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节 多元论或强调差别权的新种族主义带来了什么？

面对种族主义用语的滥用和通俗化，大部分社会科学专家希望能够更好地抓住或划定种族主义的现象，对种族主义提出有力或严格的定义。杰出的思想家克劳德·莱维斯特劳斯从多元和相对的角度出发，以清晰而明确的方式表述种族主义的最狭义理论，“种族主义是这样一种学说，是声称在一个以任何方式确定的人群所具有的智力和道德特征中看到了共同的遗传因素的必然后果”。这一种族主义的严格定义针对的是“语言的滥用，将严格意义上的种族主义与一些正常的、理所当然的，甚至归根到底是不可避免的态度日益混为一谈的语言的滥用”（注：[法]皮埃尔安德烈·塔吉耶夫，高凌瀚译：《种族主义源流》，27页，北京，三联书店，2005。），因此，种族中心论或排外思想就不能被认为是种族主义的。

作者称之为差别论的，由莱维斯特劳斯捍卫的激进文化多元论的价值观中，通过主张差别权，不惜一切代价来维护文化差别的权利和保存文化多样性，积极地以文化的和差别的双重肯定确定反种族主义，也否定戈比诺主义、进化种族主义或希特勒主义的残余。

在社会实践中，种族主义从来不以纯粹的而是以夹杂的状态出现，种族主义可能包含或夹杂在民族主义、殖民帝国主义、种族学、优生学以及相关领域或是社会达尔文主义之中。它越来越以不明确的理论形式或不可以认识的行为出现，其论点也不落入法律的禁止，它既不靠近不平等，也不走向生物学上的种族，更不援引纳粹的学说，它既不出口伤人，也不明确呼唤仇恨。“种族主义因其目标或对象的不同而不同，因其利益和承载的追求不同而不同，因使其合法化的信仰不同而不同，因其行动的模式不同而不同”（注：同上书，32页。），因此，不能简单化地对其笼而统之，而是不得不对其重新定义。在新的语境中，用老的种族主义标准模式已经找不到新的戈比诺（注：康特·阿蒂尔·德·戈比诺（Count Arthur de Gobineau）：科学种族主义创始人。他的四卷本文集《论人类种族的不平等》（1853—1854年）被认为是20世纪法西斯主义的主要意识形态的基石之一。）们和希特勒们这些种族主义者，必须弄清楚谁是真正的新敌人，而不只是满足于针对记忆中令人反感的地方。

“新的意识形态种族主义是象征性的、微妙的和间接的种族主义，以关心‘文化’上的道貌岸然，玩弄隐喻来歪曲和颠倒所使用的‘美丽词语’”（注：［法］皮埃尔安德烈·塔吉耶夫，高凌瀚译：《种族主义源流》，35页，北京，三联书店，2005。），侮辱、歧视和排斥通常以宽容、尊重他人、差别权等价值和标准的名义来实施，例如“在家里生活”的理想变成了反移民仇外思想的工具。这是适合于反种族主义时代的种族主义，是抛弃种族主义的共识为特征的后纳粹时代的种族主义，新种族主义以习俗、语言、宗教等文化的特征来解释历史进程和社会功能。

种族主义表现在态度、举止和意识形态结构三个不同的方面。种族主义思想由本质化、象征性排斥和野蛮化三个共同的认识论过程或态度组成，这三者之间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种族主义在社会实践的特点方面也区分为三组行动，首先是隔离、歧视或驱逐“不受欢迎者”或“不能同化者”；其次是本质性的迫害，也就是说，使用具体的暴力对付一个群体的成员；最后，在非人化、魔鬼化或野兽化的基础上消灭一个被认为“多余”的群体的成员，即种族灭绝实践。（注：[法]皮埃尔安德烈·塔吉耶夫，高凌瀚译：《种族主义源流》，43~47页，北京，三联书店，2005。）

按照极其宽泛的种族主义理论，从人类学的观点看待，种族主义的态度和行为在人类的本性中即已存在，鉴于“害怕他人”以及同统治和剥削相连的“利益”是普遍存在并且贯穿历史的，因而种族主义是生而有之，而反种族主义则是经过长期艰苦斗争的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