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基本公共教育服务均等化绩效测度：基于平衡计分卡
- 罗哲
- 11045字
- 2024-11-01 21:33:20
第二节 基本公共教育服务均等化绩效测度的理论基础
在讨论基本公共教育服务均等化绩效测度问题之前，有必要厘清其理论基础，这是深入研究问题的前提。其中，讨论公共产品理论和新公共服务理论是讨论基本公共教育服务均等化问题的基础，讨论现代治理理论和战略管理理论是讨论基本公共教育服务绩效测度问题的基础。这四个重要理论涉及经济学和管理学两个重要学科，既相互联系又相互影响，共同构建了我们讨论问题的分析框架。
一、公共产品理论
从理论文献上看，公共产品的概念是萨缪尔森在《公共支出的纯理论》一文中首次提出的，他将非竞争性和非排他性定义为公共产品的两大基础特征。[1]这个概念界定对于讨论基本公共教育服务均等化的意义在于：正是由于基本公共教育服务具有公共产品的属性，所以有必要确保其能够均等化地提供给每个受众。正是因为公共产品具有非竞争性和非排他性，所以才引出公共产品须由政府提供的基本思路。尽管诺斯等人后来对公共产品的提供主体有过争论[2]，但是蒂博的俱乐部产品理论和以足投票理论从理论和实践上证明：如果一个区域的政府无法提供本地区居民需求的公共服务，居民就会迁徙[3]。从这个意义上讲，公共产品理论对于基本公共教育服务均等化的意义在于：政府促使基本公共教育服务均等化是政府存在的重要原因之一，而提供得好坏，如何反映提供的绩效，需要有量化的方法来评价，这就是绩效测度的意义。概括来说，基本公共教育服务的产品属于“民众确有需求，市场无法满足，政府确应兜底”的领域，关乎国民素质的未来。
由于纯公共产品在现实中非常少，大多数产品具有准公共产品的属性，所以就提供主体而言，可以划分为：公共产品政府单一供给主体理论、公共产品政府-市场供给主体理论、公共产品政府-市场自愿供给主体理论三类。
第一，公共产品政府单一供给主体理论。这个理论虽然没有对公共产品政府供给理论进行系统概括，但它指出了在公共产品不依赖市场供给的前提下，需要公共部门进行供应以及筹集公共产品所需资金的课税。
霍布斯提出个人享有公共产品的效用和利益，但是由于个人的力量有限，所以公共产品只能由政府或集体来提供。在此基础上，他进一步提出国家的本质是“一大群人相互订立信约、每个人都对它的行为授权，以便使它能按其认为有利于大家的和平与共同防卫的方式运用全体的力量和手段的一个人格”[4]。霍布斯的理论奠定了公共产品理论的基础。休谟通过草地排水问题论述了政府可以克服人性弱点，供给公共产品，从侧面提出了政府提供公共产品的思想。[5]鲍德威和威迪逊指出，考虑到完全自由的市场无法提供国防、教育、公路、电力供应等公共产品，在市场失灵的情况下，政府需要直接提供公共产品。并且，鲍德威和威迪逊通过了解公共产品的非竞争性和非排他性，找到公共产品市场供给失灵的原因，进一步深化了公共产品政府供给理论。[6]
第二，公共产品政府-市场供给主体理论。这个理论提出：公共产品依照其使用特点和提供主体界定，即它是由多人消费和使用的设施或者服务。由于产品具有公共性，单纯依靠市场供给，可能会导致供给不足或者不公平的现象。所以，政府在公共产品的供给中占有重要位置。公共产品的供给并非一成不变，而是应该依据当时当地具体经济发展状况加以调整。
