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章 屈原之死

在中国非正常死亡的文人名单上,排在第一位的就是屈原。

可有史以来,文人能够享受到将其忌辰列为全国性节日,全民为之年年纪念,获此殊荣者,只有屈原。

中国老百姓对于文人的敬重,以此为最,这也说明中国文化传统精神之根深蒂固,之历史久远。也许某一个朝代,某一段岁月,灭绝文化的沙尘暴,会刮得乌天黑日,万马俱喑,然而,值得我们为之额手称庆的,中国文化生命力之顽强,世所罕见,史所罕见。即使书焚尽,儒坑尽,即使四旧皆除尽,然而,云消雾散,霁天空阔,春风润泽,万物复苏,依旧是朗朗乾坤,文化中华。到了端阳这天,高悬艾叶,遍洒雄黄,龙舟竞渡,米粽飘香。

这就是中国文人的厉害了,死了,还活着。而且活得会比所有皇帝加在一起的年纪更长久。皇帝,总是要去他妈的,但是屈原,中国人都记得住。

“屈原,名平,楚之同姓也。”这是司马迁《史记·屈原列传》的第一句。所谓“楚之同姓”,因为他和楚王一样,原先都姓芈。这个稀见字读(mǐ),字典上的解释为“羊的叫声”和“姓氏”。芈姓,熊氏,后来改为昭、屈、景三姓,为楚国三大族。管理这三姓事务的官,就是三闾大夫。屈原被免掉左徒以后,一直到死,担任着这个类似清朝宗人府的长官。第一,绝对的闲差,第二,绝对的清水衙门,这使出身于贵族门第、担任过政府要职、操作过国家大事的屈原,有点郁闷。

文人分两种,一种得意,一种不得意。得意者,怕郁闷,不得意者,也就无所谓郁闷了。屈原相当得意过,所以感到相当郁闷。

其实,“左徒”,不过是谏议国政的高官而已,政府的一个职能部门,类似于现在的纪检委。但屈原的实际权力还要更大一点,国事、外交一身挑,做到类似美国国务卿那样重要的职务,能起到左右楚怀王的作用。所以,为左徒时的屈原,很牛,很抖。那时,楚国的都城在郢(今湖北荆州),城不大,人不多,前呼后拥的屈原,出现在街头,这个既风流、又潇洒、领导时代潮流的明星人物,很引人瞩目。何况他是一个如兰似芷、洁身自好的男子汉呢!连楚怀王都十分欣赏他的风度和气派。

后来,诗人碰上了小人,最大的小人就是这个楚怀王了,不幸也就随之而来,左徒免了,去做三闾大夫,失落是当然的。任何人,再有涵养,再有胸怀,都受不了这突如其来的降职遭遇,比降职更糟的是冷落。昨天还门庭若市,今天就门可罗雀。屈原是诗人,诗人的感情本来要比常人丰富,而真正的诗人,不是那种写顺口溜、写大白话、写标语口号的“伪”诗人,那澎湃的、洋溢的、泛滥的、汹涌的感情,更是不可抑制,唯其难以忍受这种云泥之分的冷热、天渊之别的跌宕,感到受不了,是可想而知的事,写出不朽之作《离骚》,抒发满腔悲愤,也是可以理解的。

司马迁说:“屈平之作《离骚》,盖自怨生也。”太史公本人也是经历过由沸点到冰点的人生体验,对于碧落黄泉式的命运安排,有过极深刻的体会,一个“怨”字,正好说到了点子上。

屈平(公元前340—公元前278),字原。虽然,他在《离骚》中称自己,“名余曰正则兮,字余曰灵均”,但是,数千年来,公众习惯称作屈原。他是楚国丹阳(今湖北秭归)人,最早的祖先为有熊氏,从北方迁徙到楚地。《史记》称他“为楚怀王左徒,博闻强志,明于治乱,娴于辞令。入则与王图议国事,以出号令;出则接遇宾客,应对诸侯。王甚任之”。

