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序

为庆祝2004年中法文化交流年的到来，我将原来曾经在台北由五南图书出版股份有限公司出版的《当代法国思想五十年》，重新做了增订和扩充，改由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以简体字出版。

人类历史自从进入21世纪以来，社会的发展步伐令人惊异地加快。法国思想界在这短短的几年内，也同样经历了新的变化。因此，趁着这次简体字版出版的新机会，我重新补充了新的内容和资料，使本书更能切合当代法国思想界的新变化状况。

这本书从资料准备到撰写的过程，整整经历了四分之一世纪的时间。我本人自1979年移居法国巴黎以来，经过长期耳濡目染的过程，当代法国思想和整个法兰西文化，已经潜移默化地熏染着我的心灵，成为我的生命和灵魂的一个新的重要组成部分。1989年到台湾东吴大学任教后，我所讲授的课程，绝大部分都是围绕当代法国思想和西方文化。同时，我一直继续保持同当代法国思想家的联络和交往。每年寒暑假及休假期间，我几乎都在充满文化气息的法国土地上度过：我一方面时时访问当代著名的法国思想家，向他们请教，同他们探讨与对话；另一方面，又在法国学术界和文化媒体中，广泛收集和整理各种有关当代法国思想动态的最新研究资料。这样一来，在法国二十多年的生活和研究，以及在台湾教学期间对于法国思想的不停顿的探索过程，把我的精神生命带领到一个新的广阔境界。如果说，童年时代在印度尼西亚生活和学习期间所形成的早期心灵结构，已同青年时代在中国大陆，特别是在北京大学所受到的教育及“文化大革命”的“思想改造”结合在一起，构成了我前半生精神生命的重要思想基础的话，那么，70年代末以来，在法国的学习、研究和生活过程，就为我原有的思想基础加入了新的更为可贵的成分，以至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说，我的精神生命获得了“重生”，进入康德所说的“成熟”阶段，从而开始具备进行自由地独立思考的能力。

康德早在1784年写给门德尔松（Moses Mendelsohn,1729—1786）的信中曾说：“所谓‘启蒙’（Aufklärung;Lumières），就是人从其自身所造成的不成熟性中解脱出来；不成熟性指的是，在没有别人引导的情况下，不能独立使用自己的理智。这种不成熟性是自身造成的，因为它并不是由于自己缺乏理智，而是由于没有决心和勇气在没有他人指导的情况下独立地使用自己的理智”（Kant,I.1784）。康德特别强调独立使用自己的理智进行独立思考的重要性，把它当成人是否完成启蒙并达到成熟阶段的基本标志。虽然康德的这段话，我早在50年代末，在北大学习时就已经熟读过不止一次，但只有来到法国以后，才真正体会到它的深刻意义。

思想自由对于人来说是何等重要，只有在反复经历生活磨炼和沉思之后，才能有所领悟。但领悟是一件事，真正将它转变成自己的精神生命的基本原则，又是另一回事。敢于在任何情况下实现个人思想自由，谈何容易。正因为这样，我才说，即使到法国后，我仍然只能说，自己至多也不过“开始具备进行自由地独立思考的能力”。敢于自由地进行独立思考，对我来说，还仅仅是开始。我个人的思想成长经历，一再地感受到达成“思想成熟”的艰难和曲折。我是在“不惑之年”到达法国的。最近二十多年，表面看来，我的生命已经跨越了孔子所说的“知天命”和“从心所欲”的门槛，并正一步步地迈向“不逾矩”的“古稀之年”。但个人思想和精神生命实际上仍未完全成熟；在许多重大事件和问题面前，往往“惑”然踌躇，无所适从，没有勇气作出正确抉择。

