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师夷长技（中国近现代科技转型的历史轨迹与哲学反思 第二卷）
- 刘大椿等
- 13795字
- 2020-08-29 19:37:46
四、克服阻力迭出卓见
19世纪60年代以后，“开眼看世界”的思想风气在克服阻力的过程中卓见迭出，逐渐达到新的高度。郭嵩焘的《使西纪程》已认识到西方也有历史悠久的文明，因而对于如何学习西方具有不同于洋务派的独到见解；黄遵宪的《日本国志》虽是一部以日本为对象的史志书籍，但目的在于通过日本看西方，通过西方看中国；郑观应的《盛世危言》已开始反思洋务运动的得失，认为单单学习西方科学技术的做法是行不通的。与他们相反，当时还有许多如倭仁和刘锡鸿之流可笑可怜的螳臂当车者，他们的阻碍导致晚清以来科技转型的步伐迟滞，由此可知思想观念转变的宝贵与不易。
1.郭嵩焘与《使西纪程》
得益于中央和地方的共同推动，向西方学习科学技术以求自强终于蔚然成风。19世纪60年代以来，中国人对这方面的思考随着中外交往渐趋密切而加深，有关中国与外国情形认识的卓见迭出，堪称振聋发聩者为数不少。这里将试举郭嵩焘的《使西纪程》、黄遵宪的《日本国志》和郑观应的《盛世危言》为例，力图展现后来者与前述魏源、徐继畬、冯桂芬等人思想言论的差别，凸显他们对于西方以及如何学习西方的新认识、新观点。与洋务派一起成长起来却又超越洋务派的郭嵩焘（1818—1891）应为首推之人，“师夷长技以制夷”的观点在他看来仍有可商榷之处。虽然他的主张在当时并没有得到重视[1]，甚至他个人也被时人所唾弃，但其思想具有的独特价值被后来的历史所证明。
假如仅看郭嵩焘前半生的经历，那么与曾、左、李、沈没有太大的不同，可以说是洋务派出身。他是湖南湘阴人，早年在岳麓书院读书时已结识曾国藩、左宗棠等，1847年（道光二十七年）考中进士。加上前面提及的李鸿章、沈葆桢和沈桂芬，该科所录可谓人才济济。没过几年，因父母先后去世，仕途尚未真正开始的郭嵩焘便回乡守制。很快，太平军进入湖南，于是郭嵩焘先后力促左宗棠与曾国藩出山。1853—1856年，郭嵩焘作为曾国藩的幕僚，为湘军诸事奔走于长江中下游地区。1856—1860年，他以翰林院编修的身份奉命调往北京，曾入值南书房，想要做出一番成绩而不得，又郁郁回乡。1862年（同治元年），受在上海的李鸿章推荐，郭嵩焘以江苏苏松粮储道的身份赴沪，后历任两淮盐运使、署理广东巡抚，四年后再次离职返乡。
虽然在官职上郭嵩焘比洋务派大员们尤其是曾、左、李逊色些，但是他很早就以精通洋务而出名。正是在1862年，初率淮军抵沪的李鸿章觉得势单力薄，难以施展拳脚，尤其是与洋人交涉方面，更是缺乏经验无从下手，于是他写信请求曾国藩派遣郭嵩焘前去襄助。“惟关道与夷人时相交涉，吴挟夷以自固，莫如因其所请，另简贤员识大体者署授，久习夷情与饷数精微，则吾亦不得深持其柄。当世所识英豪，于夷务相近而知政体者以筠仙为最，将来可否奏署此缺，令吴专署藩司，管粮台。俟筠仙到沪，鸿章再带兵赴镇，则根本固而气脉较通。师意如以为然，奉旨后即附奏，更请吾师手函敦促筠公速来救我。”[2]其中对郭嵩焘的评价即：“于夷务相近而知政体者以筠仙为最。”这与后来郭嵩焘思想的发展方向完全一致。
再观郭嵩焘后半生的经历，因获重新起用而开启出洋经历和外交生涯，已经不同于洋务派。1875年（光绪元年）他被任命为福建按察使，旋因云南“马嘉理案”发生而改任出使英国大臣进行善后。加之他弹劾云南巡抚，主张以此平息英国方面的外交压力，因此而被舆论所抨击诋毁。次年冬，郭嵩焘率团起程访英，一路上将其见闻感想撰写成《使西纪程》。后于1877年抵英就任驻英公使，又兼任驻法公使，成为中国首位常驻外国使节。按照现在的眼光来看，郭嵩焘担任驻外使节期间处事有礼有节，合乎国际礼仪，所取成绩斐然。但是在当时的其他外交人员和国内官民看来，郭嵩焘的行为不仅不合中国礼制，甚至有卖国求荣之嫌。两年后，他在多方压力之下被迫离职回国，再度返乡。回到家乡之后的郭嵩焘虽然仍有家国情怀，关心时事变化，但是已属闲人，直至1891年（光绪十七年）去世。
