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露布形态的演变

露布最初是某些上呈的奏章或朝廷布下的政令内容公开的处理方式，大致出现在东汉。唐封演在其所著《封氏闻见记校注》中载： “露布，捷书之别名也。诸军破贼，则以帛书建诸竿上，兵部谓之‘露布’。盖自汉以来有其名。”^[1]南宋赵升《朝野类要》记载： “露布，诛讨奏胜之书也。”^[2]清代孙梅云： “露布者，师出有功，捷书送喜者也。”^[3]可以看出，早期露布多用于军事传播，尤其是战事告捷，其传播形式的最大特点在于公开。在外观形式上， “以帛书建诸竿上”，犹如一面旌旗，帛上写着告捷奏报。奏报高高地挂在竿上，将士们擎着它，快马送往目的地。当将士们换马、休息或住宿时，露布就像旗帜一样让群众围观，胜利的信息得以迅速扩散。诚然这种传播方式比较原始，实际上是对将领上行官文书的公开，但是首先

“旌旗” “擎着”的传播形式加之“快马送往”的传播速度使其能够达到较强的传播效果，其次不论是休息还是赶路，露布时刻都在起着宣传作用。

除了《封氏闻见记校注》中载“盖自汉以来有其名”以外，其他文献也均显示出露布在东汉已经出现。 《后汉书·申屠刚鲍永郅恽列传》记载：“中元元年，拜司隶校尉。诏昱诣尚书，使封胡降檄。光武遣小黄门问昱有所怪不？对曰： ‘臣闻故事通官文书不著姓，又当司徒露布，怪使司隶下书而著姓也。’帝报曰： ‘吾故欲令天下知忠臣之子复为司隶也。’”唐李贤注：“ 《汉官仪》曰‘群臣上书，公卿校尉诸将不言姓。凡制书皆玺封，尚书令重封。唯赦赎令司徒印，露布州郡’也。”^[4]《后汉书·光武帝纪》注又引《汉制度》： “帝之下书有四：一曰策书，二曰制书，三曰诏书，四曰诫敕。策书者… …制书者，帝王制度之命，其文曰制诏三公，皆玺封，尚书令印重封，露布州郡也… … ”蔡邕《独断》： “凡制书，有印使符，下远近皆玺封，尚书令印重封。唯赦令、赎令，召三公诣朝堂受制书，司徒印封，露布下州郡。”^[5]上述引用的材料中， 《汉官仪》的作者为东汉末年的应劭，曾注《汉书》； 《汉制度》的作者为东汉中后期的胡广，其为蔡邕的老师。 《汉制度》 《汉官仪》与《独断》中露布的概念是基本一致的，同时就他们所处的年代和个人著述风格来看，露布在汉代作为一种官方信息公开化处理方式的名称是可信的。

（一）露布与檄文体的混用

早期露布形制尚不固定，有同檄混用的现象。三国时期，时局动荡战乱不断，从这个时期的史料来看，露布的使用频繁起来。作为檄文的露布，有学者考证最早出现在《三国志·魏书·王肃传》注文中： “后马超反，超

劫洪，将诣华阴，使作露布，洪不获已，为作之。司徒钟繇在东，识其文，曰： ‘此贾洪作也。’及超破走，太祖召洪署军谋掾。犹以其前为超作露布文，故不即叙。”^[6]正好同《文章缘起》中记载的相吻合： “露布，汉贾洪为马超伐曹操做。”同清赵翼《陔余丛考》卷二十一“露布”条的看法也相同。^[7]这则材料与另一则材料（ 《世说新语·文学》第九十六： “桓宣武北征，袁虎时从，被责免官。会须露布文，唤袁倚马前令作。手不辍笔，俄得七纸，殊可观。”^[8]即典故“倚马可待”的出处）中所说的露布执行着檄文的职能，也充分说明了魏晋时期露布没有独立成体。^[9]檄文一般气势丰沛，文辞凛然，功用在于宣扬己方的军威，通过列举敌方的罪恶以求达到同仇敌忾的效果，使得己方士气高涨信心倍增。《文心雕龙·檄移》云：“檄者，皦也。宣录于外，皦然明白也。张仪檄楚，书以尺二，明白之文，或称露布。播诸视听也。”^[10]“或称露布”一句，有学者对刘勰的说法持有异议。^[11]但笔者认为： “或”并非是确指，不同于“又”，意指有时、有人、有地方“称露布”；再者，以《文心雕龙》的写作主旨和历史地位来看，刘勰檄为露布之论的可能性不大，今人倒能从中瞥见露布形制未定之时，同檄混用的情状。

檄，这种文体最早见诸记载是在战国时期， 《史记·张仪传》： “张仪既相秦，为文檄告楚相。”这篇有着报复和威胁意味的短文，虽源自个人之间的恩怨，但也是言辞锋利，咄咄逼人。“始吾从若饮，我不盗而譬，若笞我。若善守汝图，我雇且盗尔城。”但到《汉书·高帝纪》中“吾以羽檄征

