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终极关怀的迷思
或许是因为顺天中学堂的创办人为福建人陈璧，所以学堂里不仅有很多来自福建的教习，即便学生中也有不少福建人。梁漱溟的同窗好友廖慰慈就是福州名门廖氏之后。廖慰慈的父亲廖笠樵时任宛平县知县，其衙门就设在地安门附近，所以廖慰慈也在顺天中学堂就读，与梁漱溟同班，年龄较梁漱溟稍长。
那时，梁漱溟在班上年龄最小，然而学习并不落后。在廖慰慈的影响与提议下，他们与北京同学王毓芬、广东同学姚万里等人在一起自学，相互勉励，确实像一伙要打点正经主意的朋友。当时，他们天真、热情，常去酒楼吃螃蟹、喝酒。廖慰慈提议他们彼此之间不喊各自的名字，也不要用很俗气的办法称呼大哥、二哥，而是主张以每个人最大的毛病或者说需注意的短处标出一个字，以相呼唤，实际上就是以资警惕。梁漱溟因性情太骄傲，名为“傲”，姚万里因太急躁名为“暴”，王毓芬因太平和且近于庸懦名为“懦”，廖慰慈自己则谦称为“惰”。
梁漱溟果然很傲，于国文方面，他很少看中国旧书，国文讲义照例不看，国文先生所讲照例不听，虽作文成绩偶然取为第一名，但总喜欢作翻案文章，不肯落俗套，有时能出奇制胜，得国文先生“语不惊人死不休”的评语，然大半却失败，获得“好恶拂人之性，灾必逮夫身”的批语。于此可见少年梁漱溟的在顺天中学堂的时候，他的性格行径颇为古怪，有一种不自觉的夸大狂的心态，总想做伟人，总想由他一人来承担国家的事。据他后来回忆，这不是一般少年的随便想想，而是看得非常真切，简直好像已经成了伟人一般，很傲慢，不大喜欢同别人说话。
梁漱溟与廖慰慈等人的往来并没有持续很久，由于梁溯溟的思想稍有变化，同他们也就渐渐地疏远了。其原因，据梁漱溟后来分析，是因为他本着夸大狂的心态，总想成为一个大人物，但又自知颇不容易，需有相当的修养，而那时大家相互砥砺的时候，有点偏重谨慎，于是梁漱溟就嫌他们太拘泥。不过更重要的一个原因是，梁漱溟遇见一个新的朋友，而这个新朋友上来就告诉梁漱溟要做大人物即不当谨厚。这令梁漱溟稍加思索就抛弃旧友，结交新友。这个新朋友就是梁漱溟后来一直尊奉为“人生导师”的郭人麟。
郭人麟，河北乐亭人，不仅与李大钊同乡，而且与李大钊相处最近，后来追随李大钊在北京大学图书馆做事，曾与毛泽东同事。张绍曾出任国务总理时，曾一度引他为国务秘书。
梁漱溟的年龄较郭人麟小两岁，但班次却高一年级。郭人麟进入顺天中学堂的时间，应在1907年夏或稍后。所以，他就没有加入廖慰慈组织的小团体，不过，即便他早一年入学，也不一定会与廖慰慈等人往来，因为各自的性情、兴致不一样。郭人麟的性情古怪，容貌姣好如美女子，见者无不惊其美颜，然气敛神肃，眉宇间若有沉忧。校中同学都不太喜欢他，而他自己也自得其乐，天资绝高，思想超脱，有较高一点的人生哲学思想，虽年不过十八九而学问几如老宿。于《老子》、《庄子》、《易经》、佛典皆有心得，尤其喜欢谭嗣同的《仁学》，是谭嗣同精神的热情宣传者。
起初，梁漱溟自以为是，神情亦复孤峭，与郭人麟并无接触，只是到了梁漱溟入学的第三年，即郭人麟入学的第二年，也即1909年的时候，两人方始交谈，但经一度交谈后，竟使梁漱溟的思想发生很大变化。他不仅在政治上启发梁漱溟，而且在人生哲学上给他以必要的指导，见面之初即告诫他“要做大人物即不当谨厚”。他有时讥笑梁漱溟，使梁漱溟惘然如失；有时诱进梁漱溟，使梁漱溟心悦诚服。梁漱溟崇拜至极，尊为“郭师”，课暇即去请教，并记录他的谈话订成一巨册，题为《郭师语录》。一般同学多讥笑他们，号之为“梁贤人，郭圣人”。
郭人麟的影响在梁漱溟的内心世界肯定引起了极大的震动，这不仅促使他与其他朋友渐渐疏远，而且使其原先较为狭隘的功利见解也基本打破，而对那些并无直接使用价值的学问如哲学等开始尊重。正是从这一点上说，郭人麟不但促使梁漱溟完成思想发展的“一绝大转进”，而且对梁漱溟毕生兴趣的形成与职业的选择都有至关重要的作用。