然而，在法国二十多年来的生活，毕竟使我幸运地亲身经历了西方人文社会科学最深刻的理论典范转换的阶段，生活于人类历史和文化发生急剧变化的世纪转折的关键时刻。这是西方“现代性”（modernité）文化经历近四百年成长、发展和反复危机的过程之后，终于达到自觉地进行自我反省和全面自我批判的时代，因而也是“现代性”达到成熟阶段的标志。在我面前展现的，是从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连续不断进行的自由学术争论所带来的理论建设和文化重构的活跃繁荣局面。精神分析学（psychanalyse）、存在主义、新马克思主义（néo-marxisme）、符号论（sémiologie;sémiotique）、诠释学（herméneutique）、结构主义、后结构主义（post-structuralisme）、解构主义（déconstructionisme;déconstructivisme）、建构主义（constructivisme）、新女性主义（néo-féminisme）和后现代主义，各种理论派别、意识形态和科学理论，先后登场，各抒己见，一派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自由创造局面。拙著《后现代论》序言中已经说过，法国后现代主义哲学家利奥塔（Jean-Francois Lyotard,1924—1998），就是在我刚到巴黎时发表了他的《后现代的条件》。1980年，伟大的思想家萨特和罗兰·巴特先后去世的事件，曾经给我很大的心灵震荡，激励着我以更加狂热的情感，潜心阅读他们的著作，并认真思考他们所提出的问题。他们的先后逝世，使我感受到时间的紧迫性、生命的短促和脆弱性，也使我更加珍惜生活的一分一秒，以最大的效率投入研究。从1980年到1983年，当我在巴黎大学准备和撰写博士论文《论霍克海默的唯物论》时，在北大时期所形成的原有的马克思思想观点，开始同在法国时期所感染的各种新思想相互交错和进行对话，构成了我本人思想转变中最紧张和最有意义的新阶段。当时，我获得机会，先后在法兰西学院（Collège de France）、巴黎高等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院（École des Hautesétudes des Sciences Humaines et des Sciences Sociales）、巴黎大学和巴黎高等师范学院（êcole Nationale Normale Supérieure de Paris）等著名高等学府，直接聆听福柯（Michel Foucault,1926—1984）、德勒兹（Gilles Deleuze,1925—1995）、列维-斯特劳斯（Claude Lévi-Strauss,1908— ）、利科（Paul Ricoeur,1913— ）、列维-纳斯（Emmanuel Levinas,1905—1995）、德里达（Jacques Derrida,1930—2004）、维尔南（Jean-Pierre Vernant,1914— ）、迪梅齐（Georges Dumézil,1898—1986）及塞尔（Michel Serres,1930— ）等人的讲演、课程和研讨会，并利用各种机会与当代法国各重要思想家会面，同他们直接对话，讨论共同感兴趣的理论问题。从1983年到1988年，我得到巴黎第十大学副校长拉毕卡（Georges Labica,1930— ）教授同意，参与他所领导的科学研究小组，并成为“法国国家科学研究中心”所属的“政治、经济、社会哲学研究中心”的研究员。同时，我也很幸运，能在我的指导教授维德琳（Hèléne Védrine,1926— ）和奥里维耶·勒沃达伦（Olivier Revault-D'Allonnes,1923—1995）的推荐下，在著名哲学家德里达、法国哲学学会主席雅克·董特（Jacques D'Hondt,1920— ）和拉毕卡的帮助下，在当时由密特朗总统直接推动下成立的巴黎国际哲学研究院（Collège International de Philosophie）中，连续两年主持关于现代中国哲学与西方哲学比较研究的研讨会。当时任国际哲学研究院院长的德里达，还数次接见我，鼓励我探讨中国文字与西方文字的差异性及其对文化传统模式的影响。他说他很关心语言、文字、言说、思想与整个文化结构的关系，对于不同于西方拼音文字的中国文字深感兴趣。当我受台湾“国科会”邀请成为东吴大学教授之后，拉毕卡教授仍然让我继续兼任研究员的工作，不断地在他所主持的研究刊物上发表论文。1990年，当我讲授和研究西方社会思想史并思考其中的艰难问题时，法兰西学院的维尔南教授刚刚发表他的著作《古希腊时期有关个人、死亡、自身与他人的问题》（Vernant,1989）。他把个人的人格和身份的自我认识和社会确认的复杂问题，同人对于“不朽”的无止境探寻的思维活动联系在一起。他认为，只有人，才存在“人格”和“身份”的问题，才把这些问题同认识自身、认识生活、认识历史、认识社会和认识世界的活动联系在一起，同自己的生存及死亡、同自己的社会历史命运联系在一起。他的深刻思想同汉娜·阿伦特（Hannah Arendt,1906—1975）以及米尔西亚·埃利亚德（Mircea Eliade,1907—1986）的思想观点结合在一起，给了我重重一击，粉碎了我原有的世界观框架，使我惊讶地、猛然地重新发现人的原本面貌，也对自己的生命重新进行了反思。