亚当·斯密认为虽然政府应该减少对经济的干预，但是公共安全、公共工程、公共设施的供给主体仍然是政府，公共部门必须为某些活动提供费用。公共产品的提供方式应该依据其类型的不同进行相应的区分：一是安全与司法有必要完全由政府提供；二是在不同时期、不同国家，公共设施或公共工程的提供方式和主体可以不同；三是在政府权力受到限制的前提下，公共产品可以通过私人方式提供就应该由私人提供。[7]萨伊通过分析政府供给公共产品的费用分摊问题，提出一部分受到中央行政机构或者中央政府保卫的项目应当由中央政府负担费用；一部分地方行政机关为当地人带来利益的项目应当由地方政府负担费用；最后一小部分消费品，应该由私人供应。[8]穆勒在萨缪尔森提出公共产品具有非竞争性和非排他性的基础上，提出由于公共产品由私人提供的过程可能会出现“搭便车”行为，所以，为了避免纯公共产品供给无效率，公共产品的供给主体应是政府。与此同时，政府也不是公共产品的唯一提供者，如果产品具有排他性和一定程度的非竞争性，是可以由私人提供的。[9]罗森依据市场和技术对公共产品进行划分，指出公共产品的公共和私人的供给比例会随着时间的推移、环境的变化而发生相应的改变。人们偏好具有多样性，所以，在部分情况下私人提供公共产品使资源配置更有效。[10]萨克斯将公共需求划分为个人的集体需要和集体需要，个人的集体需要可以通过缴纳会费的方式解决，集体需要必须通过税收的方式来解决。并且，他建议采用比例所得税，并通过集体表决的方式确定税收的整体水平。[11]
第三，公共产品政府-市场自愿供给主体理论。这个理论在公共产品政府和市场供给理论日渐成熟的基础上，着重对公共产品的自愿供给进行认识和区分，从公共产品自愿供给的现象入手，探寻其原因和条件。
安东尼·B.阿特金森与约瑟夫·E.斯蒂格里茨提出产品的配置方式分为公共配置与私人配置，这两者在某些情况下可以相互替换。在公共产品大量由政府供应的条件下，也存在私人赞助的形式，并且由于赞助动机的多样性，所以无法用个人效用函数概括这些动机。[12]韦斯布罗德提出市场失灵论，即公共产品在私人购买时，会出现“搭便车”行为。因此，公共产品不能通过市场机制调节、供应，应由政府进行必要干预。并且，考虑到政府提供公共产品倾向于满足大部分人的选择偏好，其他对公共产品具有超量和特殊要求的人可以通过第三部门为其提供公共产品。[13]米尔利斯等人用模型论证了在所有权、控制权两权分离和利益分割的状况下委托人和代理人之间的关系模式以及行为动机与规则等问题。他们提出政府与第三部门可以通过分工合作——政府负责筹集资金，第三方负责提供服务，在这种委托-代理关系下，双方各自发挥其优势。[14]
提供主体的不同直接影响到供给方式的不同，影响公共产品的供给范围、规模和资金来源。就本研究而言，测度基本公共教育服务均等化绩效，主要是针对政府而言，也就是说，是测度政府绩效，这是由我国特别是四川省当前的发展阶段决定的。整体来说，四川省处在工业化中期，其基本公共教育服务还是由政府来提供的，所以考评也主要是考察政府的绩效。正是由于基本公共教育服务受益范围的不同，所以涉及一个各级政府的相应分工问题，同时涉及关于省、市、县三级财政的不同支持方式。就供应方式而言，因为现阶段财政支出还存在着“越位”和“缺位”现象，所以测度主体的绩效有助于推动财政转型，尤其有助于推动建设型财政向民生财政转型。
二、新公共服务理论
讨论新公共服务理论的意义在于思考政府应该以什么样的姿态来提供公共服务。尽管学界对新公共服务理论的研究范式和范围还存有争议，对其主要观点有所争论，但是理论研究的共识是存在的：以公民为中心，基于公民权理论、社区和公民社会理论、人本主义理论建立公共行政人员为公民服务的治理系统。这些理论强调公民参与公共治理，强调构建协调机制和力量均衡，强调后现代社会的公民权利。正是因为如此，我们在后续的平衡计分卡中设计了满意度指标，试图将受众参与纳入绩效考核的范畴。
