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 王安石的时代（下）
王安石所处的时势，虽说非常艰难，而凭借他非凡的才能，又遇到了大有作为的皇帝，来做拨乱反正的事，应该是很容易的。然而他取得的成就并不像人们所期望的那样，这是为什么呢？是因为朋党拖累了他。
宋代的朋党之患，虽说兴盛于王安石之后，实际上发端于王安石之前，这是不能不追述议论一下的。政党的出现，产生于政治进化之后，国家有政党，并不是坏事，而是应当庆贺的。虽然如此，也是有条件的。其一，政党只能生存在立宪政体之下，与专制政体是不相容的。其二，作为政党，应该坦然接受结党这个事实，尤其不应该讳言结党的名声。其三，争辩讨论的问题，应当集中在政治问题，宫廷问题、个人私德问题、学术异同问题等，都不应该掺杂在里面。宋代所谓的党，还不足以看作后来所说政党，所以我不把它们看作政党，仍旧用它的旧名，称为朋党罢了。
中国在宋之前的党祸，如汉代的党锢，唐代的牛李党争。宋代之后的党祸，如明代的东林党和复社，都可以说是小人陷害君子。只有宋代不是这样，它的性质复杂而且极不分明，不论聪明还是愚蠢，贤能还是不肖，全都卷入其中，掉进那个沸腾的热汤锅里。一言以蔽之，是士大夫们的意气之争罢了。追寻宋代朋党之所以兴盛的原因，一是由于那时重文而轻武，二是因为中央集权过度。宋太祖的政策，是必须压抑臣下，使他们不能以武功而显露自己，有才能的人，不得不走从政做官这条路。而兵权财权，都集中到中央；管理百姓的部门，统辖一方的官署，其官吏的升迁罢免，也由中央来决定，实际上都集中到皇帝一个人的手中。那些年老旧臣在他的优养之地，并不像汉代的郡国守相那样，可以按照他的意志行使种种权力，而且，对他们也要严格考核，来决定他们的升降。因此，那些优异突出的人才，想获取功名的人，都涌向京师。而那时的京师，不像现在那些立宪国的国会，能容纳许多人在里面发挥才能，能够参与国政的，两三个宰相罢了。其次是少数的馆职、台谏，作为执政者的后备晋升人选。这么大一个国家，有这么多的人才，而只有这么少的位置，那么读书人奋力挤轧，相互争夺，也就很自然了。看整个宋朝的历史，称它是争权夺利的历史也是可以的。品性不好的人争这个职位是为了谋取私利，贤明的人争这个位置是为了实现他的志向，争来争去，争得形同水火，势不两立，意气也就从这里产生了，他们结成朋党，彼此之间相互诋毁，这样一来，党祸可就与宋朝相始终了。
宋代朋党之祸，虽说在元祐、绍圣以后最严重，其实它发端于仁宗和英宗两朝。它的源头是仁宗时的范仲淹和吕夷简两人之间的争斗，发展成党争则是英宗时的濮议事件。最初范仲淹触犯了吕夷简而被逐出朝廷，士大夫们争论两个人的曲直，相互指责对方为朋党。等吕夷简罢官离去，范仲淹做了丞相，石介作诗说：“众贤之进，如茅斯拔。大奸之去，如距斯脱。”他把吕夷简称作“大奸”。孙沔读了石介的诗后说：“你的祸患从此开始了。”范仲淹做了几个月的宰相后，史书上称他裁减宠信滥用之官，考察官吏政绩，日夜谋划怎样使天下太平。但他的改革没有步骤，范围太广，急于求成，论事者认为不可行。当时，范仲淹亲自到各地考察官员们的工作，遇到不称职的官员，坚决罢免，一时人心惶惶，怨声载道。自从恩荫子弟范围减小，磨勘制度严密，对侥幸投机者不利，于是对他的毁谤开始多起来，关于朋党的言论也被皇上听说了。