难忘北大的日子

刘兴诗[2]

1950年，我从重庆南开中学毕业。当时新中国刚刚成立，正好遇着重建新中国的热潮和朝鲜战争。当时所有的人都怀着一种说不出的激动心情来面对这一切。同年级230多名同学中，三分之一报名参军参干。他们全都是高才生，可以成为未来的专家教授，却没有一个人考虑自己。一个个或是慷慨悲歌参军，走上烽火连天的战场，一些牺牲在异国他乡；或是响应号召参干，直接投身到社会激流中去工作，默默无闻在穷乡僻壤度过一辈子。还有三分之一，由于家长坚决不准在战争中远离家庭，只能留在四川。剩下的三分之一中，有50～60个考上了北大、清华，占出省报考率的一大半以上。记得当时北上报到的同学有好几批，其中人数最多的一批，就是由杨训伍和我带队，从重庆上船，经过汉口换车到北京。

为什么当时南开有这样高的录取率？说起来有两方面的原因。一是南开中学的水平本来就不错，抗战时期在大后方一枝独秀，以后也远远超过其他学校，居于前列。二是当时基础教育还不普及，哪有今天这么多的中学？虽然高校也不多。以北京来说，也只有北大、清华、燕京、辅仁等几个著名的大学而已，全国也寥寥无几。符合条件的高水准生源远远不足是不争的事实。所以我们才只消一报名，基本上都能录取。不管怎么说，我们的运气的确太好。

在那样的时代大转变的时刻，大家报考的专业，往往并非原来的向往。我自幼梦想当作家，可是在这样的时刻，还可能去做渺小的作家梦吗？那样似乎有些太卑鄙了。1949大转变的前夕，我回绝了海外亲属力劝，没有到美国、日本读大学，留下来迎接新中国。想也没有多想，选择了地质专业。因为国家建设首先需要矿产，地质工作最艰苦，最危险。我们不干，谁干！我义无反顾填写了报考大学的志愿：地质！地质！

为什么我填写两个地质志愿？因为当时没有全国统一招考，一些省区联考和一些学校自主招生同时并举，如果谁想多考几个学校，完全没有问题。我报考了华北区联考的北京大学地质系。为了保险，又报考了重庆大学地质系。

我们第一天的“课程”，就是在城内沙滩北大地质馆里，接受中央地质指导委员会（地质部的前身）代表的欢迎，他热情洋溢地说：“旧中国留下的地质工作者，只有一百多人。今天你们在座的新同学也有一百多人。中国的地质队伍一下子就翻了一倍。”

这真好呀！我们禁不住高声欢呼，决心要把自己的一生贡献给国家最需要的地质事业，巴不得明天就走进山野，为我们最最亲爱的祖国，从前那个饱受帝国主义欺侮的古老的中国，全心全意做出自己的贡献，百死而不悔。

遗憾的是，不久我就因病休学，直到1952年才复学。因为院系调整，地质系合并到北京地质学院，我只好转入西郊海淀，原来燕京大学旧址的新北大，进入地质地理系自然地理专业从头学起。

北大最值得称道的是什么？不消说，首先就是蔡元培先生兼容并包的胸襟，自由平等的传统。还有“五四”运动以来的民主精神，深沉浓烈的爱国主义情结，严格认真的学术作风，宽松自由的学习环境。加上许多博大精深、谦逊和蔼的师长以及种种优良的科研、教学设备，无数可以接触高深层次学习研究的机会。能够有幸接受南开基础教育，又走进北大学习，最后进入另一个“大学”，深深“泡”在山野和群众中，直接经受吾土吾民的感染，真是我一生最大的造化。

