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党的七届三中全会和国民经济恢复时期的战略策略方针
一、党的七届三中全会的召开和国民经济恢复时期党的任务
1950年6月6日至9日，中国共产党在北京召开了第七届中央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各大行政区及中央各部委负责人列席了这次会议。会议通过了毛泽东《为争取国家财政经济状况的基本好转而斗争》的书面报告，听取和讨论了毛泽东对这个报告的说明，即《不要四面出击》。听取和讨论了刘少奇《关于土地改革问题的报告》、周恩来《关于外交与统一战线工作的报告》、陈云《关于财经问题的报告》、聂荣臻《关于人民解放军整编问题的报告》。会议的专题发言有薄一波的《关于调整税收问题》、安子文的《关于党的组织情况与发展和巩固党的组织问题》、胡乔木的《关于整风问题》、粟裕的《关于军事问题》和陆定一的《关于党内教育和旧学校、文化事业问题》等，最后由毛泽东作了总结。
党的七届三中全会确定了党在国民经济恢复时期的任务以及为实现这一任务所应采取的战略策略方针。
毛泽东在《为争取国家财政经济状况的基本好转而斗争》的书面报告和讲话中，分析了在胜利的形势下，我国面临的复杂斗争和困难。这时，在新解放区(约有2.1亿人口)土地改革尚未进行，仍须继续完成民主革命的任务。新政权还不巩固，特别是新解放区，地主阶级反动分子和各种反革命势力仍在进行公开和隐蔽的破坏活动，土匪、特务、间谍还没有肃清，社会秩序还不安定。国家的财政经济状况已经开始好转，但是还没有根本好转。农业生产还没有恢复，金融物价稳定以后又出现了新的困难，革命胜利引起的旧的社会经济的重新改组，使得一些私人工商业减产、停工和倒闭，失业人员也大量增加。如1950年5月全国私营工商业的主要产品与1月比较，棉布减少38%，绸缎减少47%，卷烟减少59%，普通纸减少31%。各大城市的私营工商业开业的少，歇业的多，失业工人也随之增多，仅上海市失业工人就达15万人左右。
由于社会经济的改组以及干部在执行政策中出现了一些偏差，主要是“左”的急躁情绪，使一部分人对人民政府有不满情绪。1950年初国内关系比较紧张，到三中全会召开以前，人民政府开始采取调整工商业、减轻税收等措施来解决上述问题，虽初见成效，但整个国民经济的恢复和发展，还没有获得进行大规模的社会主义改造和有计划的经济建设的条件。
根据当时国内的情况，毛泽东在报告中向全党和全国人民提出新中国成立头三年的中心任务是：争取国家财政经济状况的根本好转，恢复国民经济。经过国民经济的恢复，为大规模的社会主义改造和社会主义建设创造条件，逐步实现党的七届二中全会提出的“把中国建设成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注4的宏伟目标。
毛泽东在报告中指出：“要获得财政经济情况的根本好转，需要三个条件，即：(一)土地改革的完成；(二)现有工商业的合理调整；(三)国家机构所需经费的大量节减。”
关于土地改革问题。新解放区的广大农村还没有进行土地改革。刘少奇在《关于土地改革问题的报告》中指出：旧中国封建半封建的土地制度“是我们民族被侵略、被压迫、穷困及落后的根源，是我们国家民主化、工业化、独立、统一及富强的基本障碍。这种情况如果不加改变，中国人民革命的胜利就不能巩固，农村生产力就不能解放，新中国的工业化就没有实现的可能，人民就不能得到革命胜利的基本的果实”注5。三中全会专门讨论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改革法草案》，成立了由刘少奇负责的土地问题委员会。会后将土地改革问题和中共中央起草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改革法草案》提交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审查和讨论，由中央人民政府颁布实行。
关于现有工商业的合理调整问题。解放初期，人民政府没收了官僚资本，建立了国营经济。但是私人资本主义经济在整个国民经济中仍占有相当大的比重。私营工商业产值占全部工业产值的63.3%，职工人数占全国职工总人数的53.7%。私营商业在全国商业批发总额中占76%，零售总额中占85%。陈云指出：“在工业落后的中国，在一个长时期内，民族资本家发展工业，向工业投资，是带进步性的，是对国家和人民都有利的。”“为着发展商品的交流，国家允许私人资本经营商业，这也是对于国家和人民都有利的。”注6所以，必须通过合理的调整来解决一部分私营工商业停工减产的问题，使工厂开工，工人就业，经济恢复，从而使政府同民族资产阶级的关系得到改善。但是，资产阶级剥削工人、唯利是图的一面和生产的无政府状态，对经济的发展也有消极的破坏作用。因此，党的七届三中全会强调，调整工商业必须在巩固财政工作的统一管理和统一领导、巩固财政收支平衡和物价稳定的方针下进行，必须有利于逐步消灭发展经济中的盲目性和无政府状态。
调整工商业的中心环节是调整公私关系，“所谓公私关系是包括五种社会经济成分的关系而言”注7。三中全会批评了过早消灭资本主义经济成分的急躁情绪，指出必须使各种社会经济成分，“在具有社会主义性质的国营经济领导之下，分工合作，各得其所，以促进整个社会经济的恢复和发展”。
