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儒家思想的新开展

对中西印文化进行了充分比较研究后，梁漱溟对世界未来的文化做了大胆预测。他认为，由于西方文化赖以存在的经济形式对人性的扼杀，特别是西方经济形态本身不可逾越的周期性危机，不能不使西方经济不时发生大的波动。由这种不时的波动导致大的变动，而其变动的趋势也必然是由私有经济向以社会为本位、以分配为本位的社会所有制过渡。这样一来，必然导致人类文化有一个根本变革，西方人终将放弃其秉持了多少个世纪的人生态度，转而变为中国人的生活态度。

至于为什么会做出这样的变动，梁漱溟认为，人类在解决了衣食住行种种物质的需要后，尤其是西方近几百年对自然界、对社会的胜利征服，理想的物质充裕的世界出现以后，人类将从对物质的问题之时代而转入人对人的问题之时代，而征服自然的那种态度便不能用在人与人之间，人类必须从求诸外、求诸人的心态转而求诸内、求诸己，不能不从物的一致而进为心的和同，人与人之间总要有真的妥洽才行。也就是说，西洋人没看到孔子的学说和儒家伦理则罢，一旦看到，便不怕西洋人不走孔子的路。西洋人既看到人类生活本来是怎么一回事，就将不能不顺从着生活本性而听任本能冲动的活泼流畅，一改那算账而统驭抑制冲动的态度，不能不有一种先事的调理，那就不外乎要养得一种和乐恬静的心理才行。而这般活泼和乐的生活便是儒家伦理所强调的“仁的生活”，便是孔子的生活。

基于中体西用的思维路向，梁漱溟坚决反对五四新文化运动中出现的融合中西、调和适中以创造新文化的一切说法。他认为，持这种观点的人，一是只看见文化的呆面目而不留意其活形势，不知道东西文化各自的根本精神，不晓得一派文化之所以为一派文化者固在此而不在彼。由此谬误，就想着未来文化的成分总于这两方文化各有所取，所以寄希望于二者融合产生一种新文化。其实，东西两派文化的根本精神是根本的不同，无从融合，未来文化只可斩截地改换，而照现在的形势推去，也实将斩截地改换，只是所改换的的确又独属于中国一派，是中国文化特别是儒家精神的复兴。

从19世纪末20世纪初中国的社会实际出发，梁漱溟对中国文化的埋怨和责难是情有可原的。即中国没有真正解决人类生存与繁衍的基本问题，便无从谈精神的充实与发展。中国首要的问题尚不是谈论生命的活泼流畅，而是尽快解决生老病死的物质匮乏问题。但是，揆诸历史事实，梁漱溟这种表面上责难而实际上却在赞美的中国文化论，从根本上仍未弄清中国文化何以产生、发展、繁荣的社会历史原因，仍是一种理念的演绎，以先验的结论去评判中国文化，因此其价值便值得怀疑。往前看，在当时的中国，什么才是最重要的问题呢？梁漱溟认为，当时中国最需要的是怎样能让个人权力稳固、社会秩序安宁，不如此，中国就不能巩固国家的基础，就不能在国际上成为一个现代民主民族国家，也不能让社会上一切事业得以顺利进行。在当时一片“全盘西化”的鼓噪中，梁漱溟更清醒地超前地意识到“西方化”后可能出现的问题。中国在经历了差不多一个世纪后所发现的种种问题，在在验证了梁漱溟这些忧思所包含的价值。

当时那些认为梁漱溟是东方文化派的代表或文化保守主义、守旧主义的代表的看法，都是不能令梁漱溟心折的，当然也是不太合乎真相的。新旧两派之外，在当时还有一种不太明显的暗流即所谓“佛化派”。这派人目睹中国的贫穷、社会的混乱、政治的黑暗，而劝人们不必图谋此世界的生活而别有所注，寄希望于天国、涅槃、彼岸世界。对这种倾向，梁漱溟予以彻底批判，坚决反对中国人走上这条人生道路。

激进的“全盘西化”、保守的东方文化乃至所谓“佛化”的态度都不适合于中国，那么，什么才是当时中国最急需的呢？梁漱溟答称，当时中国最急需的便是孔子的所谓“刚”，这既是儒家伦理的核心价值，也是中国人最应该坚守的信条。梁漱溟指出，本来中国人从前走的就是刚柔相济的一条路，却是一向总偏于阴柔坤静一边，近于老子，而不是孔子及儒家所强调的阳刚乾动的态度。

梁漱溟承认，他之所以刻意提倡这样一种“刚”的态度，其意不过是提倡一种奋勇向前的风气，而同时排斥那向外逐物的颓流。现在只有先根本启发一种人生，全超脱了个人的为我，物质的歆慕，处处的算账，有所为的而为，直从里面发出的活气，讲涵融西方向前的人生态度，随感而应，为有所谓情感的动作。只有这样，向前的动作才真有力量，才继续有活气，不会沮丧，不生厌苦，并且从他自己的活动上得他的乐趣。也只有这样向前的动作，才可以弥补中国人素来的缺短，既解决中国现在的痛苦，又避免了西方人所遭受的弊害，并且应付了世界对中国的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