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新文化运动的盟友
梁漱溟《东西文化及其哲学》的出版，在学术界乃至整个社会都引起强烈的反响，使梁漱溟“暴得大名”，以北京大学区区讲师的身份成为国内学术界的新闻人物，誉之者称这部书为“新文化里面第一部有价值的著作”［2］，不满者则设法捕捉书中的漏洞或论证不严密的地方大加发挥，攻其一点，不及其余。然而从舆论的总体看，各方面对这部著作反响不一，有褒有贬，更多的则是“语言不通”，出现理解的误差，本义和释义分离，有的评论则干脆与这部著作成为两码事，只是借着评论这部著作为由头表达自己的一些看法而已。
对《东西文化及其哲学》最先发表评论的，似乎是曾经参与创办《学衡》杂志的刘伯明。在刘伯明看来，这部书的基本倾向无疑是文化保守主义的，这一点正与其思想大致相同，因而刘伯明很自觉地将梁漱溟视为同道，对这部著作也给予较高的评价。他认为，就总体上看，梁漱溟的《东西文化及其哲学》一书确有贡献于今日，其影响之及于学术界者必甚健全，其基本原因在于当今中国之学者大率喜欢侈谈西化。其所谓“西化”，又往往限于最新而一时流行者，而视中国固有之文化如敝屣。在谈到西方文化时，精通英文，兼通法文、德文、希腊文及梵文等语言文字，并专治西洋哲学的刘伯明自然比梁漱溟有更深的理解，他以为梁漱溟对西方文化的判断基本上是不正确的，其谬误的地方显而易见。因为西方文化是一个内容十分复杂的体系，而不仅仅是科学与民主的内容，或仅仅是希腊、罗马和近世文化的部分。通观西方思想文化的沿革，至少有三种极为明显的倾向：一是科学，二是神秘，三是人本。此三种倾向，自希腊以来即已有之。而梁漱溟以为希腊人只有科学精神，重视现世，优游以乐生，故走上人生的第一路向，此固通常之说，但在刘伯明看来，却具有明显的缺陷和不足。
梁漱溟《东西文化及其哲学》的失误不仅表现在以主观态度规范西方文化，而且表现在他以哲学论文化，以哲学代表文化，而不是用科学来分析文化的整体和全貌，因此，结论难免令人生疑，即或正确，充其量也不过说了文化的一部分。最先发现这一点的是张东荪，张东荪对哲学与文化有深入独到的研究。他指出，根据梁漱溟对中西印三种生活样法的分析，便知道他所谓“东西文化及其哲学”只是“哲学观的东西文化论”，而不是民族心理学的东西文化论。和刘伯明一样，张东荪对梁漱溟三大文化交替发展的演绎表示怀疑和“最不满足”。
按照张东荪的本意，梁漱溟人生三种路向的分析本无错误，但不能划定为中西印三大民族所固有，三种人生路向在各个民族的人生观和宇宙观中都有不同程度的存在，它们之间的影响和渗透是必然的。中国人不可能如梁漱溟所期望的那样，在最近的将来全盘承受西方文化，同时又重提中国原有的态度。一个民族有它由历史而来的“根性”，断不是一旦要采取外来的文化而能立刻办到的。并且外来的文化充分灌入以后，固有的“根性”也不会消灭，必仍杂然呈露于其间，所以总不免有些变态。在一定意义上说，中国文化在世界文化上只占很小一部分，印度文化则是一个伏流，西方文化实在已不是西方本身的了，已大部分取得世界文化的地位，大部分含有世界文化的要素。因此，中国人采取西方文化便不是直抄他族的东西，而是吸收人类公共的东西，更不存在梁漱溟说的先全盘承受西方文化，再加以根本改造的可能性。
和张东荪的说法不同，从欧洲留学归来的年轻哲学家李石岑在他的评论中根本否认梁漱溟人生三条路向分析的合理性和价值。李石岑认为，人类生活的全部发展都是向前走，只不过是走法不同，或是走得快慢不同，譬如西方人向前走，是左冲右撞走过来的；孔子向前走，是一面走一面安排不吃力地走过去的。但都是同一路向，并不像梁漱溟演绎、设计的那样具有许多条路向。
与三条人生路向相连带的，是梁漱溟提出的中国现在应取的三种态度，即第一要排斥印度的态度，丝毫不能容留；第二，对于西方文化是全盘承受而根本改过；第三，批评地把中国原来的态度重新拿过来。关于第三个态度，李石岑和张东荪一样，认为孔子虽然伟大，确实感化过许多中国人，但孔子的思想只是在他生前或死后不多久的时候现了一现，并不能代表中国文化的全部。中国现在所需要的仍然是陈独秀一班人对孔子的批判，只有这样，才可以推翻军阀的靠山，拔掉老百姓的迷根，才不至于被那些“伪孔”、陋儒等所利用。如果孔子的儒家哲学确有价值，那就尽情宣扬，也不必拉上孔子。