首先需要研究的是公民权理论。这个理论提出：公民权是指公民参与政治的权利和责任，它直接影响公民参与政治的积极性以及个人影响政治系统的能力，所以，公民权理论提倡政府重视公民权，关注公民参与政治的积极性。
桑德尔指出一方面因为公民建立了对公共事务的认知以及归属感，形成了集体意识，因而他们更加积极地参与到政府治理中，超越一己私利，更加关注公共利益；另一方面州政府与公民的关系应该建立在公民可以通过投票，将他们的私利与政府的公共利益相结合的基础上，以此保护公民个人权利。[15]柯因和斯蒂文斯在此基础上提出，行政人员对公民的定位要超越投票者，要将公民看作客户、顾客、消费者，减少对他们的约束和控制，与他们共享权威。同时，行政管理者应当追求更高的责任心，增强对公民的信任。[16]登哈特对公民权作为新公共服务理论的基石之一表示高度赞扬，并指出公共行政人员为公民提供服务而非对公民进行管理，公民既不是“当事人”“顾客”，也不是“委托人”，政府应重视人而不仅是生产效率，公共利益是共享价值观并且进行对话的产物。[17]
其次需要注意的是社区和公民社会理论。这一理论指出：社区和公民社会通过讨论和沟通的方式，为公民建立实现自身利益的平台。这一平台旨在促进、创建和支持公民与社区的联系，促进民主政治建设。社区和公民社会理论的核心观点是公民参与的各类活动组织、政府团体等共同组成了所谓的公民社会，它是社会和民主体系建立的基础，既为公民表达利益提供良好平台，又为公民实现利益提供坚实保障。而政府在创造、促进和支持这些公民与社区之间的联系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它在受社区和公民社会影响的同时，又推动了社会的发展。
登哈特认为只有建立关注公民利益与愿望、为公民在更大政治行动中做好经验准备的“调节机构”，才能促进个人和集体保持一致，实现社区对个人和集体的调节作用。并且，他进一步提出，如果社区或者公民社会能够真正建立平等、关怀、协作和信任的组织，这必然会增强社会信任度，提高公民参与各种社会活动的能力。拉希提出，由于小型社区为每一位公民都提供了参与公共话题讨论的机会，所以它是经典民主的聚集地。
最后需要讨论的是人本主义理论。这个理论是在社会对效率和变革的强烈需求下产生的，代表学者是登哈特。这一理论提出，为了促进个人与组织更好地融合、发展，管理者和劳动者应当在了解个人成长需求的基础上，将个人需求与组织工作需求相结合，以人为本，切实了解人的需求和欲望，关心人、尊重人，注重引导个人发展，使个人的目标与组织目标相契合。
一方面，组织要保护人的基本人权。组织是由人构成的，如果没有人，组织就失去了生存的基础；另一方面，公共组织区别于一般组织，所以，公共组织所提供的公共人本主义与一般组织所提供的也有差别。人本主义理论是在公共部门逐步取代传统理性行为模式基础上形成的、以关注雇员及服务对象双重利益群体为最终目标的组织理论。由于人本主义不仅使团体和组织能够更加有效，而且有助于个人的成长和发展，因此，人本主义也成为支撑新公共服务理论的一个基础。
新公共服务理论对本研究的意义在于：我们得以对政府的角色进行重新定位，即政府应该致力于服务而不是掌舵，应该构建服务型政府而非建设型政府，政府应该提供更好的公共服务，促进基本公共教育服务均等化，在此过程中，应该充分考虑民众需求而非自己拍脑袋，应该建立民众的意见表达机制而不是事后“维稳”。政府不应依靠行政权力来“垄断”公共服务，而应该以开放的心态和积极的态度接受民众和第三方的测评。同时，我们应该从更为广泛的意义上思考“顾客”意见的表达渠道，对公民权利的关注和人本主义不应该停留在口头上，而是需要在测度政府绩效上予以充分的考量。政府需要重视公民，关注公民的劳动力再生产，而非仅仅将公民看作提供生产力的工具。所以，需要在关注投入的基础上关注效果。