北大的学习环境真宽松自由，让我说印象特深的几点吧。

一是录取看考试成绩，似乎也不全看考试成绩。以我来说，在南开就是有名的“跛脚鸭”，数学瘟得出奇，只会做行列式。可是文科却又特别突出，常常在期末考试开设“补习班”，给同学们补课。所以高考那9门课根本就不用温习，天天玩着等候考试就是了。打开数学考卷一看，碰巧有一个小题是行列式，仅仅得了5分（百分制），居然也考上了堂堂北京大学。没准儿是其他学科发挥不错，有什么所谓的“闪光点”，被慧眼相识吧。当然，当时生源不足也是一个原因。其实这也是北大的传统，没有什么好说的。试看当年钱钟书先生数学15分，朱自清先生、罗家伦先生、吴晗先生、张充和先生、叶曼先生都0分。季羡林先生投考清华数学系，居然也只有7分而已。如果在今天，这些大师级的老先生和小人我等，可能还有别的一些同学，肯定不得其门而入了。

说来很惭愧，大学的高等数学、微积分那一套，居然又得了五分制的5分，真是时来运转，交了狗屎运了。这也说明一个问题，一旦基础不好，就总也不行。换了微积分那一套，认真对待，就没有什么不能过的关了。

二是考不上没有关系，只要两个教授联名推荐，就能办理试读生身份。一年后经过考试合格就可以取得正式学籍。我们班的孙鼎新一心一意想进北大，却意外失常没有考上。干脆破釜沉舟跟随我们北上，希图找一个门缝钻进去。为此，我硬着头皮找久已仰慕的金克木先生帮忙，居然一口应承，帮助他取得试读生资格。只是不久他报名参军离开，才没有继续读下去。

三是不管是否本校学生，谁都可以自由进入学校听课。教室常常挤得满满的，却有相当大一部分不是北大学生。据说，有一位老先生在考试前，布置有关事宜，下面竟没有任何反应。这位老先生恍然大悟，客气地问一声：“不知在座的有多少北大学生？”大家依旧端坐不动。他连忙抱拳作揖致礼：“多谢诸君捧场。”整个教室顿时哄堂大笑，他也笑呵呵卷起讲稿离开教室。

四是允许自由听课，鼓励跨学科学习。我一次次溜进别的教室，老老实实坐在后排听讲，偷学了不少技艺。后来学习苏联教学“正规化”就不行了。最后一次偷听季镇淮先生的《中国文学史》，被中文系的班长发现，在众目睽睽下把我赶出教室，真伤心极了。想不到后来我和季先生一同被编入《中国文学家辞典》，我这个被赶走的旁听生，居然僭越老师列入前面一个分册，真是惭愧万分。

不能旁听就自学吧。好在北大图书馆拥有浩如烟海的存书，包括无数珍贵古籍，仅仅次于北京图书馆，谁都可以借阅，或在馆内阅读抄写。身边还有许多和蔼可亲的老师可以登门求教。只要有决心，多学几门“手艺”完全不成问题。开课老师水平也高，与现在一些高校把名师配备在大四甚至研究生阶段，统统用青年教师打头阵不同。当时北大特别注重抓大一入门教育，不输在起跑线。这种教师配置办法，比现在一些高校不知高明多少倍。进入的学生素质本来就很高，一开始就得到名师指点，往后不断“接力”。这样四年培养出来，自然个个不同凡响，水准非一般所可比拟。以我们班来说，先后的名师就不少。杨振宁、李政道以及“两弹一星”功臣中的13位功勋科学家等的恩师，号称“中国物理学宗师”的叶企孙先生，居然亲自给我们开普通物理。其他各门也不乏学部委员（院士），包括沙滩北大地质系时代，仔细算来也将近10人。请注意，我们地质地理系是一个非重点的小系，远远不能和其他大系相比。甚至在1952年三校（北大、清华、燕京）调整合并的庆典大会上，竟忘记了我们这个“少数部落”，没有安排宴席位置，弄得非常狼狈。迁入燕京后，大一期间的宿舍在备斋（就是今天的什么红四楼，我不喜欢这个名字）三楼，光线黯淡的阁楼（请大家注意看，才、德、均、备四个“斋”的画栋下面还有一排很不起眼的窗子，那就是三楼了）。就是这样的“弱系”，师资力量也如此配备，其他重点大系可想而知。我很想就此向我们的成都理工大学领导建议，是否应该把最坚强的“防线”，布置在入门的大一阶段。教授必须走上教学第一线，不能只在最后带研究生。