“王甚任之”的“任”,说明中国文人,像屈原这样在朝当官的,并非他一人。应该看到,三千多年的封建社会里,能够称得上文人者,百分之九十都是在朝的。我们都很熟悉的唐宋八大家,无一不具官员身份。也许所任的官职,可能有大,大如王安石,为当朝参知政事,相当副宰相,可能有小,小如苏洵,死后授霸安县的主簿职,正科级干部。无论如何,有个官家的差使干干,得到一份吃穿不愁的俸禄,对于文人来说,还是挺有诱惑力的。正因如此,悲剧也就来了,这就注定中国文人无法养成独立生存的能力,同时,也注定了中国文人必须依附国家机器,必须仰仗统治阶级,必须听命于上级、上司、上峰、上面的意志、命令、训示、指导。必须按照共同遵守的游戏规则,在一定的空间中、一定的时间内,做可以做的事情,而不做不可以做的事情。

这自然很不爽,可你别忘了老百姓有句谚语:“端谁的碗,服谁管”,“吃谁的饭,为谁干”,在这个世界上,只有伙计听老板的,没有老板听伙计的。

对统治者而言,你是文人,不错,但你更是陛下的臣仆。作为文人,也许你是自由的,作为臣仆,你就没有资格跟陛下谈自由了。这也是中国皇帝不停收拾文人的原因,就在于你得到文人的自由时,常常忘却你作为臣仆的不自由。从这个意义上考究,在朝就不如在野,那些不领国家工资、不吃公家口粮、自食其力的在野文人,要比在朝文人拥有相对多得多的自由。然而,在野文人,过去少之又少。即使在今天,依然如此,还是少而又少。因为,文人要靠稿费生活,别说老婆养不起,连填饱自己肚皮,都难。因此,历朝历代,在野的削尖脑袋想成为在朝的,在朝的时刻担心在野的挤掉他;在野的为了吃公粮关官饷列入编制内必须干掉在朝的,在朝的为保住自己饭碗必须提防在野的将他搞倒,都是大家不言而喻的潜规则。况且,谁在野,谁在朝,都非终身制,而是在不停演变之中。今天在野,招安了,委任了,体制内了,黄马褂穿上了,明天就算是在朝之官。同样,今天在朝,流放了,开革了,体制外了,扫地出门遣返回乡了,明天成为在野之民,也是常见的事。

因此,中国文人,无论在朝的,在野的,都明白屈原得到“王甚任之”这四个字的斤两。何谓任?第一,责任之任也;第二,任务之任也;第三,信任之任也;第四,也是最能体现这四个字的含金量者,落到实处的任命之任也。一个文人从陛下那儿得到这个任字,还愁没有权力可用,没有轿车可坐,没有银子可拿,没有待遇可享吗?反之,若多一个“不”字,“王不甚任之”,就意味着老坐冷板凳,不得烟儿抽,看上面白眼,受他人排挤。再反之,如果,“王不待见”,甚至憎你恨你,那你就等着吧,好则扫地出门,充军发配,坏则开刀问斩,脑袋搬家。

诗人屈原,正好亲身经历过从“王甚任之”,到“王不甚任之”,到“王不待见”的三阶段,最后,只有一条路可走,那就是投汨罗江了。

楚怀王芈槐,也叫熊槐,是个昏君。中国出过二百多个皇帝,其中一大半属于昏君,熊槐则是其中最自以为是、最乱作主张、最不知深浅、最自取灭亡的一个。昏君的最大特点,都患有一种叫作选择性耳聋的大头病。君子想要陛下听的,他听不进,装疯卖傻,置若罔闻;小人想要陛下听的,他听得进,句句入耳,如闻纶音。这种病的临床症状表现为:只听甜言蜜语,不听直言谠论;只听顺心的话,不听逆耳之言。而这个熊槐犯起病来,绝对是老百姓所讽刺的,“拿着屎橛当麻花”、“死爹哭妈”的主。如果,熊槐和他儿子熊横,也就是屈原碰上的楚怀王和楚顷襄王,智商提高一点,头脑清醒一点,屈原在跳江前也许会踯躅一下,楚国还有救吗?楚国还能救吗?一想起他老姐女媭那句绝望的话,本来,听蝲蝲蛄叫唤,你还不种地了呢!可现在,楚国都没有了,老弟啊,你还种个屁。于是,走上自沉之路。