三、现代治理理论
研究现代治理理论的目的在于，通过对其理论框架和逻辑体系的借鉴，制定评估社会发展和管理的价值标准，具体到本书，就是确立绩效测度指标体系的中心思想。在国内经济一体化和经济全球化的浪潮下，现代治理理论致力于探讨用最小的行政成本实现最大的社会效益。同时，现代治理理论强调将私人激励和市场部门的管理手段引入政府管理，这也是多元主体的思想基础。政府要由“善政”向“善治”转变，即强调效率、法治和责任。
本书引入的绩效测度，就存在一个测度主体的问题，也就是说，谁来测度政府绩效。显然，政府自己测度不合适，所以需要引入一个第三方的中立机构，它可以是高校，也可以是社会组织。
考察理论史，我们可以发现：治理存在着传统和现代两个阶段。传统治理通常被称为统治与控制，其主体是政府，治理采用的方式是自上而下的单向控制模式。而现代治理的关键在于治理，强调通过公民社区参与社会活动，强调多元共治、分权、社会参与等理念。
现代治理理论认为：现代治理是由一系列共同目标所支持的活动，目标可以来自法律或者正式规定的责任，也可以来自其他非正式组织，并且，目标无须依靠警察强制完成。现代治理理论的观点具体如下：一是一切合法权利的中心并非只是政府。现代治理理论认为国家、地方、地区各地政府关系复杂，公共服务的提供者不仅是公共行政部门，还包括私人组织、志愿机构等。所以，在维持社会秩序、调节经济的过程中，不仅要考虑政府，还需要考虑私人部门和第三方部门。二是在解决社会、经济问题的过程中，政府机构将承担的责任转移到公民社会，这导致政府与私人部门、第三方部门的界限和职责模糊。三是要对政府的角色进行重新定位。政府在公共事务的处理过程中，不应该是“划桨者”，而应该是“掌舵者”，应该为公众提供服务，而非对其进行管制。并且，政府不应该是全能的，政府可以充分运用新的管理方法和技术替代传统的方法和技术，优化管理。四是组织之间通过谈判协商、交换资源，以期达到各自目的。同时，交换的结果受参与方资源、交换环境以及游戏规则的影响。五是政府和各方社会力量在治理过程中共同构成相互依赖的网络体系。这一自主的网络体系通过在特定的领域中发号施令，与政府分担行政责任，达成目标。
现代治理理论的两大组成部分是多中心理论和网络化治理理论。
多中心理论起源于经济学，奠定了社会经济实践运行的理论基础，同时，相关学者将其引入政治学、公共管理学领域，取得了一系列成果。其代表人物有奥斯特罗姆夫妇及其研究团队。
埃莉诺·奥斯特罗姆在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的著作《公共事务的治理之道》中提出了许多重要观点。第一，奥斯特罗姆强调自主治理在公共资源配置过程的中心地位。她通过将多中心秩序与效率及社群利益综合考虑，进一步发展了集体行动理论，开启了公共事务治理理论与实践的全新路径。第二，奥斯特罗姆将理性选择制度分析作为多中心理论研究的主线，通过对治理制度逻辑的阐释，推导中心治理模式思考的起点。[18]她提出的多中心治理制度体系是一种灵活的治理结构，是维持政治秩序、处理公共事务的“典则”体系。第三，她改变了以往评价政体优劣的视角，提出社会治理的优先级高于其他范畴的治理，即重点考虑如何在较大程度上维护政府，而不是将重心放在推动整个人类的进步上。[19]