正是因为郭嵩焘早期的“于夷务相近而知政体”与后期的出洋经历和外交生涯，他在思想观念上已不同于洋务派而具有独到见解。就任福建按察使之初，他就上呈《条议海防事宜》，其中观点可以说是与洋务派“师夷长技以制夷”宗旨有异。“窃以为中国与洋人交涉，当先究知其国政、军政之得失，商情之利病，而后可以师其用兵制器之方，以求积渐之功。”[3]“师夷长技”方面的“师其用兵制器之方”并不是学习西方的第一步，了解西方国家的“国政”“军政”“商情”等各领域情况才是首要任务。“嵩焘窃谓西洋立国有本有末，其本在朝廷政教，其末在商贾，造船、制器，相辅以益其强，又末中之一节也。故欲先通商贾之气以立循用西法之基，所谓其本末遑而姑务其末者。”[4]这里说西方国家立国“有本有末”更是石破天惊，与认为除天朝上国之外均属蛮夷未开化之国的传统观念相比，具有突破性，完全不同于张之洞为洋务派归结的核心理念——中学为体，西学为用。郭嵩焘认为，政教为本，商贾为末，科技方面的造船、制器属于末之一节。
从《使西纪程》中亦可看出郭嵩焘面对西方时寻求了解和学习的平和心态，与前文所述蒲安臣使团尤其是斌椿使团迥异。比如，郭嵩焘注重掌握各国情形，使《使西纪程》具有对比记录作用。“同舟英商斯谛文生言：‘在印度种茶三千余亩。中国茶种每亩收二百斤，印度可至三倍。生植岁益加多，近二十年出茶三千万磅。’询之种茶之地，即孟加拉东北之阿萨密也。《瀛寰志略》称其岁得茶二十余万斤，今已逾百倍之多矣。”[5]印度引进中国茶叶之后的种茶业发展迅速，与《瀛寰志略》写成时相比仅过去三十年，产量就已相差超过百倍。再如，他又强调西方也有两千年的文明发展史。“西洋立国二千年，政教修明，具有本末；与辽、金崛起一时，倏盛倏衰，情形绝异。其至中国，惟务通商而已，而窟穴已深，逼处凭陵，智力兼胜。所以应付处理之方，岂能不一讲求？并不得以和论。无故悬一‘和’字为劫持朝廷之资，侈口张目以自快其议论，至有谓‘宁可覆国亡家，不可言和’者，京师已屡闻此言。”[6]因此，对西方人轻言战与和都是非常不明智的，与之交涉是复杂且艰巨的任务。
在郭嵩焘看来，对西方的深入了解不仅是为了便于与之交涉，也可以为中国的发展提供借鉴。“西洋以智力相胜，垂两千年。麦西、罗马、麦加迭为盛衰，而建国如故。近年英、法、俄、美、德诸大国角立争雄，创为万国公法，以信义相先，尤重邦交之谊。致情尽礼，质有其文，视春秋列国殆远胜之……（英、俄）足称二霸。而环中国逼处以相窥伺，高掌远蹠，鹰扬虎视，以日廓其富强之基，而绝不一逞兵纵暴，以掠夺为心。其构兵中国，犹展转据理争辩，持重而后发。此岂中国高谈阔论，虚骄以自张大时哉？……轻重缓急，无足深论。而西洋立国自有本末，诚得其道，则相辅以致富强，由此而保国千年可也。不得其道，其祸亦反是。”[7]对中国海上和陆上构成最大威胁的西方国家分别是英国和俄国，但是依靠高谈阔论是无法应对的，需要多种手段多管齐下。最关键的是，西方国家立国自有本末，洋务运动仅学习科学技术等器物层面仍停留于末，需要本末结合才有可能走向富强。
时至今日，对郭嵩焘思想的研究还具有相当热度，其许多观念和主张无疑是熠熠生辉的。在中国科学技术史领域，也有对“中国必须学习西方”归纳总结的“魏源—李鸿章—郭嵩焘问题”[8]。如果说魏源代表“开眼看世界”，李鸿章代表“开眼学世界”，那么到了郭嵩焘那里，世界已经是更为真实的世界，所以中国需要向西方学习的也就不仅仅限于科学技术领域。换而言之，问题在于为何郭嵩焘在如今看来有先见之明，却不被容于当时。与他类似，黄遵宪和郑观应的故事也发人深省。
2.黄遵宪与《日本国志》
