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八节 第一个五年计划的实施和提前完成
一、第一个五年计划的实施
我国从1953年开始执行发展国民经济的第一个五年计划(1953年至1957年)，标志着我国大规模的、有计划的社会主义建设的开始。
第一个五年计划的基本任务是根据党和国家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总任务提出的。第一个五年计划的基本任务是：集中主要力量进行以苏联帮助我国设计的156个建设项目为中心的、由694个大中型建设项目组成的工业建设，以建立我国社会主义工业化的初步基础；发展部分集体所有制的农业生产合作社，并发展手工业生产合作社，以建立对农业和手工业社会主义改造的初步基础；基本上把资本主义工商业分别地纳入各种形式的国家资本主义的轨道，以建立对于私营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的基础。
第一个五年计划是在中共中央领导下，由周恩来、陈云主持制定的。在编制第一个五年计划的过程中，从我国实际情况出发，在参照苏联的建设经验的同时，着重注意了以下问题：(1)在优先发展重工业的条件下，力求使各经济部门——特别是工业和农业、重工业和轻工业——之间的发展保持适当的比例，避免彼此脱节；(2)力求使建设计划同资金积累的进度(即投资力量)相适应，并适当地估计到技术力量；(3)使地方的计划同中央各部门的计划结合起来，在中央统一领导下，首先保证重点工程的建设，同时充分地发挥地方的积极性和创造性；(4)在建设中合理地利用原有的工业基地和积极地着手建设新的工业基地——这两个方面互相结合，逐步改变过去的经济发展不平衡的状态，并使经济建设的布局适应于国防安全的条件；(5)照顾到积累资金和改善人民生活两个方面，既保证国家建设，又逐步提高人民的生活，并且提出把建设项目能否如期完成、工业增长速度如何、市场能否保持稳定以及社会主义改造的进度作为检查计划执行情况的四项主要内容。这样，就使第一个五年计划基本上保证了国民经济发展的综合平衡和稳步前进。
我国第一个五年计划是实现党和国家过渡时期总路线、总任务的一个重大步骤。第一个五年计划建设的规模是很大的，国民经济各部门的发展速度也是很快的。在五年内，各项支出总数为766.4亿元，折合黄金7亿两以上。用这样大量的资金来进行国家建设，这在中国过去的历史上，是不可想象的。第一个五年计划是一个宏伟的计划，它充分反映了全国人民要求迅速改变我国贫穷落后的面貌，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初步繁荣昌盛的社会主义国家的强烈愿望。
发展以重工业为主的工业基本建设，是第一个五年计划的中心；而在苏联援助下的156个工业项目的建设，又是工业建设的中心。工业部门的基本建设投资为248.5亿元，占基本建设总投资427.4亿元的58.2%。计划规定在五年内新建和改建许多规模巨大、技术先进的钢铁联合企业、有色金属企业、电力站、煤矿、炼油厂、重型机器制造厂、汽车厂、拖拉机制造厂、飞机制造厂等，其中不少是我国工业史上的创举。计划规定，1957年工业总产值比1952年增加98.3%，即平均每年递增14.7%，其中现代工业增长104.1%，即平均每年递增15.3%。各种工业产品的产量都将有显著的增长。计划规定，工农业总产值应达到1249.9亿元，比1952年增长51.1%，其中现代工业的产值在工农业总产值中的比重，由1952年的26.7%上升到36%。在工业总产值中生产资料的产值所占的比重，由1952年的39.7%上升到45.4%。消费资料的产值则由1952年的63.3%下降为54.6%。实现这一宏伟的工业基本建设计划，就能大大提高我国工业生产的能力，初步改变我国经济落后的面貌。
克服我国农业发展落后于工业发展的矛盾，是五年计划的一个重大任务。第一个五年计划提出：在五年内，国家对农业、水利、林业各部门的基本建设投资达32.6亿元。五年内农业及副业的总产值增长23.3%，即平均每年递增4.3%；要求粮食、棉花、油料作物等主要农产品的产量都有较大的增长。
适应于我国工农业生产的发展，第一个五年计划规定要相应发展交通运输、邮电、贸易、银行和物资储备等事业。第一个五年计划还规定，大力发展我国的文化教育和科学研究事业，提高科学技术水平，积极地培养国家建设所需要的人才。
第一个五年计划还规定，在生产不断增长和劳动生产率不断提高的基础上，提高人民的物质文化生活水平。五年内，就业人数共增加约420万人，职工的平均工资增加30.3%；农村人民的购买力将增长近1倍。
积极进行对农业、手工业的社会主义改造，积极进行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是我国第一个五年计划的重要组成部分。