关于国家机关经费的节减问题。厉行节约是发展社会主义经济的基本原则之一。根据1950年国家预算，我国军费开支占总支出的38.8%，行政开支占21.4%，军政两项开支占总支出的60.2%。因此，大量节减国家机关所需费用，对于巩固财政收支的平衡和物价的稳定，对于增加建设投资有着重大的意义。
为了实现上述三个条件，毛泽东在报告中具体提出了八项工作任务，这就是：(1)有步骤有秩序地进行土地改革工作；(2)巩固财政经济工作的统一管理和统一领导，巩固财政收支的平衡和物价的稳定，调整税收和合理地调整现有工商业；(3)在巩固国防、加强人民民主专政、提高国家机关工作效率的条件下，整编行政系统，复员一部分军队；(4)有步骤地谨慎地进行旧有文化教育事业的改革，争取一切爱国的知识分子为人民服务；(5)认真地进行对失业工人、失业知识分子和灾民的救济工作，有步骤地帮助失业者就业；(6)认真团结各界民主人士，开好各界人民代表会议；(7)坚决肃清一切危害人民的土匪、特务、恶霸及其他反革命分子；(8)巩固和发展党的组织，加强党和人民群众的联系，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进行全党的整风运动。
上述三个条件和八项工作，是中国共产党为完成国民经济恢复时期中心任务的工作纲领。党的三中全会提出了迅速恢复和发展国民经济、争取国家财政经济状况的根本好转的任务，以增强社会主义的物质基础，同时又制定了一系列改革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包括政治、经济、军事、文化方面的重大措施，以推动生产的发展。把继续完成民主革命任务同开始进行社会主义革命有机地联系起来，又把迅速恢复和发展社会生产力同实行社会制度的改革统一起来，指引我国国民经济的恢复工作沿着社会主义方向胜利前进。
二、国民经济恢复时期的战略策略方针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初，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残余反革命势力还大量存在，直接威胁新中国的生存。这时在中国共产党内有一部分人产生了一种“左”的急躁情绪，看不到继续完成民主革命任务的严重性，急于提早消灭资本主义，实现社会主义。为了使全党能够统一认识、团结一致，胜利地完成国民经济恢复时期的战斗任务，毛泽东在会上作了《不要四面出击》的讲话，透彻地阐明党在这个时期内所采取的战略策略方针，周恩来、刘少奇、陈云等所作的报告，也从不同的角度来说明这个问题。
针对新中国成立初期错综复杂的斗争形势，毛泽东指出：“我们当前总的方针是什么呢？就是肃清国民党残余、特务、土匪，推翻地主阶级，解放台湾、西藏，跟帝国主义斗争到底。”“我们不要四面出击。四面出击，全国紧张，很不好。我们绝不可树敌太多，必须在一个方面有所让步，有所缓和，集中力量向另一方面进攻。”注8毛泽东所阐明的这个战略策略方针，就是要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以便孤立和打击当时的主要敌人。这是中国共产党一贯的战略策略思想，即在战略上要分清敌、我、友，明确主攻方向；在策略上要采取利用矛盾，争取多数，反对少数，各个击破的原则。周恩来在《关于外交与统一战线工作的报告》中说：“很清楚，三个敌人，四个朋友，敌友界限必须清楚。”注9“三个敌人”指的就是三大敌人的残余势力，“四个朋友”指的是工人、农民、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民族资产阶级不是敌人而是朋友，这个敌友界限必须划清。民族资产阶级将来是要消灭的，但是为了孤立和打击三大敌人的残余势力，“现在要把他们团结在我们身边，不要把他们推开”注10。毛泽东所说的不要树敌过多，要在一方面有所让步，有所缓和，主要指的是缓和与民族资产阶级的矛盾，采取“稳定民族资产阶级”注11的策略。
为什么要采取稳定民族资产阶级的策略呢？这是革命的必要步骤。首先是为了集中力量搞好土地改革，推翻整个地主阶级，彻底完成民主革命的任务。完成土地改革是恢复国民经济的首要的和基本的条件。而在土地改革中，我们的敌人是够大够多的，毛泽东在《不要四面出击》中指出有五种反动势力，这场斗争是很激烈的。如果同时还要向资产阶级开展大规模的斗争，就会造成“四面出击”，不利于形成广泛的反封建统一战线，就会影响土地改革的顺利进行。其次，采取稳定资产阶级的策略，也是为了恢复和发展生产。
正是从上述指导思想出发，党提出了合理地调整工商业，调整税收，以便改善同民族资产阶级的关系；提出了在土改中暂时不动富农的政策，以便孤立地主，团结中农，稳定民族资产阶级，顺利地进行土地改革。稳定民族资产阶级的方针，是对资产阶级又团结又斗争的方针，采取这种方针，正是为了创造条件最终消灭资产阶级。当时，有人认为可以提早消灭资本主义，立即解决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的矛盾，毛泽东指出：“这种思想是错误的，是不适合我们国家的情况的。”注12
党的七届三中全会是制定新中国成立头三年大政方针的一次重要会议。它在历史的重大转折关头，引导全党和全国人民有步骤地实现从新民主主义到社会主义的转变，具有重大的历史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