由于路途遥远和信息不畅等缘故，古代中国对西方世界的发展动态向来知之甚少，但是对于一衣带水的邻邦日本，明清时代的中国人对其向来不乏关注，两国亦不断来往，远者如明朝中后期的倭寇之乱和万历援朝之役，近者如耶稣会向日本传教和德川幕府的闭关锁国。但直到徐继畬撰写《瀛寰志略》时，对日本的记述尚停留于此。“前明中叶，大西洋之葡萄牙尝欲据其海口，又以洋教诱其士人，日本与之战，荷兰以兵船助日本，葡萄牙遁去，故其国与通商者，中国与荷兰而已。”[9]对此，薛福成也曾评论说：“近世作者如松龛徐氏、默深魏氏，于西洋绝远之国尚能志其崖略，独于日本考证阙如。”[10]然而，西方人也以坚船利炮试图敲开日本的国门，受到冲击的日本人很快反应过来，迅速采取向西方学习的策略。到1887年（光绪十三年）黄遵宪写成《日本国志》时，经过多年改革后的日本已经今非昔比，成为一个不断近代化的东亚强国。
通常认为19世纪60年代末以来的明治维新是日本开启近代化进程的起点，但实际上日本对西方的学习早于此，冯桂芬、李鸿章等人在19世纪60年代初均已注意到日本国内的变化。《校邠庐抗议》（1861年）即言：“前年西夷突入日本国都，求通市，许之，未几，日本亦驾火轮船十数遍历西洋，报聘各国，多所要约，诸国知其意，亦许之。日本蕞尔国耳，尚知发愤为雄，独我大国，将纳污含垢以终古哉？”[11]李鸿章也表达过类似的看法：“日本君臣发愤为雄，选宗室及大臣子弟之聪秀者，往西国制器厂师习各艺。又购制器之器，在日本国制习。现在已能驾驶轮船，造放炸炮。”又说：“我有以自立，则将附丽于我，窥伺西人之短长。我无以自强，则将效尤于彼，分西人之利薮。日本以海外区区小国，尚能及时改辙，知所取法。然则我中国深维穷极而通之故，夫亦可以皇然变计矣。”[12]与西方相比，日本国情原本和中国更为相近，却能在面临冲击时迅速做出转变。因此，中国的洋务运动自然有充足理由将日本作为“师夷长技”的先例。
在冯桂芬、李鸿章等人或著书立说，或推行洋务之际，出生于广东嘉应的黄遵宪（1848—1905）仍是正在成长的青少年。从时代背景来看，他属于第一次鸦片战争之后的一代人，从小所处的环境和将要承担的责任都有所不同。1876年（光绪二年）黄遵宪中举，没有继续考进士，次年即以参赞身份跟随首任驻日公使何如璋赴日。他在日五年，悉心留意日本国情，开始撰写《日本国志》。[13]1882年（光绪八年），黄遵宪调往美国，任驻旧金山总领事，曾多次为侨民、华工伸张正义。三年后，他回国返乡，谢绝多人邀请而专心著述，1887年（光绪十三年）终于写成四十卷巨著《日本国志》。1889—1894年，他又先后任驻英参赞、驻新加坡总领事等职，已是一位历练多年、经验丰富的外交官。之后，他又回国与维新派人士交往甚密，参与到维新变法运动中。戊戌政变后，黄遵宪得以幸免回乡，直至1905年（光绪三十一年）去世。
从《日本国志》的内容来看，首先自然是一部以日本为对象的史志书。其卷目包括国统、邻交、天文、地理、职官、食货、兵志、刑法、学术、礼俗、物产、工艺等众多领域，关乎国情民生者无所不包，资料丰富，贴近实情。但正如黄遵宪所自述，撰写此书乃是为了“以副朝廷谘诹询谋之意”，每卷之前都有专门议论的“外史氏曰”，虽为记述日本，实则力求有用于中国。他抵达日本时，明治天皇（1867—1912年在位）继位已达十年，因此他对日本明治维新以来的变化感受颇深，所费笔墨亦颇多。例如他在《学术志》中说：“且器用之物，原不必自为而后用之，泰西诸国以互相师法而臻于日盛，固无论矣，日本蕞尔国耳，年来发愤自强，观其学校分门别类，亦骎骎乎有富强之势。”[14]日本通过学习西方的科技、教育、军事等可以很快走向富强，为什么中国做不到呢？黄遵宪是在通过日本看西方，更是在通过西方看中国。
在《日本国志》中，科学技术是被重点关注的领域。黄遵宪最后专门撰有卷四十《工艺志》，介绍日本的医学、农学、刀剑、铜器、陶器、漆器、造纸等。科技（工艺）成为西方国家富国强兵的重要力量，日本亦是如此。“举一切光学、气学、化学、力学，咸以资工艺之用，富国也以此，强兵也以此，其重之也，夫实有其可重者在也。”相反，中国科学发展不兴，技术发展仅限于工匠，且得不到应有的重视。“后世士夫喜言空理，视一切工艺为卑卑无足道，于是制器利用之事，第归于细民末匠之手，士大夫不复身亲，而古人之实学荒矣。”[15]对科学与技术两种发展传统的疏离只是结果，根源还在于科技发展被轻视。所以，他认为中国应该彻底改变这种风气，也将科技（工艺）变为富国强兵源源不断的动力。