（以上都是《宋史》范仲淹传中的话）反对党乘机攻击他，于是范仲淹与杜衍、韩琦、富弼同时被罢官。王拱辰、张昌言说：“我们被一网打尽了。”他们的气焰和石介的诗，口吻极其相似。后世论史的人，没有不倾向范仲淹而贬低吕夷简的。范仲淹的志向远大，以天下为己任，是吕夷简等人所不能达到的。吕夷简不过是一个贪恋高位的庸才，如果认为他是奸邪，那么宋代百年来的宰相，像吕夷简这样的比比皆是，怎么能都说成是奸邪之臣呢？况且当时与吕夷简结党攻击范仲淹的人，许多也是后世称道的君子，这是为什么呢？重要的是，宋代的朋党，无所谓君子和小人，纯粹是士大夫们的意气之争，最后发展到相互倾轧。自庆历年间（1041—1048）就已经是这样了。这种风气既然开了头，到宋英宗治平年间（1064—1067）就遇到了濮议这一大公案。
濮议是什么呢？仁宋驾崩，他没有儿子，让他哥哥濮安懿王的儿子继承皇位，就是宋英宗。英宗治平二年，有人提出要办追尊濮王的典礼，朝廷的大臣们意见不同而引起争论，一个个气势汹汹如临大敌。朋党的祸患，从此开始发展得激烈起来。言官们甚至纷纷上书要求斩了韩琦、欧阳修以谢先帝，逐渐演变成因公事而诋毁对方个人生活上的品德，随即就有人诬陷欧阳修有男女之间见不得人的事。而当时因濮议被攻击的人，有像韩琦、欧阳修这样被后世所称为君子的人；因濮议来攻击人的人中，像吕诲、范纯仁这些人，也是后世称为君子的人。宋代朋党的真相，由此就完全可以看清。此事虽然与王安石新法的争吵无关，但表现很相似。况且那些首先站出来攻击濮议的人，就是后来最早攻击新法的人，所以我就不怕人说我啰唆，将欧阳修濮议的全文录过来，从中可以看到当时所谓的士大夫们，是怎样的一种风气，然后就知道王安石的处境，就像当时的韩琦和欧阳修。有关新法的公案，不过是另一个濮议而已。
（附）欧阳修濮议
英宗皇帝即位，普天同庆，群臣都加官晋爵，不管死者生者都得到皇帝的恩泽，宗室中原来的那些王，也都给予封赏。只有濮安懿王，是皇上的生父，中书认为不能和其他的王一样，于是上奏请求让有关的部门商议举行典礼一事，皇上下旨说要等到服丧期满后再说，这个提议就被搁置起来了。
治平二年（1065）四月，服丧期满，皇上就把那个奏章下发给两制，即翰林学士和中书舍人详细研究。翰林大学士王圭等主张给濮安懿王特别尊贵荣耀的高官大爵也就行了，但中书认为要给官职并改封大的王号，应当下旨进行册封，册封的诏令应该有特定的规格，诏令中应写：“某亲具官某，可赠某官，追封某国王”，封册上应当写“皇帝若曰咨尔某亲某官，某今册命尔为某官某王”。而濮王与皇帝是父子，不知道制册上怎么称呼他，再就是写不写他的名字，于是又将这个奏章发下去，要求再议。王圭等人提出称“皇伯”而不写名。中书根据《仪礼·丧服记》中所记载“做儿子的要为他的父母服丧”。又据开元开宝礼中都有：“做儿子的要为生父披麻戴孝不过一年，为后父披麻戴孝三年。”这里后父生父都是父母。而古今的典礼中都没有称为“皇伯”的记载，又查证前代藩侯继皇位的君主，不幸都处在衰败的乱世，不能效法他们，只有汉宣帝和光武帝，是有德的君主，称他们的父亲为“皇考”，而“皇伯”这样的称呼，既然没有记载，也就没有根据了，所以没敢这样施行。于是将有关古今典礼以及汉宣帝、光武帝的有关材料，再加上“皇伯”的提议，送给三省的官员和言官们一起详细讨论。讨论还没等开始，皇太后就亲手写了诏书责令中书不应该称“皇考”，中书问为什么。