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
20世纪70年代中期，中国还处于“文化大革命”时期，物资匮乏，不仅买粮食要粮票，买布要布票，称肉要肉票，购鸡蛋要鸡蛋票，就连买点儿花生、瓜子都要凭票供应，买“三大件”——自行车、缝纫机、手表就更不用说了。工业企业也是这样，按计划生产，产品按计划调拨。你要进钢材、木材、建材，得有计划内指标，没有的话对不起，有钱也不卖给你。不过，也不是所有的材料都得按计划调拨，也有计划外的，数量有限，价格较高，没有关系，想都不要想。
柯岩人民公社机电修理站也好，柯岩人民公社农机修理厂也罢，不论名称怎么改都改变不了其性质——社队企业，它不在国家计划之列。不在国家计划之列，也就是不在国家物资供应之列。他们需要的钢材、机床、汽车等物资都属于计划内的，他们没份。不过，也不是绝对搞不到。要搞到计划外的物资，那得靠关系，找门道。
沈幼生做人做事实在，实在的人自有好人缘，人缘好就有人帮。他与杭州市一家齿轮厂建立了关系，揽到产值一万多元的齿轮加工业务。有活儿干了，喝茶、聊天的工人眼睛瞪圆了，厂里那两台旧机床起早贪黑地转起来了。
随后，沈幼生又揽进一批批外加工业务。这个像雏燕似的张着嘴巴、嗷嗷待哺的社队企业有饭吃了。待加工的原材料源源不断地流进厂，加工好的产品流了出去，这一进一出，厂里就有了效益。那一年，农机修理厂扭亏为盈，令企业起死回生的沈幼生得到了柯岩人民公社党委的表彰。
中国的社队企业是在夹缝中发展起来的，也是靠能人发展起来的。能人可以决定企业的命运，可以把叶落枝枯的企业救活，让它重新枝繁叶茂、欣欣向荣。若不是公社领导慧眼识珠，在关键的时刻，选择了关键的人——沈幼生，那个七八人的“罗汉豆摊”——机电修理站也许撑不到两年就会消失得无影无踪，犹如一场梦。
沈幼生是一个胸有大志之人，他哪里会满足于农机维修，满足于农机修理厂的敲敲打打、拆拆卸卸、修修补补。没过多久，沈幼生就把目光从浙江省城杭州转向了中国经济、交通、科技、工业、金融、贸易中心——上海。他相信在那个广阔的天地里，柯岩农机修理厂这个社队企业不仅可以有所作为，而且可以大有作为。
沈幼生摸清了上海的“行情”，那些端着“铁饭碗”的国营企业忙着“批林批孔”“反击右倾翻案风”“维护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胜利果实”，导致生产秩序混乱，根本无法完成国家下达的生产计划。物资严重匮乏，机电配件短缺，从而导致设备没有配件维修，停摆在那里。几家汽车运输公司和汽车修配厂为维持生产，不得不委托街道小厂或社队企业加工零配件。这犹如闪电击倒猛犸象，天上掉下了馅饼，食肉动物有了免费午餐，沈幼生这个“乡下人”也有了从上海滩分得一杯羹的机会。
上海既是世界上规模和面积最大的都会之一，也是历史文化名城。上海人的优越感绝对是一流的，其开放、包容程度远不及北京、杭州、绍兴等历史文化名城。尽管上海人是由宁波人、苏南人和苏北人组成的，尽管20世纪60年代，他们有十几万儿女下乡到了新疆、黑龙江、云南等生产建设兵团，插队到安徽、江西等地农村，可是仍无法抹消这些比别人先一步到上海的“外地人”对其他外地人的歧视。
他们把人分为三类：一是上海人，包括上海的原住民及在上海居住并取得户籍的“外地人”；二是外地人，即生活在上海之外的中国人；三是洋人，也就是外国人。外地人也被他们称为“乡下人”。有一笑话不知真假，一个北京人去上海探亲，亲戚家的邻居见了，问道：“你家来乡下人啦？”北京人也是有优越感的，听后极为不悦，纠正道：“我是北京人。”北京是什么地方，是中国政治、经济、文化中心，怎么能称其为“乡下”呢？没想到，那个邻居白了他一眼，转头继续问那个亲戚：“你家来了乡下北京人？”
