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节 伟大的抗美援朝、土地改革、镇压反革命运动

一、抗击美帝国主义的侵略，抗美援朝、保家卫国战争的伟大胜利

党的七届三中全会以后，正当我国人民致力于恢复国民经济的时候，美帝国主义悍然发动了侵略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的战争，妄图一举灭亡朝鲜，进而吞并中国，实现其蓄谋已久的独霸亚洲、称霸世界的野心。

1950年6月25日拂晓，朝鲜战争爆发。当天，联合国安理会在美帝国主义操纵下非法通过了关于朝鲜局势的提案，诬蔑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6月27日，美国总统杜鲁门发表声明，公然宣布出兵朝鲜，武装干涉朝鲜内政。并命令第七舰队武装侵占我国领土台湾。同日，联合国安理会又通过了胁迫联合国会员国随从美国侵略军侵朝的决议。随后由美国纠集了英国、法国、南非联邦等十几个国家和地区的军队，组成侵朝统一司令部，美国将军麦克阿瑟任总司令，打着“联合国军”的旗号，扩大侵朝战争。

南朝鲜李承晚集团错误地估计了形势，自以为有美帝国主义侵略集团强大力量的支持，就能轻而易举地占领朝鲜半岛北部。但是，朝鲜人民在劳动党和金日成首相的领导下，英勇奋战，6月27日就击溃了“三八线”以北的李承晚军队，接着转入了大规模的战略反攻，长驱直入，给敌人以沉重的打击。从战争开始后的两个月的时间里，把战线从“三八线”迅速地推向朝鲜南部直至东南海岸的大邱、釜山一隅，解放了汉城(今首尔)和南朝鲜90%以上的地区，李承晚集团处在瓦解之中。

美帝国主义为了挽回败局，集中5万人的兵力、300多艘军舰、500多架飞机，于9月15日在朝鲜西海岸仁川登陆，截断了朝鲜人民军的后方交通，疯狂地大举向北进犯。10月2日越过“三八线”，21日侵占平壤，接着向中国东北边境的鸭绿江边和图们江边逼进，把侵略的战火烧到我国东北大门。同时，美帝国主义派遣空军入侵我国东北领空，深入我临江、安东(今丹东)等地区狂轰滥炸，杀我同胞，毁我财产。至11月10日，美国空军侵入我国领空轰炸达90次以上。美国军舰公然违反国际公法在公海上炮击我国商船。这一切，严重地威胁我国安全。

中朝两国是唇齿相依、休戚与共的友好邻邦，两国人民在长期的革命斗争中，团结战斗、互相支援，用鲜血结下了深厚的革命友谊。美帝国主义入侵朝鲜，侵占台湾，中国人民决不能置之不理。朝鲜战争爆发后的第四天，6月28日，毛泽东在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第八次会议上严正指出：“中国人民早已声明，全世界各国的事务应由各国人民自己来管，亚洲的事务应由亚洲人民自己来管，而不应由美国来管。美国对亚洲的侵略，只能引起亚洲人民广泛的和坚决的反抗。”他号召“全国和全世界的人民团结起来，进行充分的准备，打败美帝国主义的任何挑衅”。同日，周恩来总理代表中国政府就美国总统杜鲁门6月27日的声明发表声明，强烈谴责美帝国主义侵略朝鲜、我国台湾和干涉亚洲事务的罪行。我国政府随即组织边防军。边防军领导机关设在安东，任命邓华为边防军司令员，赖传珠为政委，并在物质上做了准备。

美国侵略者在9月15日在仁川登陆后，9月30日，周恩来代表中国政府再次向美国发出严重警告：“中国人民热爱和平，但是为了保卫和平，从不也永不害怕反抗侵略战争。中国人民决不能容忍外国的侵略，也不能听任帝国主义者对自己的邻人肆行侵略而置之不理。”周恩来总理并召见印度驻中国大使潘尼迦，请印度政府转达中国对美国的警告：如果美国侵略军越过“三八线”，中国将出兵援助朝鲜。但是，美国侵略者却错误地估计了形势，自以为手里有原子弹，拥有现代化的装备和军事优势，不顾我国政府的多次警告，在越过“三八线”，侵占了平壤后，直逼我国鸭绿江边。并且公然叫嚣：“在历史上，鸭绿江并不是把中朝两国截然划分的、不可逾越的障碍。”面对美帝国主义的侵略和威胁，10月8日，中共中央应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政府的请求，及时作出了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的战略决策，中央军委主席毛泽东发出了《给中国人民志愿军入朝作战的命令》，命令中国人民志愿军“迅即向朝鲜境内出动，协同朝鲜同志向侵略者作战并争取光荣的胜利”；并任命彭德怀为中国人民志愿军司令员兼政治委员。10月13日，彭德怀到朝鲜会见了金日成，并亲临朝鲜前线视察。10月19日，中国人民志愿军首批18个师在彭德怀司令员的指挥下，遵照中共中央和毛泽东的指示，隐蔽地开过了鸭绿江到达朝鲜前线，同朝鲜人民并肩作战，英勇顽强地抗击美国侵略者。11月4日，中国共产党和各民主党派联合发表宣言：“誓以全力拥护全国人民的正义要求，拥护全国人民在志愿基础上为着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的神圣任务而奋斗。”