备斋以后，我住过“棉花地”15斋。这是一大片草草建筑的宿舍。现在的学生大概不知道“棉花地”这个名字吧。这是在燕南园旁边，大致从今天的东南门以南，包括今天的二教、三教、四教、农园食堂、25楼、26楼，直至五四体育场和南墙根的资源东楼、西楼等，一大片原本属于中官村（这原本是号称“中官”的太监、宫女墓地，以后由于“中官”不雅，才改名叫中关村）一部分的棉花田，修建了15幢简陋的两层宿舍，还有一大片运动场。以后先后住过19、18、16、21斋。最后两个是我在小助教时代居住的。记得刚刚毕业，和南京大学分配来的杨景春同住一室。开玩笑共同谱写了一首“十三等文官进行曲”。因为最低一级助教是教学十二级，我们还有半年转正，当然就是“十三等文官”了。其中包括月初怎么的，月底吃一分钱的咸菜，等等。整个歌词不便发表，大家去问杨景春吧。

北大的一些老先生真好啊。他们都是学贯古今的大学问家，名驰中外的第一流学者，却一个个生活朴实，待人平和，没有半点架子。我请教过朱光潜、冯至、何其芳等先生，许多从小就仰慕的大老师，没有一个拒绝我，认真解答问题。特别使我感动的是花白头发的张政烺老师，我向他请教和讨论有关古代神话问题，整整对坐侃了大半个夜晚。为了查实一个僻见的资料，第二天他竟专门来到我的宿舍，留下一封用毛笔工整楷书的信，把资料抄写得十分详细，后面恭恭敬敬写上“弟张政烺敬上”。惭愧得我不由沁出了泪花。还有一次，我请教天文学戴文赛老师。师母轻声告诉我，他正患重病卧倒在床。我正要退出门，戴先生听见了，把我唤到床前，仔细对我讲解，表现得比我还认真。我真恨不得使劲抽自己两个嘴巴，怎么能在这个时候打扰生病的戴老师呢。

这样令人尊敬的老师，不仅学贯中西，跨越文理多个学科领域，知识十分渊博深厚，简直一下子说不出他们到底是哪一门学科的“专家”，真实体现了一个“博”字，是名副其实的“博导”。他们又往往都谦逊和蔼，体恤基层，目光朝下不朝上，有傲骨而无傲气。和现在许多学问不一定很大，却傲气十足、摆出“大专家”架子的人，简直不可同日而语。学识姑且不论，人品高下顿时可分。

其实，博大之下，方有精深。钻牛角尖的专家，不识学科之间相互联系，无论如何也不能成为真正的博导。自身不博，何以导别人？

我懂得了，什么是大师？不仅学高一筹，各学科融汇一体，运乎一心，还必须谦恭谨慎，平易近人；更加重要的是具有一种敢于奉献牺牲，深深明白“吾土吾民”至高至上的爱国情怀，这才能为人楷模，够得上“大师”这样沉重的两个字。古人云：“人生自是有情痴，此恨无关风与月”，就是这样逾越小儿女之爱的人生“大爱”。

为什么能够做到这一点？除了继承民族世代相传的一个“士”的风范，可能还和那一代学人经历了特殊的民族苦难，历尽人世沧桑有密切关系。一个特殊时期，造就一个特殊坚毅的民族，也造就了一代深深爱恋国家、民族、人民的人们。

这不仅是北大的传统，也是中国读书人的传统。威武不能屈，贫贱不能移，富贵不能淫，富于家国人民观念的“士”的传统。继承历史，一代代薪火相传，永不熄灭，应该是我们的责任。

