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不一样的童蒙教育

梁家几代都是科举出身，他们总是在获得进士或举人的功名之后踏入仕途。只是由于梁承光过早去世，家道中衰不可挽回。梁济在艰难跋涉至举人之后，又经过几次会试不第，再也没有力量和信心、实力去继续拼搏，只好在四旬时终止了在科举道路上的步伐。

梁济在1885年中举时已27岁，不管怎么说也是老大不小了，再加上他是梁承光留下来的唯一独苗，为梁家中兴的唯一希望，所以他的婚姻问题也就理所当然地提上了议事日程。是年10月，梁济与云南名门之后张春漪结为夫妻。

张家为云南大理翔龙村白族大姓，是汉化了的白族上层。张春漪的祖父张其仁为道光丙戌（1862年）科进士，历任湖南衡云郴桂兵备道、湖南通省粮储道，加监运使衔，后告老还乡。张其仁有子13人而成进士者3人，其第12子张士为光绪庚辰（1880年）科进士，官内阁中书典籍署侍读，加四品衔。张士之兄张士铨，是同治壬戌（1862年）科第三甲第88名，历任宣化知府。

张春漪为张士铨的长女，从小受过良好的教育，通史书，工翰墨，与梁济同岁，参加过北京第一所女子学校女子传习所的创建工作，并在学校任教。但其婚事则是由其叔父张士帮助选定的。张士的太太陆嘉年，为桂林进士陆仁恺之女。陆仁恺曾任兵部右侍郎，其太太为梁宝书的长女，即梁济的姑姑。正是这层姻亲关系，使张士较早地就认识了梁济，见他勤奋好学，就非常喜欢他，数年前就把自己的侄女许配给了他。

对于张家的情况，梁家自然满意，不仅是门当户对，更是亲上加亲。只是在议婚之初，梁济担心张春漪久宦娇贵，不惯寒家操作茹苦，意颇难之，延宕数年至此始成婚。第二年冬，生女大元，不幸四年后夭折。1887年底，长子焕鼐生。六年后，即1893年，次子焕鼎生，焕鼎字寿铭，一字漱冥，后以漱溟行世。又一年（1894年），次女焕诰生。又二年（1896年），三女焕绅生。至此，除去长女大元不幸早夭外，38岁的梁济已有两男两女，显然条件已经不允许他在科举的道路上继续挣扎。

正因为有着这样特殊的家庭背景，使梁漱溟从一开始就走上与同时代思想家几乎完全不同的成长道路。在梁漱溟出生的第二年，适值甲午战争爆发，中华民族处在危机的历史关头。梁济忧国之心于此弥切，乃寻求中国所以积弱不振根本原因，以为全由居于社会领导地位而十九唯务虚文不务实事的文人所误。所以梁济坚信，欲使中国自强，必须先行改造中国旧文化；欲改造中国旧文化，必须先从另行铸造文化的载体知识分子入手。中国旧知识分子积习太深，全由旧的教育制度、教育内容所致。反观西方所以致富致强，亦唯讲实学、办实事而已。再如东邻日本，以蕞尔小国，竟一战而胜我中华大国，究其因，亦唯在于日本能追慕西方，与世界潮流趋同而摒虚文、办实事、谋富强而已。基于此，梁济一再谆谆告诫学子要将出洋留学当做一件正当要紧的事去做，“勿惜费，勿惮劳，即使竭尽大半家资亦不为过”^［1］。在这种思想指导下，其子女所接受的教育可想而知。

梁漱溟生而瘠弱，又多罹灾病，未到天寒，往往手足已然不温。五六岁时，常患头晕目眩症，每当犯病，一时天旋地转，坐立不稳，必须安卧始得宁。七八岁时，虽也跳掷玩耍，却总不如别家孩子活泼。一次效法别人盘杠子，不慎跌下地来，用药后方才苏醒。从此后，梁漱溟再也不敢轻易参加打球、踢球等活动。加上爱用脑子，小小少年其神情颜色俨然一个“小老哥”。亲长都觉得此儿怕不会长命，故梁济爱之怜之弥切。