中国人民志愿军出国后，遵照党中央和毛泽东主席的指示，根据敌我双方的情况，采取了“以运动战为主与部分阵地战、敌后游击战相配合”的战略方针，在战役战术上实行了近战、夜战、速决战和穿插分割、迂回包围、诱敌深入、先打弱敌后打强敌、避敌之长攻敌之短等原则，力求在运动中歼灭敌人的有生力量。在这一系列正确的战略方针和战役战术原则的指导下，从1950年10月到1951年6月，中国人民志愿军同朝鲜人民军并肩战斗，连续进行了五次重大战役，给予美国侵略军以沉重的打击，从根本上扭转了朝鲜战争的局势。

第一次战役，从1950年10月25日至11月5日，历时12天。当时，敌人集中30万人的兵力，分东、西两线向我鸭绿江逼进，计划在“感恩节”前全部占领朝鲜。我方针对这种情况，以一部分兵力钳制东线之敌，而集中主力于西线，采取诱敌深入、各个歼敌的战术。10月25日开始，我军先后在朝鲜西北部的温井、云山、熙川一带突然抓住了分兵冒进之敌，发起猛烈的攻势，经过12天的激战，给敌人以重大的杀伤，将战线迅速推到清川江以南。与此同时，我军在东线黄草岭一带有力地牵制和打击敌人的冲击，保证了西线的胜利。这一战役共歼敌15800多人，粉碎了敌人妄图在“感恩节”前全部占领朝鲜的计划，取得初战的胜利，开始扭转朝鲜战争的危险局面。

第二次战役，从1950年11月25日至12月24日，历时一个月。第一次战役后，美国侵略者再次集结20万兵力，在绝对优势的空军、坦克和大炮的配合下，发动了所谓“圣诞节回国”的总攻势，妄图在12月25日前全部占领朝鲜。中朝人民军队利用敌人的骄横情绪，扩大敌人的错觉，佯装后撤，“让敌人更放胆深入，使敌人战线拉得更长”，以便集中优势兵力，在运动中各个歼灭敌人。于是，西线我军主力后撤到清川江以北的北镇东西地区，撒下大网，待敌深入而歼之。当敌人进入宁远、新兴洞、云山、泰川、定州等地区时，我军出其不意，于11月25日发起反击，采取战役迂回、断敌退路、分割围歼的战术，给敌人以沉重的打击。随即乘胜追击，于12月6日收复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首都——平壤。在东线，我军于11月27日至12月初在长津湖地区歼敌一部分，残敌由海上逃走。这次战役共歼敌36000多人，摧毁敌汽车6000多辆、坦克炮车1000多辆，将敌人赶回到“三八线”以南，从根本上扭转了朝鲜战场的局势。

第三次战役，从1950年12月31日至1951年1月7日，历时八天。敌人被迫撤回“三八线”以南后，利用原有工事，在东西400余里长、纵深140里宽的地带建立了三道防线，企图阻止我军继续前进。我军趁敌人立足未稳、援兵未到之机，采用正面多路渗透战术，于12月31日晚，分八路全线发起攻势，强渡临津江，飞渡汉江，杀向敌人纵深阵地，冲垮敌人的三道防线，并于1951年1月4日解放汉城，8日又克仁川，将战线迅速推进至“三七线”。这时，敌人企图重施仁川登陆故技，把兵力结集于洛东江预设防线，日退30公里，诱我南下深入，远离后方，然后再从我军后侧登陆，造成南北两面夹击我军之势。我方及时识破了敌人的阴谋，于1月7日断然下达停止追击、转入休整、准备再战的命令，我军即停止于“三七线”水原一线，休整待机，保持了战略上的主动。这次战役又取得了歼敌19000多人的胜利。

第四次战役，从1951年1月27日至4月21日，历时近3个月。敌人退至“三七线”后，为了挽回败局，又纠集了23万人的兵力，在大量的飞机、坦克和大炮的配合下，于1月27日，向我军发动了全线进攻。我军在极度疲劳、人员未补充、粮弹供应十分困难的情况下，开始了英勇顽强的汉江南岸狙击反击战。在西线，我军以一部兵力狙击敌人；在东线，我军集中主力突然向最薄弱而又突出的横城地区的敌人发动强大的攻势，一举歼敌12900多人，解放横城，旋即转入全面机动防御战，歼灭敌人大量有生力量。为了保持战略上的主动，3月14日，我军主动撤离汉城、横城一线，接着又主动撤出汉江两岸，继续进行阻击战。敌人虽然推进了100多公里，占领了“三八线”以北的一些地区，但是却付出了被歼78000多人的重大代价，超过了前三次战役中被歼的总和。