现代治理理论的另一分支是网络化治理理论。这一理论摒弃了新公共管理模式的弊端，揭示了多元参与社会公共事务治理的实质。为了实现多元参与，建立合作共治的形态，网络化治理理论强调打破部门间界限，实现深层次、宽广度、大力度的政府部门与非政府部门的合作，建立多元主体共同治理合作关系。
网络化治理理论包括如下观点：一是网络化治理是政府治理的一种新形态。斯蒂芬·戈德史密斯和威廉·埃格斯指出在网络化治理过程中，政府不再扮演服务的直接供给者角色，而是充当公共价值促动者的角色，政府的核心职责是合理配置各种资源，用于创造更大的公共价值。二是网络化治理强调公共政策制定、执行过程中政府与社会的互动。它强调增加利益相关方的参与和分散配置社会资源，通过协同行动解决政策难题。三是网络化治理对合作网络的管理。为了兼顾公民个人利益与公共利益，政府部门应该与公民社区（私人部门和第三方部门）在相互依存的环境中彼此合作，分享公共权利，共同管理公共事务。与此同时，政府部门与公民社区在合作基础上形成的公共行动体系，会因为运用范围的不同而出现时间形态的不同。[20]
从以上的分析中我们可以看出，从管制到管理再到治理，是一个公民精神逐渐觉醒的过程。治理的概念更为广泛，它指国家、公共组织、私人机构及社会个人等各种活动主体之间的关系。[21]治理的概念隐含着契约精神和协商政治的意味，是力量均衡的典型概念，既可以应用于公共事务，也可以应用于私人事务，同时也是对私人机构和公共机构共同管理社会事务的认可。“治理”涵盖了正式制度，也涵盖了非正式安排，其目的在于在各种不同的制度关系中运用权力去引导、控制和规范公民的各种活动，以最大限度地增进公共利益。本书后续的工具设计也体现了这一多元主体共同参与的基本思想。平衡计分卡的最大优点在于能够从四个战略层面体现对治理的关注，体现对共同参与的重视。平衡计分卡一直以来被广泛应用于公司治理，其实卡普兰和诺顿早在创立平衡计分卡之初就指出，平衡计分卡可以用于政府治理，而且可能会取得更好的效果。本研究的模型构建，也正是基于这个思路做出的探索。
四、战略管理理论
本书应用的绩效测度工具是平衡计分卡，它是战略管理的重要工具，企业一般用其构建自己的战略地图。平衡计分卡自20世纪90年代在中国兴起以来，一直被认为是私人部门战略管理的工具，但是卡普兰和诺顿指出，其在公共部门的应用才是二人最希望看到的方向。他们也坚信其在公共部门的应用会取得比私人部门更好的效果。尽管战略管理理论经历了战略规划理论、战略环境适应理论、竞争优势战略理论、资源基础战略理论和竞争合作战略理论五个阶段，但是其基本思想是一脉相承的。平衡计分卡是传统战略管理理论向现代战略管理理论转型的重要工具，本书将其应用于公共部门的绩效测度，也算是一种新的尝试。
战略管理理论先是经过了战略规划理论阶段。20世纪60年代初，钱德勒、安德鲁斯、安索夫共同奠定了战略规划理论坚实的基础。战略规划理论作为战略管理理论的雏形，强调综合考虑市场环境、行业特征以及企业的自身资源状况，通过长远规划制定组织目标，优化企业资源的配置，进而实现企业目标。它的核心词汇是规划。钱德勒[22]揭开了战略规划的序幕，他通过对美国杜邦、新泽西标准石油、通用等大型公司进行实证调研，首先，界定了企业战略是什么，即企业战略包括确定企业基本长期目标、挑选行动方案、进行资源配置等方面；其次，论述了企业战略在管理中的核心地位，它贯穿于管理活动全过程，支配管理活动；最后，提出了企业战略与企业管理结构的互动关系，即企业战略方向的改变必然引起企业管理结构的变化，同时，企业结构的变动也必然影响到企业战略的实施。