沈幼生不是“乡下北京人”，也不是“乡下杭州人”，他像鲁迅笔下的闰土，是一个地地道道的浙东“乡下人”。古人云：“物以类聚，人以群分。”今人说：“多个朋友多条路，多个冤家多堵墙。”对闯荡上海滩的浙东“乡下人”沈幼生来说，走哪儿都躲不开“冤家”，到哪儿都要碰壁，没有什么路可走。那时，国企是国家的骄子，不仅垄断原材料、垄断市场，也垄断人才和技术。社队企业是赤手空拳，一无所有，要想生存与发展，只有寻找各种“缝隙”，请客送礼，走“歪门邪道”。20世纪80年代，一个成功的乡镇企业家曾说过，没有歪门邪道就没有乡镇企业。
浙江社队企业的生存法宝是“四千”：“吃尽千辛万苦，走遍千山万水，说尽千言万语，想尽千方百计。”“四千”的核心是“想尽千方百计”，没有这“一千”，那“三千”或许事倍功半，或许是白忙活。沈幼生要想在上海打开局面，做成生意，就必须千方百计广交和依靠“冤家”——那些歧视“乡下人”的上海人。自己在上海没朋友没关系，只要朋友有关系，或朋友的朋友有关系，就可以了。
沈幼生做了十来年业务，结交了不少朋友。有的业务做成了，客户也成了朋友。交朋友和做生意有相通之处，那就是要舍得。舍就是得，先舍后得，一毛不拔的铁公鸡是交不到朋友的。沈幼生犹如寒冬的火炭，热诚、豪爽、实在、不计较，温暖过很多人。逢年过节，他家里的粽子、年糕、鱼干和大米不是拿来享用的，而是拿来送人的。孩子眼巴巴地看着那么多好吃的被老爸拿出去送人，不明白他为什么要这么做，尤其是年景不好、稻谷减产时，家里分的还不够自己吃，他还要把大米拉出去送人，难道要家人饿肚子？
妻子看了看这个上有老下有小的家，犹豫地跟沈幼生商量：“大米今年就别送人了，送他们点儿别的东西行吗？”
“稻谷减产，城里的大米供应量就少。要送就送人家没有的、缺少的。往年都给他们送大米，今年就更要送了，自己家克服一下吧。”他略带歉意地说。
妻子贤惠，明白事理，点了点头，悄悄让开了。
沈幼生把家里分的那点儿大米背走了。
沈幼生就是这样交下了朋友。情义是一种非等价的交换：有的你敬我一尺，我还你一丈；有的你敬我一丈，我还你一尺。可情义讲究礼尚往来，如果有人把一丈收下来，连一寸也不回敬，就像没那回事似的，那么以后不要说一丈，怕是一寸都没人送了，他就把自己孤立了。
做业务做的就是关系，关系即生产力。朋友把自己的朋友介绍给沈幼生，他还要跟对方建立起关系。关系靠处，处关系不仅要有诚意，还要有能耐。实力薄弱的社队企业为什么能在计划经济的大环境下觅到生存的土壤和发展空间？靠的是关系。他们的业务员每到一处就把朋友和朋友的朋友、关系和关系的关系找过来聚一聚，吃吃喝喝，再送一份伴手礼。朋友亲近了，关系密切了，于是勾肩搭背，宛若至交。
要知道，这种看上去乱七八糟、不大靠谱的关系，说不准什么时候整合整合、捣鼓捣鼓，就可以化腐朽为神奇，将那些看似不可能的变成可能，不靠谱的变成靠谱。往往看似严肃的历史就是这么被创造出来的。
沈幼生在上海有事没事儿就去走访那些关系的关系、朋友的朋友，抽支烟，喝杯茶，吃顿饭，饮壶酒。一回生，二回熟，熟了就有了关系，有了关系就可能成为客户。一天，他转到上海第十汽车修理厂业务科。他跟业务科科长见过两面，聊聊天还可以，谈具体业务却戛然而止，看来人家是讲分寸的。
别看科长级别不高，却是实权在握，“县官不如现管”。业务既是业务科科长的责任所在，也是其资源所有。朋友或朋友的朋友、关系或关系的关系找上门来的肯定不少，亲戚有远近，朋友有亲疏，他又不是傻子，哪能把一碗水端平？
