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一

中国戏曲传播海外的历史，在近年似乎渐渐成为热闹的话题。且不说媒体上那些对旧日梨园域外逸闻的津津重述，严正认真的研究著述也时有出现，江棘博士的《穿过“巨龙之眼”：跨文化对话中的戏曲艺术（1919-1937）》就是其中的一部。而如其题目所示，此书没有把研究对象限定在某一戏曲艺术家或某一剧种曲目，而是选取了将近二十年的时段，也就是作者所说的“二十世纪戏曲艺术对外交流传播的第一个自觉期与高潮期”，进行全景式考察和总体性分析，在研究选题渐趋“断片”化和“小题”化的当下，这样做是需要一些勇气和气魄的。

一般说来，从一个比较具体的现象或曰比较小的议题切入，容易开掘得深入，论析得透彻，但有时也会因此而见木不见林，没有达至“小题大做”的境界，反而成了“小题小做”。反过来说，选择比较大的议题，则常常会陷入通论概观，看似格局宏大而实则空泛少物。江棘博士对后者显然有很高的警觉，她在宏观检视二十世纪前半期中国戏曲在海外的传播历程时，总是将其落实到具体的事件、人物乃至具体的剧目上，并努力从中提炼出一些“焦点问题”，进行深入的个案讨论，从而做到了见树见林，收放有致，全书的总体性分析也由此获得了坚实的根基。

江棘博士所关注的“焦点问题”，主要并不在于中国戏曲在域外博得了怎样的喝彩，也不在于以所谓海外反响来为中国的“传统”戏曲艺术提供可以自傲的背书，她的关心更在于中国戏曲是通过哪些中介、以怎样的方式进入到另外的语言、文化情境中去的，进入异文化语境中的中国戏曲怎样被观看、理解和演绎，并导致了怎样的后果。从书中所反复强调的“跨文化对话”这一关键词，不难看出江棘博士并不想把中国戏曲艺术传播海外理解为单向的推介或流动过程，她不仅注意到了并且还锲而不舍地追问：中国戏曲艺术作为主体，在和异文化的他者相遇和相撞之中，究竟共同缔造与型塑出了什么？她不仅指出已经被确认为属于中国戏曲固定属性和独自特征的所谓“传统”，其实是在现代性情境下和在跨文化对话过程中被阐发甚或可以说是被创造出来的，还特别注意不对当时参与跨文化对话者按照其中外身份进行截然的二元划分，而是努力从多重缠绕的历史脉络中，考察“国粹化”成为形塑中国戏曲“传统”的主导论述之原因，发掘被主导论述所遮蔽的另类阐释：如张彭春对西方世界把中国戏曲艺术视为“精美成熟”的古董品的提醒和矫正，美国剧评家斯达克·扬对中国戏曲“古典精神”之现代活力的重视，都在书里得到了相应的评价。而颇为可贵的是，江棘博士在彰显这些另类阐述时也没有过甚其辞，而是同样将其放置到相关历史语境中，考察其形成的条件和原因。她认为中国戏曲艺术的丰富内涵，不是一种论述可以穷尽，更不是某个概念可以概括的，主张“从不同的角度去接近它、阐释它、丰富它、深化它”，这是一种谨慎的明智做法，也表现出了负责任的学术态度。江棘本科、硕士都就读于清华大学中文系，硕士期间选择定县的民众教育戏剧运动为研究对象，以文学史与社会史结合的研究方法，写出了一篇分量和内涵都很厚重的学位论文，不仅在校内被评为优秀论文，其中的章节公开发表后，在学术界也得到了很好的评价。但她的兴趣更在中国的戏曲艺术，博士阶段考入中国艺术研究院戏曲研究所，师从著名的戏曲史研究专家刘祯教授，兴趣与专业更为一致，特长得以充分发挥，研究也更为精进，这部著作就是证明。同时，本书所表现出的驾驭复杂研究课题的从容态度，所包含的从大量外文文献中发掘出来尚可继续阐发的新史料，以及已经提起但还可深入讨论的议题，都预示了作者学术写作更为广阔的可能性。

我深切地期待着。

王中忱

2015年5月于清华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