书成之后，黄遵宪曾呈送给洋务派大佬李鸿章、张之洞，试图借他们之手广为推行此书，可惜未能实现。李鸿章的评价看似颇高：“博稽深考，于彼国改法从西，原委订证，尤为赅备，意在于酌古之中为匡时之具，故自抒心得，议论恢奇，深协觇国采风之旨。”[16]张之洞似也高度赞扬：“窃遵宪自奉使随槎，在外九载，到日本后周咨博访，维新以后如官职、国计、军制、刑罚诸大政，皆摹仿泰西。但能详志一国之事，即中西五部洲近况皆如指掌。”[17]但实际上李鸿章、张之洞并不十分赞同黄遵宪在书中透露出的观点。比如，《日本国志》在政治上对民主制、君主立宪制的关注和暗许，与清朝皇权统治格格不入。[18]李鸿章与张之洞二人与黄遵宪观点的歧异，是造成《日本国志》未能更早刊行于世的一大原因。[19]
历史仿佛开了一个巨大的玩笑，《日本国志》于1887年（光绪十三年）写成，却直到1895年（光绪二十一年）才由广州的富文斋正式刊行。甲午战争后，深感丧权辱国之痛的中国人才突然发现此书，大为遗恨。梁启超说：“乃今知中国，知中国之所以弱，在黄子成书十年，久谦让不流通，令中国人寡知日本，不鉴不备，不患不悚，以至今日也！”[20]此后，该书成为维新变法运动的重要思想来源之一，黄遵宪本人也参与到康、梁诸人的运动之中。虽然这已是后话，但至少可以证明，黄遵宪及其《日本国志》所反映的思想主张，在一定程度上已经超越了“师夷长技以制夷”的洋务派。
3.郑观应与《盛世危言》
中日甲午战败后，国人对中国技不如人及如何应对的反思进入新的阶段。该时期流行的书籍除了《日本国志》，还有郑观应所著的《盛世危言》。但这些著述事实上都诞生于甲午之前，意味着民族图存和社会转型道路上不乏先驱性人物和思想。它们何以产生发展，何以前抑后扬，何以区别于早期开眼看世界者，都是需要厘清的问题。尤其是，黄遵宪和郑观应著书立说时秉承何种科学技术观，与“师夷长技以制夷”有何不同，更足以反映科技转型第二波进程的特点所在。黄遵宪与洋务派大佬们的歧异已经对此有所展现，郑观应的生平与《盛世危言》的内容则更为明显地透露出世道人心的变迁。洋务运动所持“师夷长技以制夷”主张的背后是“中体西用”核心观念，然而单单学习西方科学技术的做法到19世纪末的中国已经行不通，科技转型被认为应该置于更全面的社会转型之中。
正如郑观应所自述的那样，他身处的时代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变局。“惟今昔殊形，远近异辙，海禁大开，梯航毕集，乃数千年未有之变局。”[21]虽然在此之前李鸿章已提出“三千余年一大变局”，但是作为后来者的郑观应比他走得更远。郑观应（1842—1921）[22]是广东香山人，和黄遵宪一样成长于鸦片战争后的中国社会。但他没有走主流的科举入仕道路，即使自幼接受儒学教育，然而童子试未中即远走上海学习经商，至1860年（咸丰十年）时已成为宝顺洋行的一位年轻买办。在多数人看来，买办是近代为西方经济侵略服务的特殊职业，带有趋炎附势的色彩。郑观应却非如此，是一位具有深厚情怀的爱国者，商务方面的历练使他增长了不少对于时局的见识。从20岁开始，他就已开始将自己的所思编写成书，以期有用于世。后来之所以诞生著名的《盛世危言》，也是他不断思考的成果，线索如下：1862年（同治元年）《救时揭要》，1871年（同治十年）《易言》上下卷本，1875年（光绪元年）《易言》删定本，1893年（光绪十九年）《盛世危言》五卷本。