安德鲁斯所提出的战略规划理论弥补了钱德勒未将企业战略进一步划分的缺陷。安德鲁斯将企业战略划分为战略制定和战略实施两个阶段，战略制定侧重于分析层面，战略实施侧重于管理层面。他认为战略分析需要综合考虑市场机遇、公司能力、个人激情和社会责任四个方面，根据这四个方面的契合实现战略。安德鲁斯的重要贡献在于他率先提出了“SWOT”分析的基本框架，即市场机遇主要讲的是企业“可能做”，而公司能力讲的是企业“可以做”，针对企业自身的强项和弱项，这两个维度从企业内外部环境分析公司战略，这样就形成了战略规划的基本框架。[23]
安索夫作为战略规划理论的另一位重要人物，他在安德鲁斯提出“SWOT”基本框架的基础上，详细论述了战略规划的四个步骤：一是综合考虑企业内外部环境，包括政治、经济、文化、社会、财务、管理以及历史等；二是根据“SWOT”框架了解和分析企业内部资源的优劣势以及企业所面临的外部机遇与挑战；三是考虑SWOT分析后的匹配问题；四是做出战略的选择。安索夫强调战略规划并非一成不变，它是处于动态的，需要不断修正和调整。与此同时，他还提出战略规划只是战略管理的一大组成部分，由此开启了战略管理的新篇章。[24]
战略管理理论的第二个阶段是战略环境适应理论。虽然战略规划理论在20世纪六七十年代广泛应用于经济领域，但是，战略是动态的，它并不会在管理实践中一成不变，所以，20世纪70年代，战略环境适应理论逐渐取代了战略规划理论，成为战略理论研究的重点。战略环境适应理论着重强调企业战略与环境的匹配性，要求管理者不仅在事前进行战略的制定，而且需要根据环境的波动变化，不断地调整企业战略计划。
安索夫不仅在战略规划方面提出了规划实施的步骤，还在战略环境适应方面提出了权变思想。他将战略环境波动情况按照波动的大小划分为惊人环境波动、不连续环境波动、变化环境波动、递增环境波动和重复环境波动，并根据环境的波动状况，提出企业要从战略进攻、能力反应、组织反应三个方面进行相应的调整。
战略环境适应理论的另一代表人物是奎因，他的贡献在于提出了“逻辑改良主义”。奎因认为战略是由一系列的子战略构成的，而逻辑改良主义的方法将这些子战略整合在一起。他主要强调战略实施过程中需要依据环境进行改变，主动、有目的地改良子战略，使子战略在改良过程中被整合为总体战略。[25]
此外，伊丹敬之和托马斯对战略环境适应理论影响深远。他们根据达尔文的“适者生存”提出战略实施的成功与否受到环境的影响，包括外部环境、内部环境以及组织性质特征，只有这一切因素相互匹配，战略才能实施成功。[26]
战略管理理论的第三个阶段是竞争优势战略理论。20世纪80年代，战略管理研究的重点主要是竞争优势战略理论。竞争优势战略理论强调企业的高额利润是通过寻找具有较高盈利能力的行业，利用自身资源并结合产业特征实施企业战略来获得的。
迈克尔·波特运用产业组织理论，从战略高度研究企业获利能力，进而提出行业结构分析的“五力模型”和企业获取竞争优势的价值链分析模型。波特认为行业结构以及获利能力受由买方讨价还价能力、卖方讨价还价能力、替代者或者潜在替代者威胁、进入者或者潜在进入者威胁、行业竞争者的竞争这五力共同作用的影响。行业不同，这五种竞争力的作用程度以及制约因素也不同。在分析企业的行业结构以及盈利能力的基础上，波特将企业的战略划分为成本领先战略、差异化战略以及目标集聚战略。最后波特运用“价值链”概念，对企业价值链或环节上的关键竞争优势进行分析，进而实施企业战略，即选择采取进攻性战略或防御性战略。[27]