在顺天中学堂的那几年，是梁漱溟思想形成的一个重要时期，他小小年龄思考的重点却是人的生死难题等终极关怀，并隐隐约约地得出他后来所坚守的人生信念。
就知识层面来说，由于教育体制正处在一个转型期，梁漱溟既没有受到科举体制的束缚，也没有如新教育体制下的专业学人那样从事某一方面的科学，他几乎摆脱了新旧教育体制的双重束缚，重回到中国传统社会体制下士大夫阶层以天下、国家为唯一学问的道路。他的思想资源不是来自课堂上老师的知识传授，而是在新旧教育体制转轨过程中通过自学，通过大量阅读，一步步累积起来的。
梁漱溟虽然断断续续地受过一些教育，但大体上说仍靠自学而成才。在小学时代，梁漱溟前后经过两度家塾四个小学，没有得到安稳循序渐进的求学。但由于特殊的家庭环境和社会关系，使梁漱溟最得益于报纸杂志，许多专门书或重要典籍的阅读，常常是从报纸杂志上先引起兴趣和注意，然后觅来细读。当时《启蒙画报》、《京话日报》都是梁漱溟小学时代很好的课外读物，尤其是《启蒙画报》，使梁漱溟获益最大，差不多期期看，天天读，从那里面不但得到许多知识，并且启发了胸中很多道理。
在中学时代，由于向上心的促使，梁漱溟常有自课于自己的责任，不论何事，很少要人督迫。并且有些事，如果觉得不合己见，虽别人迫使他做，他也是不干。他坚信自学最要紧的是在生活中要有自觉。
正是基于这样的一种向上心，梁漱溟早在幼稚的时代即已隐然萌发对社会、对国家的责任心，而鄙视那种世俗的谋衣食、求利禄的“自了汉”生活；另一方面，他从他的父亲梁济以及他的父执辈的彭诒孙等人那里获取了一些早期维新运动的思想资源，而使其具有一种超迈世俗的见识主张。那时的梁漱溟似乎已经意识到，世俗之人虽不必是坏人，但他总不免缺乏眼光见识。所谓超俗之人，他必须力争上游，并最终成就一番大事业。而他的目标追求和人文关怀，无疑是要做这种具有救世主品格的超俗之人。
清末民初特殊的国内环境，中国教育体制的新旧转轨并不顺利，梁漱溟不仅没有按照乃父的期望，以出洋留学为第一要务，而且阴差阳错，在一种不正规的学制转轨过程中完成中小学阶段的学业，且无缘进入高等学府深造，就因机缘巧合而成为中国著名学府北京大学的教师，并名闻全国。他后来的那些知识及见解，在很大程度上都得益于他持久不懈的自学。正是从这个意义上说，自学不仅在梁漱溟的生命历程中发挥过重大作用，而且也是梁漱溟与同时代其他思想家成长道路迥异的一大突出特征，或许也正由此而铸就了梁漱溟独特的文化品格、气质特征及怀疑精神、叛逆品质。
就近代，乃至整个中国传统社会至目前学术界的一般情况来看，大凡那些仅靠自学成才成名的人物，其思想特征都比较明显，一方面，他们一般不像那些科班出身的人循规蹈矩，自画雷池，而较少框框，具有一往无前的气质，因为生活经历告诉他们，只要用心，只要持之以恒，就没有攻不破的堡垒。另一方面，由于这些自学成才成名者没有系统地接受正规的科班训练，他们的学术活动和学术手段大都处于一种无规则的状态，他们既要以标新立异作为创造的标志，同时又要以不断地创新来掩饰其学术底气的不足。鉴于此，可以很明显地看到，这些复杂的矛盾性格在自学成才成名的梁漱溟身上均有所表现，尤其是他毕生不断地解释和强调他的自学成才道路，更相当明显地表现出他的学术底气不足以及以创新做掩饰的矛盾心情。
中学时代的梁漱溟常追求不已的是人生问题，由人生问题的追求，使他出入于西洋哲学、印度宗教以及中国周秦宋明诸学派间，大约在14岁的光景就已经有了自己的人生思想，有了一种价值标准，并时时评判一些人和一些事。此时的梁漱溟虽对西方近代以来的功利主义、最大多数幸福、实用主义、工具主义等尚无所闻，但是其价值标准却与西洋功利派的思想不期而同。以利害得失来说明是非善恶，亦即以是非善恶隶属于利害得失之下。认为人生的真谛要归于去苦就乐、趋利避害而已。他小小年龄就陷入终极关怀的迷思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