商业实践使得郑观应成为一位经验丰富的实业家，爱国情怀又使他成为一位殚精竭虑的思想家。宝顺洋行停业后，他曾投资入股或主持经营茶栈、轮船、盐务、造纸、织布、矿务、开垦等多个行业的企业，生意越做越大，实力愈发雄厚，也是一位拥有不少产业的知名民族资本家。1882年（光绪八年），郑观应离开任职的太古轮船公司，应李鸿章要求任官督商办的轮船招商局帮办，后任总办。中法战争时，他曾远赴华南和东南亚，协调抗法事宜。之后时起时落，或奔走于各地，或蛰居于家中，幸得闲暇专心著述。1892年，郑观应再度出任轮船招商局帮办。两年后即1894年（光绪二十年），《盛世危言》五卷本初版刊行。甲午战后的1895年，改为十四卷本增订版。1900年庚子之变起，又改为八卷本增订版。
现今通行版本为八卷本，书末附有郑观应两度增订时的两篇《〈盛世危言〉增订新编后序》，可以体现其思想主张的变与不变。他在1895年增订版后序中说：“惟中日战后，势殊事异，情形已自不同，故复将未尽之言，奋笔书之，冠以地球图说，并附录深通时事者名言伟论，合共二百篇。以期天下人共知病源所在，毋讳疾而忌医，勿畏难而惮改。”[23]在1900年增订版后序中他又说：“奈何衮衮诸公不知师长弃短，或卤莽以偾事，或隐忍以偷安，是故中日之役不应战而战，中德之役应战而不战。”[24]中德之役即八国联军侵华战争，德国将领瓦德西曾任联军总司令。郑观应认为庚子之役“应战而不战”，似乎认为清政府该和列强决战到底。总之，他的增订之举都是为了顺应时局的变化，表达对现实的不满，以重申其变革之思想主张。
通过《盛世危言》，郑观应阐述了西方之所以强大的原因，并借此反思洋务运动的得失。他对西方的认识类似于黄遵宪对日本的认识：“乃知其治乱之源，富强之本，不尽在船坚炮利，而在议院上下同心，教养得法。”[25]既然西方富强的原因不全在于船坚炮利，那么多年来只知师夷长技的洋务运动就仅在模仿浅层，颇有画虎类犬之意。“年来当道讲求洋务，亦尝造枪炮、设电线、建铁路、开矿、织布以起而应之矣。惟所用机器，所聘工师，皆来自外洋，上下因循，不知通变，德相卑士麦[26]谓我国只知选购船炮，不重艺学，不兴商务，尚未知富强之本，非虚言也。”[27]尤其是郑观应最具有发言权的是商业，《盛世危言》的副标题即：“首为商战鼓与呼”。他认为商业在促进西方社会发展上发挥了巨大作用，中国也应充分认识到提倡商业的重要性。
与发展商业等其他方面相比，郑观应认为发展科技属于必要而非首要。科技在他那里就是“格致”，被视为“教养之方”。“故西人广求格致，以为教养之方。盖世界由弋猎变而为耕牧，耕牧变而为格致，此固世运之迁移，而天地自然之理也。”以生产力的角度来看，科技是推动社会进步的生产力，促进人类从游牧到农耕再到工业的生产方式转变。“我中国生齿四万万，人民甲于五大洲，子此元元，可不亟图教养之方哉？今日之计，宜废八股之科，兴格致之学，多设学校，广植人材，开诚布公，与民更始。”[28]中国的人口是世界上最多的，自然也需要科技（格致）作为“教养之方”。而要想发展科技，就得兴办教育和培养人才，因此八股取士的科举旧路应该被废除。郑观应废除科举的提议早于正式施行十余年，实属大胆的先见之明。
概而言之，郑观应变革图存的主张即如他在《〈盛世危言〉后编自序》之中所言：“有国者苟欲攘外，亟须自强；欲自强，必先致富；欲致富，必首在振工商；欲振工商，必先讲求学校、速立宪法、尊重道德、改良政治。”[29]其思想后来在维新变法运动中具有极大影响力，但也是部分继承前人思想的产物。1884年，淮军出身的地方重臣张树声临死前曾上遗折：“西人立国具有本末，虽礼乐教化远逊中华，然驯致富强亦具有体用。育才于学堂，论政于议院，君民一体，上下一心，务实而戒虚，谋定而后动，此其体也。轮船、大炮、洋枪、水雷、铁路、电线，此其用也。中国遗其体而求其用，无论竭蹶步趋，常不相及。”并认为应该改“中体西用”为“西体西用”：“圣人万物为师，采西人之体，以行其用。中外臣工，同心图治。”[30]郑观应对此深以为然，同样主张废弃“中体西用”观。因此到19世纪末，科技转型的脉络呈现出由“开眼看世界”到“开眼学世界”、由“中体西用”到“西体西用”等特征。