战国后期,群雄纷争,七国之中,秦和楚,地盘大,人口多,都是具有相当实力,而且拥有领袖野心的大国。秦国东进,要一统天下,楚国北上,也未尝不想一统天下。

但是,秦为一流强国,楚为二流强国,二流当然干不过一流。然而,二流加三流加四流,肯定大于一流,这是傻子也能算得出来的题。“横则秦帝,纵则楚王”,八个字,乃当时的大形势,屈原终于让这个昏君学会傻子也会做的算术题。熊槐开窍了,好吧,你就放手干吧!屈原的政治主张,说来也很简单,对内变法图强,对外联合抗秦。经他反复奔走,多次说服,终于将齐、燕、赵、韩、魏五国首脑,连蒙带唬,连骗带诈,加之许愿、收买、塞红包、给好处费等等,聚会于楚国京城郢都,结成反秦联盟,楚怀王被推为盟主。江陵这个城市,现在也不大,那时就更不大,满街都是来自各国的贵宾,和他们的侍卫、随从,因为没有实行普通话这一说,作为这个联盟秘书长的屈原,必须精通各地方言,安排吃住,组织观摩,准备礼品,送往迎来,忙得诗人差点吐血。

春秋战国时期,谁要能够一呼百应,纠合诸侯,歃血为盟,谁就是无上荣光的诸侯共主,最为人企羡。熊槐得到了空前的虚荣,马上觉得堪与祖先楚庄王媲美,高兴得挂不住汁,脸上五官挪位,更加赏识和重用屈原,自不用说,言听计从,百依百顺,弄得他老婆郑袖,好一个吃醋。此时的郢都,最快活、最得意的人,莫过于屈原,文人快活得意的标志,就是不再用功,不再写作,即或提起笔来,也是游戏笔墨。我记不得是否为老托尔斯泰的名言:一个在赌场得意的人,他在情场必然是要失意的。政治上进步,文学上退步,是自古以来文人难以治愈的痼疾。我在文坛厮混这多年,颇见识一些朋友,自从仕途上一路顺风以后,他们的文学人生,也就迅速进入了更年期,基本完蛋。也许还会写,都属无用功,正如一个子宫萎缩、停止排卵的女人,还要她怀孕生育,那不是违背自然规律吗?这就是《离骚》中所写的“惟草木之零落兮,恐美人之迟暮”,时令不饶人,花期不再来,除非发生奇迹,上帝托梦,才能让他回复文学青春。

当上诸侯共主的楚怀王,遂将国家交给屈原全权处理,入则议国事,出则会诸侯,忙得一塌糊涂,那些日子里,他一句诗也写不出来了,作为博导的他,连学生宋玉、唐勒、景差所交的作业,也抽不出工夫批改。中国的文人在政治上得意的时候,文学就会短板。相反,在文学上成功的时候,政治就会失聪,这是中国文人很难两全的弊端,也是我们在文学史上常常读到的案例,文学大成功,政治大失败,因而丢了脑袋,送了性命,屈原就是首例。他在“王甚任之”的时候,作为文人所特有超乎常人的品质,如独到的观察角度,如敏锐的感知反应,如提前的预知能力,如应激的防范措施,统统置诸脑后。他不知道他在替楚怀王发布旨令增强国力时,他的敌人在摩拳擦掌;他不知道他在为抗秦联盟的加紧团结而努力时,他的反对派在磨刀霍霍。这个世界上,有益虫,就有害虫;有家畜,就有野兽;有君子,就有小人;有爱国志士,就有汉奸走狗。通常情况下,地球上生物链的构成,维持在一比一的平衡状态,而在诗人屈原的左右,老天爷好像特别眷顾他,一比三,这就是爱打小报告的上官大夫靳尚,专搞小动作的公子子兰,最贪小便宜的王后郑袖,结成一个反屈原的铁三角联盟。

屈原不聋不瞎,自然了解铁三角在他背后搞的一些名堂,但是,诗人的最大疏忽,是毫不介意那个昏君耳朵根子软的选择性耳聋,认为步楚庄王后尘当上诸侯共主的楚怀王,感激他都来不及,岂有马上变脸翻牌的可能?诗人啊诗人,这就大错而特错了,对于王八蛋,对于那些具有王八蛋倾向的人,千万不能抱有幻想,尤其不能因为他一时之间,居然不王八蛋了,就认为从此往后,他永远不王八蛋,那才真是百分百的痴人说梦,这恐怕是诗人最为失算的地方。屈原作为楚国的特命全权大使,游说除秦以外的五国,也是纵横捭阖、得心应手、运筹帷幄、决策千里的高段级谋士,但应对这个充满邪恶的铁三角,却无能为力、乏善可陈。既未采取任何防范措施,也未实施有效反击。顶多感叹两声,“何灵魂之信直兮,人之心不与吾心同”,那可真是连屁用都不顶的感慨。

