认为魏源所主张的“以夷攻夷”和“以夷款夷”都无益于实现自强：“愚则以为不能自强，徒逞谲诡，适足取败而已，独‘师夷长技以制夷’一语为得之。”^[22]只有魏源说的“师夷长技以制夷”是可取的，有助于实现自强。如果以“制夷”为目标，一来有些自欺欺人，二来指向也不甚明确。外有“西夷”，内有“长毛”，仅“制夷”是不够的，自强之后当然可以内外皆安。

冯桂芬只是鼓吹自强的理论家，李鸿章才是由呼吁自强到践行自强的实干家。1862年他率淮军赴沪时乘坐西方人的船，才顺利通过太平军环伺的长江。但李鸿章的内心却颇为复杂：“舍陆登舟，用夷变夏。昨见番酋亦颇恭顺，恐有万变，图在后与之为无町畦而求自强之术耳。”^[23]当朝野兴起中外联合“会剿”太平军的议论后，李鸿章并不以为然。“鸿章所带水陆各军专防一处，专剿一路，力求自强，不与外国人搀杂。”^[24]虽然他的淮军后来装备了洋枪洋炮等西式武器，但李鸿章牢牢把握指挥权，坚决避免西方军事力量的直接介入。另外，他还不断试图控制洋枪队，最终成功地解散了这支有可能不受指挥的部队。因此，李鸿章秉承的自强宗旨也非常明确，“师夷”的对象仅限于坚船利炮之类的“长技”，不可能全面学习西方；“师夷”的目标也是改变技不如人的积弱状态，就是实现自强。

基于追求自强的迫切需要，奕、文祥等领导的洋务派后来形成师夷长技的施政共识。在平定太平天国战争几近结束时的1864年（同治三年），总理衙门曾在奏折中阐述了自强运动的核心思想。“总理各国事务恭亲王等奏：查治国之道，在乎自强，而审时度势，则自强以练兵为要，练兵又以制器为先……迨咸丰年间，内患外侮，一时并至。岂尽武臣之不善治兵哉？抑有制胜之兵，而无制胜之器，故不能所向无敌耳。”“外洋如英、法诸国，说者皆知其惟恃此船坚炮利，以横行海外。”^[25]“自强以练兵为要，练兵又以制器为先”道出自强唯有师夷长技一途的内涵。洋务派意识到西方人的强大，但仅限于“船坚炮利”的强大。中国所需要弥补的差距正是武器等器物层面的差距，因此师夷长技成为自强的必然选择。

既然“自强以练兵为要，练兵又以制器为先”演变为一场声势浩大的运动，那么仅倚仗上述曾、左、李、沈与奕、文祥诸人尚不够，其所依靠的是颇具规模又前后相继的团体力量。试举其他几位关键人物，最年长者为桂良（1785—1862）。他是林则徐的同龄人，但出身于满族官宦世家，其父瓜尔佳·玉德曾任闽浙总督。桂良年轻时凭借捐纳为礼部主事，之后步步高升，1834年（道光十四年）为河南巡抚，后历任总督、尚书、都统等显职。他的另一重身份是恭亲王的岳父，1848年（道光二十八年）他的一个女儿奉旨嫁与皇六子奕为嫡福晋。桂良在咸丰年间参与了清朝应对太平天国和第二次鸦片战争双重冲击相关事宜，不仅受命协助围剿太平天国北伐军，而且拥有多次与列强打交道的经历，如1854年（咸丰四年）、1858年（咸丰八年）、1860年（咸丰十年）等。《清史稿·桂良传》对此的评价是：“桂良以帝室葭莩，与闻军国，数膺议和之使，无所折冲。”^[26]桂良的外交工作经历受到了高度肯定。桂良与文祥一样，在咸丰皇帝北逃时被留在北京，协助奕与列强议和。因此他也参与了创建总理衙门，且位在文祥之前。1861年1月20日（咸丰十年十二月初十）经咸丰皇帝批准：“京师设立总理各国通商事务衙门，著即派恭亲王奕、大学士桂良、户部左侍郎文祥管理。”^[27]可惜桂良在总理衙门的任职时间并不长，次年（同治元年）就去世了。