不消说，蔡元培先生就是一个典型，永远留存人间，令人崇敬。近年来，我一次次返校，仅仅2014年就有6次。每次停留一个多星期。行程十分简单，就是首都机场到北大，北大到首都机场。谁要来找我，就到这里来，或者开车接我出去一下，基本上不出燕园一步。每次必到蔡元培先生塑像前注目鞠躬怀念。我注意到，不管春夏秋冬，春花烂漫、夏日浓荫、秋天黄叶遍地、冬日白雪皑皑，不管什么季节，蔡先生塑像前总是摆满了鲜花。校园内别的众多塑像和纪念碑前，基本上没有见到一花一叶的供奉。特别是2015年9月中旬，蔡先生的整个像座周围，几乎摆满了各种各样的花篮和花束，没有人动一下。我告诉陪伴我散步，一直想参观北大校园，却因北大门禁严格，不得其门而入的几个北漂的成都理工毕业生：这就是人心，这就是民意。这就是大师之所以受人尊敬、一个往昔时代受人尊重，最好的体现。

我敬仰当年在人口论上，敢于坚持真理不屈的咱们的马校长；也敬佩敢于进言，保护北京古城墙的清华大学梁思成先生；不顾自身安危，敢于在三门峡、三峡问题，坚持进言的黄万里先生。这些才是真正的大师！不仅因为他们有渊博深厚的学识，还心系家国，继承发扬了中国特有的真正的“士”的精神与情怀。

我的导师王乃樑先生，也是学习的楷模。他总是一丝不苟布置任务，严格要求，十分开明听取意见。这种严谨认真又民主开明的治学作风，对我的影响之大，思想震动之深。记得当时北大接受了一项华北平原考察任务，他放手叫我去完成，真的十分感激。那时候，我在两个教研室担任过小助教和班主任，只不过是一个马前小卒而已。

让我再举例说明华罗庚先生的随和谦逊吧。早在南开中学时期，战后一次世界桥牌比赛，意大利队竟爆出冷门战胜呼声极高的美国队。我研究了意大利队的全部牌谱，破解了其中的秘密，悟出桥牌叫牌的精髓是“以最小的空间，表现最大的内容”，也创造了一种办法。后来我成为北大校队队员，我们打遍北京无敌手。有一次和数学研究所比赛，我和物理系气象专业陶祖文联手，与华罗庚先生对垒大获全胜，出于年少气盛，竟逼着华先生签名认输。华先生乐呵呵地答应，丝毫也不觉得丢了面子，反倒使我们惭愧万分。老师们给予知识，更加重要还给予了科学的思维方法，谦虚认真的学习态度；考虑问题绝不死钻牛角尖，绝不“单打一”；时时反思，认真检查承认错误，不给自己一点面子，这在以后受用无穷。

1951年，父亲中风瘫痪，断绝了经济来源。我是全系最穷的贫困生。学校给我每月四元的甲等助学金。我觉得这是人民的血汗，惭愧不能接受，只要了每月两元的丙等助学金，生活自然俭朴得不能再俭朴。5分钱一根的冰棍，几年内吃过几根，记得一清二楚。电影自然是不能看的。后来每个星期六晚上，班上的文娱委员傅雪珍就塞给我一张白色的免费票，才能跟在同学们的后面去看一场电影。偶尔进一次城，只能借同学的自行车，早上在食堂多拿两个馒头，夹一块咸菜。在王府井、西单大街边坐下慢慢啃，对身边洋溢出阵阵香味的餐厅、小食摊，看也不看一眼。口渴了就找一个自来水管咕噜噜喝几口，经常饿着肚皮挺一天，也是常有的事。那样日子的艰难可想而知。

