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观赏过樱花后，伊东英一先生领着沈幼生来到火车站，他们要乘坐新干线去滨松。日本索密克株式会社石川公司的总部在静冈县的滨松。
那时，中国的铁路交通还很落后，绿皮火车的平均时速仅四五十公里，特快列车“特”而“不快”，时速仅七八十公里。有时旅途遥遥，车灯昏黄，列车不停地“咣当、咣当”，却怎么也“咣当”不到终点。新干线和丰田汽车是日本人的骄傲。大阪到东京的新干线开通于1964年10月1日，是世界第一条投入商业营运的高铁系统，大凡去日本的外国人都想坐一下，体验体验时速二百多公里的“子弹列车”。
新干线犹如一根巨指，轻轻拨动一下，世界就像个地球仪似的转了起来。近处的树木、电线杆和建筑，远处的农田、城市和山脉都跟着旋转起来，纷纷向后退去，须臾就不见了。沈幼生他们一边新奇地看着窗外，一边叹服着日本的技术。伊东英一则在一旁介绍着。
八十三分钟后，沈幼生一行抵达滨松。滨松位于日本太平洋沿岸工业带，地处大阪与东京的中间位置，交通便利。它不仅是旅游胜地，也是“制造业之城”，拥有多家世界一流的企业。这里被称为“冒险家的乐园”，是追寻梦想的地方，推崇大胆尝试和勇于挑战的精神。
沈幼生也是一位大胆尝试者，从辍学回村到从事汽车配件生产与经营，他一路追梦到了滨松。他们入住名铁滨松酒店，这里到火车站步行仅需四分钟。二十多年来，他们一路奋斗，将七八人的机电修理摊打造成四百多人的汽配企业。这一路，有过振奋，有过惊喜，有过烦恼，也有过困苦……
1968年2月，岛外的彤山大队成立了缸坛修理社，把几公里外的沈幼生招了过去。
正值“文化大革命”，刘少奇、邓小平等“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被揪斗，造反派夺了权，“祖国山河一片红”，各地纷纷成立革命委员会和“文攻武卫指挥部”。农村的田间地头，农民在耕作前要读几段毛主席语录或者“老三篇”，跳一场忠字舞，早中晚饭前还要“三敬三祝”，“祝伟大领袖万寿无疆”。毛泽东曾发布指示：“工业学大庆，农业学大寨，全国学人民解放军。”大寨人说：“我们只种粮食，绝不跑运输，也不搞工商业，我们还管这叫作‘庄稼搅买卖就是走资本主义道路’。”于是，举国上下到处都在“割资本主义的尾巴”，“宁要社会主义的草，不要资本主义的苗”，严厉打击投机倒把，搞得打零工的木匠、篾匠、泥水匠像老鼠似的躲在家里不敢出门。浙江农民是最讲实际的，他们知道“无农不稳、无工不富、无商不活”，要想改变生活，要想吃得饱，离不开副业。浙江农民敢为人先、争为人先，不仅敢想而且敢干。
有酒就有坛，修缸补坛是伴随酿造业而生的传统手艺，已有上千年的历史。缸坛易损，有缝就要修，不修则漏。修缸补坛的工具简陋，有斧子、凿子、铁襻、榔头等。补前先敲，听声寻纹，然后在裂纹处凿条细沟，铁襻拉住，用铁砂和盐卤混合物填满细沟，裂纹就堵住了，坛子则完好如初。简略说，凿缝扣襻，铁砂填缝，盐卤黏合。俗话说，看花容易绣花难。补坛也是如此，说来简单，补起来不易，有的缸坛漏酒漏水漏油，没有经验就怎么也找不到裂纹在哪儿。
沈幼生聪明过人，又勤奋好学，肯用心，再加上善于交际，不计得失，群众关系好，不到一年就在彤山大队缸坛修理社脱颖而出，当上了业务员。业务员不是官，作用却非同小可，原材料采购，招揽生意，社里赚不赚钱、赚多赚少都跟业务员有直接关系。
改革开放前，赚钱的路都被城里人“割据”掉了，每条路上都设卡，不交费过不去，交了费也不见得走得通。农民也只好走“歪门邪道”，专找不是路的地方走，要请客送礼，搞“不正之风”。“不正之风”也不是什么人都搞得了的：有的“不正之风”搞起来了，当官的进去了，事没办成；有的人事没搞成，自己进去了……社队企业业务员不仅脑袋要灵活，眼观六路，耳听八方，还要会察言观色，善解人意，能说会道，见风使舵，见缝就来“风”，无孔不入。他们往往口袋里揣盒“飞马”，不管见谁先递上一支，联络联络感情，试一试水。“飞马”是香烟品牌，2角9分一包，虽然比不上5角一包的牡丹、中华，可是比寻常烟民抽的1角4分的握手烟、1角3分的大红鹰烟和8分钱的经济烟更体面，又不招摇。
当上业务员后，沈幼生走出了绍兴县，走出了浙江省。他的世界变大了，他结交了各路朋友，业务也做得风生水起。第一年，彤山大队缸坛修理社赢利3万元。在那个年代，3万元非同小可，城里二级工的月收入才30多元，大学毕业生每个月才赚46元，1斤大米0.195元，1斤玉米面0.095元。3万元可以买15.38万斤大米或31.57万斤玉米面，这可以解决多少人的温饱问题！