天下兵”，颜师古注“檄者，以木简为书，长尺二寸，用征召也”。明显地，此时的檄已用于军事的目的。最早把檄作为一种文体专门加以研究，肯定檄体的军中公文性质的是刘勰。 《文心雕龙·檄移》实则是刘勰对檄体的研究与总结，这与东汉时期檄体的应用渐广是分不开的。

（二）露布与檄各自成为独立文体

露布与檄各自成为独立文体大致出现在六朝时期。 《三国志·魏书》裴松之注引贾洪生平那段材料中，露布与檄混用；但同样在《三国志》中却可以发现另外一条记载： “ （虞松）弱冠有才，从司马宣王征辽东，宣王命作檄，及破贼，作露布。”宣王命令虞松在战前做檄文，等到战争胜利了，做露布。在这里，檄与露布的功用被细致地区分开来，与后世檄与露布各自形成独立文体后各自的功用相一致。细考文献，我们发现从六朝时期，檄与露布开始区分开来，檄专于战前征讨，露布专于奏凯捷报。六朝时期战争频现，露布与檄文作为军事信息传播媒介使用频繁，加之六朝时期文学理论及实践的发展，多方面因素的作用下，两种文体逐渐辨析区分开来。在现有文献的记载中，可以找到不少实证。已有的研究文章中，常以以下四条史实材料作为依据： 《魏书·彭城王传》载： “高祖令勰为露布，勰辞曰： ‘臣闻露布者，布于四海，露之耳目，必须宣扬威略，以示天下。臣小才，岂足大用。’”^[12]《魏书·邢峦传》载： “从征汉北，峦在新野，后至。 … …高祖曰： ‘至此以来，虽未擒灭，城隍已崩，想在不远。所以缓攻者，正待中书为露布耳。’”^[13]《周书·吕思礼传》云： “沙苑之捷，命为露布，食顷便成。太祖叹其工而且速。”^[14]《周书·宇文神举传》载： “卢昌期、祖英伯等聚众据范阳反，诏神举率兵擒之。齐黄门侍郎卢思道亦在反中，

贼平见获，解衣将伏法。神举素钦其才名，乃释而礼之，即令草露布。”^[15]其实从其他史料中能够看到对此事更详细的描述，如《北史·卢思道传》载： “遇同郡祖英伯及从兄昌期等举兵作乱，思道预焉。柱国宇文神举讨平之。思道罪当斩，已在死中。神举素闻其名，引出，令作露布。援笔立成，文不加点。神举嘉而宥之。”^[16]可见，一篇小小的露布竟然救了“已在死中”的卢思道的性命。结合之前援引的材料看，不仅救了性命而且受到了礼遇，当真让人意想不到。不过这一幕和马超与贾洪之间的恩怨颇为相似，让战争失败的一方为胜利的一方作露布，似乎也成为胜利者一方获得心理满足和树立政治威信的手段之一。

鉴于此，连年征战的北魏时期，露布成了盛极一时的宣传武器。北魏孝文帝太和二十一年（497年），征虏将军韩显宗在赭阳斩了敌军大将高法援的首级，得胜而归，领兵至新野，《魏书·卷六十·列传第四十八》记载：“高祖诏曰：‘卿破贼斩帅，殊益军势，朕方攻坚城，何为不作露布也？ ’显宗曰： ‘臣顷闻镇南将军王肃获贼二三，驴马数匹，皆为露布，臣在东观，私每哂之。近虽仰凭威灵，得摧丑虏，兵寡力弱，擒斩不多。脱复高曳长缣，虚张功捷，尤而效之，其罪弥甚。 … … ’”^[17]从这段君臣对话中可以看出，在高祖眼中， “作露布”来宣扬战役获胜对于提高士气、笼聚军心有极佳效果。而当时朝野上也有将领利用露布来夸大战功，韩显宗对于这种做法显然极为不齿。记载中也显示，当时有利用露布来虚报军功、发布假新闻的情况。

（三）隋唐时期的“宣露布礼”

隋朝，露布进一步成熟的同时，也被礼仪化而成为一种宣扬国威、集

聚士气的礼仪环节，这无疑使露布在朝野政治生活中的地位得到了提高。《隋书·礼仪志》载： “开皇中，乃诏太常卿牛弘、太子庶子裴政撰宣露布礼。及九年平陈，元帅晋王，以驿上露布。兵部奏，请依新礼宣行。”^[18]即隋文帝时期，指派专人制定了“宣露布礼”。宣露布礼是唐代的军礼之一，《五礼通考》记载“军礼其仪二十有三”，其中之七便“曰露布”。^[19]而至于“宣露布礼”的步骤和细节，据谷曙光考证， 《新唐书·卷十六礼乐六》中有详细的文字材料进行描述。基本情况是“文武百官毕集朝堂，穿着庄重的礼服，由兵部侍郎奏请宣布，中书令义正词严地高声诵读，百官扬尘舞蹈，一拜再拜”^[20]。从这些史料中可以看出，在隋唐时期，宣露布已经被礼仪化，成为宣扬国威的必要手段。

露布“这种新闻发布形式一直沿用到明末清初”^[21]，但随着其他媒介形态的发达，元明清三朝露布式微，此时的露布不过是唐宋以来的递相模效，已不如早期那样受到重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