第二位需要提及的关键人物是索绰络·宝鋆（1807—1891），《清史稿》将其列传置于文祥同卷（卷三百八十六）。他是1838年（道光十八年）的进士，1860年（咸丰十年）已升至总管内务府大臣。咸丰皇帝北逃时，想要以库帑20万两修葺承德的行宫，但是宝鋆据理力争而抗命不从。同治皇帝回京后，任命他为军机大臣上行走，兼任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大臣。宝鋆也是较早进入总理衙门的领导者之一，主持和参与了不少相关事务，但是后世对他的评价低于文祥。“宝鋆明达同之，贞毅不及，遂无以镇纷嚣而持国是。”^[28]所以虽然宝鋆得享高寿长于文祥，但是取得功绩比不上他。

与文祥齐名者是年纪稍小的汉族大臣沈桂芬（1818—1880），为领导洋务运动和践行师夷长技的又一关键人物。他于1847年（道光二十七年）考中进士，是李鸿章、沈葆桢的同年。至咸丰年间，沈桂芬已晋升至礼部左侍郎。在文祥等人主事的1863年（同治二年），他外放山西巡抚。直至1867年（同治六年），开始以多部侍郎身份担任军机大臣，随后兼任总理衙门大臣，跻身权力决策层和洋务运动领导核心。清末梁启超回溯这段历史时认为沈桂芬和文祥是同治朝前期的政务主持者：“试举同治中兴以来，军机大臣之有实力者如下：第一，文祥、沈桂芬时代，同治初年；第二，李鸿藻、翁同龢时代，同治末年及光绪初年。”^[29]《清史稿·沈桂芬传》亦言：“桂芬遇事持重，自文祥逝后，以谙究外情称……桂芬躬行谨饬，为军机大臣十余年，自奉若寒素，所处极湫隘，而未尝以清节自矜，人以为难云。”^[30]对沈桂芬给予了高度评价。只有如桂良、宝鋆、沈桂芬等关键人物们相继努力，才能使得洋务运动学习西方的方针得以实施，从而打开中国近代科技发展的新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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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仁宗实录（四）：卷二七四//清实录：第三一册.北京：中华书局，1986:722-723.

[2]据《清史稿》，1860年（咸丰十年）：“命恭亲王奕为钦差大臣，办理抚局。己巳，上幸木兰，自圆明园启銮。丁丑，上驻跸避暑山庄。”（赵尔巽，等.清史稿：卷二十：本纪二十.北京：中华书局，1977:761）

[3]按《清史稿》，1990年（光绪二十六年）：“己未，德、奥、美、法、英、义、日、俄八国联兵陷京师。庚申，上奉皇太后如太原，行在贯市。壬戌，次怀来。命荣禄、徐桐、崇绮留京办事。癸亥，广东布政使岑春煊率兵入卫，遂命扈跸。甲子，次沙城堡。懿旨命岑春煊督理前路粮台。丁丑，次鸡鸣驿，下诏罪己，兼诫中外群臣。丙寅，次宣化……九月己巳朔，次渭南。壬申，至西安府，御巡抚署为行宫。”（赵尔巽，等.清史稿：卷二十四：本纪二十四.北京：中华书局.1977:934-936）

[4]左宗棠负责平定“回乱”时，曾于1870年（同治九年）上《收抚回民安插耕垦片》，称：“以陕回人数计之，从前无事时，散处各州县地方丁口，奚啻数十万。现计除西安城中土著两三万外，余则尽族西行，陕西别无花门遗种。即合金积、河、狄、西宁、凉州等处现剩陕回计之，丁口亦不过数万。其死于兵戈、疾疫、饥饿者盖十之九，实回族千数百年未有之浩劫。”（左宗棠.左宗棠全集：奏稿四.长沙：岳麓书社，2014:359）

[5]费正清.剑桥中国晚清史（1800—1911年）：上卷.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编译室，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5:112.