诗人宣泄感情的手段,当然就是作诗,其实到了正面冲突的时候,比诗歌更有力的是拳头。可完美主义者屈原,理想主义者屈原,不是该出手时就出手,而是吟诗作赋,这就注定他难逃失败的命运。他不会妥协认输,不会向黑恶势力低头,这是可以肯定的。但是,他也不会采取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的办法,进行回击。他们告你的状,为什么你就不能告他们的状呢?他们无中生有地陷害你,为什么你不以牙还牙地中伤他们呢?他们不君子,你何必君子?再说了,铁三角真的就那么铁吗?为什么你不下点工夫,分而治之,拉住一个,稳住一个,集中火力打击第三个呢?对这班明码标价的小人,你姑且小人一回又何妨?

在动物世界里,弱肉强食,物竞天择。而在人类社会里,除此之外,更有阴谋暗算、挑拨离间、欺骗诱惑、阿谀奉承等统称之为卑鄙的行径。他卑鄙,你不卑鄙,你就被他干掉;他卑鄙,你也卑鄙,双方打成平手;他卑鄙,你更卑鄙,你就占了上风。中国知识分子最了不起的品质,就是清高,然而,害了中国知识分子终于做不成大事的,也是这个清高。凡清高者,不能降尊纡贵,不能营私逐利,不能藏污纳垢,不能低级趣味,因之贱不可为,俗不可为,浊不可为,恶不可为……当铁三角一心一意以除掉他为快时,主张孤高、主张洁净、主张纯真、主张正直的他,也只能毫无作为,毫不作为,唯有以诗明志,以诗感言:“吾不能变心以从俗兮,故将愁苦而终穷。”“苟余心之端直兮,虽僻远其何伤?”“世混浊莫事知,人心不可谓兮。”对诗人的书生气,真有夫复何言之感。你等着完蛋吧,屈老先生!

屈原之所以还能沉得住气,因为他对这个楚怀王抱有信心,“王甚任之”这四个字,给了他勇气和力量。

然而,在封建社会里,中国人的全部不幸,都是由于所碰上的皇帝,其智商并不比白痴、低能儿高明多少,才造成民不聊生的灾难,才出现暗无天日的岁月。司马迁在《屈原列传》中记述诗人由“王甚任之”,到“王不甚任之”的过程,只是极其简单的两行字。为什么如此草草,因为他很气愤,靳尚编造谎言,太低级,挑拨手段,太拙劣,而熊槐信之不疑,太离谱,断然处置,太幼稚。大臣混账,国王更混账,太史公大概觉得不值得为这一对混账,多费文墨,故而一笔带过。“上官大夫与之同列,争宠而心害其能。怀王使屈平造为宪令,屈平属草稿未定。上官大夫见而欲夺之,屈平不与,因谗之曰:‘王使屈平为令,众莫不知。每一令出,平伐其功,曰非我莫能为也。’王怒而疏屈平。”

于是,屈原降为三闾大夫,开始郁闷。

话说回来,郁闷对诗人来讲,并非坏事,不正好是创作冲动的最好契机吗?尤其进了这个坐冷板凳的清水衙门,连创作假也不用请,还不笔走龙蛇、神驰八极,作你的诗赋。然而,屈原却写不出一行字,整日忧心忡忡。连他老姐女媭也劝他,你不要再对他们抱有什么指望了。屈原说,老姐啊老姐,我是觉得楚国快要完蛋了,才坐立不安的呀!其实,那时的楚国离灭亡还远,但诗人先知先觉的神经,已经预感到祸祟将临,灾难即至,似乎危机就在眼前。中国文人也许确如人所形容:百无一用乃书生。其实,最挂牵大地山河的,是文人,最惦记祖国母亲的,是文人。历朝历代,当父老乡亲,陷于水深火热,当同胞兄弟,沦为刀俎鱼肉,站出来投笔从戎、救亡奋斗、为国为民、杀身成仁的文人,不知有几多。在上世纪四十年代,当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中国时,多少大师、学者,多少名流、教授,多少作家、诗人,乃至多少文学青年,走向延安重庆,奔赴抗日前线。虽然,在北平的周作人,粉墨登场,变节卖身;虽然,在孤岛的张爱玲,勾搭汉奸,为虎作伥。虽然,时下一班嗜痂癖者,出于反共情结,屁颠屁颠抬轿,想方设法吹捧,但是,请记住,中国文人对于祖国的热爱,对于土地的眷恋,从屈原开始,从来就是历史的主流。

