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南洋漂来的西学
西学东渐是近代中国历史上的大事件,影响广泛、持久而深刻。西学
之名始自晚明,包罗范围相当之广。一个重要的人物不得不提,他便是意大利传教士利玛窦。明末利玛窦采用“合儒”的姿态,通过传播西方自然科学知识,以将基督教教义与中国儒家文化相融合的方式,在大明王朝进行传教。他虽以传教为根本目标,却在客观上促进了中西天文、地理、数学、语言、音乐、绘画等多方面的文化交流。由他传入的“地圆学说”冲击了中国古老的“天圆地方说”;经他介绍入华的《几何原本》和《同文算指》等书籍,弥补了当时数学方面的空白;用中文绘制的《坤舆万国全图》是中国第一幅世界地图;西琴、西洋油画也被介绍入华;更为重要的是,利玛窦将中国的儒学思想传入了西方。这时期的文化交流,主要还是西学东渐,而传教士利玛窦成为重要的纽带。
晚清时期,传教士在西学东渐中继续担当主要的角色。而传统学界对此总是回避,或称传播科学为虚,宣扬宗教为实。其实,在传播西方科学方面,传教士特别是新教传教士林乐知、李提摩太等人的贡献还是十分巨大的。
虽有晚明西学东渐的辉煌时期,但18世纪中叶,中国禁止耶稣会传教,欧洲耶稣会被解散,延续二百多年的西学东渐道路被东西合力阻断。此后,中国日渐衰落,而西方殖民扩张之势则有增无减。到19世纪初,西学东渐才以新的面目重新出现。吸取先辈的经验,再度东渡的传教士们以报刊作为媒介,以中国人所熟悉且崇信的儒教思想做包装,再次敲响交流的大门。马礼逊是晚清时期西学东渐的先锋。由于中国境内有禁教的各种限制,他转而和助手米怜在马六甲创办《察世俗每月统记传》。 “此报所载,关于总教之事大半,余为新闻及新知识。”[19]综合来看,所谓的新知识,在《察世俗每月统计传》中指天文、地理、科技、历史、民情风俗等知识。如论及西方近代天文学说的《天文地理论》 《论行星》 《论月食》 《天球说》等篇目。关于世界地理历史知识的篇目有《法兰西国作变复平略传》 《论亚西亚
列国》 《论亚默利加列国》等。其中对法国的译称“法兰西”并没有沿用当时常用的“弗朗西”等名,而“法兰西”这一译称在后世被广为接受。该刊所连载的《全地万国纪略》介绍世界各国地理分布、国名、首都、面积、语言等,后来被单独集结成书,于1822年出版。[20]
传教士郭士立(郭实腊)1831年来到中国时,清政府对在华传教以及出版宗教刊物的政策并未改变,但外商走私鸦片时对清廷官员的贿赂却逐渐腐蚀了清朝的官员队伍。郭士立其人因从事间谍活动而被认为是真“帝国主义者”、伪“爱汉者”。与此同时,他在汉学方面也颇有建树。他在亚洲学会了中、泰、日等多国语言,著有《中国简史》 《开放的中国》 《道光皇帝传》等著作,向欧洲介绍中国。
1833年, 《东西洋考每月统记传》在广州创刊,这是中国境内出版的第一份近代中文报刊。郭士立在创刊词中指出: “本月刊之问世,旨在使华人了解我们的艺术、科学和思想。本刊无意涉及政治,更不以恶言相加。我们将以良善之途径,使华人了解西人并不野蛮,提供事实,使华人知道寻求新知。更有进者,编者将致力促进友谊,期能百成。”[21]因此, 《东西洋考每月统记传》的内容已经开始以时事政治为主,而宗教教义退居其次。在当时清政府严禁洋人秘密印刷书籍的背景下, 《东西洋考每月统记传》在广州仍公开出版了两年之久,后转至新加坡印刷发行,1838年停刊。
“在杂志的编排上, 《东西洋考每月统记传》采用分类编辑的方法,将所刊文字分为序(论)、史(包括东西史记和合、史与史记三类)、地理、天文、新闻、贸易、杂文、煞语(结束语)等专栏,介绍了科技、经济、动物、人物、文学、政治、教化等内容。”[22]“ 《东西洋考每月统记传》所刊
文章中,比例最高的是新闻和地理知识。新闻内容占了27.2 % ,地理内容占了18.03 % 。新闻栏目多介绍中国人闻所未闻的西方国家大事(如荷兰、土耳其、英吉利、法兰西等)和科技知识(如蒸汽机、轮船、火车等),对地理知识的介绍主动迎合当时中国人的需要。”[23]
鸦片战争前,由于没有不平等条约的特殊庇护,加之中国统治者对于外国传教士的严格限制,传播西学的报刊主要在海外编辑和运营,依靠华人传播到东南沿海。这个时期的传播活动通常不会被打上国家行为的烙印,传者和受传者地位相对平等,文化交流在自然的状态下开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