这样的情况下，不管什么暑假、寒假，当然不可能回家，只能拜托其他同学路过重庆去看看家人。要节约邮票，又不能不给父母写信安慰，总是写得厚厚的，到邮局称重，刚好达到不加费的标准才寄出。那时候不能打工，我没有一点收入，还得想法从这两元里节约一部分，攒下来到同仁堂买活络丹之类的药寄回去。虽然明知这不能给父亲治病，却也是给老人的心理安慰，使我这远方的穷儿子心里好受些。

我还记得首次面对一大床被子要洗，感到非常困难的情形。不洗是不行的，也没有别人帮助我。我只有一个小小的洗脸盆，怎么把它洗掉呢？我想，一床被子有什么了不起，就当它是一百张手绢吧。我可以洗一张手绢，难道不能洗一百张吗？脑筋这样一转弯，别说是区区一床被子，哪怕是一座大山，我也可以咬紧牙关把它拿下来了。这件事给我的印象很深。后来在长期的野外地质工作和别的困难面前，就用这种“洗被子”的精神，把天大的困难化解为一个个简单的环节，咬紧牙关勇敢面对，这样就再也没有什么难关可以阻挡了。有一次在青藏高原东部一个高山峡谷里，由于洪水季节封渡，过河的铁索桥暂时抽掉木板，只剩下光溜溜的铁索。可是由于工作任务，我们必须接连穿过两个这样在强劲山风、咆哮洪水威胁下的光铁索桥，再一一走回来。我是带队的，就和一个队友，背着沉重的地质背囊，脚踩摇摇晃晃的铁索，手抓住作为扶栏的另一根铁索。用这种化解困难为简单环节的办法。一开始别想那么多，只要能完成一步步简单的挪动，最终就能来回走过四次光铁索桥，胜利完成任务了。

贫穷不是耻辱，没有志气才是最大的耻辱。艰苦生活的磨炼，是一笔珍贵的财富。真要感谢那段贫困生的生涯。

因为没有钱，寒暑假不能回家，就整天泡图书馆，不管什么书都看。特别是许多别处不能接触的珍贵古籍以及不同学科、不同观点的文章，倒也苦读了不少，这对我以后工作中触类旁通有很大的作用。如今有人说我是什么“博物学家”，这个称呼不敢当。但是如果有一知半解，就是南开和北大的赐予。北大的“一塔湖图”，这个“图”的赐予，实在太多、太多了。

其实我在学生时代，学习时间比别的同学少得多。由于长期担任班长，后来又调到学生会宣传部，担任美工组升级版的美术社社长，同时还兼本班班长，工作异常忙碌。其实我根本就不会画画，是调去干“行政工作”的。因为我是有名的拼命三郎，负责每年国庆节和“五一”节的游行仪仗的制作以及其他各种各样的全校集会工作。那是最艰苦的任务，经常打硬仗。特别在节前、节后的工作中常常缺课，天不亮就悄悄起来，晚上熄灯很久才摸上床，几乎一天也无法和班上同学见上一面，不止一次累得生病。可是我的补偿也是丰厚的。节日游行，北大方队总是走在所有学校的前面。作为游行指挥之一，我又常常走在北大队伍的前面，仿佛觉得挺着胸膛走在全国学生的最前列，感到无比自豪。当我们走过天安门广场的时候，眼见的一切，是祖国幸福强大的象征，觉得真幸福极了，一切疲劳和困苦全都忘记得干干净净。

让我再细细说一说当时的流程。为了赶制仪仗，常常在节日前就苦战一个个通宵。临到节日前夕，我又常常带领化学系的同学，在王府井附近的大甜水井小学灌制气球，那又是整整一个通宵。

那时候，北京能灌制特大气球的，只有中央气象局、空军和北大。所以我一贯打“空战”这块牌。当时使用大气球拖带大标语，就是我力主发挥自身优势，是我们首先干出来的。不要将北大的宣传口号和标语，淹没在其他单位的“平面”仪仗的海洋里，必须突出空中优势。进入天安门广场就突然升起几幅带标语的大气球，十分引人注目，后来风行了全国。记得有一次，我们还比照天安门城楼的灯笼，制作了4个特大“红灯笼”，分别写着“庆祝国庆”四个大字，凌空放飞。为了考察飞行距离，附上一封信，希望拾得者寄回北大。其中一个从河北怀来县山区寄回，获得了珍贵的飞行距离和风向的资料。因此当时的几位“战友”，送我一个绰号叫“空军司令”。如今这个大气球拖大标语的办法风靡全国，对此，我可有最早的专利权。哈哈！