4.可笑可怜的螳臂当车者
先驱性人物和思想虽领先于他们所处的时代，却也意味着往往不被容于当时的社会。同样是面临“三千余年一大变局”，许多人却将导致变化的原因归咎为偏离“孔孟之道”“圣人之教”“仁义之本”等儒家意识形态，因此认为应对变局的方法就是恢复和恪守传统。晚清以来持类似立场者不少，通常将他们称为保守派、守旧派或顽固派。当然，并非每个人都持有非此即彼的鲜明立场，严格区分洋务派与顽固派、改革派与保守派等不同阵营并不普遍适用。包括一些“开眼看世界”者在内的佼佼者也会有传统的一面，顽固派之中也有从事洋务做过贡献者，对此进行评价时应当坚持就事论事的原则。这里将举一些先驱性人物和思想的反例，即一些可笑可怜的螳臂当车者。现今看来的螳臂当车者，在当时可能反而代表主流。所以通过两方面的对比，力图突出思想观念转变的宝贵与不易。
发生于1867年的同文馆是否开设天文算学馆之争，就可以看出以倭仁（1804—1871）为代表的反对派如何拒斥改革。这导致以奕为首的洋务派只能获得惨胜，构成洋务运动改革不能成功的部分原因。同文馆于1862年（同治元年）设立，原为培养翻译人才的场所。1866年底，奕等奏请增设天文算学馆，扩大学习范围以推进“师夷长技”。很快，先有监察御史张胜藻上疏反对，被谕旨驳回。这只是大论争的前奏，时任文渊阁大学士的理学领袖乌齐格里·倭仁接着上阵，祭出“礼义”“人心”的大旗。“窃闻立国之道，尚礼义不尚权谋。根本之图，在人心不在技艺。”占据道德制高点后，倭仁一方面强调“夷人”的可恨，另一方面宣称中国不缺人才。“天下之大，不患无才。如以天文算学必须讲习，博采旁求，必有精其术者。”[31]因倭仁的影响力和一贯的政治正确，这些保守的论调很有市场。仿佛仅需讲求“礼义”和“人心”，在“天朝上国”内寻找人才，就可以消除“夷人”带来的危机。
对此总理衙门确实无法直接反驳，只能小心翼翼地避免违背主流意识形态的风险。奕等人抓住倭仁论调中的自大，既然“天下之大，不患无才”，那么就让他保荐天文算学人才，这才赢得一局。“乙亥，谕内阁：前因大学士倭仁奏，天文算学，博采旁求，必有精其术者，曾降旨令其酌保数员，另行择地设馆，由倭仁督饬讲求。兹据该大学士奏称，意中并无其人，不敢妄保等语。倭仁现在既无堪保之人，仍著随时留心。”[32]不仅如此，随后又有谕旨任命倭仁为总理各国事务衙门行走。以大学士和理学领袖之尊去洋务运动的领导机关工作，对于倭仁来说显然是不能接受的羞辱。他屡次上疏请辞，又以生病为由乞休，最终没有真的去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奕等洋务派看似赢得胜利，但是由于大论争的影响，同文馆培养天文算学人才的计划遭受巨大挫折，举人、进士、基层官员等拒绝报考，实际取得的成效极其有限。[33]
同文馆之争是由高层领衔挑起的路线争论，多少有一些象征性的意味。具体到普通官员，究竟持有什么样的看法和立场呢？跟随郭嵩焘访英的副使刘锡鸿即是典型的反面人物，其出使写作的《英轺私记》充分暴露出与《使西纪程》大相径庭的观念。刘锡鸿原为默默无闻的小官，经由郭嵩焘举荐成为副使，但后来郭嵩焘后悔自己做了这个决定。明明具有相似的知识背景和做官经历，并一同出使西方亲身考察，刘锡鸿却得出了与郭嵩焘截然相反的结论。郭嵩焘的观点前面已经论述过，他认识到西方也有两千年的文明，学习西方时应注意到他们“有本有末”。刘锡鸿却把西方文明的发展归功于中国“圣人之教”的辐射，再度上演了一出化“西学东渐”为“西学中源”的讽刺剧目。从郭嵩焘被攻讦和《使西纪程》被毁版的结局观之，可推出刘锡鸿所论能代表主流思想的无奈现实，亦可知突破旧有体制进行转型何其艰难。
