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衙门中的“四爷”

州县衙门除了长官外，还有佐贰官和首领官。佐贰官是长官的副手，首领官是长官的属下，负责领导所有的吏员。知州的佐贰官有州同、州判，分掌粮务、水利、防海、管河等事务；首领官是吏目，掌司奸盗，察狱囚、典簿录。知县的佐贰官是县丞、主簿，分掌粮马、巡捕之事；首领官是典史。典史在县衙中的地位排在县丞、主簿之后，被称为“四衙”，所以典史俗称“四爷”。作为首领官的典史，其品级虽为未入流，但有其固定的办公场所——典史衙门，或称为典史衙（廨）、巡捕衙、捕厅署。由于典史衙门在知县衙门右侧，所以又称为“右堂”。明《嘉靖兰阳县志》中说：“言乎爵级，虽不列于丞簿，言乎责任，则有兼于丞簿者也，国朝因元之旧，以置典史，待礼加优而所司亦重，吾邑居是职者，致身多由法律文移，刑名皆岀素讲也，恪谨勤劳，革吏弊而考成功于令长，庶无负其首领者矣。”由于清朝多次裁减、淘汰佐贰官，因此很多州县地方甚至已无佐贰官，县级衙门中只设正印官县令一人、首领官典史一人，已成为清代地方官设置的常态。

因此，从体制上说，典史也算是个“官”，但却是个“未入流”，即没有品级的官。典史的主要职责是管理监狱禁囚，缉捕盗贼，可算是县衙中专管司法的属官。此外，由于并不是每县都有县丞、主簿，在没有丞、簿的县里，当知县因公外出或开缺时，典史可以代行知县的职权。有一首《十字令》，专写典史的“威势”：

一命之荣称得，二片板子拖得，三十俸银领得，四乡地保传得，五下嘴巴打得，六角文书发得，七品堂官靠得，八字衙门开得，九品补服借得，十分高兴不得。

在小说《官场现形记》里，有一位钱典史，他是宁可去做典史，也不愿做正印官的知县。对此他还有专门的“见解”。他认为，知县虽是亲民之官，究竟体制要尊贵些，有些捞外快的事自己插不得身，下不得手，自己不便，不免就要去仰仗师爷同随从。这样多一个经手的，就多一个扣头，一层一层地剥削下去，到知县手里就已经没有多少了，所以反而不如做典史的，可以事事躬亲，不容旁人染指。这位钱典史的话，可以说是道出了做典史的秘诀。

典史的主要职责是管理监狱，因此，牢里的犯人自然也就成了典史的“摇钱树”。明人小说《醒世姻缘传》里就有这样一位武城县柘典史。纨绔子弟晁源的宠妾珍哥因逼死正妻被捕入狱，这位新上任的柘典史听说珍哥是一块肥肉，合衙门的人没有一个不啃嚼他的，便也寻思大吃他一顿。他先给珍哥来个“下马威”，找借口将珍哥锁上了匣床。晁源得到这个消息后，吓得魂不附体，赶紧给柘典史送了厚厚的一份礼。自此以后，柘典史与晁源相处得甚是相知，他的阶下囚珍哥，自然也成了他的“座上宾”，当然，他依然不断从晁源那里得到好处。

由于典史负有管理某些司法事务的权责，并可以代行知县的职权，所以在某种程度上影响到知县的实际利益。同时，由于典史出身杂流，被那些科举考试等“正途”出身的知县瞧不起，因此知县宁可信任师爷与书吏，也不愿借重典史，不肯放权给典史，于是便常常为此同典史发生矛盾。此外，典史的地位虽然卑贱，但从体制上来说也是由朝廷委派的，知县无权罢免，知县与典史的矛盾也须由上级衙门来解决，故而常常闹出许多丑闻。

据《满清官场百怪录》记载，清代河南商城县有一个知县，与典史关系闹得很僵。知县一直想整典史，却又没有机会。典史平素喜欢附庸风雅，常常到县衙与师爷交谈，正好典史住处与知县内衙有矮墙相隔，所以典史常常抄近路越墙到师爷房中去。当时正值夏天，晚饭后，知县带着小老婆在那里乘凉，恰好典史又翻墙过来找师爷。知县一见，机会难得，他大喊捉贼，将典史拿下。典史马上说自己是典史，并非盗贼。可知县却硬说他夜入人家，非奸即盗，不由分说将典史痛打100大板。典史被打后，气不过，便找县丞、主簿等说理，县丞与主簿也觉得知县做得太过分了，表示要联名上控。知县得到这个消息，担心事情闹大对自己不利，只好请县学教授来做调解人，愿意给典史500两银子作为养伤费，并亲自登门赔罪。典史看在钱的分上，便不再计较了。谁知这件事情不知怎么被上司知道了，觉得他们这样做太荒唐，有失官场体面。结果两个人统统被罢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