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2　我国区域发展失调的表现

4.2.1　区域经济发展的失调

区域协调发展水平更多地受发展水平差异的影响，发展水平是制约协调发展水平的首要因素，也只有通过发展才能切实增强发展协调性。我国区域失调很大程度上是经济发展水平差异过大，这不但造成不同区域之间民众生活水平差距过大，损害社会公平，而且影响了区域之间的合作分工，制约了全国经济社会的协调发展。

第一，我国各区域经济发展水平差距较大，区域发展不平衡问题突出。地区生产总值第一的广东省2013年达6.21万亿元（1万亿美元），超越世界第16大经济体印度尼西亚（0.87万亿美元），而西藏仅为808亿元（131亿美元），相当于排名世界第122位的阿尔巴尼亚（129亿美元）的水平。从人均来看，2013年天津、北京、上海、江苏、内蒙古人均GDP已超过世界平均水平（人均1.06万美元左右），而贵州仅为22922元（3724美元），不及世界第110位的佛得角（3785美元）的水平。

第二，各地区基础设施建设严重不均衡。西部地区公路、铁路网密度远远落后于东部地区。2013年，山东、上海、河南、重庆、江苏等省份公路网密度已高于140公里/百平方公里，接近西欧水平，而西藏和青海仍不及发达地区的十分之一。京、津、沪三个直辖市的铁路网密度已超过5公里/百平方公里，与欧盟水平相当。新疆、青海、西藏三地区铁路网密度仅分别为每百平方公里0.29公里、0.26公里和0.04公里。各地区之间民航发展水平差距也非常明显。2013年，北京民航人均年旅客运输量达3.09人次，已超过世界第一美国的人均每年2.35人次的水平，而安徽和河北两省人均年旅客运输量均为0.04人次，仅为北京的百分之一。通信方面，我国整体水平已好于世界平均及中等收入国家水平，但东、西部地区之间仍存在一定差距。2013年，北京、上海、广东、福建四地互联网普及率均超过60%，百人拥有电话（含手机）数量达到130部以上，已接近发达国家平均水平，而中西部地区互联网普及率和百人电话拥有量仅相当于中等收入国家水平。

第三，各区域财政、金融水平差异较大。北京、上海的地方财税实力明显高于其他地区。东部的广东、浙江、江苏、上海和北京五地的金融业增加值合计占全国金融业增加值的49%，形成了“沿海金融高地”；西部地区借助国家政策扶持及资源优势，金融发展程度次之，资本市场甚至出现“东边不亮西边亮”的态势；中部和东北地区金融发展较弱，导致出现“马太效应”，排名靠后省份的金融业增加值占比甚至出现不同程度的下降；保险业发展程度整体偏低。

第四，城乡居民收入差距仍然显著。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来，中国居民收入大幅增长，但分配失衡的问题也日益凸显。中国社科院数据表明，1980年以来，我国城乡收入差距只有少数年份有所反复，如1980—1983年是城乡收入差距急剧缩小的几年，1994—1997年是收入差距小幅缩小的阶段，其他绝大多数年份城乡收入差距在不断拉大。尤其是自2002年以来，城乡收入差距均在3倍以上，2010年该数据为3.23倍。发达国家的城乡收入差距在1.5倍左右，发展中国家略高一些，为2倍左右，该倍数为基本平衡的程度。超过3倍以上，则说明收入差距过大，结构失衡[2]。2014年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中位数为26635元，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中位数为9497元，差距虽然有所缩小，但仍达到2.8倍。

4.2.2　区域基本公共服务的失调

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进入21世纪以来，我国政府的基本公共服务意识和能力不断提高，不仅提供的基本公共服务总量不断增加，而且质量不断上升，越来越注重基本公共服务的均等化。但是，长期以来，因为受制于经济发展水平，加上人们的思想认识不到位，我国基本公共服务不仅供给总量不足，不能满足人民群众对公共服务的需求，而且基本公共服务的供给结构不合理、分配不均等。可以说，总量不足、分配不均等是我国基本公共服务方面存在的两个最主要的问题。