皇上见到太后的手书后大惊，马上手写诏书不让再讨论这事，而追封的事也就停下来。过了许多天，礼官范镇等人坚决请求一定要讨论有关皇伯的事。他们的奏章留在皇帝那里没有再发下来，不久言官们也对这事都提出了看法。皇帝既然因为太后的缘故决意不再提这事，所以凡是上来的奏章都留了下来不下发。皇上聪明果断，很通达事理，对待臣下，非常谦虚恭敬，但却不姑息。言官们所说有关濮王的事既然都不再下发，他们提出的其他不可做的事也大多被搁置下来不施行。言官们由此而开始愤恨并发出怨言，对中书的不施行很是愤怒。中书也曾上奏说，现在言官们因为朝廷不听他们的而愤怒，说我们阻塞了言路，导致陛下成了拒谏的皇帝，乞求能大略施行一两件事。皇上说：“朝廷应当以公平的心对待天下事，如果言官们说的对，就应该立即施行，何止略行一二。如果他们说的不可行，难道为了应付人情，将不能做的事勉强施行，那样不碍事吗？”中书因为皇上所说的话切中事理，就不敢再说。皇帝问：“你们的提议，有没有可行而没有施行的？”韩琦以下的官员们相互看了看说：“确实没有。”皇帝说：“既然如此，就这样吧。”
当时有多名杂端御史（御史中的一种，知杂事），都是刚被提拔上来的，锐意进取，希望快些取得成绩，见到什么都直说，也不顾忌是不是自己职责内的事，所以经常把事办砸。这时京城中下大雨，公私的房屋倒塌了无数，军营的房屋倒塌得尤其厉害。皇帝因为士卒都露天住着而心中焦虑，文武大臣们也很担忧害怕，日夜费尽心思，安排处置已经有了一些结果。当时范纯仁新当上御史，才上殿，内外都恭听他要说什么。而他的第一个折子就是催修营房，责怪中书为什么还没有完成。请求每一营派一名监管的官员，中书省审核议定。在京的军营共倒塌五百二十座，如果按范纯仁所请求的，就应该派五百二十名监官，每个监官要有四名随从士兵，这时正是国家的非常时期，缺少人手，却派了二千士卒和五百名监官，而没有瓦木等建筑材料，一样不能完成工程。他的轻率、荒唐、空疏、谬误到了如此程度。于是在中书省议论这事时，我就忍不住笑了，言官们也觉得这事不妥当。过了一些天吕大防又上书，请求两营派一名监官，他所提的事大多都一样琐碎不符实际无法施行。而言官们不知道他们所讲的话无法办，只怨朝廷阻止不去施行，因而吕大防又说，今后言官再提出建议不施行的，要求中书省说出原因，并且报告给御史台，他竟蛮横无理到如此地步。他们怨恨愤怒的言辞，渐渐在士大夫中传开，言官们的一些亲友故旧，故意和他们开玩笑，激他们的火：“近日御史官员所提的事，中书省都批为‘进呈’就算完事，外人都说御史台应该称为进呈院了。”这样的话很多，朝中的官员相互拿这来开玩笑。
而御史官员更加不满，甚至愤怒，于是就想着参劾一些人，他们认为如果因弹劾人而得了罪，仍可以留下敢说话的美名。这时皇上品德恭敬节俭，行为没有失当之处，文武大臣，也都没有什么大的过错，没有什么可以让他们弹劾的，只有濮议这件事没有定论，就说这是个好题目，是个好机会不能错过，于是共同极力申说。然而这时皇上的手诏已经不许再议这事，“皇伯皇考”的说法，都没有定下来，其他追封的礼数，都还没有讨论到，朝廷对濮议，并没有过失，所以御史们只请求尽早施行“皇伯”的办法而已。中书省说前代有关礼仪的论争多年定不下来的很多，这事关系很大，况且皇上谦逊，自己中止不让再提，有什么过错值得弹劾呢？于是放在一边不再搭理。但是御史们一起到中书省，扬言说：“宰相应该早了结这事，不要被别人钻了空子！”皇上已经不让议这件事了，所以追问的人虽多，全都不听，因而御史们更加感到耻辱。既然这情形已经不能停止，再加上他们的本意是想因弹劾人获罪而博取声名，所以他们所说的话只求激怒朝廷，什么都不顾忌，大肆诬陷诽谤，多次引证董宏、朱博的故事，以此来影射我是首先提议的人，并毫无顾忌地对我进行丑化和诋毁。