“皮裤套棉裤必定有缘故，不是棉裤薄就是皮裤没有毛”，想办事就得先找到“缘故”。“缘故”是一把钥匙，缺了这把钥匙就打不开这把锁。沈幼生和业务科科长天南海北地聊着，东拉西扯地唠着，从天下大势到眼前生产，从国家形势到家庭琐事，越聊越扯越近乎。扯着扯着，科长的脸渐渐拉长了，没过多久变得愁云惨淡了。
“看来科长有心事儿。”
科长又不是和尚，六根清净，俗人哪能没有心事？
原来，科长的儿子大喜临门，可是万事俱备还差一“车”。
什么车？在那个年代自然不是宝马、宾利，也不是桑塔纳、夏利，而是永久、凤凰。
科长说了，也许无意，也许有心。“想尽千方百计”意味着办事得投对方所好，想对方所想，急对方所急，将对方的事当成自己的事来办。一辆自行车要一百六七十元钱，相当于普通工薪族半年的工资。对科长来说，这笔钱还是出得起的，难的是自行车不是有钱就能买到的，而是要凭票供应的。“永久”和“凤凰”牌自行车都是上海产的，可是即便是在上海也很难搞到一张购车券。谁家有一辆崭新的“永久”或“凤凰”，比现在开辆宝马还有面子，因为那不仅代表“富”，还意味着“贵”，说明在社会上有地位、有关系。
在厂里，业务科科长怎么说也算得上是有头有脸的人物，可到社会那个大江大河就不行了。偌大个上海滩像他们那种企业多如牛毛，他那个级别的头头多如过江之鲫，搞不到自行车购买券也在情理之中。其实可以去黑市买券，不过券比自行车还贵，这样买一辆车就要花两辆车的钱，有点儿窝囊，还没面子。业务科科长好赖不济也算是个小领导，总不能“偷偷摸摸”跑黑市上买券，让人知道了丢不起那个人。
机会往往就在需求的隔壁，隔的也许不是一堵墙，而是一层窗户纸，捅开即得。
沈幼生愿意雪中送炭，一是可以表示诚意，二是可解对方燃眉之急，这都是打通关系的捷径。他答应帮科长搞张自行车购买券。科长看了看他，笑了笑，又摇了摇头。科长也许心想，我这么一个土生土长的上海人，一个堂堂业务科科长都搞不定，你一个浙东“乡下人”，一个社队企业的业务员就能搞定？别洗脸盆里扎猛子，不知深浅了。科长也许觉得这个“乡下人”憨厚可爱，不管能不能搞到，态度总是好的。再说，人不可貌相，海水不可斗量，谁知哪块云彩能下雨，没准这个“乡下人”真能把“雨”折腾下来呢？
浙江的小企业是靠“四千精神”做起来的，能做到“吃尽千辛万苦，走遍千山万水，说尽千言万语，想尽千方百计”的人怎么会搞不到一张自行车购买券？
两天后，沈幼生真的就把一张自行车购买券交到科长手里了。科长喜出望外，激动地握着沈幼生的手，差点热泪盈眶。科长把五千只球头销的订单给了沈幼生，也许是出于“投我以木桃，报之以琼瑶”的感激，也许是出于对沈幼生这种“有条件要上，没条件创造条件也要上”的做事风格的欣赏，也许是出于对沈幼生的信任。对这样的人有什么不放心呢？况且那些街道小厂加工出的产品也并不令人满意。
沈幼生掂量得出科长这份信任的分量，他也清楚球头销的地位之重。在汽车选择独立悬架系统后，控制臂或推力杆要通过位于端部的球头销与其他部件相连。球头销的主要功能是实现车轮上下跳动和转向运动。球头销不大，作用却非同小可，它是保证汽车安全、准确行驶的关键零部件。球头销既要灵活自如又不可松旷。松旷会导致汽车偏行、滑移、摆振，甚至操纵失灵。据统计，两成以上的交通事故与球头销有直接或间接的关系，球头销被称为“保命销”。