不难看出，在对待孔子和中国文化的态度上，梁漱溟的真意并不被当时的人所理解。不仅反对梁漱溟基本观点的一班学者如此，即使是那些“差不多全体赞成”梁漱溟观点的人也并没有真正理解梁漱溟思想的真谛。
最先赞成梁漱溟观点的人，恐怕要数严既澄。严既澄对五四新文化运动多有指责，因而认为梁漱溟对孔子思想和儒家文化的张扬“深得吾心”，对他“研究的精细”表示极为“佩服”，至于《东西文化及其哲学》中所表达的基本观点，严既澄表示“差不多全体赞成”，尤其是梁漱溟对孔子的评判以及对儒家伦理思想的发挥，严既澄认为是“全书最精到、最有价值处”，同时又提出一些相当严厉的批评。
对于这些正反两方面的意见，梁漱溟一概采取泰然处之的沉默，自始至终一概不愿作答，这一半是因为赞美没有抓住梁漱溟的兴奋点，而那些“批评诲示”好像也没有能够引起他作答的“兴味”，更多的原因则如梁漱溟所说的那样，由于理解的误差，他从这些不着边际的批评诲示里，很少“领取什么益处或什么启发”。
然而到了1923年，胡适在《读书杂志》发表《读梁漱溟先生〈东西文化及其哲学〉》的长篇文章后，梁漱溟起初仍不想作答，仅写封信寄给胡适，除表示感谢以外，又说“独惜限于篇幅，指示犹嫌疏略，于漱溟论文化转变处，未能剀切相诲”。同时稍为含蓄地指责胡适文中“间或语近刻薄，颇失雅度”，责问胡适他们两人“原无嫌怨，遏为如此”？［3］
对于梁漱溟的愤怒，胡适迅即专函做了解释，称自己为文往住喜欢在极庄重的题目上说一两句滑稽话，有时不免流为轻薄，有时流为刻薄，虽有时因此增加文章的辩论效力，然也往往因此引起反感。同时，胡适也强调轻薄与刻薄固非雅度，然凡事太认真亦非汪汪雅度。胡适毫不客气地批评梁漱溟太缺乏幽默，认真太过，武断太过。
胡适的批评似乎引起了梁漱溟的反省与默认，稍后，梁漱溟复函表示“承教甚愧。早在涵容，犹未自知”，并表示自己最近研读宋明理学家的著作，“服膺阳明”，深悔往时态度。言下之意，对先前的冒犯与不恭表示歉意。至此，梁漱溟与胡适之间的不快暂告结束。
不料过了半年的光景，《努力周报》停刊，胡适在所作停刊词中旧事重提，称过去的一年半中“‘努力’同仁”在政治革新方面做了一些有益的事情，对于中国政治发展或许起到一定的积极意义，但是这种现实政治的努力远非他们的理想，其实他们的努力里“恐怕不是我们的政论而是我们批评梁漱溟、张君劢一班先生的文章”；“如果《新青年》能靠文学革命运动而不朽；那么，‘努力’将来在中国的思想史上占的地位应该靠这两组关于思想革命的文章，而不靠那些政治批评”［4］。
稍后，新文化运动另一主将陈独秀接着胡适的话题往下说，宣称梁漱溟、张君劢被胡适教训一顿，开口不得，并将此事件誉为中国“思想界的一线曙光”；并调侃式地宣称：“梁漱溟说我是他的同志，说我和他走的是一条路，我绝不能承认。”［5］这对不知幽默为何物，且每每以圣贤自我期许的梁漱溟来说，是可忍，孰不可忍，自然引起其不满与反感，迫使他不得不起而反击，著文辩驳。
按照梁漱溟的理解本意，他虽然对新文化运动中的主流意见有所保留，但大体上他是赞成这些意见的，从来都以胡适、陈独秀为同道。现在他们白纸黑字不仅不承认梁漱溟是他们的同道者，反而将梁漱溟视为新文化运动的对立面、障碍物，以为正是他阻碍了思想革新运动的进行。这自然使梁漱溟很难过。他诚恳地表白：“我不觉得我反对他们的运动！我不觉得我是他们的敌人，他们是我的敌人，我是没有敌人的！我不看见现在思想不同的几派——如陈，如胡……有哪一派是与我相冲突的，相阻碍的。他们觉得我是敌人，我却没有这种意思。在这时候，天下肯干的人都是好朋友！我们都是一伙子！”现在突然由胡适、陈独秀明确宣布自己与他们不是一伙人，这当然使梁漱溟感到很伤心。当然，梁漱溟也不否认他和胡适、陈独秀等人之间在思想上的差异或不同。他解释道：“我知道我有我的精神，你们有你们的价值。然而凡成为一派思想的，均有其独特面目，特殊精神——这是由他倾全力于一点，抱着一点意思去发挥，而后才能行的。当他倾全力于一点的时候，左边，右边，东面，西面，当然顾不到。