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为发展确立边界”：我们的道路与选择

对于欧美西方国家自20世纪60年代末70年代初以来所走过的环境治理与不断改善的道路（当然不是彻底和根本意义上的），笔者认为，我们可以大致将其概括为一种生态经济与政治现代化的模式。对于这种模式的具体内涵与特点，笔者在他文中已经做了较详尽阐述和分析[17]，在此将尝试性地提出一个“环境治理”的三种模式或道路的观点，以便激励我们共同思考中国未来发展中的环境战略选择。

一是核心欧盟国家比如德国和北欧各国所代表的“生态现代化”模式。这些国家在经历过最初阶段以强力行政与大规模经济投入为特征的环境公害治理后，已经进入到在经济生产与技术研发阶段就充分考虑环境影响的新时期。这不仅使得其国内面临的传统生态环境问题大大减少，而且使其经济与企业在国际市场上具有明显的竞争比较优势。所以，它们能够在国际全球气候变化谈判中不断地抛出绿色“绣球”，可以说同时站在了经济技术与环境正义的时代制高点。

二是以中东欧国家为代表的“经济与环境置换”模式。无论是与联邦德国实现重新统一的德国东部，还是2004年新加入欧洲联盟的原社会主义阵营的中东欧国家，至少从笔者的亲身观察来看，这些国家和地区的传统环境问题已经得到有效克服：城市的自然生态景观已经恢复其国际性吸引力，而农村也基本上呈现为青山绿水的生态和谐景象。但是，与这种环境“突发性”改善相伴随的，是大部分中小城市和城镇社区的严重经济萧条，而受这种经济萧条打击最重的依然是处在社会最底层的民众，尤其是那些经济结构急剧转型中来自传统产业的失业者和社会弱势群体。这其中是一个十分复杂而痛苦的置换：联邦德国和欧盟的统一性市场以及相伴随的扶持性政策，使这些国家和地区不再需要进行传统意义上的工业生产——即使当西方资本家进入时也只是将其作为销售场所而不是生产基地。可以想象，这里的生态环境得以迅速改善，但由于没有真正意义上的自身经济现代化转型发生，这些国家和地区不得不忍受经济生产活动严重萧条的现实。因而，我们最多只能说，这种中东欧国家模式是一种半成功的模式，有了生态，却没有现代化（但由于这些国家规模较小，生活上未必有我们许多人想象的那样艰难）。

三是以美国为代表的“经济世界主义”模式。美国是一个非常特殊的例子，正如许多美国学者都认为的，美国并不像是一个国家。一方面，美国拥有较为优越的自然环境，包括中西部看似荒凉的原野沙漠，同时它也具有比较严格的环境保护制度与政策（我们千万不要因为美国政府最近几年在国际条约谈判落实中的消极立场而误读了它），何况法制与公民自律向来是美国的一种历史文化传统，在环境方面也不例外。另一方面，美国最大的环境优势（在保持与治理方面）是它世界性的经济特别是能源战略取向与布局——比如中国物美价廉的生产基地和强力掌控下的中东石油，而且它拥有依然强大的国际政治、军事和科技优势作为支撑（无论是作为硬实力还是软实力）。

那么，上述哪一种模式可以成为中国的榜样呢？在笔者看来，其实都很困难。“生态现代化”当然是个好东西，中国科学院的学者也已经发表了其第一个研究报告[18]，详尽概括了这一理论的内涵、特征和我们实施这种战略的有利因素与具体措施等，但这一战略是需要某些严肃的相关条件（conditions）和制度文化背景（context）的[19]，而且我们已经无意间承担起了“世界工厂”的职责；“经济与环境置换”是我们这个庞大国家（同时在地理与人口意义上）所不愿意接受、也无法承受的，可以想象，如果那样一种置换真的发生的话，张玉林教授所引述的那种场景绝不只会出现在农民中间；“经济世界主义”当然也是个好东西，而且包括国内很多严肃学者都已在开始畅想一个“后美国”或“中美国”的世界[20]，但这其中包含着我们太多对自己和对这个世界的主观想象，而且毋庸置疑的是，环境问题解决起来要比经济问题复杂得多。

因而，笔者认为，中国走向未来的道路只能在于我们自己，而且这种选择权就在于我们自身。具体到环境问题，中国拯救不了世界，但能够救赎我们自己，而目前最紧迫的任务是，我们必须着手为这种“无边界的发展”确立边界——政治的、社会的和文化的。为此，需要我们的政府真正承担起一种守护我们这个社会环境正义的监管（保障）责任，而只有一个环境正义的政府才能长久维持其社会正义和政治合法性；需要我们的学者精英担当起为我们民族的环境未来而思考与奔走呼号的历史责任，因为我们的确处在一个前途攸关的时代转折点；需要我们的民众勇于守持、表达并实践自己的环境关切，而且就从自己身边的点滴小事做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