球头销的生产工艺复杂，制作要求精良，球头表面不仅要有足够的光洁度，还要有足够的硬度。一个只有十几个人的社队小厂，修修电机、拖拉机，加工加工齿轮还说得过去，承接这么重要的零部件生产任务能行吗？厂里仅三间平房、四五台旧车床和一台磨床，硬件水平很低。国企的车工、磨工要学徒三年，出师后才是一级工。一级工也只能独立加工简单零件，不能加工高精零件。沈幼生厂里的车工和磨工没当过学徒，没经过正规培训，仅有几年摸索出来的实践经验，按理说还是“徒疙瘩”，连一级工的操作水平都达不到。这些人能加工球头销吗？产品质量不过关，闹出交通事故，谁承担得起责任？
“没有金刚钻就别揽那瓷器活儿。”可是，对于他们这种社队企业而言，有“吃”的就不错了，哪能挑挑拣拣？谁说社队企业只能食草，不能食肉？适者生存，只有不断进化才能生存下来。有些动物在远古还是食草动物，现在已成为食肉动物了，也有些食肉动物进化为食草动物。拒绝进化只有死路一条。
从食草改为食肉，有个适应过程。在沈幼生的建议下，攻关小组成立，先买几个球头销，分解开来，测绘、琢磨、尝试加工。回忆起往事，老职工章来定说，那时厂子还在堰东村，那里连公路都不通，钢材要用船运到厂旁边的码头。从码头到厂里只有一条田埂小路，那条小路骑自行车是可以的，三轮车就走不了了，钢材只能靠人搬运。下料时，得用老虎钳子把料卡紧，然后用钢锯一下下锯断。那时，计划内的机床批不到，只得买计划外的，也就是议价的机床。议价的通常价格高许多，若是没关系的话，有钱也没人跟你“议”。厂里没办法，只好悬赏，谁要是能联系购买到机床就给谁一个进厂的指标。能搞到机床的都是能人，能人会在意社队企业的进厂指标吗？不过，能人也不是不食人间烟火的，他们也有三两个乡下亲戚。厂里的机床大多数是人托人这么搞到的。
说起球头销，章来定说，他们最初生产的球头销都是卡车上用的，有解放的、黄河的、跃进的等，总共六种。这些球头销的特点就是个头大、分量重、价格便宜，不像轿车用的，又小又轻又贵。产品加工出来后，还要运出去，靠的还是船。那种小型机动船，“邦邦邦邦”的，把产品运到火车站附近的码头，然后运往各地……
五千只球头销就这么发运到上海第十汽车修理厂，沈幼生取回了五万元的支票。这是农机修理厂有史以来最大的一笔收入，这笔生意也改变了农机修理厂的命运。接着，沈幼生又从业务科科长手里拿到了与球头销配套的球座订单。
一年后，沈幼生提出要上马高频淬火项目。他们生产的球头销缺少一道工艺——高频淬火。高频淬火是通过感应电流将球头销的表面加热，然后迅速淬火的金属热处理方法。没经过高频淬火的球头销表面硬度低、耐磨性差，还易氧化脱碳，使用不久会磨损，导致松旷，车辆就会出现偏行、滑移、摆振，甚至操纵失灵的现象。
产品质量不过关，销售关系就难以维持，业务科科长也不能砸自己的饭碗。沈幼生他们的农机修理厂要是没了球头销的订单，日子就没法维持下去。要想保住饭碗，厂里就得投资六万元，上马高频淬火。高频淬火在当时还是高精尖技术，不要说绍兴县，整个绍兴市也没有一家企业掌握了这项技术。沈幼生思维开阔，并且敢想敢说敢干。
20世纪70年代，五千只球头销才五万元钱，平均每只十元钱。那时的六万元钱可不是笔小钱，相当于2017年的七八百万。这么大一笔钱投进去，多少年能赚回来？再说，厂领导和公社领导连“高频淬火”这个词都没听过，更谈不上知道这东西是什么，有什么价值和作用了。柯岩人民公社农机修理厂仅有一二十个泥腿子，文化程度最高的是初中，这些人能掌握得了高精尖技术吗？
意想不到的是，沈幼生的建议被采纳了。与其说厂领导与公社领导开明、有胆识、有气魄，还不如说他们对沈幼生充分信赖。高频淬火上马后，球头销和球座表面的硬度提高了，耐磨性提高了，产品质量上了几个台阶。一个社队小厂居然拥有国营大厂都没有的“先进武器”，真让人刮目相看，柯岩人民公社农机修理厂从此名声大振，在绍兴县多如牛毛的社队企业中脱颖而出。有些厂家找上门来，将高频淬火外加工业务交给他们来做。这套设备不仅满足了厂里的需要，还成了聚宝盆，钱像一条条涓涓小溪汇流进来。