然他的价值正出于此，要他面面图到，顾得周全，结果一无所就，不会再成有价值的东西。却是各人抱各自那一点去发挥，其对于社会的尽力，在最后的成功上还是相成的——正是相需的。”细绎梁漱溟的本意，他认为他和胡适、陈独秀等新文化运动的主将不仅算不上敌人，而且应是“盟友”，他所做的一切包括“继绝学，开太平”，以当代孔子自居，也与他们“打倒孔家店”的口号并不矛盾，而是相辅相成的。在这个意义上说，梁漱溟不是新文化的敌人，而是新文化的同盟军、同一条战壕中的战友。梁漱溟逝世后，冯友兰曾在一篇悼念文章中说，新文化运动的口号是“打倒孔家店”，梁漱溟是维护“孔家店”的，但是他的维护并不是用抱残守缺那样的办法，梁漱溟给孔子的思想以全新的解释，这个全新的解释正确与否姑且不论，但这个解释无论如何也是新文化的一部分，而不是旧文化了。因此，冯友兰认为，梁漱溟虽然以文化保守主义的面目应对五四新文化运动中提出的问题，但仔细体会梁漱溟的思想主旨，还是应该将他归为“新文化运动的右翼”。话虽如此说，然在新文化运动的当时，胡适、陈独秀并不把梁漱溟作为盟友，而是把他列为与张君劢同类的“言敌”。
在胡适看来，梁漱溟不仅对中西文化基本态势的整体观察过于笼统，就是对中西印具体文化的分析也犯有笼统的毛病。比如对印度文化的判断，梁漱溟认为其根本精神是意欲反身向后要求；而胡适则以具体的例子（甚至是梁漱溟举过的例子）证明不是“那么一回事”，印度宗教“何尝不是极端的向前要求”？再如中国文化，梁漱溟以“调和持中”、“随遇而安”来概括，确实显得笼统和不全面，诚如胡适所说，这种人生态度不能说是哪一国的文化特征，这种境界乃是世界各民族的常识里的一种理想境界，决不限于一民族或一国。中国思想中固然有，世界其他民族思想中也不乏其例，因为这种“美德”始终是世界民族常识中的一种理想境界。至于梁漱溟判断中国人的思想是安分知足，寡欲摄生，既不提倡物质享受，也没有印度的禁欲思想，这在胡适看来，更与中国社会实况有很大出入。胡适以具体的事例批评梁漱溟发明的文化公式只是闭着眼睛的笼统话，全无真知灼见。其根本缺陷只是有意要寻出一个或者说发明一个简单公式，而不知简单公式决不能笼罩一大系的文化，结果只有分析辨别的形式，而实在都是一堆笼统话。
对胡适的这些批评，梁漱溟并不心服，以为胡适并没有真正弄懂《东西文化及其哲学》中所论及到的问题，甚至怀疑尽管胡适写有长篇批评文章，但他可能并没有看过《东西文化及其哲学》一书，至少是没有认真看过，因此梁漱溟不客气地请胡适用心思“俯察”原书，并以戏弄的口吻调侃道：“唉，胡先生！这糊涂人作的书也许有‘愚者千虑一得’之处，何妨虚心理会理会！实在没有工夫看，丢下罢了！若既不想加以理会，又且没工夫看，却偏要用点工夫拿他马马虎虎乱批评一阵，这为何来？岂欲欺蔽一世之人乎？”［6］
胡适的冷嘲热讽深深地激怒了梁漱溟，无奈胡适是以学术讨论做掩护，梁漱溟也奈何不得。但从他回答的那篇演讲中，不难看出他的愤怒之言，也比较容易看出他们之间的冲突并没有完，他们迟早还会“较量”一番。
机会总是有的。几乎就在梁漱溟、胡适两人争论的同时，中国思想界发生了“科学与人生观”的论战，当时叫做“科学与玄学之争”。科学派一方以丁文江、胡适、吴稚晖为代表，玄学派一方以张君劢、梁启超为主将。
论战最初由张君劢挑起。1923年2月，张君劢在清华学校做题为“人生观”的演讲，强调科学不能解决人生观的问题。张君劢否认了科学的万能，力主寻找中国传统文化特别是儒学精义作为解救时艰的良药，这一点颇合梁漱溟的心意，不过梁漱溟并没有闻鸡起舞，随声附和。张君劢的演讲发表后，引起地质学家丁文江的激烈批评，丁文江批评张君劢是“玄学鬼附身”。他认为，科学不但无所谓向外，而且是教育同修养最好的工具。因为天天求真理，时时想破除成见，不但使科学的人有求真理的能力，而且有爱真理的诚心，才能够真正知道生活的乐趣。丁文江赞同胡适的观点，以为人类今日最大的责任与需要，是把科学方法应用到人生问题上去。