这时，气急败坏的美军侵朝总司令麦克阿瑟，要求美国政府把战争扩大到中国，轰炸中国东北工业基地、大城市，封锁中国沿海港口，使用盘踞台湾的蒋介石国民党军队。但是，美国总统杜鲁门鉴于四次战役的惨败，深感战线太长，兵力不足，同时为了推卸战争失败的责任及平息内部的争吵，于4月11日突然下令撤掉麦克阿瑟的“联合国军总司令”、驻日“盟军最高司令官”、远东美国陆军统帅等职务，以侵朝美军第八军军长李奇微接替。

第五次战役，从1951年4月22日至6月10日，历时50天。第四次战役后，敌人企图在我侧后的西海岸线进行两栖登陆，在元山、安州一线建立所谓“朝鲜蜂腰部的新防线”，从南北两面向我军夹攻。针对这种形势，我军除加强元山一线的海岸线防御外，从4月22日开始，在正面战场上先后向敌人发动了两次强大的反击战和一些前哨战。在这次战役中，在中线，我军打到了议政府、春川以南地区；在东线，我军一举解放了襄阳，一直追至江陵以北地区。在历时一个月的战斗中，共歼敌46000多人，在整个战线上将敌人击退了50~70公里。由于我军前进较远，易遭敌人分割包围，从5月22日起，主动向“三八线”以北有利地区转移，继续狙击敌人。在以后三个星期阻击战中，我军又歼敌36000多人。整个第五次战役，共歼敌82000余人，粉碎了敌人企图在我侧后登陆、建立所谓“朝鲜蜂腰部的新防线”的阴谋，并把敌人赶回“三八线”附近。

总之，我志愿军出国后同朝鲜人民军并肩作战的七个半月中，五战五捷，共歼敌23万多人，其中美国侵略军8万多人，把敌人从鸭绿江边、图们江边打回“三八线”附近，迫使敌人由战略进攻转入战略防御，粉碎了敌人侵占全朝鲜，进而进攻中国的迷梦，从根本上改变了朝鲜战争的局势，奠定了朝鲜战争胜利的基础。从此以后，中朝部队即由战略进攻转为积极防御的阵地战，在横贯朝鲜250公里的战线上，利用有利的地理条件，构筑了一道坚固的以坑道为骨干的、相互连接的纵深防御工事体系，依托这个工事体系，运用阻击、袭击、反击、伏击和狙击等战术手段，胜利地进行了阵地防御作战，把战线牢牢地稳定在“三八线”附近。

美帝国主义在战场上遭到中朝人民军队五次重大战役的沉重打击后，在全世界人民要求和平的舆论压力下，被迫接受了苏联政府1951年6月23日提出的关于停战谈判的建议。7月10日，停战谈判在“三八线”以南我方防区的开城举行。但是，美帝国主义并没有和平谈判的诚意，一方面在谈判桌上进行政治讹诈，妄图在谈判桌上得到它在战场上得不到的东西；另一方面在战场上不断发动新的军事攻势，企图以军事压力来迫使我方屈服和让步。我方的策略是针锋相对，一方面在谈判中坚持原则，揭露敌人破坏谈判的种种阴谋，并公之于世，使全世界人民认清美帝国主义假和平真战争的嘴脸，从而迫使美帝国主义在公平合理的基础上和平解决朝鲜问题；另一方面，在战场上给来犯的敌人以沉重的打击，只要美帝国主义一天不放弃其无理要求和扩大战争的阴谋，我军就跟它一直打下去，一直打到中朝人民完全胜利为止。这样，从1951年7月到1953年7月的两年零一个月中，中朝人民军队同美帝国主义进行了一场历史上没有过的打打谈谈、谈谈打打，以打为主的军事与外交相交织的尖锐激烈的斗争。

在1951年7月26日的谈判会议上，美帝国主义荒谬地提出将军事分界线建立在“三八线”以北的我方控制地区内，企图不费一枪一弹占领我方12000公里土地的无理要求，被我方坚决拒绝。8月18日，美帝国主义集中8个师的兵力，向我方东线发动了所谓“夏季攻势”，接着又于9月29日向我方西线和中线发动了所谓“秋季攻势”。与此同时，为了配合其夏、秋季攻势，对中朝人民军队后方和后方运输线实行大规模的日夜轮番狂轰滥炸的所谓“绞杀战”，企图切断我方前线的粮食弹药的供给，卡住我方军队脖子，迫使我方与其订立城下之盟。

面对美帝国主义的新攻势，在前线，中朝人民军队坚决地顶住了敌人的进攻。从8月中旬起，经过一个月的英勇抗击，逐山争夺的激烈战斗，终于粉碎了敌人的“夏季攻势”，接着又在9月底到10月下旬，粉碎了敌人的“秋季攻势”。我军在粉碎敌人的夏、秋两季攻势中，共歼敌25万人，超过了五次战役中歼敌的总和，把战线牢牢地稳住在“三八线”附近。在后方，中朝军民紧密合作，以大无畏的气概同美国空军的所谓“绞杀战”进行了英勇顽强的搏斗。在战斗中，总结和摸索出一套有效地对付美国侵略军“绞杀战”的办法，建立了一条炸不烂、打不垮的钢铁运输线，不仅保证了前线的供应，而且将运输效率提高了几倍、几十倍。美国侵略军第八军司令范佛里特在汉城记者招待会上也不得不承认：“虽然联军的空军和海军尽了一切力量，企图阻断共产党的供应，然而，共产党仍然以令人难以置信的顽强毅力把物资运到前线，创造了惊人的奇迹。”