[6]中国历史研究社.庚子国变记.上海：神州国光社，1946:8.

[7]关于曾国藩的早期仕途经历，据《清史稿·曾国藩列传》载：“国藩，道光十八年进士。二十三年，以检讨典试四川，再转侍读，累迁内阁学士、礼部侍郎，署兵部……咸丰初，广西兵事起，诏群臣言得失……因上敬陈圣德预防流弊一疏，切指帝躬，有人所难言者，上优诏答之。历署刑部、吏部侍郎，典试江西，中途丁母忧归。”（赵尔巽，等.清史稿：卷四百零五：列传一百九十二.北京：中华书局，1977:11907-11908）

[8]据《清史稿·左宗棠列传》载：“宗棠，道光十二年举人，三试礼部不第，遂绝意仕进，究心舆地、兵法。喜为壮语惊众，名在公卿间。尝以诸葛亮自比，人目其狂也。”（赵尔巽，等.清史稿：卷四百一十二：列传一百九十九.北京：中华书局，1977:12023）

[9]除此“林文忠知左文襄”外，《清稗类钞》“知遇类”还录有“陶文毅知左文襄”和“骆文忠信任左文襄”两条，其中提到的陶澍与骆秉章均为当时精于实务的地方重臣。详见：徐珂.清稗类钞：第三册.北京：中华书局，1984:1429-1430。

[10]杨彦杰.沈葆桢家世若干史实考辨.史学月刊，1985（6）:109-110.

[11]赵尔巽，等.清史稿：卷四百零五：列传一百九十二.北京：中华书局，1977:11908.

[12]徐珂.清稗类钞：第三册.北京：中华书局，1984:1389.

[13]中国科学院哲学研究所中国哲学史组.中国哲学史资料选辑·近代之部.北京：中华书局，1959:98.

[14]道光帝前后共有九子，其中长子奕纬、次子奕纲、三子奕继、八子奕詥、九子奕譓均夭折或早逝，仅加封或追封郡王。四子奕即咸丰帝，五子奕誴过继为惇亲王，六子即恭亲王奕，七子醇亲王奕譞的一子和一孙先后被立为光绪帝和宣统帝。

[15]关于道光帝驾崩前宣布奕继皇位和奕封亲王的具体情形，除《清史稿·宣宗本纪三》外，《宣宗实录》亦有更详细记载。参见：宣宗实录（七）：卷四七六//清实录：第三九册.北京：中华书局，1986:992-996。

[16]赵尔巽，等.清史稿：卷二百二十一：列传八.北京：中华书局，1977:9105.

[17]赵尔巽，等.清史稿：卷二百二十一：列传八.北京：中华书局，1977:9106.

[18]胡思敬.国闻备乘.北京：中华书局，2007:10.

[19]赵尔巽，等.清史稿：卷三百八十六：列传一百七十三.北京：中华书局，1977:11688-11695.

[20]张之洞.劝学篇.李忠兴，评注.郑州：中州古籍出版社，1998:112.

[21]冯桂芬.校邠庐抗议.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2002:48.

[22]冯桂芬.校邠庐抗议.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2002:49.

[23]顾廷龙，戴逸.李鸿章全集：29：信函一.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7:75.

[24]同[23]，79.

[25]文庆，等.筹办夷务始末：同治朝卷二十五//《续修四库全书》编纂委员会.续修四库全书：四一九：史部：纪事本末类.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394.

[26]赵尔巽，等.清史稿：卷三百八十八：列传一百七十五.北京：中华书局，1977:11718.

[27]文宗实录（五）：卷三三十七//清实录：第四四册.北京：中华书局，1986:1022.

[28]同[26]，11698.

[29]梁启超.李鸿章.何卓恩，评注.武汉：湖北人民出版社，2004:17.

[30]赵尔巽，等.清史稿：卷四百三十六：列传二百二十三.北京：中华书局，1977:1236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