对于西方社会最为突出的先进科学技术，刘锡鸿依然将其视为奇技淫巧。正如倭仁所说的：“根本之图，在人心不在技艺。”刘锡鸿也以科技为末，而以人心为本。“非谓用功于身心，反先推求夫一器一技之巧也。一器一技，于正心修身奚与？入学而先事此，不且役乱其心，淆杂其意，愈考索而愈乖其所向哉？”[34]他将科学称为实学，认为实学不如“圣人之教”。“此皆英人所谓实学。其于中国圣人之教，则以为空谈无用。中国士大夫或溺其说者，往往附和之。余为之辨曰：彼之实学，皆杂技之小者。其用可制一器，而量有所限者也。”[35]对此种科技观，李鸿章早有评价：“无事则嗤外国之利器为奇技淫巧，以为不必学。有事则惊外国之利器为变怪神奇，以为不能学。”[36]他们认为科学技术作为奇技淫巧，属于“杂技之小者”和“量有所限者”，会产生“役乱其心”“淆杂其意”等负面作用。
科学技术远不如“圣人之教”，被刘锡鸿同时运用于解释中国和西方。“圣人之教”是过去使中国成为“天朝上国”的原因，也是解决当下危机的方法。“祖宗制法皆有深意，历年既久而不能无弊者，皆以私害法之人致之。为大臣者，第能讲求旧制之意，实力奉行，悉去其旧日之所无，尽还其旧日之所有，即此可以复治。”[37]“悉去其旧日之所无，尽还其旧日之所有”，这道出了刘锡鸿的根本主张，回到“祖宗法制”就会回到过去美好社会，因此他认为应该拒绝改弦更张，拒绝类似于洋务运动这样“以夷变夏”的改革。如何解释西方的强大呢？“聪明”的刘锡鸿也将其归功于“圣人之教”。“今西洋之俗，以济贫拯难为美举，是即仁之一端；以仗义守信为要图，是即义之一端。”[38]西方也在践行“仁”和“义”，“圣人之教”使英国创造今日之富强。“今英国知仁义为本，以臻富强，未始非由久入中国，得闻圣教所致，奈何以为贻害也？”[39]这样一来，西方越强大就越能证明“圣人之教”的优越性。
以“圣人之教”来解释西方的富强是彻头彻尾的自我陶醉。更让人哭笑不得的是，刘锡鸿还曾以“一日而数万里”的火车来回应中国为何不应发展铁路。在英期间，曾有“波斯藩王”前来拜访，言谈间提及铁路。“王曰：‘中国何以不制火轮车？’余笑曰：‘方今政府，谋于朝廷之上制造大火车。正朝廷以正百官，正百官以正万民，此行之最速，一日而数万里，无待于煤火轮铁者也。’王闻之亦大笑。”[40]“一日而数万里”的火车是刘锡鸿的“创举”，对此他还颇为自豪。到1880—1881年举国讨论是否修建铁路时，刘锡鸿又是积极反对者。[41]
螳臂当车者的代表之中，倭仁的危险在于士林领袖的意见会被无数士人奉为圭臬，刘锡鸿的危险则在于少有的出洋经历会增加反对论调的权威性。倭仁和刘锡鸿的背后的思想根源是中国人浸淫上千年的“孔孟之道”“圣人之教”“仁义之本”。旧有的思想体制和意识形态虽不乏正面作用，但是在面对西方近现代文明时却暴露出保守自大、拒绝变革的弊端。加上其又与皇权统治、科举制等牢牢结合在一起，使刘锡鸿之流层出不穷，造成本已凤毛麟角的郭嵩焘之类人物郁郁不得志，更导致晚清以来科技转型的步伐笼罩在迟滞的阴影之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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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典型案例即《使西纪程》书成不久便遭毁版一事，导致《使西纪程》直到百年后才被重新出版。《光绪朝上谕档》1877年（光绪三年）载：“交总理各国事务衙门，本日翰林院编修何金寿奏请毁禁《使西纪程》书一折，军机大臣面奉谕旨：该衙门知道，钦此。相应抄录原奏传知贵衙门钦遵办理可也，此交。”（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光绪朝上谕档：第三册 光绪三年.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6:141）
[2]顾廷龙，戴逸.李鸿章全集：29：信函一.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7:76.