战略管理理论的第四个阶段是资源基础战略理论。波特的竞争优势战略理论着重强调外部环境对企业竞争优势的关键作用，而忽视了企业内部环境。20世纪90年代开始，管理学家将主要视角集中于企业内部资源，提出了资源基础战略理论。该理论认为企业的资源分为人力、物力和组织三类，只有这三类资源被有效地组成一个有机整体，才能形成企业战略的相关资源，而只有这些资源是稀有、不可完全被替代和模仿的，并且具有价值，才能为企业提供持续竞争优势，成为核心竞争力。
资源基础理论的代表人物德雷克斯和库尔提出，企业资源可分为存量资源和流量资源。所谓存量资源是指企业通过内部开发得到的资源和能力的存量，而流量资源是指企业通过从市场上购买所获得的资源。他们认为，企业的竞争优势来源于企业的存量资源，流量资源可以通过企业能力转化为存量资源，即对企业资源进行合理而有效的配置。因为资源配置方式的不同，以及资源结构的不同，企业能力也显示出差异。[28]在这一观点的基础之上，管理学界又对保持企业资源竞争优势提出两种不同看法：一是以柯林斯和蒙哥马利等人为代表，他们强调企业资源效用最大化不但要扩展现有资源，而且要经营多元化。[29]二是以李普曼和鲁梅尔特等人为代表，他们指出，多元化要适度，并且需建立在企业具有从相关市场获得竞争优势的核心竞争力的基础上。[30]
战略管理理论的第五个阶段是竞争合作战略理论。无论是竞争优势战略理论，还是资源基础战略理论，都是以竞争为核心，但是企业间的竞争有其局限性，一味强调竞争不仅花费企业大量竞争成本，而且造成社会资源的极大浪费，阻碍其可持续发展。竞争合作战略理论的主要观点是企业间不只是简单的竞争关系，这是一种新竞争状态下的合作竞争，这种竞争优势是建立在自身优势和与他人竞争优势相结合的基础上。布利克和厄恩斯特通过对世界各地数百项成功联营共同因素的案例进行研究，提出跨国公司间协作的重大意义，并且，有效协作的基础是一系列长期行动，由草率和短视的目标所驱动的联营则会失败。[31]瑞克曼指出企业真正的变革是以组织团结合作、合力创造价值为基础的，通过发展组织间新的合作经营战略，协助企业取得前所未有的竞争力。与此同时，他还提出贡献、亲密、远景是竞争合作成功的三大要素。[32]
本书选用的平衡计分卡，是战略管理的重要工具，较之传统的绩效评估工具有着突出优势。在本书中，我们根据四川省地方政府的内在属性，有针对性地构建了财政和教育相关部门战略管理绩效评估中的平衡计分卡体系。我们发现：平衡计分卡在政府战略管理绩效评估指标体系中具有一定的普遍性和针对性，有较强的推广价值。对于统一地方政府战略管理语言、提高地方政府战略管理信息的公众知情度有较强的现实意义。平衡计分卡可以增强地方政府战略管理绩效评估的反馈力，加强地方政府战略管理绩效评估的沟通协调性。在当前这样一个信息时代，我们的叙事方式产生了前所未有的变化。大数据时代的变革[33]，对企业、政府和其他公共部门都将产生深远的影响。信息技术和创新知识等一方面冲击着传统观念，另一方面带来新的机遇。将战略管理理论，尤其是平衡计分卡引入公共部门，不仅可以为政府各机构提供有力的变革工具和方法，帮助政府部门树立战略思维，不断提高公共服务水平，更意味着政府行为和效率将纳入监测和评价体系，政府同样面临社会等第三方的考核，这是巨大的变革，具有深远的意义。要致力于改变当前政府公共部门内部运行低效的状况，让公共部门从战略高度去思考和行动，摒弃传统运作方式，从战略的高度保障组织目标，这是“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题中应有之义。
注释
[1]SAMUELSON P A.The Pure Theory of Public Expenditure［J］.The Review of Economics and Statistics,1954（36）：387-389.