在大甜水井小学一夜灌制气球完毕后，第二天拂晓我们就等待在王府井南口。北大队伍一来，立刻参加进去。走过了广场，我们的队伍总是在西单西面的女三中休息，等待学校派车接大队同学回去。这时候我才能抓紧时间，倒在地上美美睡几个小时。非常感谢至今也不知名的哪一位同学，十分体恤我。总是轻轻解开我的衣领纽扣，松开我的领带，让我躺在地板上美美休息一会儿。晚上火热的战斗依旧，还要带一批预先选定的同学，参加天安门广场的联欢。我们的场地总是安排在天安门下的正前方，有接待外宾的任务，外事部门把一批批外宾直接带进我们的“圈子”。所以入选的同学，常常以西语系、东语系和俄语系的为主。其实其他入选的同学口语也不差，不管什么语种，都能应付自如。这一天大家除了在女三中地板上打一个盹，几乎24小时没有睡觉。还要继续打起精神，满面笑容接受这个任务，还真不太好担当。这样一直狂欢到子夜以后，才能集中上车返校。真累、真苦、真甜，真正幸福啊！

此外，还有一些重大集会工作，包括周总理在内的一些重要人物来访，也有团委和学生会宣传部的任务。团委书记胡启立、副书记石幼珊，学生会主席徐某、宣传部长侯德彭打头阵，我们几个小萝卜头紧跟在后面，也忙得屁颠屁颠的。作为美术社社长，当然少不了和许多大师级的画家打交道。请他们来北大演讲，或者带一帮同学登门拜访。曾经厚着脸皮顺便讨要过几幅画，或者一些未完成的草稿，可惜后来在“文革”期间，统统被抄家劫掠一空了。

那时候，北大派出一支支老中青结合的队伍，分赴全国各地新建院校。曾经教过我们“植物生态学”的学部委员李济侗先生，也领队到内蒙古大学担任副校长。我就是这样和另一个低一级的留校同学，一起到了武汉，完成建立专业的任务后，我去了当时的成都地质学院。她跟随男友辗转新疆后，最终在南京落脚。至今再次握手，她已经是白发苍苍的老奶奶，不复当年意气风发了。

感谢北大招生网，2000年起，接连好几年把我列入“北大人物”“北大文坛”对外宣传，我被列为小说家，像我这样的小人物居然与林纾、胡适、鲁迅、茅盾、林语堂、徐志摩、刘半农、郁达夫、梁实秋、沈从文、朱自清、俞平伯、孙伏园、冯至、卞之琳、何其芳、李广田、闻一多等大师排在一起，实在太惭愧了，惶恐得不知该往什么地缝里钻才好。不过这个名单中，还把1978年后一些青年学子也排列进去。当然还有毛泽东。充分表现出北大包容一切、一视同仁的民主精神。煌煌北大，我算得了什么？小小的沙粒，居然得到这样的殊荣，不过写了一些不像样的作品而已。直到2013年，还没有忘记小小的我，被评为“优秀校友”。2014年城环学院校友分会又聘请我为理事，还不断回校开设学术讲座，和一些教师讨论科研课题，真是万分惭愧。其实这都是离开北大后的结果。如果还留在北大，肯定一脑袋钻进专业，绝对不会当作家，也就不可能进入这个系列，绝对“优秀”不起来，不可能再以另一种方式“回归”北大了。