美国侵略军发动的“夏季攻势”、“秋季攻势”、“绞杀战”相继破产后，竟公然不顾国际公法，于1952年初采取了灭绝人性的细菌战。它开始在朝鲜北部继而在中国东北地区撒布大量含有鼠疫、霍乱、伤寒和其他传染病的毒虫，企图以此来摧毁我人畜和农作物，从根本上削弱中朝军民的战斗力。中朝两国人民紧急动员起来，开展了轰轰烈烈的防疫卫生运动，采取种种措施，动员一切可能的人力、物力、药力扑灭带菌毒虫。同时，中朝两国政府先后发表声明，强烈抗议美帝国主义的细菌战罪行，以大量确凿证据向全世界人民揭露美帝国主义的滔天罪行，激起了全世界人民的极大公愤。这样，美帝国主义完全陷于世界人民的声讨、审判的被告地位。4月28日，“细菌将军”李奇微下台，由美军上将克拉克接替。

克拉克上台后，为了挽回败局和迫使我方接受其无理的谈判要求，10月又发动了一年来规模最大的军事攻势。美帝国主义集中优势兵力，采取中间突破、分割包围战术，企图先夺取我方金化以北的上甘岭阵地，然后拿下五圣山，压逼我方后退。从10月14日开始，美国侵略军先后投入了6万多人的兵力，出动3000多架飞机和170多辆坦克，动用18个炮兵营，进攻我方当时只有两个连把守而面积不到3.7平方公里的狭小阵地——上甘岭。战斗空前残酷激烈，在44天的争夺战中，敌人共向这块阵地倾泻了近200万发炮弹和5000枚炸弹，把上甘岭的山头削平了2米，发动了900多次冲锋。但是，英雄的中国人民志愿军依托坑道工事，英勇顽强固守阵地屹立不动。举世闻名的上甘岭战役，终以歼敌27000多人而胜利告捷。

一年的谈判经验说明，要迫使敌人彻底认输，就必须在军事上再给它以更大的打击。从1953年5月中旬到7月下旬，中朝人民军队发动了三次强大的夏季攻势。在两个多月的夏季攻势中，我方先后在北汉江两岸、西线临津江右岸、东海岸以及前线敌人各个据点发起强大的反击战，占领了敌人前沿阵地，楔入敌人的纵深阵地，打乱了敌人的整个防御体系，把整个战线迅速地向南推进，扩大阵地240多平方公里，歼敌12万余人。美国侵略者在形势更加不利的情况下，不得不于7月27日同中朝方面在板门店签订了《关于朝鲜军事停战的协定》。历时三年零三十二天的朝鲜战争，以中朝人民的辉煌胜利和美国侵略者的惨败而告结束。

在中国人民志愿军赴朝作战的同时，在党中央的领导下，国内开展了一个波澜壮阔的抗美援朝保家卫国运动。全国有80%以上的人口参加了抗美援朝的爱国行动。全国各族人民都受到了一次深刻的爱国主义和国际主义的教育。全国各地掀起了空前踊跃的报名参加人民志愿军的热潮，到处出现了母亲送儿子、妻子送丈夫、兄弟相争入伍的感人事迹。各地报名参军的人数往往超过计划征集的几倍、十几倍、几十倍。如浙江省，争相报名入伍的达100万人以上。还有成千上万的铁路职工、汽车司机、医务人员和民兵纷纷组织了运输队、担架队、医疗队到朝鲜前线担任战地的运输、勤务和医疗工作。争相报名赴朝的铁路员工人数达到全国铁路员工总数的80%以上。各族人民广泛地开展了捐献武器、慰问志愿军和优待烈军属的运动。截至1952年5月，全国人民共捐献了相当于3710架战斗机价值的捐款。无数的慰问信、慰问品源源不断地送到了朝鲜前线。

抗美援朝、保家卫国运动，大大推动了国内各条战线的工作。各界人民开展了热火朝天的增产节约运动。工人阶级开展了生产竞赛，为抗美援朝前线的需要提供了大量的物资。广大农民开展了爱国增产运动。到1952年，我国的粮食和棉花的产量超过了中国历史上最高水平，有力地支援了抗美援朝前线。我国广大的知识分子和各界人士激发了爱国主义和为社会主义服务的政治热情，为我国科学文化教育事业的发展积极作出贡献。