1898年，六岁的梁漱溟开蒙读书，梁济为之延一姓孟的先生于家授《地球韵言》。《地球韵言》一书为张之洞的门生张士瀛编著，大约于1897年由上海维经书局出版发行，该书内容以国别编织，政治、经济材料为主，如书名标示的自然地理知识反而偏少。不过，该书正文确如书名所示，以四字韵语为句，介绍一些世界知识，为便于记忆，加深理解，于正文之外有大量夹注，对正文中的疑难点进行详细的解释。

梁济之所以一反科举体制下以儒家经典课童子的蒙学传统，除了他个人所拥有的新思想外，主要的还是时代使然。那一年，光绪帝主持的变法运动在京城轰轰烈烈地开展，其中一个最重要的主题就是废八股、改科举。光绪帝一度宣布三年后即庚子年开始停科举，这样一来，如果继续向梁漱溟等幼童传授传统科举体制所需要的内容，显然也非智者之举。不过，梁济的这一做法太绝对，至少在那个年代，很少有家长不让自己的子女用心于传统儒家经典的诵读，结果正如梁漱溟后来所回忆的那样，至成年，他除了能够诵读朱子的《小学》外，对于其他的儒家经典竟未一读，这对他后来思想的形成与转变产生了极大的影响，甚至是一种根本的影响。

戊戌年的变法仅仅进行了100天，就因种种原因而中止，各项变革大都停止，归复旧制，不过在新教育方面似乎依然沿着先前的道路走下去。第二年，福建人陈在北京创办第一个洋学堂——中西小学堂，梁济便命梁漱溟入学。梁漱溟在这个学校读书两年，既念英文，又念中文，很有兴趣。可惜的是，仅仅一年时间，1900年春夏之交，义和团由山东、直隶等地向京师转移，继而八国联军进入北京，西太后携光绪帝避走陕西，庆亲王、李鸿章代表清廷与八国联军议和，举国振动，国将不国。留在京城的新旧学校一度被迫关门，梁漱溟这班少年也只好将《英文初阶》、《英文进阶》等课本一起烧掉，休学回家。

庚子国变后，新势力重新抬头，学堂复兴。经过近两年在家自学的梁漱溟遂于1901年转入南横街公立小学堂读书，翌年又转入蒙养学堂。

蒙养学堂创办人彭诒孙，原籍苏州而长于北京，为苏州少数有数百年历史的名门望族。彭诒孙的祖父彭蕴章字咏莪，江苏长洲人。彭蕴章的曾祖乃尚书启丰。可见其名门望族的历史确实由来已久。彭蕴章由举人入赀为内阁中书，充军机章京。道光十五年，成进士，授工部主事，仍留直军机处。累迁郎中，历鸿胪寺少卿、光禄寺少卿、顺天府丞、通政司副使、宗人府丞。督福建学政，迁左副都御史。二十八年，擢工部侍郎，仍留学政任。咸丰元年，命在军机大臣上行走。四年，调礼部，寻擢工部尚书。五年，协办大学士。六年，拜文渊阁大学士，管理工部及户部三库事务，充上书房总师傅。足见在清廷决策层面所处的重要地位。彭蕴章有子祖贤，官至湖北巡抚，他就是彭诒孙的父亲。

彭诒孙出身于这样的世族豪门，为典型的世家子弟，但他为人富于感情而体壮气豪，称得起血性男子。在中国遭受列强欺凌，民族陷于颓败和危难的时刻，彭诒孙毅然放弃世代沿袭的世宦生活，于1902年在北京首创中国人的报纸事业，开民智，倡民强，提倡维新与社会改良，成为爱国志士维新先锋。经彭诒孙创办的报纸杂志主要有《启蒙画报》以及后来陆续创办的《京话日报》、《中华报》三种。

《启蒙画报》的文字全部用白话，内容有天文、地理、博物、格致、算术、历史掌故、名人轶事以及伊索寓言之类的东西。大多将科学道理撰成小故事，在行文之间，往往在人的精神志趣上能有所启发鼓舞。不仅受到梁漱溟这样的十几岁儿童的欢迎，而成年人看了也依然有兴致。