是啊！天地无限广阔，何必非得窝在鸽子笼似的小小燕园。

北大的回忆实在太多，那么深刻、那么复杂，简直终生难忘。这也解释了，为什么每次到北京，任何宾馆都不住，总要住进燕园的难解心结。

噢，难忘的燕园。每次我重新走进西门，一幅熟悉的风光扑面而来，就会禁不住浮泛起《静静的顿河》，记不清第几卷的最后一页，失落的葛利高里重新回乡的那一段心境描写：“那扇木门打开，熟悉得心疼的咯吱咯吱声音”，就会在我的心里轻轻响起来，回忆起过去所有的一切。包括安静的书斋、火热的学生会工作，以及人迹罕至的鸣鹤园、镜春园、朗润园的一些秘密角落，一些月光下幽静的小径……

这是曾经属于我的，我曾经属于这里，却永远也不可能真正回复了。

我能忘记城内的沙滩、海淀的燕园吗？

是呀，沙滩。只有真正的老北大人，才能真正体会那样的生活。沙滩北大只有一圈不大的围墙，围住红楼、灰楼和民主广场。连西门外夹道里的地质馆也没法围进去，却比有围墙的燕园更加博大深沉。且不说红楼、灰楼和景山东街的西斋、东斋故事，也不谈那些长袍先生的倜傥往事。只是看看北大学生的活动范围就可知一般。当时文学院、理学院、法学院和农学院的一部分在沙滩，医学院在西城，一些男生宿舍甚至就住在西单附近的石驸马胡同，女生在背阴胡同。工学院在东城，学生当然也就在那里。有的甚至在宣武门附近，今天新华社所在的遥远角落。一个看似不大的北大，竟散布在整个北京城圈子里，完全融合进整个古城。我们的学生生活，也就和这个古城融合在一起了。加以那时候的“蔡元培精神”贯彻得更好，所以我说沙滩北大比燕园北大更加博大深沉，就是这个原因。

就在我们住的西斋，时时刻刻可以听见胡同小贩的吆喝。一会儿拖着声音长长的，喊一声：“烤白薯噢……”，一会儿又传来“萝卜……赛过梨”“冰棍……败火”，特别是夜来的“硬面……饽饽……”的苍凉声音，在空荡荡的胡同里飘散，那个味儿简直难以形容。我爱东单、西单，东四、西四的牌楼，爱从东单到哈德门（崇文门）路东的那一片空场上各种各样的小货摊。1950年我到北京的冬装——一件纯羊毛夹克，就是在那里以19万旧币（相当于现在人民币的19元）买的。顺便说一下，这儿在1948年北平围城期间，傅作义还曾经作为临时机场，可能许多人不知道了吧？不信，问一问今天的的哥，到昔日内城圈子里的机场去，准会瞪大了眼睛。所有这一切，我最爱的是西直门城楼，高高的城楼上有数不清的窗眼，活像是千眼佛的眼睛，看起来真雄伟极了！扶着砖砌的箭垛子往下看，城墙根下躺卧着一串串张家口或是别的地方运货来的大骆驼。遗憾的是这一切景物统统消逝，不复存在了。现在经过徒有其名的西直门、东直门，不由黯然神伤。

老北大和新北大是1952年院系调整的时候，相互“交棒”的。记得那一次三校合并典礼在燕京举行。我们城内的老北大师生，在西直门车站上火车，穿过一望无边的苞米地，来到清华园车站，接受清华、燕京师生欢迎。我们地质系已经统统搬到北京地质学院。只剩下我一个人，孤零零打着地质系旗子下车。迎接的是清华地学系的十几个人。加上燕京的光杆司令侯仁之先生，就是全伙人马了。

我能忘记前面所说的一切，那些看似悠闲、那些激动人心的一幕幕场景以及1957年那个火热的夏天，几乎使人灭顶的风波吗？

我能忘记当时的许多同学、师长和早已逝去的你吗？

唯有北大，唯有青春焕发的北大时代。

噢，北大的回忆，真是复杂、太复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