历时三年多的朝鲜战争，是美国作战史上规模较大的一次战争。它动用了本国陆军的1/3、空军的1/5和大部分海军作为侵朝战争的主力，又盗用联合国的名义，纠集了十几个国家和地区的军队，以大量的人力物力财力投入朝鲜战争，其开支高达800亿美元，仅直接战费的消耗就在200亿美元以上。但是，最终还是被装备劣势而士气旺盛的中朝人民军队打败了。三年多的朝鲜战争，中朝人民军队共歼灭敌人109.3万多人，击落击损敌机多架，击沉击伤敌人各种舰艇257艘、各种船只290多只，击毁击伤敌人坦克2690多辆、汽车1.3万多辆，击毁和缴获敌人大量的其他作战物资，赢得了具有世界历史意义的伟大胜利。中国人民志愿军在朝鲜人民和军队的有力支援下，在中国人民的大力支持和鼓舞下，英勇奋斗，不怕牺牲，表现出了惊天动地的英雄气概，出色地完成了党和全国人民的重托。在战斗中涌现出30多万名战斗英雄和模范，其中，杨根思、黄继光、郭忠田、黄家富、孙占元、邱少云、罗盛教等就是他们的杰出代表，他们的英雄事迹和全体中国人民志愿军的丰功伟绩在世界人民正义战争史上万古流芳。

抗美援朝斗争的伟大胜利，沉重地打击了美帝国主义的侵略政策和战争政策，保卫了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的独立和我国的安全，保卫了亚洲和世界和平，也为我国经济恢复和建设工作的顺利进行营造了良好的国际环境。

抗美援朝斗争的伟大胜利，打破了美帝国主义不可战胜的神话，鼓舞了全世界被压迫人民和被压迫民族争取独立自由和解放的勇气与信心。对整个国际形势的发展产生深远的影响。这个胜利雄辩地证明，西方侵略者几百年来用战舰和大炮霸占弱小民族国家和地区，实行殖民统治的时代一去不复返了；一个觉醒了的，敢于为祖国光荣、独立和安全而奋起战斗的民族是不可战胜的。

抗美援朝斗争的伟大胜利，提高了我国的国际威望和全国人民的民族自尊心，提高了全国人民的政治觉悟，激发了全国人民的爱国主义和社会主义积极性，推动了土地改革，镇压反革命，“三反”、“五反”，知识分子思想改造等运动和各项社会民主改革的顺利进行，加速了我国国民经济的恢复和发展。

抗美援朝斗争的伟大胜利，增强了我国的国防力量，并使我们的军队和人民经历了现代化战争的考验，取得了现代化作战的军事经验，这对于我国建设一支现代化的海陆空三军和其他各兵种也有着重大的意义。

二、消灭农村封建剥削制度。空前规模的土地改革运动

新中国成立以后，东北、华北等老解放区(约有1.6亿人口)的土地改革已经完成，华东、中南、西南、西北等广大新解放区(约有31000多万人口)的土地改革尚未开始，农民群众仍受封建土地制度的束缚。根据党的七届三中全会决议，为了彻底完成民主革命的任务，摧毁农村封建剥削制度和打倒封建势力，党在领导抗美援朝斗争的同时，在全国广大新解放区开展了轰轰烈烈的土地改革运动。

解放后的土地改革运动是我国历史上规模最大的一次社会改革运动，它是根据解放后的具体情况有准备有步骤有计划地进行的。在华东、中南、西南、西北等新解放区，党和政府领导人民首先广泛地开展了清匪反霸和减租减息的斗争，经过半年多的时间，基本上肃清了匪患，安定了社会秩序。从政治上、经济上打倒了封建地主阶级当权派，废除了国民党反动统治的保甲制度。接着，普遍召开了县、区、乡三级人民代表会议和农民代表会议，初步把农民组织起来，建立了农村基层政权，培养了一批农民积极分子。这就为开展土地改革运动准备了必要的条件。

根据新中国成立初期的具体情况，党中央结合20多年来领导土地改革的经验，修改和起草了有关土地改革的各种法令和文件。1950年3月12日，毛泽东为党中央起草了一份给中共中央中南局并华东局、华南局、西南局、西北局的关于《征询对待富农策略问题的意见》的通知，提出了在土地改革中暂时不动富农的意见。6月，毛泽东在党的七届三中全会上的报告中，正式提出把征收富农多余的土地财产的政策改变为保存富农经济的政策。七届三中全会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改革法(草案)》，规定：“废除地主阶级封建剥削的土地所有制，实行农民的土地所有制，借以解放农村生产力，发展农业生产，为新中国的工业化开辟道路。”6月14日至23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国委员会举行第二次会议。会议的中心议题是讨论改革封建土地制度问题。6月28日，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第八次会议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改革法》，30日由毛泽东主席发布命令在全国施行。接着，在7—8月，中央人民政府又先后颁布了《农民协会组织通则》、《人民法庭组织通则》、《关于划分农村阶级成分的决定》、《关于土地改革中一些问题的决定》等文件。这些法令和文件是党和政府指导土地改革运动的基本文献。

为了有准备有步骤有计划地进行土地改革，党中央还决定，从1950年冬季开始，用两年半或三年左右的时间，根据各地区的不同情况，在全国分期分批地完成土地改革。第一批从1950年冬季开始到1951年春季，首先在华北、华东、中南、西北等12000多万农业人口的地区进行；第二批从1951年冬季开始到1952年春季，在华南、西南等约11000万农业人口的地区进行；第三批从1952年冬季开始到1953年春季，主要在少数民族地区约3000万农业人口中进行。中共中央还规定，在开展土地改革运动之前，县以上的领导机关都要选择少数地区进行典型试验，在做法上采取以点带面、点面结合，在总结已取得的经验的基础上，分批开展，并要求各地区立即集训一批土改工作干部，分赴各地进行土改工作。