《京话日报》是以白话写作的小型日报，于1904年中开始出版，它主要在于开启民智，其眼光总是看广大群众。当此报出版了几个月后，彭诒孙为了“开通官智”，遂于1904年底又创办《中华报》，停刊《启蒙画报》。《中华报》是专门为上层人士看的报纸，销路较小，专门议论朝政，且全部用文言文体。

彭诒孙与梁济是年轻时便非常要好的朋友，且换帖订盟为兄弟。因为交好，后来彼此又做了儿女亲家，彭诒孙的长女彭清绮便是梁济长子梁焕鼐的妻子，两人婚后育有二男五女。基于这种特殊的关系，彭诒孙的所有新事业和他所致力的社会改良运动，原都有梁济的一份赞助力量在内。所以，当彭诒孙创办蒙养学堂的时候，梁济自然命梁漱溟等子女皆前往受业。

蒙养学堂施行男女同班，采用商务印书馆编印的教科书，有英文。梁漱溟在这里接受了比较系统的西方科学文化知识。然而到了1906年7月间，追随康有为、梁启超流亡日本的吴道明、范履祥受命归国，试图与光绪帝取得联系，并且通过收买太监，试图谋杀慈禧太后。不料此事被清廷侦知，吴道明8月8日被逮捕；翌日，范履祥归案。这件事情不管怎么说都不太光彩，于是清廷无意声张，由提督衙门审讯后，递解至天津，交给北洋大臣兼直隶总督袁世凯，准备秘密处决了事。

吴道明、范履祥案子由于牵涉到政治高层，处理得非常机密，非亲身经历此事者，即便政治高层也无法得知真实情况。当时新闻界对此事也有传闻，但谁也说不清楚，特别是鉴于案件非常敏感，情节扑朔迷离，新闻界即便有人知道一些真相，也大都噤若寒蝉，不愿过问，担心开罪朝廷，罹不测之罪。然而彭诒孙偏不信这个邪，他以为清廷预备立宪的诏书刚刚发布，怎么可能发生这样不经公开审讯，而暧昧的杀人案件？此事果真，立宪希望，岂非虚语？几经郑重考虑，他觉得即便牺牲报馆的营业，也应该出面揭露此事的真相，以杜绝于将来，维持其人道，以此推动预备立宪的发展。于是派员在京津两地秘密调查，并在《中华报》通过系列报道揭露此案的详情与真相。

《中华报》的系列报道自然引起清廷及袁世凯的不满，袁世凯致电巡警部尚书徐世昌予以查处，巡警部命令外城警厅封报抓人，将《京话日报》和《中华报》报馆查封，将两报主笔杭辛斋、彭诒孙一同课罪，其罪名是：“妄议朝政，捏造谣言，附和匪党，肆为论说。”杭辛斋被即日递解回籍，交地方官严加禁锢；对彭诒孙的处理更重，理由是他在拘留所被拘押的时候肆意行凶，于是由刑部转至法部，再由法部奏明判发新疆监禁10年。

由于《京话日报》、《中华报》被查封，杭辛斋、彭诒孙被判刑，连带所及，蒙养学堂自然也关门大吉。梁漱溟又被迫改为在家读书，由梁济联合几家亲戚的儿童，请一位奉天的刘钠先生任教。不久，梁漱溟又在江苏旅居北京同乡会所办的江苏小学堂上了大约半年的课。1906年夏，梁漱溟考入顺天中学堂，一口气在那里学习了五年半才正式毕业。这算是梁漱溟少年时代最系统、最完整的一段教育经历。

顺天中学堂的创办人为福建人陈璧。它虽不是北京最早成立的一所中学，却和最早的中学有着很深的渊源关系。顺天中学堂设在地安门外兵将局，其所用的房产由清政府内务部从抄产官房中拨给，具有明显的官办性质。其最初的目的是就“顺天府属州县中调取廪增附生入堂肄业，考定额取四十名，另拟设外省士子南额二十名，课以西国语言文字及艺政算学各书”^［2］。这具有明显的新学性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