农机维修的业务犹如路边的壕沟，水量有限，季节性也强；球头销加工业务则像环绕海山村的鉴湖水系四季水流不断。随着质量、销量与产量的上升，农机修理厂的球头销产品也越来越像模像样，越来越专业化，成为厂里的主打产品。不过，像上海第十汽车修理厂这样一次订五千只球头销的客户毕竟很少。20世纪70年代，中国汽车工业相当落后，汽车制造厂屈指可数，生产卡车的厂家有第一汽车制造厂、第二汽车制造厂、济南汽车制造厂、南京汽车制造厂等，生产小客车的厂家有北京汽车制造厂、天津汽车制造厂、上海汽车制造厂和第一汽车制造厂……
汽车制造厂少，产量低，到1980年，全国的汽车年产量才22.2万辆。汽车保有量也少，1978年全国民用车保有量才135.8万辆。那时没有私家车，中国的私家车在20世纪80年代后才开始出现。汽车产量少、保有量低，汽车零部件的需求自然上不去。
沈幼生是坐村里的摆渡船长大的，第一次坐汽车还是在进入缸坛修理社之后，可是他坚信汽车是中国工业发展的重要方向。为什么这么想？“中国人口那么多，国家那么大，汽车是不可缺少的代步工具。别看现在汽车很少，汽车工业总有一天会大发展，中国汽车保有量会超过许多发达国家……”沈幼生如此判断。柯岩人民公社农机修理厂要想生存和发展，就要搭上中国汽车工业这艘巨轮。
沈幼生有远见卓识。1977年，他建议将柯岩人民公社农机修理厂改名为柯岩汽车配件厂。
这是一个重大举措，意味着他们厂的业务将从农机修理转为汽车配件专业生产。
沈幼生的建议得到了厂领导和公社领导的支持。厂子改名了，他们的球头销就不再是农机修理厂制造的，而是专业汽配厂出品的了，名正言顺，销路也拓宽了。厂里成立了供销科，沈幼生理所当然地被任命为科长。供销科相当于上海第十汽车修理厂的业务科，人家那个科长有几员干将，不必诸事亲力亲为，顶多布置一下就是了。沈幼生却是“光杆司令”，他只能自己管理自己，自己支配自己。这样也好，沈幼生就是供销科，供销科也就是沈幼生。
转年，柯岩汽车配件厂从不通公路的堰东村迁到丁巷村，沈幼生也被提拔为副厂长兼党支部副书记，结束了一人一科的“光杆司令”的日子。
1979年8月，沈百庆进厂了。他是沈幼生最小的弟弟，也是他最疼爱的弟弟。这时，厂里已有二十多人，有两幢房子。厂部和仓库在一幢小平房里；另一幢是厂房，内有五台车床，其中三台是小型车床，两台是大型车床，还有铣床、刨床和磨床。走进车间，这些车床转动的转动着，平动的平动着，切着、削着、刨着和磨着，操作工在忙碌着。沈百庆进厂没几天就站在了铣床旁，学铣工。
沈百庆如愿以偿了。他是一个很有主意的人，读初中那会儿，就闹腾着不读了，要去生产队挣工分，然后像大哥那样进社队企业。那时，他们家已发生了巨大变化，沈幼生的二弟、大妹、二妹已经长大，去生产队挣工分了。赚钱的人多了，日子也就宽松了、好过了，家也从河边那个憋憋屈屈的泥土房搬到后两排的二层小楼。这房子占地面积不大，也就二三十平方米。有了楼上楼下，厨房可以独立了，客厅也宽敞了，一家人可以睡在不同的房间里了。
那时，“文化大革命”还没结束，“读书无用论”还在城市和乡村流行着。村里的孩子有的小学没读完就不读了，读到初中的孩子已不多，读到高中的更是寥寥无几，绝大多数的孩子都在田间地头忙着。对农民来说，还有什么比挣钱更实在，更有诱惑力呢？