为了实现第一个五年计划，党和国家采取了一系列的重大措施。
(一)大力进行新的工业企业的建设
由于旧中国遗留给我们的工业基础的薄弱，因此，在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基本建设工作在整个国家经济建设中占据首要的地位，基本建设的投资占整个国家支出的一半以上，并在工业基本建设工作中注意了抓住重点，纠正那种不顾全局、不分轻重缓急、分散资金和人力从而妨碍重点工程建设的偏向。
(二)充分发挥现有工矿企业在社会主义建设中的重大作用
现有工业是实现我国社会主义工业化的基础。在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我国工业生产计划的完成，主要是依靠现有工业企业的生产。按照全国的工业总产值大体计算，1957年比1952年新增加的产值中有70%左右为原有企业所增产，由新建和改建企业增产的只占30%左右。
(三)统一调配和大力培养建设干部
在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党从各部门抽调了大批优秀干部转入工业战线，领导工业建设，同时通过各种学校大力培养技术干部。党号召老干部钻研业务、技术，努力成为工业建设中的内行，并团结、教育、改造原有的技术人员，使他们在建设事业中发挥积极作用。
(四)增加生产，厉行节约，为大规模经济建设积累资金
为了给国家经济建设积累更多的资金，在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党领导全国人民开展了增产节约运动。在1953年的大规模建设中，有些部门和地方出现了铺张浪费、不顾条件盲目冒进的偏向，影响了国家的重点建设工程，造成了财政上的困难和人力物力的浪费。对此，1953年8月中共中央号召，全国人民要增加生产，增加收入，厉行节约，紧缩开支。1955年在基本建设、企业经营管理及机关生活设施中，又出现严重浪费现象，针对这种现象，中共中央又发动了一次增产节约运动。党所发动的每一次增产节约运动，对于调动全国人民的积极性完成各项建设任务都起了重大的作用。
1956年，在全国范围内开展了先进生产者运动。4月20日至5月10日，中共中央召开了全国先进生产者代表会议。先进生产者运动成为发展我国社会主义经济的强大动力，保证了第一个五年计划的提前实现。
二、1956年的反冒进
1956年我国国民经济的发展速度，比前几年有了较大的增长。如1956年比1955年工农业生产总值增长16.5%，是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增长最快的一年。其中工业总产值比1955年增长28.1%，农业总产值比1955年增长5%。1956年基本建设投资完成148亿元，比上年增加59%。农业生产虽然遭到了严重的自然灾害，但粮食产量仍比大丰收的1955年增加176亿斤，达到3854亿斤，已经超额完成五年计划。棉花由于自然灾害比上年减少147万担，下降了4.8%。在工农业生产迅速发展的同时，全国交通运输业、商业、文教卫生和科学研究事业也有很大的发展。
但是，在社会主义建设高潮中，党内一些同志急于求成，错误地开展了反对右倾保守的斗争，使党内滋长了“左”的情绪，加上对经济建设缺乏经验，1956年度的国民经济建设计划的指标定得偏高，有些地区和部门出现了贪多求快、急躁冒进的倾向。这主要表现在：
第一，基本建设规模过大。
基本建设的项目不断追加。1956年春，全国第一次基本建设会议，将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的基建项目由原定694个增加为745个，五年内建成的项目由455个增加到477个。同年6月，基建项目又猛增为800多个，增加了15.3%。建成项目增加为500多个，增长了9.9%。
由于基本建设项目增加，基本建设投资大大超过原定计划，由1955年9月预定的112.7亿元，急剧增长为147亿元，比上年投资增长71%(后来压缩为140亿元，比上年仍增长62%)。1956年基本建设投资额占第一个五年计划投资总额的33%。
由于基本建设规模和速度过大过高，出现了两个超出：首先是基本建设投资速度超出了财政收入增长速度。1956年基本建设投资比上年增长62%，而同年财政收入只比上年增长5.7%。其次是基本建设投资速度超出了生产资料增长速度。1956年基本建设增长62%，而钢只增长46%，水泥增长40%，机器设备增长46%。基建和物资供应之间发生矛盾，造成了停工、窝工现象，1956年4月由于建筑材料和设备供应不足未能按期开工的项目，占同期应开工项目的1/5。