果然,诗人不幸而言中,秦国的谋士张仪,出现在郢都的迎宾馆,楚国从此江河日下,国将不国。

怀王十五年(前304),熊槐再一次出现严重的选择性耳聋,竟然不听谏阻,糊涂到了不可救药的程度,相信张仪的鬼话。“秦甚憎齐,齐与楚从亲,楚诚能绝齐,秦愿献商、於之地六百里。”“齐楚联盟”,是屈原多年来苦心经营的政治规划,也是常保楚地安泰的国策,秦国所以千方百计地加以离间,正因为一加一等于二,甚至大于二,令其望而生畏。正因为二比一,强秦不敢轻举妄动。《史记》写道:“楚怀王贪而信张仪,遂绝齐。使使如秦受地,张仪诈之曰:‘仪与王约六里,不闻六百里。’楚使怒去,归告怀王,怀王怒,大兴师伐秦。”

世界上竟有这样的笨蛋,而这样的笨蛋居然坐在一国之主的位子上,老百姓只能欲哭无泪。第一,你拿到了这六百里地,再与齐毁约背盟也来得及的呀!第二,如果张仪坚持齐楚联盟不解散,六百里地不给,那你完全可以不见兔子不撒鹰,反正秦是有求于楚呀!第三,即使上当了,秦国的土地没有得到,你也没损失什么,齐国的友谊泡了汤,还可以重修旧好,你一个二流强国,单打独挑,逞匹夫之勇,与一流强国较量,岂不是找挨打吗?

结果,熊槐被秦国打得灰头土脸,原来被屈原做了工作,成为其盟友的国家,也趁火打劫,落井下石一番。“秦发兵击之,大破楚师于丹、淅,斩首八万,虏楚将屈丐,遂取楚之汉中地。怀王乃悉发国中兵,以深入击秦,战于蓝田。魏闻之,袭楚至邓,楚兵惧,自秦归。而齐竟怒,不救楚,楚大困。”现在弄不清楚是熊槐觉悟到齐楚联盟的重要性,指派屈原使齐呢?还是心急如焚的屈原说服熊槐,由他出使齐国恢复联盟呢?秦国很在意楚国的这个动向,马上表示,将所侵占的汉中地还给楚国,表示友好。“秦割汉中地与楚议和。楚王曰:‘不愿得地,愿得张仪而甘心焉。’张仪闻,乃曰:‘以一仪而当汉中地,臣请往如楚。’”张仪,是何许人也?他和苏秦,乃中国历史上最古老的两张名嘴,可以毫不夸大地说,凡战国时期所有大大小小的战争,无不经由这两张嘴的挑拨、调唆、忽悠、撺掇而打得不亦乐乎的。他俩而后,中国再无一张嘴具有如此大的法力,所向披靡,无往不胜。

张仪“如楚,又因厚币用事者靳尚,而设诡辩于怀王之宠姬郑袖,怀王竟听郑袖,复释去张仪。是时屈原既疏,不复在位,使于齐,顾反,谏怀王曰:‘何不杀张仪?’怀王悔,追张仪,不及。”这就是为什么屈原,总是输给张仪的缘故了,因为文学家玩政治,哪能玩得过真正的政治家呢?据说,张仪初到郢都,观察到“王甚任之”的屈原,便对郑袖说,南后啊,您真是天下第一、世间无二的美人,然而,您知道吗,齐国通过屈左徒,正准备献给怀王陛下一打或者两打,不一定有您漂亮但一定比您年轻的姑娘,以示两国通好呢!可想而知,熊槐尽管非常赏识屈原,但哪经得起铁三角的联合攻势。略施小技的张仪,就把诗人摆平了。

怀王二十四年(前305),秦楚签订“黄棘之盟”,本来与齐为盟,转而向秦靠拢,基本国策的改变,屈原当然是要竭力反对的。楚国的有识之士,也认为这是不平等条约,如果说过去的齐楚联盟是兄弟关系,那么现在的秦楚联盟则绝对是主从关系,这不是卖国吗?一时舆论大哗。楚怀王也好,铁三角也好,都觉得将屈原留在郢都,碍手碍脚,于是将他流放到汉北。