当初，翰林学士和中书舍人认为朝廷不采纳他们的建议，心里已经不平，等御史台那里有了说法，于是和他们相互呼应。而一些庸俗的人，并不懂礼义，不知圣人很重视无子这件事的，凡没有儿子的允许让同宗的子弟承继家业，这是最公正的道理，只是常见的百姓中过继儿子和异姓领养义子这些做法，怕别人知道，都避讳他们的亲生父母，把这当自然的事，于是就认为“皇伯”这种提法正确。御史们既然已经有了两制的协助，而外面的议论又是这样，于是以言惑众，说朝廷背弃了仁宗的恩德，推崇加封濮王；而庸俗的下层人众，还传言说，等将来还要让濮王入太庙，用来换了仁宗的位置。朝廷内外议论纷纷，说也说不清，而有识之士都知道“皇伯”的说法是不对的，但只要有人稍倾向朝廷说话，就被指为奸邪。太常博士孙固，曾提出请求让皇上称亲（认生父濮王为父亲），奏章还没有递上去，御史们就相继弹劾他，从此这些有识之士，都怕惹祸而闭口不谈了。时间一长，中书省就商量想一起定一个合适的礼数施行来平息舆论，于是起草了一个方案报上去，请求下诏说：濮安懿王是我的亲生父亲，群臣都请求加封，而儿子没有给父亲封爵的道理，应该让中书省和门下省，将原来的坟茔建为园，在园中立庙，让王的子孙按时祭拜。礼节止于这些而已。那一年九月，皇上看了，一点也没有感到为难，说：“这样做极好。但需要禀告太后后才可行。暂且等一等。”
这时离到南郊祭天的日子近了，朝廷的事多，御史们的言论也稍平息了些，皇上也没有时间告诉太后，中书省就更不提这事。祭天大礼之后，第二年的正月，御史的奏章又来了。中书省又将原来写的东西呈上去，请求降诏。皇上说：“等三两天禀过太后就可以施行了。”没有想到，这天晚上忽然皇上派高居简到曾公亮的家中，颁布皇太后的手谕说：“允许皇帝认濮王为亲。”又说：“濮王应当称皇，三个夫人应当称后。”和中书省所呈上的诏草中所写大不一样，而称皇称后这两件事，皇上也事先没有说过。当初中书进呈诏草时，只求皇上直接降诏施行，并没有涉及皇太后。而皇上也只是说，要“禀过皇太后，然后再施行”，也没有说请皇太后降手书。这几件事都不是皇上的本意，也不是中书的本意。这天韩琦因祭祠斋戒，只有曾公亮、赵概和我在垂拱殿门的阁子中，听了后互相看着都很惊愕，因事出意外，不知该做什么。于是就到致斋处找韩琦一起取来旨意，不一会儿韩琦来了，不等细说，就来到殿上，韩琦上奏说：“臣有一愚见，不知是否可以？”皇上说：“怎么呢？”韩琦说：“今天太后手书中的三件事，称亲这一事，可以奉行。而称皇称后，请求陛下推辞免去，再降道诏书，只称亲。把臣等前些日子进呈的起草的诏书，将坟茔改为园，在园中立庙，让濮王的子孙祭祀等这几项写到诏书中施行。”皇上很高兴，说：“很好。”于是依此降手诏施行。开始的时候，朝廷内外的人，被御史台的言论所迷惑，称朝廷想尊崇濮王想要夺仁宗的正统，所以人们都喧嚷不停，等见到手诏上规定所施行的礼数，不过是如此，都认为朝廷处置合理，就再没有什么异议了，只有那些提议称“皇伯”的，仍然认为称亲不对。