经过了充分准备之后，从1950年冬季开始，一场规模空前的轰轰烈烈的土地改革运动在全国范围内深入开展。

在这场运动中，党的土地改革总路线和总政策同解放战争时期基本一样，就是：依靠贫农、雇农，团结中农，中立富农，有步骤地有分别地消灭封建剥削制度，发展农业生产。《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改革法》就是这条总路线和总政策的具体化，同时根据新中国成立以后的新情况作了某些新的规定。其中最大的变化是采取中立富农的政策。

采取中立富农的政策是必要的、正确的。第一，在解放战争时期，人民解放战争主要是依靠广大农民的人力、物力、财力的支援，为了满足占农村人口70%左右的贫农、雇农的土地要求，对富农采取征收其多余的土地财产的政策是必要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战争在大陆上已经基本结束，国家可以用贷款、救济等办法来帮助贫农、雇农解决生产上和生活上的困难，以弥补他们少分得的一部分土地和其他生产资料的缺陷。第二，这次土地改革规模之大是空前的，在土地改革中只动地主暂不动富农，能更有效地孤立地主。同时富农的政治态度这时也比以前有了改变，中立富农，可以更好地保护中农和小土地出租者，扩大反封建统一战线，并防止乱打乱杀现象的发生。第三，解放初期，我们的主要敌人是三大敌人的残余势力，为了集中力量对付三大敌人的残余势力，我们在策略上不能四面出击，树敌太多，因此，对富农经济有必要采取相应的政策。第四，土地改革是同民族资产阶级有密切联系的，民族资产阶级是人民民主统一战线中的朋友，采取新的富农政策，可以稳定民族资产阶级，有利于迅速恢复和发展国民经济。《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改革法》第六条规定：“保护富农所有自耕和雇人耕种的土地及其他财产，不得侵犯。”“富农所有之出租的小量土地，亦予保留不动；但在某些特殊地区，经省以上人民政府的批准，得征收其出租土地的一部或全部。”

土地改革运动要彻底消灭几千年来农村的封建剥削制度，是一场激烈的阶级斗争。封建地主阶级不会自动地放弃阶级剥削、封建特权和交出土地财产，必然要千方百计地进行反抗和破坏。他们中有的分散和隐藏土地、财产和其他生产资料、生活资料，企图逃避没收和斗争；有的隐瞒地主成分，伪装积极，骗取信任，混进农会，篡夺领导权，从内部破坏土地改革；有的用金钱、财物、粮食、美女拉拢腐蚀农会干部和积极分子，使之蜕化变质，成为地主在农会里的代理人；有的利用亲戚和宗族关系，派遣心腹、走狗混进农会，暗地进行破坏土地改革的活动；有的散布谣言，挑拨离间，制造农会干部之间、干部同群众之间、群众之间的不和及纠纷，从中逃避斗争和破坏土改；有的隐藏地契，私藏武器，等待时机，妄想变天；有的毁坏农具，宰杀耕畜，甚至纵火放毒、刺杀干部，或聚众闹事，组织反革命地主武装暴乱。地主阶级的种种反抗和破坏土地改革运动的事件，几乎到处都有发生，有的地方发生农会干部、积极分子全家被惨杀，甚至发生全村被洗劫、村民被屠杀的严重事件。

从1950年冬开始，党和政府派出大批土改工作队深入农村领导土改运动，每年达30万人以上。他们在农村访贫问苦，与贫苦农民同吃、同住、同劳动，举办农民积极分子短期训练班，召开农民代表会议，逐步地把广大农民组织起来，由少数的贫雇农小组发展到包括中农在内的农民协会；在这个基础上，通过“吐苦水”、“挖穷根”、“算剥削账”、讨论“谁养活谁”等方式，用农民群众自己的亲身经历教育农民，提高广大农民的阶级觉悟和政策水平，使广大农民自觉地行动起来同地主阶级进行面对面的斗争。对罪大恶极和破坏土改的恶霸和不法地主，则召开审判斗争大会，穷苦农民进行揭发、控诉，由人民法庭依法逮捕、惩处。这样，经过这一系列斗争，地主阶级的威风被打下去，农民阶级的统治权力牢固了。在这个基础上，经过划分阶级后，开始没收地主的土地和财产，统一地合理地按照人口、用抽补调整的办法分配给无地少地及缺乏其他生产资料的贫苦农民所有。对地主也同样分给一份，强迫他们在劳动中改造为新人。最后，由农民协会召开大会，烧旧契，发给土地所有证，庆祝翻身，动员生产。

