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中西侦探小说的研究概况

侦探小说研究可谓西方类型小说研究中的显学，早期研究者的重点多放在叙事学领域，讨论侦探小说叙事中倒装式的结构及其哲学意义，例如茨维坦·托多罗夫（Tzvetan Todorov）的经典论文《侦探小说类型学》（“The Typology of Detective Fiction”）[7]、雅克·拉康（Jacques Lacan）对爱伦·坡（Edgar Allan Poe）短篇《失窃的信》（The Purloined Letter）的符号学阐释[8]、卡维尔蒂（John Cawelti）的《冒险、神秘与罗曼史：作为艺术与流行文化的类型故事》（Adventure, Mystery and Romance: Formula Stories as Art and Popular Culture）、布鲁克斯（Peter Brooks）的《研读情节》（Reading for Plot: Design and Intention in Narrative）等。

除了叙事学之外，小说社会学也是侦探小说经常被征引的领域：史蒂芬·奈特（Stephen Knight）《犯罪小说中的形式与意识形态》（Form and Ideology in Crime Fiction）认为犯罪小说中的意识形态服务于中产阶级读者的心理需求；米勒（D.A. Miller）在《小说与警察》（The Novel and the Police）一书中最早注意到小说对犯罪行为绘声绘色的描绘与镇压罪犯、维持秩序之间的内在悖论；受福柯知识权力关系论的启发，马丁·凯曼（Martin Kayman）在《从弓街到贝克街：神秘、侦探与叙事》（From Bow Street to Baker Street: Mystery, Detection, and Narrative）中讨论了侦探小说中规训机构的变化；罗纳德·托马斯（Ronald Thomas）从法医学的现代发展出发，分析侦探小说中法医学与人体的关联，在《侦探小说与法医学的兴起》（Detective Fiction and the Rise of Forensic Science）一书中，他指出19世纪法医学的突破，例如指纹鉴别技术、罪犯分类、照相等将人体变成一个可读的文本。

正如奈尔斯·帕森（Nels Pearson）与马克·辛格（Marc Singer）所指出的，侦探小说中的知识生产不仅仅体现了占主导地位的社会文化的话语霸权，还包括了不同国家、种族与文化之间，尤其是帝国力量及他们的殖民地之间的相遇。[9]近年来，受后殖民等理论影响，侦探小说中的后殖民性与跨国性成为新的研究热点，如汤普森（Jon Thompson）《小说、犯罪与帝国：现代性与后现代主义的线索》（Fiction, Crime, and Empire: Clues to Modernity and Postmodernism）观照了西方侦探小说中所反映的帝国主义与殖民主义意识。以上所有论著中讨论的仍都是英美白人作家作品，越来越多的学者也开始关注侦探小说在不同文化中的繁荣原因及本地化的生产，至今已大约有四本论文集。[10]这些书中，论者来自不同地区与种族，讨论的问题包括新殖民主义下的侦探小说、全球执法（global policing）与跨境犯罪小说、少数族裔在现实中的挫折、全球不同地区特别是前殖民地地区的侦探小说生产及如何改写侦探小说的原有模式等。其中与中国侦探小说相关的有金介甫（Jeffrey Kinkley）以80年代中国公安小说为例讨论国家的法律政策如何改变了侦探调查的程序，谭景辉以程小青笔下的霍桑为例分析后殖民地区的本土侦探形象的文化杂糅性等。[11]

东亚地区的侦探小说研究以关于日本推理小说的论著居多，例如马克·希尔福（Mark Silver）《偷窃的信：文化借用与日本犯罪文学，1868—1937》（Purloined Letters: Cultural Borrowing and Japanese Crime Literature，1868-1937）从侦探小说传入日本的源头开始，分析了日本侦探小说中的模仿与原创、侦探小说传入之前日本的犯罪文学传统以及为何日本侦探小说会产生本格派与变格派两种不同的类型。川奈沙里（Sari Kawana）在《谋杀现代：侦探小说与日本文化》（Murder Most Modern: Detective Fiction and Japanese Culture ）一书中提出20年代的日本作家认为侦探小说的本质是跨文化与跨国家的，于是他们利用侦探小说这个框架，来包装与传播他们对现代化种种现象如都市化、个人隐私、战争等的看法。在川奈沙里看来，日本侦探小说中的罪犯与受害者，如年轻女性、科学家、间谍与复员士兵都是一些道德上模糊的人物，代表了日本作家对现代性启蒙的复杂观点。阿曼达·西曼（Amanda Seaman）《身体证据：90年代日本的女性、社会与侦探小说》（Bodies of Evidence, Women, Society, and Detective Fiction in 1990s Japan）转向推理小说的性别书写角度，从1953年松本清张的社会派推理小说兴起开始，探讨90年代的日本女作家如何运用这一形式来表达女性在日本社会遇到的种种挫折与焦虑。

与欧美及日本侦探小说的研究相比，中国侦探小说的研究仍显薄弱，至今为止，金介甫所著《中国正义，小说：现代中国的法律与文学》（Chinese Justice, the Fiction: Law and Literature in Modern China）（1993）仍是西语世界唯一一本论述现当代中国侦探小说的专书。该书以讨论80年代的法制文学为主，在第二章“影子”（Shadow）中也分析了民国侦探小说家程小青和孙了红的作品来源与特点。值得指出的是金介甫将这两位作家视作五四作家，认为他们的作品都具有反封建与暴露当时中国法治系统腐败的主题；而在本书的论述中，从他们的行文风格、期刊发表来源及社交圈等判断，我仍将这批民国侦探小说的作家群视为鸳鸯蝴蝶派（以下简称鸳蝴派）作家，并从科学话语、日常生活话语、正义观与上海世界主义等角度来分析这些鸳蝴派作家们处理侦探小说类型的独特性，希望能丰富我们对鸳蝴派作家创作的多样性与现代性的理解。

有关中国侦探小说研究的专书主要有任翔《另一道风景：侦探小说史论》，黄泽新、宋安娜《侦探小说学》，范伯群、汤哲声等《中国近现代通俗文学史》中的侦探小说章节，卢润翔《神秘的侦探世界》，姜维枫《近现代侦探小说家程小青研究》等。这些研究或者从文学史的角度对中国侦探小说史作出初步整理，或者以个别作家论的角度分析其作品特色，仍属于比较传统的文学史写作手法。此外，2013年北京师范大学出版了任翔、高媛主编的《中国侦探小说理论资料（1902—2011）》，收集了从晚清到当代各个报纸杂志上刊登的中国侦探小说理论文章，虽然这些文章大多数只是侦探小说作家与读者对这个类型发展的个别观察与随感，并未形成系统的理论主张，但却为我们了解不同时代的国人对侦探小说的理解提供了绝好的资料来源，本书写作中的不少晚清与民国侦探小说研究资料便得益于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