沈幼生却不这么想，他一心一意想让最小的弟弟百庆多读点儿书，能读上去就继续读，不要想赚钱的事儿。
“我不读了，我要回生产队挣工分……”早晨，父母召唤百庆起床，他却赖在床上，说什么也不起来。
百庆不明白大哥为什么非让他上学读书，他为什么就不能像村里的其他孩子那样回生产队挣工分。大哥让他上学，他早晨就是不起来！父亲老了，说服不了他，拽也拽不动，打又打不得，只能唠叨。唠叨，他不爱听，把被子蒙在头上……
“你为什么不念书？你必须去念……”大哥冲进卧室，一把拽下被子，把他拖了起来。
百庆是在海山村读的小学，中学要到离村5里地的公社去读。学校离沈幼生的厂不远，自从百庆厌学后，沈幼生每天都要像押俘虏兵似的押着弟弟去上学。
农民是最务实的，沈幼生为乡亲揽来加工活后，在村里的威望就如日中天了。百庆从小最敬佩的就是大哥，他想像大哥那样活着，做大哥那样的人。在乡村，兄长的影响力超过父亲，他是兄弟们的标杆，是他们的领头羊。他要是做木匠，兄弟们就离不开凿子和刨子；他要是做泥瓦匠，兄弟们就跟着拎泥抹子和瓦刀。
可是，沈幼生是多么羡慕百庆。百庆是家中最小的孩子，哥哥姐姐都长大成人了，家里的负担也没那么重了，他可以安心地读书了。当年放弃了读书，那种失落、伤悲与遗憾仅有沈幼生自己知道。有多少个夜晚，他在梦里回到课堂，两手支着下巴，听老师讲课，醒来月光皎洁，不禁热泪盈眶。这些年来，为弥补人生这一大缺憾，沈幼生的包里几乎都放着书，有空就掏出来读。这些年来，他虽然没有再进过学堂，可是书却没少读。
每个上学的早晨，百庆都百般不情愿地爬起来，穿上衣服，背上书包跟着大哥出门。海山生产大队到公社还没通公路，他们从家到学校要步行半个多小时。出村时，走的是石板路，仅盈尺宽，像一条羊肠，沿着一座山丘蜿蜒。山脚下是一片坟地，那里葬着海山村的先人。过了坟地就是田野了，那条“羊肠”断了，变成田间的小路。那田间的小路可不像歌中唱的那般好走。伏天，阳光像炉火，烤得人汗流浃背；雨天泥泞，一跐一滑，人过后小道留下两行汪着水的脚印，一左一右，或深或浅。有的道不过是田埂，窄窄的，两边种着水稻或蔬菜，风一吹过，绿浪滚滚。对面要是过来一个挑柴的或背篓的，这麻烦可就大了，需侧身而过，稍不小心就会掉进水田，弄得一身泥水，像只落汤鸡似的。
百庆低着头走在前边，百思不得其解，大哥为什么非逼他上学读书？大哥可以放弃学业，自己怎么就不行呢，非得去读那看不到光明的书本？他越想心里越不平衡，越想越感到委屈，可是又不能跟大哥理论、吵架。他走着走着、想着想着，眼泪又流下来。
“你必须去念书，不念书是没出息的。过去，咱们家里穷，没条件念书，现在家里有条件，你可以安心上学念书了，为什么不好好念？”沈幼生见百庆梗着脖子边走边哭，就紧跟在后边，边走边数落。
别人都可以不念书，为什么自己非得念书？百庆打心眼里不服。
那是“文化大革命”的中后期，城里初高中毕业生要上山下乡，接受广大贫下中农再教育，农村的初高中毕业生要返乡参加集体生产劳动。读书人不仅没了“黄金屋”，没了“颜如玉”，一不小心还会被打成“走白专道路”的典型，遭受革命群众的批判。
高考的独木桥早已被“摧枯拉朽的狂飙”折断了，那桥头蒿草茂密，桥面长满苔藓。想读大学的学子被隔在山这边，对面山头是工农兵大学生。他们是通过工人阶级或贫下中农推荐，由上级党委批准而入学的。没有机会读大学的，回生产队放三年的牛或猪，由贫下中农推荐一下，哪怕入学考试交白卷，也可以飞越那道沟壑，成为工农兵大学生。