这时吕诲已经被贬，闭门不出，他们知道形势不能阻止，就只针对称亲一项说不合适，更加放肆地诬蔑和诽谤，说韩琦串通宦官苏利涉、高居简，迷乱皇太后，这样才下了手诏；又针对我说我是首先提议的人，请求杀了我以谢祖宗。他们的奏章正本传到宫中，副本便和进奏的官令一起传布。吕诲等人既然想领得罪名而离开，所以每次见皇上，言语都违逆不敬，只恐皇上不怒。皇上也多次下谕对中书省说，吕诲等人遇到皇上，不讲君臣之礼。然而皇上性情仁厚，不想因为濮王的事处置言官，所以就曲意包容。时间一长到了这一地步，知道他们不能再留，还多次派宦官，授给他们官职，到他们家召他们，而他们都不来，于是就让他们以原官职去外地做官。濮议这件事，从中书最初提出，到最后称亲立庙，皇上没有说一句如何加封的话，只是虚心地把这事交给大臣和有关部门，只是听他们的而举行了典礼。不称“皇伯”而称“皇考”，自然是中书提出的决议，皇上也没有偏执的意见。而吕诲等人多次上书很长时间没有解决的原因，大概是因为皇上认为这事重大，不能轻易答复，既然已经降手诏不再议论这事，那称“伯”称“考”，一切置之一边不再讨论了，也并不是非要偏执于哪一个。皇上曾经对韩琦等人说，当年汉宣帝即位八年，才开始议论追尊皇考，近来中书省频频上奏，为什么这么急呢？由此可以看出皇上是慎重的，不愿轻易去讨论，怎么能说是过分地追封呢？说到中书省不敢用“皇伯”的称号那更是无稽之谈，只是遵从典故罢了，其他追封的礼数，都没有被议论，大概是“皇伯”“皇考”的称呼还没有定下来就已经结束了讨论，所以就没有工夫谈到追封的礼数。之后所讨论的，只是在园中立庙罢了。如吕诲等人大力引用哀帝、桓帝的事而被蒙蔽的事，都没有提到。开始时，吕诲等人既然决意要离开，皇上屈意挽留他们也不肯。赵瞻这个人，在几个人中尤其平庸低下，特别不知体统，在人前扬言说：“官家只不曾下拜留我罢了。”用此来自夸有德。而吕诲也对人说：“过去如果朝廷对于御史所提出的事，十件中能有三四件施行，让我们这些人遮羞，也不至于离去。”由此可以看出，朝廷对于濮议，难道有错吗？放逐那些御史难道是皇上的本意？而吕诲等人决意要走，难道只针对濮议吗？士大夫们只看到吕诲等人诬蔑的言论，而不知濮议这件事的来龙去脉，不深究吕诲等人的用心，只说他们因为进言而被贬就是忠臣，而争相赞誉他们，果然像吕诲等人所预料的那样。吕诲等人果然因此得了虚名，而荐举吕诲的人也想靠这个博取名声。宣扬皇上的恶而彰显自己的善，尚且不应当，更何况是诬蔑皇上来买自己的虚名呢？唉！假使吕诲等人的心迹不败露，诬蔑和诽谤得不到澄清，先帝的心志，不被后世所知，是臣等的罪过。因此公正地写出事实以备史官采用。
读欧阳修此文，当时在朝廷上发表议论的那些人，其价值就可以想见了。这些人的想法，不过是要这件事为自己扬名立万罢了，给他的罪名越大，他的名气也就越高，他们唯一的目的就在这里。而国家的利害，都不被他们放在心上。所以他们只是一天天搜求好的题目，拿来当作有利可图的奇货，稍有可乘之机，就卖弄口才，进行煽动。朝廷中那些不得志的人，互相勾结配合，百姓无知，也来附和，来势汹汹。有反对他们的，就被指为奸邪，必定要把人的嘴都堵上才算罢休。争论不过时，就发泄愤怒去诬蔑其个人品德，说韩琦勾结宦官，说欧阳修盗淫甥女。考察当时攻击韩琦、欧阳修的言论，说：“乱大伦，灭人理。”说：“令人愤恨痛心。”说：“奸邪的人，希望并巩固自己所得的恩宠，处处为自己谋划，损害正义和孝道。”