[2]诺斯，威廉姆森，等.制度、契约与组织——从新制度经济学角度的透视［M］.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2003.
[3]TIEBOUT C M.A Pure Theory of Local Expenditures［J］.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1956（64）：416-424.
[4]霍布斯.利维坦［M］.北京：商务印书馆，1985.
[5]休谟.人性论［M］.北京：商务印书馆，1983.
[6]鲍德威，威迪逊.公共部门经济学［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0.
[7]斯密.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M］.北京：商务印书馆，1996.
[8]萨伊.政治经济学概论［M］.北京：商务印书馆，1963.
[9]穆勒.政治经济学原理及其在社会哲学上的若干应用［M］.北京：商务印书馆，1991.
[10]罗森.财政学［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3.
[11]曾康霖.公共物品研究要有新视角［J］.经济学动态，2008（4）：29-34.
[12]阿特金森，斯蒂格里茨.公共经济学［M］.上海：上海三联书店，1992.
[13]WEISBROED B.Toward Theory of the Voluntary Nonprofit Sector in a Three-Sector Economy［M］.Cambridge,MA：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98.
[14]MIRRLEES J A.The Optimal Structure of Incentives and Authority within an Organization［J］.Bell Journal of Economics,1976,7(1)：105-131.
[15]SANDEL M.Democracy's Discontent［M］.Cambridge，MA：Belknap Press,1996.
[16]KIMG C,CAMILLA S.Government Is Us:Public Administration in an Anti-Government Era［M］.Thousand Oaks CA:Sage Publications,1998.
[17]登哈特.公共组织理论（第三版）［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3.
[18]OSTROM E.Governing the Commons:The Evolution of Institutions for Collective Actions［M］.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90.
[19]邵静野.中国社会治理协同机制建设研究［D］.长春：吉林大学，2014.
[20]戈德史密斯，埃格斯.网络化治理：公共部门的新形态［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
[21]周新楠.浅析网络化治理在中国面临的问题［J］.经营管理者，2013（1）：123.
[22]钱德勒.战略与结构［M］.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2002.
[23]ANDREWS K R.Concept of Corporate Strategy［M］.Irwin：Homewood,1971.
[24]ANSOFF H I.Corporate Strategy［M］.New York:Mc Graw Hill,1965.
[25]QUINN J B.Strategies for Change［M］.Irwin:Homewood II ,1980.
[26]ITAMI H，THOMAS W.Mobilizing Invisible Assets［M］.Massachusetts: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91.
[27]PORTER M E.What is Strategy?［J］.Harvard Business Review,1996（74）:61-78.
[28]DIERICKX I,COOL K.Asset Stock Accumulation and Sustainability of Competitive Advantage［J］.Management Science,1989,35(12):1504-1511.
[29]MONTGOMERY C A.An Exploration of Common Ground:Integrating Evolutionary and Strategic Theories of The Firm［M］∥MONTGOMERY C A.Resource-Based and Evolutionary Theories of the Firm:Towards a Synthesis.Boston/Dordrecht/London:Kluwer Academic Publishers，1995.
[30]LIPPMAN S A,RUMELT R P.Uncertain Imitability:An Analysis of Inter-Firm Differences in Efficiency under Competition［J］.Bell Journal of Economics,1990（13）:418-438.
[31]布利克，厄恩斯特.协作型竞争——全球市场的战略联营与收购［M］.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2000.
[32]瑞克曼，等.合作竞争大未来［M］.北京：经济管理出版社，1998.
[33]舍恩伯格，库克耶.大数据时代［M］.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201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