对于丁文江的批评，张君劢做了长篇答辩。梁启超也在原来《欧游心影录》的基础上，进一步鼓吹科学破产，咒骂科学带给人类的是灾难和祸水，人生是关于情感方面的事，是绝对的超科学的，是科学根本无法解决的。他们的争论引起学术界的极大关注，一时间学者名流纷纷著文参加讨论。上海亚东图书馆也于是年11月汇集各家讨论文章，编为《科学与人生观》一书出版。胡适本来没有参加这场讨论，但亚东图书馆的主人非常推崇胡适，看重胡适在中国学术界、读书界的地位，于是请他为《科学与人生观》作序，而胡适也期以借此表达对这场大争论的一些看法。胡适在这篇序言中称自己是信仰科学的人，并提出自己的“新人生观”，即“自然主义的人生观”。他说，“自然主义的人生观”是根据天文学、物理学、地质学、古生物学、生理学、心理学和社会学等科学知识提出来的，是建筑在二三百年科学常识上的一个大假设。这种人生观认为，人在自然界中真是一个藐乎其小的微生物，因果法则支配着人的生活，但人能考究宇宙间的自然法则，利用它来驾驶“天行”。
就本质而言，胡适强调的科学人生观是一种积极向上的人生追求，这一点和梁漱溟这时的主张并无区别。梁漱溟说：“我不晓得我为什么看到旁人积极的有所作为，有那一种奋勉向前的样子，我总起一种欣喜、高兴、欢迎、赞成的心理。我不晓得我为什么看到旁人有一种社会的行谊——就是大家集合团结起来，有那一种同心协力的样子，我总起一种欣喜、高兴、欢迎、赞成的心理。”［7］这种奋勉向上、同心协力的精神在人类社会生活中随处可见，那么为什么人类会有这种精神？或以为这是人类要图谋他的生活所以如此，或以为出于创造性的冲动、互助的本能等等。对于这些解释，梁漱溟不以为然。他指出，所谓为了生活的说法是根本不知生活为何物，不知生命何所指。人类的生命是一种无目的的向上奋进，即人类生命处在一个永无止境的进化过程。基于此，人生的真义无他，只在于同心协力地奋勉向前。在这个意义上说，梁漱溟对人生的见解与胡适并无太大的差别。
胡适先前对梁漱溟《东西文化及其哲学》不客气的冷嘲热讽，不能不在他的心中留下一点芥蒂，不能不使梁漱溟寻找机会报此“一箭之仇”；当然和胡适一样，梁漱溟的批评也是以学术讨论的形式出现的。
1923年12月9日，梁漱溟在北京大学第三院大讲堂做连续演讲的第三讲，专门批评胡适的人生态度。但为了使听众不觉得自己是“小家子气”，梁漱溟在开篇反复陈说、辩白自己批评胡适的心迹。他解释说，由他直接批评胡适似乎于礼敬上不大好，因为胡适先生是诸位同学的师长，是我们敬爱的朋友，似乎不应该批评到他的为人，而且这许多年来社会上很不注重礼敬，这本身就不太好。因此今天由他梁漱溟开宗明义地宣称公开批评胡适的人生观，自然也难免此弊。然而出于学术争鸣的考虑，梁漱溟认为他又有责任出面批评胡适。梁漱溟解释道，这是因为这几年社会上有一种与从前人生态度不同的风气。这种风气如果有一个很有思想很有价值的人替它做中坚，把它的道理说得圆融通妙，便可以站得住脚，真正成为一种时代风气。不过，由此也不可避免地会出现一些流弊，即由于是很有思想很有价值的人做这种风气的中坚，使社会公众中不容易觉察此种风气的不足和缺点，而盲目相信。对于当时在人生观上的新风气，梁漱溟觉得问题不少，有专门批评的必要，而这种批评必须对准倡导这种风气的中坚人物，所以批评胡适便在情理之中了。
注释
［1］梁漱溟：《我早年思想演变的一大关键》，见《梁漱溟全集》（7），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1989年第1版，第185页。
［2］恶石：《评〈东西文化及其哲学〉》，载《民国日报》副刊《觉悟》1922年3月28日。
［3］《读梁漱溟先生的〈东西文化及其哲学〉》附录一，见《胡适文存》（2），合肥：黄山书社1996年第1版，第181页。
［4］胡适：《一年半的回顾》，同上书，第363页。
［5］陈独秀：《精神生活与东方文化》，载《前锋》1924年2月1日第3期。
［6］梁漱溟：《答胡评〈东西文化及其哲学〉》，见《梁漱溟全集》（4），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1989年第1版，第756页。
［7］梁漱溟：《我之人生观如是》，同上书，第757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