说：“千方百计地寻找，努力为自己辩解，欺骗蒙蔽皇上，敷衍谏官。”韩琦、欧阳修二人无论做人和辅佐皇上，他们的大节在人们面前非常坦荡，何尝有谏官们所说的这些呢？假使有像他们所说的，则这两人的罪，就不在施政是否得当，而在居心不良，那样他们就真的不能立于天地之间了。而难道真是这样吗？如果不是这样，那攻击他们的人，又居心何在？濮议不过是皇室的私事罢了，与天下的大计并没有关系，就是在皇室的私事中，也算非常小的事。而当时所说的士大夫们，因为沽名和泄私愤的缘故，推波助澜，兴风作浪，不惜蒙蔽天下人而将矛头指向一两个担任大事的人。更何况王安石的变法，他事业的重大不能被平庸的人所容纳，比这又超过万万倍了。一个人狂吠而全国的人都来附和，本来就是这样，并没有不符合情理的，既然已经是这样，而谏官将乱伦灭理，取悦皇上并固宠，粉饰自己欺骗蒙蔽的这种种的罪名加到王安石身上，难道可信吗？凭韩琦的耿直，而被诬蔑为结交宦官；凭欧阳修的高尚，而被诬蔑为盗淫甥女，那么后面那些用来诋毁王安石的人格品德的，难道可信吗？区区一个濮议，是非是一句话就可以确定的，而有一个孙固与那些人不同的意见，奏章还没有递上就已经被指责为奸邪了，那后面凡是为新法申辩的，都被指责为奸邪，能不当作类似的事来看吗？濮议一案，因为有欧阳修的这篇文章，它的是非曲直，才能够大略让后人知道，而熙宁、元丰年间的新法，因为王安石的《熙宁日录》被毁，后世只能看到一面之词，于是千古如长夜了，真是悲哀啊！
而且还有一事需要注意的，就是治平年间（1064—1068）攻击濮议的人，就是熙宁年间攻击新法的人。王安石才参政，首先列出十件事弹劾王安石的，实际上是吕诲。吕诲在濮议时是主持最坚定而被贬职的。攻击新法最用力的是范镇、范纯仁。元祐时才执政而破坏新法的，是司马光、吕大防。而范镇、吕纯仁、司马光、吕大防，都是与吕诲一气的（欧阳修濮议没有提到司马光，而当时首先提出异议的实际上是他，满朝文武也因此而附和他。等吕诲等人被贬，司马光上书要求留下他们而皇上不许，于是就请求和他们一起被贬，皇上也不许。这都是明确记录在史书中的事实）。他们这些人后来攻击新法，自以为自己的大志向没有丧失。而后世读史的人，也认为他们有大的志向而不丧失。濮议这一段公案，在他们这些人看来不也自以为不丧失自己的志向吗？而考察实际情况，又怎样呢？
凭当时朋党之间的成见如此严重，士大夫们争于意气如此激烈，掌权的人，只有不顾原则而进行调和，什么也不做，只有曲意逢迎，取悦于当世，才有可能保存自己。如果有所举措，无论做的是善事还是恶事，都足以提供给对方题目，使他们找到借口，就如欧阳修濮议中所说的那样。而王安石毅然凭自己的力量，取消百年来苟且相沿的法度而进行改革，汇集天下的诽谤于一身，本来就该是这样。范仲淹所改革的不过是去除父辈做官子辈继承的陋习，完善了官吏考核的条文，缝补时弊中的一两件事罢了，然而已经惹得满朝攻击，仅三个月就已经不能在职位上坚持了。也幸亏仁宗任人不专，假如仁宗能像神宗对待王安石那样对待范仲淹，那么王安石的恶名，范仲淹早就也有了，因而说范仲淹是没有完成的王安石，也可以说王安石是完成了的范仲淹。凭当时的形势，那万万不能不变法的就如同那般，而凭当时的风气，万万不能变法也是这样，我对王安石，不得不敬重他的志向而为他的遭遇悲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