在封建社会里,处置异议文人,无非杀、关、管三道,杀,即杀头;关,即坐牢;管,即流放。关是要供给人犯吃喝的,管则是限定在一定区域之内,允许自由行动,吃喝政府不管,是生是死,全看流放者的命大还是福薄了。也许因为流放,从经济角度看,省钱,从管理角度看,省事,所以,中国的清朝,俄国的沙皇,都热衷于将异议文人,流放到人烟稀少、荒凉偏僻之地。清朝为乌苏里江,沙皇为西伯利亚,那都是不死也得脱层皮的地狱绝境,文人发配到了那儿,基本上是很难活着回来。

屈原比较走运,六年以后,怀王三十年(前299),他从汉北回到郢都。让所有他的朋友、他的敌人惊讶的,他还是他,还是那个毫不顾惜自己的安危,敢于犯颜直谏的诗人,虽然他早就不再是“左徒”,官职让楚怀王免去多年,但一日“左徒”,终身谏诤。第一,他忠君;第二,他爱国,有话不说,有言不发,那不是屈原的性格。大家这才明白,汉北的流放,不是挫折了他,而是锻炼了他。他请求面见熊槐,对这位正兴冲冲要赴秦王“武关之会”的怀王,提出谏阻的意见。秦国乃背信弃义之国,武关乃权谋苟且之会,陛下已经上过当,为什么不接受教训,还要自投罗网呢?《史记》载:“怀王欲行,屈平曰:‘秦,虎狼之国,不可信,不如毋行。’怀王稚子子兰劝王行:‘奈何绝秦欢!’怀王卒行。入武关,秦伏兵绝其后,因留怀王,以求割地。怀王怒,不听。亡走赵,赵不内。复之秦,竟死于秦而归葬。”

“身死而天下笑”,就是这位极糊涂、极白痴、极混账、极愚蠢的昏君下场。

怀王死,其子熊横继位,是为顷襄王。六年(前293),秦将白起扬言讨伐楚国,熊横计穷,无奈,只有向杀父之国告饶。屈原写诗反对再度向秦求和,并表明他尽管受到迫害打击,无论何时,无论何地,眷恋楚国,心系怀王,不忘欲返的忠诚感情,至死不渝。他提醒顷襄王熊横,王考所以落得尸横外国的结果,是由于“其所谓忠者不忠,而所谓贤者不贤也”。楚国的老百姓也认为,如果不是子兰的催促,如果听信屈原的劝阻,怀王不会死在异国他乡,这对令尹子兰构成很大压力。于是,这个坏蛋唆使另一个坏蛋,也就是靳尚,在顷襄王面前谗害屈原,铁三角再次发挥作用,置屈原于死地而不复,更何况熊横与他老子熊槐,可谓一丘之貉,于是,一纸诏令,永远流放,不得再进国门,从此,屈原再也没有回到郢都,他老姐女媭天天倚门等待,直到泪尽,直到老迈,也未能盼到她弟弟归来。

如果说,他的第一次流放,是对楚怀王的完全绝望,那么,他的第二次流放,则是对楚国的完全绝望。

顷襄王二十一年(前278),秦将白起攻破楚都,满城都是兵马俑般的枭悍秦兵,楚国臣民哪见过这等阵仗,只有拱手降服。次年,消息传到流放途中的屈原耳边,这位爱国诗人终于舍不得离开故土,也不愿意他心爱的故国灭亡在他眼前,悲愤交加,自沉汨罗,以死殉国。

司马迁在这篇列传的最后,这样写道:“太史公曰:‘余读《离骚》、《天问》、《招魂》、《哀郢》,悲其志。适长沙,过屈原所自沉渊,未尝不垂涕,想见其为人。及见贾生吊之,又怪屈原以彼其材游诸侯,何国不容,而自令若是!读《鹏鸟赋》,同死生,轻去就,又爽然若失矣。’”

“同死生,轻去就”,就是中国文人对于生养自己的土地,那一份眷顾之情,也是中国文人对于抚育自己的祖国,那一份热爱之心。此情,此心,便是中国文人的精神所在,也是我们至今每年的端午节,都要向爱国诗人屈原,肃然致敬的理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