这初中有什么好读的？课本被改得乱七八糟、一塌糊涂，老师讲课既没激情也没热情，照本宣科，课本之外的话多一句都不爱讲，也不敢讲，谁知道哪句话说错了就会从“革命教师”变成“臭老九”呢？轻则进牛棚、挨批斗，重则进监狱。老师混，学生也混，这书念得还有什么意思？还不如回生产队去放放牛、放放猪、放放羊，哪怕算半个劳力，给三五个工分，那不也是钱吗？不也可以养活自己吗？这也算是自食其力，总比让哥哥姐姐养活舒坦些。
可沈幼生不这样想。百庆是家里的老小，到他这里，家里终于条件转好，让他可以衣食无忧地坐在教室里安心读书，遨游在知识的海洋，这是多么难得、多么幸福的事情，也是哥哥、姐姐梦寐以求的事情。就算高考还没恢复，就算学校教学质量差，那也比不念强吧？百庆啊百庆，你为什么就不知珍惜这得来不易的机会？再说，你也是块念书的料，尽管不想念书，可是学习一直没落下，成绩也都不错。沈幼生恨铁不成钢。
1976年，沈百庆终于初中毕业，到生产队去挣工分了，那年他年仅十四岁。第二年高考制度就恢复了，老师有了讲课的热情，柯岩中学的教学质量也上去了。看来还是大哥有远见，要是听大哥的话念高中，就有机会参加高考，有可能考上大学，沈百庆后悔了。他到生产队后才知道当农民有多么辛苦，才知道什么叫靠天吃饭，才知道勤劳不见得致富。你起早贪黑地种半年地，一场冰雹下来就颗粒无收了。生产队并非出工就有钱赚，赶上收成不好，工分赚得越多，亏得就越多。辛辛苦苦干一年，到头来还要挂账，还要欠生产队的钱。这时，他才知道念书是件多么幸福的事，多么体面的事，多么划算的事。
沈幼生看不得最小的弟弟在生产队受苦受累，说什么也要拉他一把。高中念不了了，大学考不成了，要改变百庆的命运仅有一条路，那就是进社队企业了。汽配厂是柯岩人民公社最好的社队企业。人往高处走，水往低处流，谁都想进个效益好、有前途的企业。企业犹如一条客船，命运的好坏不仅取决于你在客船上的位置，还取决于你搭的是哪条客船。搭错了船，也许没航行多远就沉了。能不能被救上去，被救到哪里去，那就得看运气了。那时，政策不允许单干，政策不允许的事是不能干的。即便钻空子干起来，大多数情况下，你的际遇犹如从车的底盘飞出去的轮子，看着它跑得飞快，不知在哪个地方“呱唧”一下扣在地上，想动也动不了了。
人人都想搭条好船，进一个好单位。物以稀为贵，好单位就“贵”了起来，凡事一“贵”麻烦就来了。就像当今考公务员，一个指标有几十人、几百人，甚至几千人争，这样一来有本事还不行，还得付出额外的代价。沈百庆是有条件进厂的，沈幼生是供销科科长，在厂里举足轻重，除了厂长之外就是他了。可是这还不行，进人他说了不算，厂长说了也不算，工厂上面还有公社的工业办公室，工业办公室上面还有公社书记和社长，他们不点头，谁也进不去。再说了，领导也是人，也想安排人。即便有一个指标，工办主任的侄子想进，公社书记的外甥女想进，副书记小姨子的儿子想进，县里某局局长、县里某某常委的远房亲戚的孩子也想进，谁能进得来，那得博弈，比的是谁关系硬，谁的权力大，是小二管大王，还是大王管小二了。在现实中，“县官不如现管”的时候是不多的，而且“县官”的权力越来越大，“现管”都要仰脸看着“县官”的表情行事。“县官”让你管，你才能当“现管”；“县官”不让你管，你就被别人“现管”了。在这种博弈中，有时人家什么也不说，亮一下底牌，你就全败了，垂头丧气，连一点想法都没了。
1979年8月，十七岁的沈百庆如愿以偿地进了厂，这时厂子已不是农机修理厂，而是汽车配件厂了，沈幼生早在一年前已担任副厂长兼党支部副书记。为了让百庆进厂，沈幼生跟公社申请了整整两年。两年里，百庆一直在生产队风里雨里地劳作着。