[3]郭嵩焘.郭嵩焘全集：第四册.长沙：岳麓书社，2012:781.
[4]同[3]，783.
[5]郭嵩焘.使西纪程——郭嵩焘集.沈阳：辽宁人民出版社，1994:22.
[6]同[5]，23.
[7]同[5]，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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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关于《日本国志》的写作动机，黄遵宪在书首叙中自述：“窃伏自念今之参赞官，即古之小行人、外史氏之职也。使者捧龙节，乘驷马，驰驱鞅掌，王事靡益，盖有所不暇于文字之末。若为之寮属者，又不从事于采风问俗，何以副朝廷谘诹询谋之意？既居东二年，稍稍习其文，读其书，与其士大夫交游，遂发凡起例，创为《日本国志》一书。”（见：黄遵宪.日本国志：上卷.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2005:3）
[14]黄遵宪.日本国志：下卷.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2005:8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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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有一人专制称为君主者；有庶人议政称为民主者；有上与下分任事权，称为君民共主者。民主之位，与贤不与子，或数年一易，或十数年一易，无所谓统也；君民共主，或传贤，或传子，君不得私有其国，亦无所谓统也。”（黄遵宪.日本国志：上卷.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2005: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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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梁启超.日本国志后序//黄遵宪.日本国志：下卷.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2005:1006.
[21]郑观应.盛世危言.王贻梁，评注.郑州：中州古籍出版社，1998:53.
[22]关于郑观应卒年，王贻梁评注版《盛世危言》记为1921年，但辛俊玲评注版《盛世危言》和夏东元《郑观应》均记为1922年，另有1920年和1923年等说法，但夏东元撰《郑观应年谱长编》时根据《申报》讣告又改为1921年（夏东元.郑观应年谱长编.上海：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2009:839-840）。
[23]郑观应.盛世危言.王贻梁，评注.郑州：中州古籍出版社，1998:548.
[24]同[23]，550.
[25]郑观应.盛世危言.王贻梁，评注.郑州：中州古籍出版社，1998:50.
[26]即今译之俾斯麦。
[27]同[25]，51.
[28]同[25]，222.
[29]郑观应.《盛世危言》后编自序//夏东元.郑观应集：下册.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8: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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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穆宗实录（五）：卷一九九//清实录：第四九册.北京：中华书局，1986:560-561.
[33]《清史稿·倭仁传》对此事亦有记载，详见：赵尔巽，等.清史稿：卷三百九十一：列传一百七十八.北京：中华书局，1977:11737。
[34]刘锡鸿.英轺私记.朱纯，杨坚，校点.长沙：岳麓书社，1986:50.
[35]同[34]，127-128.
[36]文庆，等.筹办夷务始末：同治朝卷二十五//《续修四库全书》编纂委员会.续修四库全书：四一九：史部：纪事本末类.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398.
[37]同[34]，125.
[38]同[34]，129.
[39]同[34]，141.
[40]刘锡鸿.英轺私记.朱纯，杨坚，校点.长沙：岳麓书社，1986:141-142.
[41]刘锡鸿于1881年（光绪七年）初所上《缕陈中西情形种种不同火车铁路势不可行疏》中有“势之不可行者八，无利者八，有害者九”。（葛士濬.皇朝经世文续编：卷一百零三//沈云龙.近代中国史料丛刊：第七十五辑.台北：文海出版社，1972:2688-269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