在农村，建立了以贫雇农为核心的，包括中农在内的占农村总人口90%以上的广泛的反封建统一战线。贫农和雇农是农村中的半无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他们约占农村人口的70%，依靠他们是胜利完成土改任务的首要的基本原则。中农占农村人口的20%~30%，是极为重要的劳动者，要团结中农就必须严禁侵犯中农的利益。同时，保证各级农民协会领导成分中有1/3的人是中农积极分子。民族资产阶级中许多人与土地问题有密切联系，要稳定民族资产阶级，以便最大限度地孤立和打击地主阶级和其他反对土改的反革命残余势力。在土地改革运动中实行保护工商业的政策。在土地改革运动中，国家组织各民主党派、无党派民主人士，工商界以及文化、教育界人士参加土地改革运动，使他们在斗争中受到教育和锻炼。

到1952年底，全国大陆农村除西藏、新疆等少数民族聚居的地区外，土地改革运动取得了伟大的历史性的胜利。全国3亿多无地和少地的农民分得了7亿亩土地和大量生产资料及其他财产，免除了过去每年向地主缴纳的约700亿斤粮食的苛重地租，从此，广大农民真正获得了翻身解放。

土地改革运动的伟大胜利，摧毁了帝国主义和蒋介石国民党集团的社会基础，巩固了工农联盟，进一步巩固了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政权，并为社会主义改造和社会主义建设创造了有利条件。

土地改革运动的胜利，解放了农村生产力，有力地支援了抗美援朝斗争，促进了国民经济的恢复和发展。

在土地改革运动胜利的基础上，为了发展农业生产，党和人民政府引导广大农民实行互助合作，农业生产互助合作运动积极而又稳步地发展。1950年全国参加互助合作组织的农户有1131万多户，占农户总数的10.7%。1951年增加到2100多万户，占农户总数的19.2%。1951年9月9日，中共中央召开第一次互助合作会议，通过《中共中央关于农业生产互助合作的决议(草案)》。此后，农业生产互助合作运动迅速地发展起来，到1952年，参加互助合作组织的农户已占农户总数的40%。

三、肃清反革命残余势力，大张旗鼓的镇压反革命运动

中国共产党在领导抗美援朝、土地改革运动的同时，在全国范围内大张旗鼓地开展了镇压反革命运动。

新中国成立之初，蒋介石国民党集团逃窜台湾的前夕，在大陆上有计划地潜伏和残留着一大批反革命残余势力，其中，反动党团骨干分子60多万人，各种特务、反革命分子60多万人，溃散的政治土匪200万人。还有散居各地的一批恶霸分子、反动会道门头子等。他们散布在社会的各个角落，兴风作浪，破坏捣乱，残害人民，无恶不作。特别是西南、华南最后解放的地区，上述几个方面的反革命分子互相勾结，反革命破坏活动更为猖獗。为了保证人民生命财产的安全，为了抗美援朝、土地改革等运动的顺利进行，为了巩固新生的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政权，人民政府对反革命的破坏活动必须实行坚决的镇压。

在新中国成立后的一年中，全国共剿灭土匪数十万人，破获重大的特务案件664件，破获国际间谍案件9起，捕获特务、反革命分子13800多人，对一些罪大恶极、怙恶不悛的反革命首要分子给予严厉的镇压，在一定程度上打击了反革命的破坏活动。

朝鲜战争爆发后，国内各地的反革命残余势力，又猖狂地活动起来。他们错误地认为第三次世界大战即将爆发，蒋介石反攻大陆的时机已到。他们四出活动，炸毁工矿企业、破坏铁路交通桥梁、收集军事经济情报、烧毁仓库、抢劫物资、纵火放毒、造谣惑众、刺杀干部、残杀群众，甚至组织反革命地下军，进行反革命武装暴乱。触目惊心的反革命事件之一，就是1950年10月1日国庆节前夕被我破获的美帝国主义间谍阴谋炮轰天安门检阅台的反革命案件，美帝国主义间谍李安东、山口隆一等在美国战略情报局、东京美国占领军总部和前美国驻华大使馆北京武官处的策划和指挥下，绘制了天安门形势图，准备在我国国庆大典时，用“六〇”迫击炮炮击天安门检阅台，杀害我党和国家领导人。这一罪恶阴谋，于9月26日被我公安机关破获，未能得逞。

1950年10月10日，中共中央及时地发出了《关于纠正镇压反革命活动的右倾偏向的指示》，要求各级党委全面贯彻党的“镇压与宽大相结合”的政策，应根据已掌握的材料，对反革命分子的破坏活动，按照其罪恶大小轻重，该抓的抓，该杀的杀，该管制的管制，分别处理；对真正坦白或立功者，也应分别予以宽大的待遇。《指示》特别强调指出，对罪大恶极、怙恶不悛的匪首、惯匪、恶霸、特务和反动会道门头子，必须坚决镇压，依法惩办。《指示》还要求各地人民政府对反革命的处理，要“公布判决，在报纸上发布消息”，“在群众中进行广泛的宣传教育”。根据这一指示，各地党委、各级政府广泛地发动群众，从1950年12月开始，在全国范围内深入开展了一场大张旗鼓的镇压反革命运动。

