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邸报的产生

现代意义上大众传播的内容往往与“新闻”有联系， “新闻”一词在初唐时已多次出现。 《旧唐书》中记载初唐时人孙处玄“长安中征为左拾遗。颇善属文，尝恨天下无书以广新闻。神龙初，功臣桓彦范等用事，处玄遗彦范书，论时事得失，彦范竟不用其言，乃去官还乡里。以病卒”^[45]。晚唐

人李咸用也有“多少新闻见，应须语到明” “旧业久抛耕钓侣，新闻多说战争功”等诗句。^[46]这两位唐人使用的“新闻”一词已接近于现代意义，并饱含推广“新闻”之慷慨感情，这与唐代新闻传播活动比较频繁的史实是一致的。

邸报的产生和发展，是和唐代藩镇制度的发展紧密联系在一起的。随着藩镇势力的增强，各藩镇节度使开始在首都长安设立办事机构，既负责为所代表的地方藩镇呈递章奏，代转朝廷下达的文书，也及时向地方官员汇报朝廷的政治信息。这些办事机构被称作邸，也称进奏院，办事机构的负责人则被称为邸吏或进奏官。

这些经由进奏院传发的报状，具有一些共同的特点：它并非中央统一发布的正式官报，而是由地方在中央设立的派驻机构所传发，并不定期；内容多为朝廷动态信息，但在选择上往往考虑地方主官们关注的内容，具有一定的情报性质；行文上仍残留官文书痕迹，但已不同于官文书，传发时间要早于正式的官文书。

关于邸报，可考证的最早的实物证据是两份敦煌进奏院状。

这两份唐代的进奏院状曾长期被封存于敦煌莫高窟，于是被称作“敦煌进奏院状”。两份进奏院状都是唐僖宗（873—888年）时期，由驻地在沙州的归义军节度使张淮深派出的进奏官发回沙州的，内容都与求旌节有关。^[47]张淮深在担任归义军节度使的20年中，并没有得到“赐旌节”的待遇，因此一直不断派出专使前往朝廷面见皇帝，与朝廷大员进行交涉。

这两份实物目前分别藏于伦敦不列颠图书馆和巴黎国立图书馆。藏于伦敦不列颠图书馆的那一份，编号为S·1156，长97厘米、宽28．5厘米，纸的外观近似于白色宣纸，文字自右至左自上而下书写，其后半部分遗失，

但开头部分较为完整。从可以考证的文字来看，这份进奏院状是唐僖宗光启三年（887年）前后，由常驻首都的归义军节度使进奏官张夷则发回给归义军节度使张淮深的。主要报道的是光启三年二十七日至三月二十三日这一个多月间，张淮深派往朝廷的三批专使在兴元、凤翔两地求旌节的进展和遇到的困难。藏于巴黎国立图书馆的那一份，编号为P·3547，据考证，其发抄时间大约比S·1156号进奏状要早11年。主要报道的是唐僖宗乾符四年（877年）十二月二十七日至乾符五年（878年）四月十一日之间，归义军节度使派遣的恭贺新年元旦专使在首都贺新年、求旌节的活动。

这两份敦煌进奏院状以实物的形式，为我们研究唐代的新闻传播活动提供了宝贵的史料。这两份进奏院状更接近于情报通讯或者半公开的新闻信。

此外，孙樵的《读开元杂报》一文是被发现最早的记载有关“读报”活动的文献。孙樵是韩愈的再传弟子，大约生活在唐宪宗到僖宗这一段时期。 《读开元杂报》一文见于孙樵所著的《经纬集》，作于唐宣宗大中五年（851年）。 “开元杂报”是孙樵在未到长安做官，闲居湖北襄汉一带时看到的，形为几十张未加装订的单页，内容也没头没尾，只是按日纪实，主要记载了开元十二年至开元二十三年（724—735年）在首都长安曾经发生过的大事。后来孙樵来到了长安，也能看到每天传报的朝廷的消息，于是就写作了《读开元杂报》一文，所回忆的“开元杂报”只是他随意添加的称呼。学者在考证“开元杂报”的性质后，多数学者认为它是一种近似于进奏院状的半公开的新闻信的媒介形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