我深深感到，人只有在同社会和文化的反复对话中，才能最终认识自己，才能真正认识世界。从根本上说，人在一生中，不管是谁，只要他确实期望生命变得有意义，就要不断超越和逾越现实，并又不断回到现实世界；在“虚无”与有形世界之间循环游走。人的生活世界和文化实践，就成为反复超越的中介。正是在这里，我才真正理解生命和死亡的同一意义；而且，也领悟到唯有通过死亡才能表现生命。人只有在理解了生命与死亡的同样意义之后，才对自己的生活命运有所了解，才能够使自己的生活从有形的世界中扩展到无形的世界，并将两者连接在一起，在两者之间进行反复的穿越和往返，不断反思生命的意义。我不是教徒。在北大读书和研究多年，我未曾想加入任何宗教组织。但到了法国以后，通过对于人的本质的探讨和各种论战的参与，更深入地理解了宗教同人的本质的必然联系；这种必然联系，就如同人的本质同哲学、科学认识以及同艺术的必然联系一样，是哲学家和所有的人理解人的本质以及自身的命运的基础。宗教经常被人误解为迷信权威（autorité），崇拜偶像的愚人宝物。但真正的宗教却引导人不只是关心个人生死祸福，更注重教导要关怀“他人”，像佛家那样，“我不入地狱，谁入地狱”；像耶稣（Jésus）那样，为全人类的命运，宁愿被钉死在十字架上，为使人类获得永恒的幸福，牺牲个人生命在所不惜。我在法国看到各种类型的天主教徒，他们多数有思想，又有高尚的情操，对人的生与死、个人与世界、有形与无形，都有深刻的沉思和反思。

我非常感谢法国的当代思想家们以及许多无名的普通法国人对我的思想教育和心灵熏陶。正是他们给了我新的生命，使我走出个人的生命圈，不断扩大自己的生命圈的范围，同整个人类文化的生命体融合在一起。

20世纪70年代，对于法国思想界来说，已经完成了从单纯接受黑格尔（Georg Wilhelm Friedrich Hegel,1770—1831）、胡塞尔（Edmund Husserl,1859—1938）、海德格尔（Martin Heidegger,1889—1976）（Hegel,Husserl,Heidegger,法国人简称为“3H”）和“三位怀疑大师”马克思（Karl Marx,1818—1883）、尼采（Friedrich Nietzsche,1814—1900）、弗洛伊德（Sigmund Freund,1856—1939）（Marx,Nietzsche,Freud,trois Maîtres de soupcon,法国人简称为“3M”）思想影响的时代，转向具有独创性的后结构主义和后现代主义的新时代；也就是完成了从对黑格尔辩证法、胡塞尔现象学和海德格尔存在论的推崇，从对马克思、尼采和弗洛伊德精神分析学的怀疑精神的追求，转向以自身思想创造为基础的自成思想体系的成熟阶段。从这个时候起，直到世纪交接时刻，历经三十多年的争论和创造，在法国思想激烈变动的洪流中，不仅可以看到法国社会生活图景以及各种物质的、有形的社会宏观架构的变革结果，而且，连同那些隐藏在人们内心深处的情感、禀性、喜好和品味以及在无声无息中影响到行为举止的各种心态和思想风格的变革，也表露无遗。越是深入细腻地探索其中的奥秘，就越感受到支持着这一切变化的深刻理论基础所隐藏的强大思想力量。在法国人那种浪漫自在的生活情调背后，往往包含着深刻的自由反思活动，以至于当人们无意中触犯他们的普通日常生活方式时，他们就会情不自禁严肃地捍卫其个人选择的自由，使他们原本闲逸多姿的情趣，刹那间变成情绪高昂的基本人权辩护士。就在巴黎乱哄哄的地铁车厢中，可以随时看到处于混乱却又高度自律的读书人，置嘈杂的车轮声和说话声于不顾，而坦然自若地翻书阅报。只有细细考察他们的生活和思想感情，消化他们的历史传统中隐含的思想，才能逐渐发现法国近五十年一切变化的思想根源。