第二，农业生产贪多图快，急于求成。
1956年初，公布了《一九五六年到一九六七年全国农业发展纲要(草案)》，有些地区和部门不顾主客观条件是否具备，企图在三五年内，甚至一两年内就实现纲要规定十二年完成的任务。
在制订农业生产计划时，指标也是一再追加。1956年粮、棉产量指标变动多次。粮食：1955年9月确定的指标仅比上年增加1.7%，12月则改为增加8.7%，1956年5月又改为增加9.1%。棉花：1955年9月定的指标比上年减少1.3%，12月定的指标则比上年猛增为16.9%，1956年5月又升为18%。
急躁冒进还突出地表现在双轮双铧犁的制造和推广上，不顾自然条件的差异，主观地号召推广，结果农民不愿使用，不仅不能收到效益，而且造成资金、钢材、人力的大量浪费。
第三，各项事业齐头并进。
在文化教育方面，1956年大学和中专招生指标定得过高，执行时又超过了指标，造成一些高等学校师资、校舍和设备的紧张。
职工队伍也增加过多。原定计划增加84万人，结果招了230万人。职工工资调整增加多了一些，1956年职工工资总额比上年增加约27亿元，增加了国家财政开支，并引起市场供应的紧张。
在财政信贷方面也突破了原定的预算。以往每年发放农业贷款一般只增加一两亿元。1956年原计划增加农业贷款11.2亿元，结果增加了20.3亿元。原计划增加手工业、公私合营企业贷款2.9亿元，结果增加了9.4亿元。这样就使银行信贷出现差额，被迫过多地动用历年结余款。
上述事实说明，1956年国民经济建设中出现的急躁冒进倾向，带来了财政上的紧张，出现了生产资料(主要是钢材、水泥、木材等基本建设和生产所需的原材料)和生活资料严重供不应求的现象，过多地动用了国家的物资储备，造成国民经济各方面相当紧张的局面。
周恩来、陈云、李先念等及时发现了经济建设中的急躁冒进倾向，在党中央的领导下，采取果断而稳妥的措施，有效地纠正了经济建设中急躁冒进的倾向。
(一)及时地向全党指出经济建设中存在急躁冒进的倾向，强调实事求是地进行党内反冒进倾向的斗争
1956年1月30日，周恩来在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二届全国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的政治报告中，及时提醒大家要保持清醒的头脑，按照客观的需要和可能办事。他说：我们应该努力去做那些客观上经过努力可以做到的事情，不这样做，就要犯右倾保守的错误；我们也应该注意避免超越现实条件所许可范围，不勉强去做那些客观上做不到的事情，否则就要犯盲目冒进的错误。他特别强调不能借口保护群众的积极性而不重视纠正急躁冒进的错误。
1956年6月，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三次会议召开。大会是在调查研究和发扬民主的基础上召开的。会前，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委会和国务院分别作出决定，组织人大代表、政协委员和中央各部领导同志到基层视察、检查工作。国务院在周恩来主持下，向大会提出了几个经济工作报告。李先念所作《关于一九五五年国家决算和一九五六年国家预算的报告》、薄一波在会上的发言都在肯定成绩的基础上，着重指出克服急躁冒进是经济建设中亟待解决的问题。大会决议明确指出：“必须在反对保守主义的时候，同时反对急躁冒进倾向。”这次会议对动员全国人民重视和纠正急躁冒进倾向起了很大的推动作用。
为了落实这次会议的精神，在周恩来的建议下，1956年6月20日，《人民日报》发表了《要反对保守主义，也要反对急躁情绪》的重要社论。社论提出的主要论点是正确的。它指出，只有既反对了右倾保守思想，又反对了急躁冒进思想，我们才能正确地前进；克服急躁冒进的关键在于克服领导上的急躁情绪；纠正急躁冒进的偏向，要采取实事求是的态度。同时，社论又指出克服急躁冒进是纠正具体工作中的偏向，对党的“又多、又快、又好、又省”的方针、农业发展纲要四十条，要根据各地区各单位的实际情况坚决地加以执行。社论对于提高人们对纠正急躁冒进倾向的认识，起了重要的积极作用。
(二)着重于总结经验教训，探索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客观规律