为了指导运动健康而胜利地发展，1950年12月至1951年9月，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起草和批阅了一系列关于镇压反革命问题的文件和批示，为党制定了指导镇压反革命运动的一套方针和政策。其中最重要的是1950年12月提出的“镇压反革命必须打得稳，打得准，打得狠”和1951年5月提出的“镇压反革命必须实行党的群众路线”的指导方针，并指出，这是“继续深入镇压反革命工作和取得完满胜利的保证”。所谓打得稳，就是要注重策略，要认真贯彻镇压与宽大相结合的政策，即首恶者必办、胁从者不问、立功者受奖的政策，不可偏废。所谓打得准，就是不要杀错，既不要放过一个反革命分子，也不要冤枉一个好人。处理反革命案件必须走群众路线，必须重调查研究，重证据，不轻信口供，反对逼供信。所谓打得狠，就是要坚决地杀掉一切应杀的反革命分子，逮捕应逮捕的一切反革命分子。对那些有血债的、罪大恶极的、严重损害国家利益的、不杀不足以平民愤的反革命首恶分子，必须给予狠狠的打击，坚决杀掉一批。实行镇反中党的群众路线，就是党委领导，全党动员，群众动员，吸收各民主党派及各界人士参加，专门机关和群众斗争相结合，做到家喻户晓，人人明白。

1951年2月21日，中央人民政府公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惩治反革命条例》，条例根据党的镇压与宽大相结合的政策，规定了处理反革命案件的原则和方法，使镇压反革命斗争有了法律的依据和量刑的标准。1951年春夏，镇压反革命的群众运动形成了全国性的高潮，广大人民群众充分地发动起来，全国90%以上的人都投入了这场斗争，反革命分子陷于我公安人员和广大人民群众的天罗地网之中。

在镇反中，各地人民政府依法镇压了一大批罪大恶极、血债累累的反革命首恶分子，处决了一批两手沾满了人民鲜血的“东霸天”、“西霸天”。1951年3月，北京市首先处决了一批罪大恶极的反革命分子。在处决之前，召开了市、区各界人民代表会议和各界人民代表扩大联席会议，会上展出了反革命分子破坏活动的大量罪证，并由受害者进行血泪的控诉，随即将该杀的反革命分子押到他们过去横行不法、残害人民的地区，由人民法院开庭公审后宣布罪状，当场判刑，就地枪决。继北京之后，上海、天津、武汉、广州等大城市和全国各地都先后照此办理。在声势浩大的镇压反革命运动的威力下，反革命残余势力内部土崩瓦解，反革命分子纷纷被迫投案自首，成股的政治土匪向我缴械投降，农村的反攻倒算的地主也被迫向农会低头认罪，以求宽大处理，少数尚未暴露的反革命分子在这种形势下惶惶不可终日。全国人民欢欣鼓舞，拍手称快，热烈赞颂党和人民政府的英明措施，欢呼“人民政府有法有天”、“为民除害”，欢呼镇压反革命运动的决定性的胜利。

在镇压反革命运动取得了决定性胜利的时刻，为了总结经验、巩固已取得的成果，1951年5月10日至16日，召开了第三次全国公安会议。会上，公安部部长罗瑞卿作了报告，大会一致通过了《第三次全国公安会议决议》。报告和决议总结了镇压反革命运动七个月来的经验，决定今后镇反工作采取谨慎、收缩的方针，确定了今后斗争的任务。根据这个方针，决议规定：必须严格审查杀人名单，凡有血债或其他最严重的罪行非杀不足以平民愤者和最严重地损害国家利益者，必须坚决地判处死刑，迅即执行；对于没有血债、民愤不大和虽然严重地损害国家利益但尚未达到最严重的程度，而又罪该判处死刑者，应当采取判处死刑，缓期两年执行，强迫劳动，以观后效的政策。决议还规定了“两可”政策，即：凡介在可捕可不捕之间的人一定不要捕，如果捕了就是犯错误；凡介在可杀可不杀之间的人一定不要杀，如果杀了就是犯错误。决议规定：把捕人和杀人的批准权一律上收，捕人批准权一律收回到地区专署一级，杀人批准权一律收回到省一级，对涉及有关统一战线政策的重要分子的捕判，须报请中央批准。决议还对在共产党内、人民政府系统内、人民解放军系统内、文教界、工商界、宗教界、民主党派和人民团体内等八个方面清理出来的反革命分子的处理也作了具体规定。决议对今后镇反斗争任务作了明确规定，主要是集中力量清理现有积案和组织犯人劳动改造，对隐藏在党内、军政机关内部的反革命分子则进行有计划的清查，强调对这项清理工作必须查实证据，慎重处理。

从1950年冬开始的大规模的镇压反革命运动，迅速而又健康地、轰轰烈烈而又扎扎实实地深入发展，到1952年底1953年春，历时两年半，取得了历史性的伟大胜利。

镇压反革命运动的伟大胜利，基本上肃清了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三大敌人在我国大陆上的反革命残余势力，纯洁了国家机关，挖掉了隐患，安定了社会秩序。

镇压反革命运动的伟大胜利，造成了我国历史上从来没有过的社会安定局面，使抗美援朝战争有了坚实而可靠的后方，保证了土地改革及其他各项社会民主改革的顺利进行，为后来我国即将开始的大规模的社会主义改造和社会主义建设提供了可靠的保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