潘建梅是比沈百庆早四个月进厂的。她进厂后先是做学徒，学的是刨工，每月工资十八元，交给生产队十五元，自己留三元。她虽然在厂里上班，但还是生产队的社员，生产队给她计工分，年底分红分口粮。不是只有她这样，其他人也是如此。他们挣得多交得也多，挣得少交得也少。总之你人在汽配厂上班，说是社队企业的职工，可是身份没有变，“关系”还是在生产队。这就跟当今的进城务工人员差不多。哪怕在城里打十几年工，从来没回过村，家里的老宅都倒塌了，谁是村干部都不知道了，可你的身份还是没变，你还是那个村的村民。
柯岩汽车配件厂还称不上是条船，充其量不过是个舢板，可是它却在市场竞争激烈的浪潮中，乘风破浪地前进着、发展着、壮大着，渐渐有了点儿模样。沈百庆进厂的第二年，厂里已拥有固定资产六十多万元，机床十五台，热处理加工设备四台，冲压设备五台，年产值突破了一百万元，利润达十万元。按1992年12月至2016年1月中国货币供应量M2增长约60倍计量，这十万元约相当于2016年的六百万元，这对一个仅有几十人的社队企业来说是个了不起的成就。
沈幼生认为，作为汽车配件厂，不能仅生产笨重且利润低下的卡车配件，也得想办法生产附加值高、小巧玲珑的小车配件，让产品跨个台阶，上个档次。可是，生产什么呢？沈幼生经过一番市场调研后，提出研制“BJ212汽车转向横拉杆总成”的建议。从生产球头销到转向横拉杆总成仅一步之遥，转向横拉杆总成的关键零件就是球头销与球座，不同的是，过去生产的球头销是卡车上用的，现在研制的转向横拉杆总成是北京吉普车上用的。此球头销非彼球头销，技术要求要高很多。
沈幼生抽调厂里的技术骨干，成立了攻关小组。农机修理厂虽已改为汽配厂，可是他们的技术力量仍是那些在机床旁摸爬滚打了几年的农民，连一个科班出身的正儿八经的技术人员都没有。俗话说，三个臭皮匠顶一个诸葛亮。可事实是，臭皮匠可以找他十个二十个，结果臭皮匠仍然是臭皮匠，“诸葛亮”却一个也没合成。
沈幼生却不这样想，他认为柯岩的农民是有智慧的，他们能进汽配厂不容易。柯岩人民公社有二十多个生产大队，每个大队又有好几个生产队，有多少人想进这个厂子？他们为进厂，托了多少关系，找了多少门路，送了多少礼！虽然说厂里和生产队挣的都是工分，工作却有着天壤之别。在厂里风刮不着，雨淋不着，而且干的是技术活儿，比在生产队插秧、割稻、铲地不知要轻松多少。他们进厂了，每天上班离开村子时有多少羡慕的目光落在他们身上？小伙子成了汽配厂工人，找对象的标准起码可以提高一两个档次。可是，他们端的不是像国营企业那样的铁饭碗，也不是下田种地农民的泥饭碗，他们端的是瓷饭碗。瓷饭碗比泥饭碗结实，比铁饭碗脆弱，掉地上就变成了碎片。这个饭碗一旦摔了，那就得回生产队种地。他们珍惜这个饭碗，愿意为它付出。
他们不懂理论力学、材料力学、结构力学、流体力学，计算不出应力、拉力、挠度和弹性模量，连机械制图都不会，可是他们有土办法，肯下力，会琢磨，有韧性。沈幼生购进几组北京吉普的转向横拉杆总成，这些技术骨干试着研制。他们把转向横拉杆总成拆解了，测绘，仿制，一次不行两次，三次不行就五次，摸着石头过河，不达目的不罢休。
一个月过去了，两个月过去了，攻关小组的人一个个变瘦了，眼圈都是黑的，总算把转向横拉杆总成制作出来了。
从农机维修到生产加工汽车底盘的关键零件——球头销，再到生产吉普车的转向横拉杆总成，这一个个跨越，是多少社队企业连想都不敢想的事情，沈幼生带领着大家做到了。
1981年，沈幼生升任厂长，兼党支部书记，柯岩汽车配件厂正式进入了沈幼生时代。社队企业的生存是艰难的，机制却是灵活的，对人才是珍惜的，它为能者提供了应有的平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