法国当代思想的演变及其创造性，往往是伴随着整个社会日常生活方式的变化，伴随着社会思潮及生活时尚的变动，伴随着广大人民大众思想风格及思维模式的转变。法国思想界及其精神创造活动同整个社会思潮的紧密关系，是法国思想和文化长期发展及普及化的结果，也是法国人思想风格独特性及其热爱思想自由的产物。布朗索（Maurice Blanchot,1907—2003）曾对法国老百姓中所表达的“公众意见”（l'opinion publique）的性质，发表过深刻的分析和评论。他认为，在所谓“公众意见”与“传言”（la rumeur）之间，存在着一定的差异。公众意见是传播于各种报刊中的看法和说辞，但它们从来都不会被准确地登载于特定的书报中；而传言实际上是经人们消化、吸收、理解，并产生一定看法的某些判断（Blanchot,M.1969:26）。所以，流传于特定时期的思想和思潮，虽然一方面同探讨这些思想观点的作品的出版和流传有一定的关系，但另一方面，更重要的是，人们，特别是思想界的敏锐分子，早已有所察觉，成为先知先觉，他们往往早在这些思想被广泛讨论之前，就已经有深刻的见解和洞见，使他们更自觉地集中钻研他们的作品，并通过他们的研究和讨论，散播于更大的范围内，从而经一段时间之后，这些思想就成为社会思潮。例如，梅洛庞蒂认为，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和之后一段时间，人们和思想界对胡塞尔现象学之所以产生浓厚兴趣，并不是因为胡塞尔现象学作品的法文版的发表，而是因为当时的思想界和法国相当数量的人，已经从自己的现实社会生活的经验中，深深感受到现象学思想和方法的重要意义。他说：“正是在我们自己身上，我们发现了现象学的统一性及其真正意义。”（Merleau-Ponty,M.1945:11）因此，问题不在于研究或确定法国特定时代的思想论题是否同黑格尔、胡塞尔、海德格尔、马克思、尼采或弗洛伊德的原著精神相符合，而是在于研究为什么在这个时期而不是在别的时期，人们对这些思想感兴趣；探讨当时法国思想界和社会大众是在什么样社会文化条件下集中研究和争论它们的。

法国当代思想的活跃及其独创性，还深深地扎根于法国普通教育活动和社会文化传统之中。我在法国期间，经常为法国高中（Lycée）哲学教育的深刻性和灵活性所感动。法国高中哲学教育的深度，为大学、研究所以及思想界理解和创造新的哲学观点和理论奠定了基础。当代法国伟大的哲学家，如萨特（Jean-Paul Sartre,1905—1980）、阿兰（Alain,原名émile-Auguste Chartier,1868—1951）、德勒兹、布尔迪厄（Pierre Bourdieu,1930—2002）等人，都曾经当过中学哲学教师。从巴黎高等师范学院毕业的中学教师，不管是文科的还是数理化科学的，都有深厚的哲学基础。他们在中学授课时，经常从哲学基础出发，具体分析和讨论各学科的专业问题。法国青年人高中毕业时，为了获得高中毕业文凭（Baccalauréat），必须首先通过非常严格的全国性的哲学论文（la dissertation philosophique）国家考试。最近几年，连续多次在巴黎咖啡店举行哲学讨论会（Caféphilo），最著名的哲学家都积极参加，与普通咖啡店的市民顾客们面对面地讨论哲学问题。因此，从中学生、大学生到普通市民，对哲学问题都发生兴趣；而那些最普及的报纸杂志也毫无例外地时常讨论哲学论题，把哲学同最生动的日常生活事务联系在一起。所有这些，形成了法国当代思想取得伟大成就的广泛社会基础。

这本书试图简单地总结半个世纪中法国思想发展的基本状况，同时也从理论上总结个人二十多年来旅居法国时期，在生活、学习和研究过程中对法国当代思想的理解程度。但由于受到个人思想和生活环境的限制，各种缺点和瑕疵在所难免。我热诚地希望它的出版能够引起读者热烈的反应。

在撰写本书过程中，我多次与法国思想家进行过讨论，其中包括列维-斯特劳斯、布尔迪厄、利科、拉毕卡和雅克·董特等教授。在此，我要特别感谢前任法国哲学学会主席、黑格尔哲学研究专家雅克·董特对我一贯的支持和鼓励。每当我遇到各种难题时，他都会以知无不言、诲而不倦的态度，向我提供数据线索，并同我一起分析。当他知道这部历经二十多年的准备、沉思和反复推敲的书稿即将问世出版时，欣然执笔写序。这是对我的最大的鼓励，也是本书读者的荣幸。

高宣扬

2004年春修订于巴黎东郊

Marne La Vallée寒舍

简体字修订稿

于2004年11月15日

上海同济大学

法国思想文化研究中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