1956年9月，在党的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周恩来在《关于发展国民经济的第二个五年计划的建议的报告》中，系统地总结了我国实施第一个五年计划以来经济建设的经验。他指出，应按照我们实现社会主义工业化的根本要求和国家物力、财力、人力的可能条件，合理地规定国民经济的发展速度，把经济计划放在既积极又稳妥可靠的基础上。薄一波的发言就处理积累和消费的比例关系问题，总结了经验，提出：今后若干年内，在通常的情况之下，我国国民收入中积累部分的比重，不低于20%，或者略高一点；我国国民收入中国家预算收入的比重，不低于30%，或者略高一点；我国国家预算支出中基本建设的比重不低于40%，或略高一点。1957年1月18日，陈云在省、市、自治区党委书记会议上作题为《关于财政经济问题》的重要发言，精辟地指出：建设规模的大小必须和国家的财力物力相适应。适应不适应，这是经济稳定或不稳定的界限。为了防止经济建设超过国力的危险，他提出财政收支、银行信贷和物资供需都必须平衡，并略有结余；要重视研究国民经济的比例关系，从我国的经济现状和过去经验中去寻找合理的比例关系。
(三)采取积极稳妥的经济措施，切实纠正急躁冒进的错误
首先，修订了计划，压缩了指标。当时对工农业生产主要指标进行压缩，将原定的1956年工业总产值增长21.7%，减缩为增长19.7%；粮食由增长9.1%，降到增长8.4%；棉花由增长18%，改为增长17.1%。1956年的基建投资，从原定的170亿元，压到140亿元。还对1957年度国民经济计划指标作了调整，将1957年基本建设投资调整为111亿元，比上年减少20%。
其次，开展增产节约运动。1957年初，陈云建议开展广泛地增产节约运动，克服1956年由于冒进偏向造成的经济生活和财政信贷的种种困难。2月，党中央向全党发出了《关于一九五七年开展增产节约运动的指示》。由于在全国范围深入地开展了增产节约运动，对缓和财政经济的紧张局面、完成当年的国民经济计划和超额完成第一个五年计划，起了重要作用。
1956年反冒进及所采取的措施是正确的，效果是良好的，可以说是建国以来在经济建设方面成功地纠正错误倾向的一个范例。
三、第一个五年计划提前完成
发展国民经济的第一个五年计划，由于全党和全国人民的努力，加上苏联和各人民民主国家提供的物资和专家支援，到1956年绝大多数指标都提前完成了。
从基本建设来看，从1953年到1956年基本建设投资额达411.7亿元，比1952年增长240%，其中重工业的投资是151.5亿元，轻工业投资26.4亿元。新中国成立7年来工业固定资产共增加155.2亿元，比旧中国近百年积累起来的工业固定资产124亿元还多。7年来新建和改建的大小企业共1万个以上，其中限额以上的大企业就有729个，到1956年底全部或部分投入生产的有400多个。
由于大批新建和改建企业的投入生产，开始改变了旧中国工业落后的面貌，我国已经开始有了飞机制造业、汽车制造业、新式机床制造业、发电设备制造业以及高级合金钢等新的工业部门。一批为国家工业化所必需而过去又非常薄弱的基础工业建立了起来。
从工农业生产的发展看，1956年工农业总产值达到1252亿元，比1952年增长54.6%。其中工业达到642亿元，比1952年的349亿元增长了84%，平均每年递增19.6%。1956年农业总产值达610亿元，比1952年的461亿元增长32.3%，平均每年递增4.8%。都提前超额完成了1957年的计划规定的指标。
如果和1949年相比较，工农业总产值比1949年的466.1亿元增长170%，其中工业总产值比1949年的140.2亿元增长3倍以上。
新中国成立七年来钢产量从1949年的15.8万吨，到1956年达到447万吨，增长28.2倍。
从粮食产量来看，1956年是3854亿斤，比1949年的2263亿斤，增加1591亿斤，增长70%。棉花1956年的产量是2890万担，比1949年889万担增加2001万担，增长225%。(粮、棉尚未达到1957年计划指标。)
新中国成立七年来我国国民经济发展速度比较快，而且经济效果比较好，重要经济部门之间的比例比较协调，市场繁荣，物价稳定。商品零售总额1956年达到461亿元，比1950年的170.6亿元增长170.2%。农副产品采购额1956年达到184亿元，比1950年的80亿元，增长了130%。
七年来，在生产不断发展的基础上，我国人民生活有了显著的提高。在1949年到1952年的国民经济恢复时期，全国职工的平均工资提高了70%以上。而从1953年到1956年全国职工的平均工资提高了36.8%，平均年工资1952年是446元，1956年增长到610元。
我国5亿多农民的生活，在农业生产不断增长的基础上，同样得到显著的改善，从1949年到1952年，各地农民的收入一般增长30%以上，1953年到1956年，全国农民的收入又增长了24.3%。
七年来由国家投资建设的职工住宅面积累计8100万平方米。享受劳动保险的职工从1949年的60万人增长到1956年的741.7万人。在此期间，我国科学文化教育卫生事业也有很大的发展。
第一个五年计划的提前完成，开始改变了我国经济、文化落后的面貌，为此后的经济建设提供了更好的物质技术条件。