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西人带来的媒介技术革命

中国是发明印刷术和造纸术的国家，然而任何重大的发明从出现到被广泛成熟应用都不是一蹴而就的。从印刷术的角度看，铅印和石印都属于舶来品。中国古代虽然已经出现了活字印刷术，但是材质以木和泥土为主。在新闻传播过程中的应用，活字印刷术也并未形成主流，官方邸报在清代仍然使用手抄。马克思·韦伯就曾指出， “印刷术是中国早有的；但是，只是为了付印而且通过付印才成其为作品的那种印刷品（尤其是报纸和期刊），却只是在西方得以问世”^[1]。情况到晚清有了巨大的变化，活字印刷出版业得到了长足的发展。

自康熙皇帝对在华传教采取限禁政策后，直到鸦片战争之前，各朝对在华传教都实行明确而严厉的限禁政策。虽然清廷对传教的基本态度是严禁外国传教士进入和居留中国各省、严禁其教在中国传习、限制传教士与中国人的接触和交往，但是宗教信仰的力量还是驱使传教士们不断突破封锁，进入华土禁地，发展福音事业。 “从1815年到1948年，单基督教新教的传教士所办的中文报刊，就有878种。如果加上天主教系统，则传教士所创办的中文报刊总数肯定超过千种。”^[2]这当中有的历时长久，有的旋起即灭，但大都有着先进的出版印刷技术和编辑理念。

马礼逊是西方派到中国的第一位新教传教士。由于清廷对于传教的禁

限，他在1807年抵达广州后，只能隐居在美国商馆。在隐居的一年时间里，马礼逊刻苦学习中文并取得了较快的进步，一年后他就进入了澳门东印度公司担任翻译。在任职期间，马礼逊遵照伦敦布道会的指示，开始了《圣经》的翻译工作。同时，他也希望利用工作便利为以后来华的传教士提供帮助，于是便向伦敦布道会提出了编纂字典的建议。1819年，马礼逊与米怜合作继续翻译了《旧约全书》。至此，中国人得以看到基督教《圣经》的全貌。在马礼逊的中译本之后，各种方言、民族语言翻译的版本开始陆续出现。除翻译《圣经》之外，马礼逊还独自编撰了《华英字典》，至1823年出齐六卷。它是中国历史上第一部英汉双语词典，为中西文化交流打通语言障碍作出了重要贡献。

马礼逊所做的这些努力，初衷都是方便教士在中国发展福音事业。但由于一时无法在中国公开活动和建立据点，马礼逊选择在华侨聚居并且邻近中国的南洋群岛进行活动。他不仅在那里开办训练学校，供未能进入中国的传教士学习中文，还命令米怜在马六甲建立了一所印刷所，印刷汉文的《圣经》和布道书。由于距离中国较近，这些宗教印刷物除了在当地华侨中散发外，还被偷运到中国的广州等地。

1815年，在印刷所建立的同时，马礼逊请米怜负责编辑的《察世俗每月统记传》开始出版。这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份近代化中文报刊。它并未出现在中国本土，而是诞生在邻近中国的马六甲，这与清政府闭关政策下对外人传教的限制密不可分。该刊的文章内容主要是直接宣传基督教义，但是在宣传策略上却非常注重迎合华人的阅读习惯，处处将基督教教义比附孔孟之道。 《察世俗每月统记传》每月出版一期，1821年终刊时共出版70多期。

为了在《察世俗每月统记传》的基础上实现更好的印刷效果，西来的传教士和商人不断地进行改进。鸦片战争之后的西人印刷机构使用的机器主要是以畜力或者蒸汽机提供持续动力的大型半自动化机械设备。英国传教士麦都司在上海创立的墨海书馆就是一家新式的印刷出版机构。不少人将书馆中的活字印刷机视为上海奇景，纷纷前往观瞻，还留下“车翻墨海转轮圆，百种奇编宇内传。忙杀老牛浑未解，不耕禾陇种书田”的咏叹诗文。^[3]除却形式上的新奇，该印刷机相对较高的效率更为当时的人们所惊叹： “以铁制印书车床， … …甚简而速，一日可印四万余纸。”^[4]然而，当时西式的活字印刷中的中文字模需要依赖手工雕刻并排字，字模损耗较快，成本较高。在传教士姜别利采用电镀法制造汉字字模并设计出元宝式排字架之后，这种情况有了很大的改善。

石印技术的特点是忠于原作，可以精准复刻画面。所用石板一般为天然大理石，吸水率高、硬度大。石印技术广泛地应用于小说、书籍的封面制作。1838年广州的《各国消息》开始采用石印技术，上海的《申报》和天津的《时报》也以石印出报。当时石印出版的书籍，市场上销售得最好的是一些儒家经典，以及后来宣讲维新变法思想的书籍画册，而使用石印技术最有名的就是美查创办的点石斋印书局。石印所需要的石材、油墨以及纸张等部分依赖外国进口。随着八股取士的废止和维新变法的失败，相关书籍市场逐渐萎缩，石印技术也就渐渐没落。

西人来华创办的出版印刷事业，尽管其直接目的是在中国开拓新教区传播宗教，但客观上还是为我国的出版印刷行业带来了先进的技术和设备，为我国培养出了一大批掌握先进印刷排版技术的工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