一是基本公共服务总量不足。近年来，我国不断加大财政对基本公共服务的投入，以增加基本公共服务的总量，但是，由于历史欠账太多，以及政府职能转变不到位，财政支出中用于公共服务的比重仍然偏低。以2008年为例，我国财政支出中用于教育、文化、体育、社会保障和就业、医疗卫生等公共服务的支出为19667.28亿元，占当年财政总支出的31.42%。纵向比，我国财政用于公共服务的总量和比重都有了很大的增长。但是，横向比，也就是同其他国家或地区相比，我国财政用于公共服务的比重就明显偏低了。许多国家财政支出中用于公共服务的比重高达60%—70%，有些国家甚至接近80%。正是因为我国财政用于公共服务的投入严重不足，不仅低于世界中等收入国家甚至低于低收入国家的平均水平，也没有达到政府承诺的标准，所以基本公共服务的供给总量同人民日益增长的公共服务需求之间的矛盾越来越凸显。

二是基本公共服务分配不均等。表现为制度供给不均和财政供给不均。制度供给不均主要表现为公共服务制度的城乡二元化。虽然科学发展观强调统筹城乡协调发展，但长期以来的“重城轻农”现象继续存在，在义务教育、社会保障、基础设施、环境卫生以及公共服务人员和设施配备等方面依然存在城乡二元格局，有些地区因为贫富差距的拉大而更加严重。制度的不均等直接导致公共服务质量不均等，比如在义务教育方面，突出的表现是城乡教师素质的差异明显，农村学校高素质教师短缺，直接影响农村教育质量的提高。财政供给不均主要体现为地方财政辖区内分配不均以及中央与地方对基本公共服务财政支出分担比例失衡。地方财政辖区内分配不均会拉大城乡及不同社会群体之间差距，加剧社会不公。中央与地方对基本公共服务支出分担比例失衡造成中央与地方的财权和事权不统一，中央拥有大部分的财权而对基本公共服务所承担的责任却很少，相反，地方政府缺乏足够的财权却承担大部分的基本公共服务责任。2012年，地方政府负担的事权责任高达85%，而获得的相应财权仅有62%；中央政府获得的财权为38%，但直接承担的事权责任仅为15%。严重的权责不一，增加了地方供给基本公共服务的难度，影响了地方基本公共服务的公平性。

4.2.3　区域分工合作的失调

一是产业同构现象严重。产业同构是指在经济发展过程表现出的区域间的产业组成类型、数量比例、空间分布、关联方式等方面演进变化趋于一致，结构差异逐步缩小的现象。产业同构抹杀了不同区域的比较优势，这使得不同区域分工与互补的可能性逐步减少，从而使地方政府之间失去了合作的动力基础。各个地区严重的产业同构使得不同地区忽略自己的比较利益，阻碍了区域专业化的形成，限制了区域之间的分工与合作，使区域之间的互补性和贸易机会减少，造成的结果是相同的产业布局使进入同一产业的企业一起争夺发展所需的稀缺资源；而地方政府为保护自身利益，纷纷以行政手段制造区域壁垒，相互封锁，干预商品和生产要素的合理流动，人为地破坏了市场经济规则，从而导致区域产业结构趋同。同时，本来成本导向的企业行为在追求地方利益的政府短期行为的干扰下，影响了产业链的分工和合作关系，导致地区的产业结构非正常趋同。

二是产业联动能力不足。产业链是带动区域经济发展的重要纽带，有产业链的地方，区域经济联动就会十分活跃。由于价值链各环节所要求的生产要素差异很大，而各地区所具有的生产要素禀赋并不相同，因此只有将价值链各环节放到具有与其最相匹配的生产要素的地区，这样各地区比较优势才能得到最大限度地发挥。然而，产业结构的趋同使得区域内企业之间的联系不是靠产业特性相联系，通过上下游之间的关系，形成完整的产业链，而是单打独斗，自我完善，甚至不惜组建新的企业以满足自己的需求。其结果是，区域资源不能有效配置，区域产业链不能有效衔接，区域产业联系不够紧密，难以形成紧密的分工协作关系。由于产业定位缺乏差异化，区域内产业链残缺，市场机制在产业集群的形成和发展过程中发挥的资源引导、资源优化配置以及打造产业链、完善产业配套服务环节等方面发挥的作用明显不足。由于产业集群发展不充分，区域创新链、产业价值链尚未在区域内实现闭合，科技创新优势无法通过构建完善的产业创新链或价值链在区域内的其他城市或产业聚集区转化为产业优势。