彤山大队缸坛修理社成了附近十里八村效益最好的社队企业。彤山大队缸坛修理社出名了，沈幼生也出名了。他成了柯岩人民公社全社上下公认的最能干的业务员。
沈幼生不仅揽修补缸坛的生意，还会揽其他活儿。杭州有一家生产劳动保护用品的针织厂，设备简陋，技术落后，织不出无缝手套，只能织出两个手套片，再找人缝上。这活儿，缸坛修理社粗手大脚的汉子自然是干不了的。汉子干不了，妇女可以干，沈幼生就把活儿揽下来，用手推车把手套片运到钱塘江边的码头，再通过摆渡船运到对面的萧山，然后运回村，分给乡亲。乡亲缝好后，染上色，按十二副一打打成捆，再原路运回去。加工费很低，缝一副手套仅几厘钱，可在那个年代，有钱赚就已经不容易了。村里家家户户都缝起了手套，村民靠这笔收入买油盐酱醋，供孩子读书。
金子不论在哪儿都会发光，发光的金子早晚都会被发现，被发现的金子不管在哪里都有人惦记。城里的一家国企发现了沈幼生这个人才，让他过去工作，不过是季节工，月薪60元。这家企业也想让他做正式工，那样就等于把千里马拴在自己的棚子里，谁也挖不走。可是，在那个年代，企业说了不算。国家正式职工要有劳动人事部门的调令，不知道要盖多少个公章才能落实下来。沈幼生是农民，没有城市户口，仅凭这一点哪个公章都盖不下来。
在那个年代，每个月60元的工资已经算是高薪了，国企的五六级工才能赚这么多。沈幼生在缸坛修理社的月收入还不到这一半——仅28元钱。国企开出的工资是高的，可是他看了看家里，两个儿子还小，父母年迈，老的和小的都需要照顾，哪里走得开啊！再说，季节工很辛苦，一个个像闯关东似的，背着行李过去，然后入住工棚，条件比家里还差。季节工，季节工，“季节”过了就没工可做了，还要背着行李回来。在厂里，国企工人是主人，住的是宿舍，端的是铁饭碗，旱涝保收。季节工比人家不是低一等，而是低好几等，人家看你都是俯视的，为了面子和尊严也不能去。沈幼生最终还是放弃了。
1973年，柯岩人民公社把二十七岁的沈幼生调到公社机电修理站。一年前，随着农业机械化的发展，农民用上了手扶拖拉机、抽水机和电耕犁等农机设备。人会生病，喝油耗电的机械设备也一样，总有出故障的时候。人病了得看医生，机械坏了得有地方修，于是公社成立了机电修理站。
机电修理站这种社办企业，不像缸坛修理社那样的队办企业，不论赚多赚少都是大队的。修理社社员像在生产队出工那样挣的是工分，年底分红。修理站开的是月薪，维修的活却不是月月都有，没活儿干就得闲着，闲着也要开工资。一年下来，有活儿的日子还没有没活儿的多，这样就会亏损，亏损就得公社担着。公社是行政机构，又不是企业，哪里担得起？修理站就成了公社领导的心病，想着就闹心，不想又不行。绍兴县每个公社都有机电修理站，日子都不好过，谁都不肯先下马，于是就僵在那儿了。领导想到了沈幼生，就把他从缸坛修理社调到修理站当采购员。
临危受命，沈幼生来到了位于堰东村的修理站。论级别和档次，修理站是社办企业，比缸坛修理社高；可是论规模和效益，它还不如缸坛修理社。想当年，胡传魁的队伍刚开张时还有“十几个人来，七八条枪”，可沈幼生在修理站转了几圈，发现站里仅有七八个人，两台旧机床。社员们没活干，只能坐在阳光下喝喝茶，聊聊天，吸吸烟。
计划经济时代，不是你有钱想买啥就买得到啥。原材料国家统一调配，买布要布票，买煤要煤票，买粮食要粮票。机电修理站犹如当今不在行政编制内的村委会主任，享受不到那个待遇。想生存怎么办？那就得走后门，就得请客送礼拉关系。
穷则思变，沈幼生没事就琢磨，怎么将这个机电修理站搞下去。想生存下去就得改一下路子，光靠有其他修理站没有的原材料还不行，亏损的关键原因是维修活少，供大于求——公社下边各生产队的农机有限，每个生产队也就一两台手扶拖拉机和几台电机。“内需”不足就得想办法拉动“外需”，不过每个公社都有自己的机电维修站，想把别人家的活揽过来，一是不大现实，二是会产生矛盾。看来要想解决困境只有打那两台机床的主意，去外边揽些“外加工”的活儿，也就是给外边的企业加工零配件。
沈幼生认为，做生意名不正，则言不顺。机电修理站与外加工市场不对接：“机电”的含义过于宽泛，定位不准确；“站”是计划经济的产物，大多是封闭的，不对外的。如果把外加工这块做起来，就得把“机电修理站”改为“农机修理厂”。
沈幼生的建议得到了修理站和柯岩人民公社相关领导的支持。1975年，修理站更名为柯岩人民公社农机修理厂。当时，把“机电”改为“农机”还好说，把“站”改为“厂”可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沈幼生为此做了不少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