三是产业合作关系不顺。经济利益是地方利益的基础，而产业发展又是经济利益的集中表现。地方政府通过产业规划、财政支持等发展相关产业，这些产业不仅能提供相关工业产品和居民消费品，而且解决了该地区的劳动力就业问题，为地方政府上缴财政税收。因此，地方利益与产业发展息息相关，为了追求较高的经济效益，地方政府往往不顾自身资源禀赋而争相发展高投资回报率的产业，区域内围绕着产业分工与合作的矛盾冲突也日趋激烈。此外，在合作分工中，不同区域之间缺乏相应的补偿机制。我国区域之间由于资源禀赋的不同，各区域在产业链分工中角色也不一样，中西部地区往往处于产业链的低端环节，为东部发达地区提供经济发展所必需的能源、原材料、劳动力等，但是这些经济要素的流动并非完全遵循市场规律，而是响应政府的宏观调控和政策干预进行的，要素的价格并不能真正反映其在市场上的真实价值。无论是横向的政府经济补偿还是纵向的财政转移支付，都不足以弥补中西部地区为东部地区经济发展所付出的代价。

4.2.4　区域可持续发展的失调

一是生态环境形势依然严峻。人与自然关系反映的是人类文明与自然演化的相互作用。人类的生存发展依赖于自然，同时也影响着自然的结构、功能与演化过程。人与自然的关系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人类对自然的影响与作用，包括从自然界索取资源与空间，享受生态系统提供的服务功能，向环境排放废弃物；另一方面，自然对人类的影响与反作用，包括资源环境对人类生存发展的制约，自然灾害、环境污染与生态污染对人类的负面影响。随着人类社会生产力的不断发展，人类开发利用自然的能力不断提高，人与自然的关系也不断遇到新的挑战，这些挑战影响了一个地区、国家乃至全球经济发展的可持续性。在发展方式尚未转变的条件下，随着经济总量的不断增加，环境问题日益突出，严重制约了经济社会发展的可持续性。

近年来，我国在资源综合利用和环境保护方面取得了一定的成就，但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的矛盾依然存在并且较为突出，环境形势严峻的状况仍然没有改变。主要污染物排放量已经超过环境承载能力，流经城市的河段普遍被污染，许多城市空气污染严重。生态破坏呈加剧之势，水土流失量大面广，草原退化，生物多样性减少。我国生态环境问题与经济结构和发展的粗放方式分不开，中西部地区长期以来资源型产业占主导，环境问题更为突出。从单位GDP工业废水产生量来看，中西部地区的废水排放量较高，前十位中除广东外，均为中西部省份，粗放型的发展模式在中西部地区依然较为普遍，不利于创建集约型社会。

二是科技创新实力整体不足，产业可持续性堪忧。尽管我国各个产业的技术水平和自主创新能力有了不同程度的提高，个别产业在国际上也具备了一定的竞争力，但总体来看，产业自主创新能力仍然较弱，与发达国家相比还有相当差距，多数产业处于国际产业价值链末端，技术水平、劳动生产率和工业增加值率都还比较低，产品附加值也很低。引进消化再创新能力薄弱，引进技术没有与自主创新和提高产业竞争力结合起来。以企业为主体、产学研结合的技术创新体系尚未形成。中西部地区与东部地区在科技与创新能力上差距明显，在人才培养、经费投入、成果转换方面均呈现“东部高，西部低”的“逆地形”现象，制约了当地产业技术水平的提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